《新民主报》（土耳其）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中东未治愈的两个伤口之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再次开始流血。以色列正把加沙从地图上抹去，无辜之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正被屠杀。文字不足以描述加沙的人间惨剧。史家必定会记录加沙发生的事情，但是作家必须首先描述这支配着全世界的十恶不赦的残暴和黑暗。这样，所发生事件的真实情况就可以被讲述出来，并记录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使其永远不再发生。只有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正确的政治解决，才有可能在集体记忆中记录教训。史学和文学应为制定和发展这一正确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10月7日清晨，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攻势震撼了以色列，震撼战术的预期效果实现了，已经被“遗忘”一段时间的巴勒斯坦问题再次成为了全世界的首要政治问题。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为成为政治议程上的头等大事而付出生命。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是合法的，正是巴勒斯坦受到了攻击，正是巴勒斯坦人正在非正义的侵略下生活。10月7日清晨前就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哈马斯10月7日的攻击是对以色列系统性大规模攻击（包括建立新定居点）的一次小型军事反击。它的主要影响是由于哈马斯的震撼战术让以色列措手不及。不考虑以色列的系统性攻击，就不可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找到正确的立场。不难看出，在与不安全相关的立场中，这些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

10月7日的攻击不仅把巴勒斯坦带到了世界政治议程的头等大事中，而且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是现在？”紧接着的问题是，谁或什么东西从攻击中获益，谁又从这种情况中受益。不应忘记，沿着这一轴心处理问题有可能偏离问题的核心，陷入阴谋论。与这两个问题相协调，必须讨论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并将正确的政治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问题的。

值得关注的时机

哈马斯是被迫发动这次袭击的。为了在巴勒斯坦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哈马斯不得不发动这次袭击。“亚伯拉罕协议”使以色列与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并朝着两国解决方案迈出了步伐。“亚伯拉罕协议”打破了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孤立状态，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的最大工具——合法性——开始失去作用。作为“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即将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位于约旦河西岸。换言之，该计划是在哈马斯影响力有限、法塔赫活跃的地区建立巴勒斯坦国。

2005年选举之后，哈马斯于2007年在加沙地带发动政变，将包括法塔赫在内的革命的民主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逐出加沙地带。与之对应，法塔赫将哈马斯逐出了约旦河西岸。双方后来同意向对方的活动开放各自的领土，但这种开放是有限的。巴勒斯坦实际上被一分为二，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在现阶段，哈马斯不得不接受2007年政变的负面影响，并为其行为付出代价，因为它分裂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削弱了其相对于以色列的狭隘利益。在当前情况下，哈马斯被限制在加沙地带，面临着被排除在巴勒斯坦未来之外的问题。哈马斯已采取步骤破坏这种平衡，并在其中为自己创造一席之地。10月7日的袭击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哈马斯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将自己排除在巴勒斯坦的未来之外，并扭转或至少中断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孤立进程。10月7日的袭击是决定性的一步，震惊了全世界，包括以色列。平衡被严重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说10月7日的进攻达到了目的。袭击发生后，哈马斯立即提出停火和交换人质的建议，使这一成功具体化。以色列和美国以这将加强哈马斯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们看到10月7日的袭击打断了该地区因“亚伯拉罕协议”而形成的对以色列有利的积极势头。它已经形成了接受哈马斯为对话者的态度。

以色列对加沙的不对称攻击迫使该地区各国与以色列保持距离。不言而喻，迫使该地区各国保持这种距离的主要力量是该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程度，以及作为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的这些国家期望一有机会就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一事实。

现在回答哈马斯能否在“两国解决方案”和巴勒斯坦的“未来”中占有一席之地还为时过早。哈马斯在加沙的抵抗已经深深镌刻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记忆中，但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能否在巴勒斯坦的“未来”中继续存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还有待回答。

注重事实，而非阴谋论

阶级斗争中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对发动斗争的力量之外的其他力量的立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有人会对10月7日攻势所创造的条件感到满意，也有人会感到不满意。这并不意味着利用新形势的力量在创造新形势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这种说法需要具体的数据。目前还没有具体证据表明伊朗或俄罗斯在这方面指使了哈马斯。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关注事实，而不是“幕后”势力。此外，正如我们在时机问题上所表明的，哈马斯从10月7日的袭击中获益最大。因此，阴谋论应该被忽略。哈马斯的政治目标清晰明确。没有秘密可言。这里只有一个未解决的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力量之一在这一民族问题向新阶段过渡的前夕为自己开辟一片天地的企图。

