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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

作为拉丁美洲第一次奴隶起义运动的发源地，从十六世纪的逃奴堡（quilombo。指逃奴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军事营地，译注）起义开始