以色列对袭击视而不见的理论是不现实的。摩萨德也不可能没有关于袭击的情报信息。显然，以色列的技术装备和专业知识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打盹”。事实上，据媒体报道，就连埃及也提前三天向以色列发出了警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理论首先应予以摒弃，因为它假定以色列和美国无所不能，给人的印象是当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做出最客观、最正确的决定。以色列领导人似乎没有正确评估“危险”的程度。如果他们评估正确，就不会让以色列在该地区“不可战胜、坚不可摧”的形象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本可以采取措施限制哈马斯的袭击，从而削弱其政治影响力。然而，在这种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强势一方比弱势一方更容易弥补自己的弱点，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包括阴谋论在内的许多理论都是不符合现实的。最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被用来贬低被压迫者和无权无势者的合法努力。我们绝不能掉进这个陷阱。

伊朗是继哈马斯之后从10月7日袭击中获益最大的势力。“亚伯拉罕协议”签订后打破以色列在该地区孤立的进程被中断。这种情况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众所周知，哈马斯与伊朗发展密切关系已有一段时间。在美帝国主义的要求下，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等大国与巴勒斯坦保持距离，这对哈马斯与伊朗关系的深化产生了影响。卡塔尔与哈马斯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伊朗与哈马斯之间的关系应在利益一致的轴心上进行分析。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这种关系是合法的。因此，如果批评哈马斯是通过与伊朗的关系而成为被利用的工具，那就会掩盖问题的核心。哈马斯的性质及其关系的内容是另一回事。我们要在此指出，哈马斯与任何其他民族运动一样，有权建立外交关系并利用对立阵营的矛盾。

那种认为俄罗斯鼓励或指示哈马斯发动10月7日袭击，因为当中东再次陷入巴勒斯坦问题时，这将给俄罗斯在乌克兰提供喘息空间的主张也是不切实际的。自10月7日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势并未明显加强。然而，希望进攻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俄罗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事态发展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问题的恶化将加强美国在该地区日益下降的利益，并为其在该地区的新行动提供理由。事实上，阿勒颇机场是以色列最先攻击的地点之一。俄罗斯冒着失去叙利亚的风险来换取“棋盘”上的乌克兰，这与俄罗斯所追求的军事扩张（非洲等）和帝国主义观点不符。事实上，美国将注意力从亚太地区转移到中东将有利于中国。

10月7日，美国和以色列走到了一起。他们试图通过“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建立的新平衡被动摇了。巴勒斯坦问题以一种它从未想过的方式被提上了世界议程。与以色列一样，巴勒斯坦也受到了10月7日袭击的直接影响，并蒙受了损失。因此，美国不可能对哈马斯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是第一个与以色列一起采取行动改变局势的国家。

除美国外，欧盟和日本也参与了这一进程。总之，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集团正面临着中东有利于自己的进程先被打断，然后彻底失败的风险。他们正准备维护他们的霸权，以武力扭转不利于他们的局面。

通过10月7日的袭击，哈马斯破坏了“亚伯拉罕协议”所营造的有利于以色列的氛围，提醒以色列在“两国解决方案”中必须考虑哈马斯。在此背景下，10月7日的袭击使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整体利益复杂化。美国及其盟友在以色列身上受了伤。

土耳其的立场需要单独评估。我们只想说，土耳其的“调解”努力已经失败。此外，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也没有受到重视。在国内，迫于政治伊斯兰崛起的压力，土耳其不得不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场。然而，这一立场并不涉及巴勒斯坦问题。它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否则，就不会允许正在中东备战的北约进行扩张，与以色列的贸易也不可能在不失去动力的情况下继续下去。对于土耳其国内民众“强硬”的亲巴勒斯坦言论，以色列的反应是重新审视两国关系，降低两国关系的级别。我们已经可以说，这种情况今后将给土耳其带来更大的压力。

支持巴勒斯坦并不等于支持哈马斯

巴勒斯坦民族问题是帝国主义时代固有的民族问题。因此，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正如承认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不是无产阶级支持这一运动的先决条件，而是其利益标准一样，必须区分巴勒斯坦民族组织（无论是否革命），在确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内容和范围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区别。

加沙大屠杀使支持民族运动的问题凸显出来。哈马斯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民族运动。忽视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特征，只关注其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就等于忽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压迫。这将使巴勒斯坦问题沦为加沙的伊斯兰教法主义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的冲突，并使我们偏离问题的核心。具体来说，这种疏远意味着有利于以色列的冷漠/中立。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否应该不加区分地采纳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每一项要求，我们是否应该支持每一个组织？如果我们支持，我们与资产阶级的赞许行动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我们在哪里划分这条线？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我们是谁。在这方面，共产党人的原则是从自己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当我们用这两个标准分析哈马斯时，共产主义者对哈马斯的态度就变得更加清晰。民族问题上革命主义的唯一标准是自由分离的权利（FSA）是否得到了捍卫。哈马斯捍卫自由分离的权利（民族自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组织。这就是问题变得复杂的地方。哈马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换句话说，它想让巴勒斯坦回到黑暗的中世纪。“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哈马斯虽然在民族问题上持革命立场，但它是巴勒斯坦封建反动势力的政治组织。它希望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和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特性。这是哈马斯和原教旨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立场。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民族是在极其落后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民族建立过程中，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团结在一条线上。换言之，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团结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路线问题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内部存在着两大潮流。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希望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而法塔赫、人阵（PFLP）和其他组织则希望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团结和独立。很明显，这两条路线中哪一条能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中哪一条路线能带来有利于巴勒斯坦无产阶级的结果。事实上，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已经讨论并解决了这一情况。我们将只引用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部分：“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分子作斗争；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从论文中可以看出，这场斗争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的反应绝不能变成对哈马斯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同情。共产党人必须清楚这一点。至于列宁提到的第二个支持标准：哈马斯在2007年发动政变，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在加沙建立政治垄断，阻止代表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的革命民主路线的政党和组织用革命民主思想教育和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并继续这样做。就哈马斯而言，第二条标准否定了第一条标准。这意味着哈马斯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因为无论其政治性质如何，它都支持各民族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自决权，并通过其斗争损害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利益。从主观上讲，它是反革命的，因为它有系统地阻止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用革命思想教育和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而且作为巴勒斯坦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它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使巴勒斯坦人民陷入中世纪的黑暗。哈马斯的政治纲领与巴勒斯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公开对立，不可调和。因此，共产党人支持哈马斯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必须与支持哈马斯区分开来。支持的对象是巴勒斯坦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斗争，以及通过这一斗争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哈马斯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成功，它才能为巴勒斯坦事业发挥积极作用。这就需要区分巴勒斯坦问题和哈马斯所代表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识形态政治路线。就巴勒斯坦问题而言，哈马斯的合法性以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为限。无论是哈马斯自2007年以来在加沙的行动，还是其在10月7日袭击中劫持人质和屠杀平民的政策，都是不对的，都不应得到支持。以伊斯兰教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将所有犹太人逐出中东的政策是其基础，这一政策不仅不应得到支持，而且必须成为积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目标。哈马斯在所有人民和心系巴勒斯坦人的共产主义者中唯一应该引起同情的是，尽管它是反动的，但它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因为哈马斯的性质，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回到现在：以色列在10月7日之后发动的侵略和在加沙的大屠杀，即使涉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算计，本质上也是为了加速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解决方案”。尽管“两国解决方案”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作为该问题的无产阶级解决方案的替代方案被提上日程的。在10月7日之后，这一帝国主义解决方案将在对巴勒斯坦民族最不利的条件下具体化。

帝国主义强加的“两国解决方案”

巴勒斯坦问题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民族问题，与犹太人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方面，它具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性。以色列不是典型的殖民者，巴勒斯坦也不是典型的被殖民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帝国主义为以色列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它满足了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英国对“中东前哨”的需求。犹太人一直声称巴勒斯坦是他们的财产，而在巴勒斯坦建国50年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必要性就已经得到宣传。西奥多·赫茨尔的《犹太国》一书于1918年出版，以色列就是在这本书的宣传下成立的！帝国主义瓜分战争和《贝尔福宣言》（《贝尔福宣言》是第一次帝国主义瓜分战争期间试图建立犹太国的结果，由劳合·乔治时期的英国内阁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领导。1971年公布）使他们获得了某些权利和保障。随着第二次帝国主义瓜分战争的结束和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揭露，有利于犹太人的舆论基本上支持在这一进程中采取的步骤。从英国手中接过霸权的美国支持建立以色列，以实现英国的“前哨”政策，以色列于1948年成立。以色列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把土地卖给了犹太人”，而是因为帝国主义需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与某些圈子的说法相反，巴勒斯坦人卖给犹太人的土地数量很少。从1948年至今，以色列用武力侵占了所有土地。

与典型的殖民主义不同，在巴勒斯坦，当以色列试图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时，它没有可以依赖的合作的土地所有者阶层。这是因为以色列要的不是政治霸权和剥削，而是土地，甚至是一个国家。这导致巴勒斯坦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除个别情况外，都将自己定位于反对以色列。这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独特之处。以色列的吞并政策不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妥协的可能性。这影响了民族斗争中暴力的范围和规模。

以色列的建立可能“补偿”了犹太人所遭受的历史不公，但这绝不是帝国主义的目的，它导致了现代最大的不公之一，即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巴勒斯坦问题是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分而治之”政策的一个悲剧部分，巴勒斯坦人对此负有部分责任。随着以色列的建立，帝国主义永久性地分裂了中东各族人民，并通过保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意，为统治该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分裂了中东各国人民，使他们相互对立，并通过将各方特别是以色列与自己捆绑在一起，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该地区。在这方面，巴勒斯坦问题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中观察到国际形势、帝国主义在这一形势下的政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国人民的立场。

巴勒斯坦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地区政策的发展并行不悖。随着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被逐出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离开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移民到了约旦。约旦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约旦建立独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分裂巴勒斯坦人，并在该地区创造安全的政治条件，使以色列能够繁荣发展。约旦是由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该地区定居的当地非巴勒斯坦阿拉伯部落和彻尔克斯人联合建立的。移居约旦的巴勒斯坦流亡者很快开始在约旦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将约旦的政治议程导向巴勒斯坦。这导致了推翻侯赛因国王的企图。美国和约旦统治者利用这一点，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约旦，进行了一场与以色列类似的大屠杀。大部分被驱逐出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都去了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对约旦政治的影响很快表明，如果以色列要生存，约旦就必须生存，巴勒斯坦人不应集中在一个地区。否则，一个“大巴勒斯坦”可能会出现，并在以色列萌芽时就将其击垮。约旦流亡之后，帝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政策的基础之一就是将他们尽可能地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黎以战争期间，一些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被安置在突尼斯。他们被逐出约旦后，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黎巴嫩。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经济开始发生变化、革命浪潮涌动的年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爆发了民族独立战争，中国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欧美发生了1968年运动等重大动荡，聚集在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周围的群众参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程度显著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主要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反对以色列的斗争采取了武装游击战的形式。

在这一转变中，卡拉迈的胜利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法塔赫游击队在卡拉迈越过黎巴嫩边境，阻止了以色列军队的进攻，迫使其撤退。这场在军事上可定义为小规模边境冲突的冲突给了巴勒斯坦人民极大的自信，打破了自1948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消极抵抗路线。卡拉迈的胜利也改变了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内部的平衡。一直由沙特支持的消极抵抗组织主导的巴解组织的政治领导权转向了武装抵抗组织。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的新领导人，法塔赫迅速成为巴勒斯坦革命民族运动的最大组织。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起起伏伏，但巴勒斯坦革命民族斗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起来。这条路线遵循革命武装军事路线以及建立革命民主、世俗和社会主义巴勒斯坦的观点。“戴维营协议”（1978年）是这一路线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在戴维营，法塔赫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妥协，接受“两国解决方案”，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巴勒斯坦的，并将巴勒斯坦独立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巴勒斯坦人民没有接受“戴维营协议”。自协议签署以来，法塔赫的威信也严重受损。巴勒斯坦革命民族运动的大多数组织都拒绝接受“戴维营协议”，并发起了第二次大起义，其中包括法塔赫内部的一些团体。

随着第二次大起义，哈马斯登上了巴勒斯坦的历史舞台。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的青年组织。它以这种形式一直活跃到第二次起义。众所周知，它得到以色列的公开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合作，对付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抵抗战士。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青年号召进行武装斗争，但这一提议遭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总部的拒绝。因此，哈马斯断绝了与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组织。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有着黑暗的过去。据说他一直与以色列和美国保持联系，但在决定加入武装抵抗组织后被以色列暗杀。

“戴维营协议”签署之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浪潮开始消退。随后，在1990-1991年间，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次伟大政治失败”宣告结束，尽管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在“历史终结”前的日子里，美国和以色列也动员起来，击退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

第二次大起义一直不平衡地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此期间，哈马斯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攻击，但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运动继续由法塔赫和其他革命民主组织领导。这些组织是以色列攻击的主要目标。许多革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被暗杀，这些组织的领导层损失惨重。巴勒斯坦共产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巴尔加特（Mustafa Barghati）在拉姆安拉的办公室被暗杀；法塔赫抵抗路线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和人阵领导人艾哈迈德·萨阿达特被抓获，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BOP的加速实施为穆斯林兄弟会和该地区的整个伊斯兰政治铺平了道路。哈马斯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在巴勒斯坦民族革命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BOP之后积极参与巴勒斯坦政治。如果说帝国主义支持哈马斯参与巴勒斯坦政治是一种现象，那么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事业的疏远以及部分夺权后的迅速堕落则是另一种现象，也是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政治中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哈马斯参加并赢得了选举。它利用选举提供的机会巩固其在巴勒斯坦人民中的权力，并对其政治对手施加压力。巴勒斯坦人民并不喜欢这种政治。巴勒斯坦不可能按照伊斯兰教法来治理，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有自己的未来，要求结束哈马斯。在这种氛围下举行的2005年选举中，哈马斯未能在加沙地带以外赢得多数票，输掉了选举。哈马斯不承认这一结果，为了不放弃权力，它推迟了政治进程的完成，最终于2007年在加沙发动政变，目的是不放弃已获得的机会。哈马斯在加沙攻击法塔赫和其他民族革命政党和组织，阻止他们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在政变和随后的冲突中，哈马斯在加沙屠杀了数百名巴勒斯坦革命民主人士。通过这次血腥政变，哈马斯成为加沙唯一的政治力量，并自2007年起统治加沙地带。此后，哈马斯一直被困在加沙。哈马斯因此受到“威胁”，在巴勒斯坦问题的未来走向强加的“两国解决方案”时，哈马斯将成为一个不起作用的因素。这种对未来冲突的困惑和排斥迫使哈马斯在10月7日发动袭击。

“两国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就被提上日程，帝国主义将其强加为“解决方案”，该地区的合作国则为其辩护。以色列拒绝了这一“解决方案”，因为约旦和阿拉伯国家将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创造战略纵深。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进行了有计划的吞并，试图为巴勒斯坦留下极少的土地。巴勒斯坦的共产党人坚持要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

今天，巴勒斯坦甚至没有1967年的边界，更不用说1948年的边界了。巴勒斯坦已被尽可能多地分割，而且这种分割还在继续。巴勒斯坦由加沙的一小块沿海地带和西岸的小定居点组成！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巴勒斯坦不可能真正独立。巴勒斯坦完全只能从事小规模生产和农业。这样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在获得贸易和生产所需的资源方面将任由以色列和约旦摆布。然而，巴勒斯坦国的存在被视为对以色列的直接威胁，国际力量对比的可能变化将使以色列保持警惕。因此，以色列不准备放弃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将作为巴勒斯坦的一个行政区继续存在，并有可能成为巴勒斯坦通往世界的门户。10月7日的袭击为以色列提供了期待已久的“摆脱”加沙地带的“机会”。以色列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取决于加沙人民的抵抗、世界人民对巴勒斯坦的声援程度以及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程度。

以色列统治者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集团的解决办法是不给巴勒斯坦留下任何东西。最反动和沙文主义的巴勒斯坦阶层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充其量接受其作为二等公民的生活（根据伊斯兰教法）。但以色列人没有家园可回。这意味着，摧毁以色列将构成对犹太人民新的历史不公。犹太人所遭受的历史不公已经被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新的历史不公所“补偿”。现在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如果不对犹太人实施新的不公正，就无法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完全补偿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显然，所有的流血和不公正都加剧了双方仇恨永久化的趋势，而民族主义想要实现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彻底消灭对方。这不是解决办法。

以人民的兄弟情谊为基础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一个单一的国家内实现两个民族（bi-national）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只能在一个以各民族人民完全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伞下解决，在这个国家中，各民族的自决权得到保障，而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消除建设和发展一个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在兄弟情谊和安全中生活的社会的障碍，并且能够防止新的不公行为的发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巴勒斯坦无产阶级必须将其所有力量投入到争取巴勒斯坦独立的斗争中，并以各种斗争形式创造性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占领。哈马斯崛起的最重要启示是，如果不拥抱巴勒斯坦独立斗争，不抵抗占领者，就不可能赢得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成功地摆脱仅仅因为以色列人在军队服役就把他们视为敌人的路线，我们必须把阶级政治和阶级兄弟情谊置于沙文主义民族主义之上，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及其屠杀，我们必须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毫不妥协。只有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这样的斗争，才能将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团结在共同的利益之下，防止人民被帝国主义利用来谋取利益。

犹太复国主义和政治伊斯兰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统治者中最反动和沙文主义部分的理论和政治路线。两者都向人民许诺除了更多的鲜血、眼泪和死亡，没有别的选择。而无产阶级则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许诺了一个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自由分离的权利将得到保障，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将得以实现。

《新民主报》（YENİ DEMOKRASİ），第149-1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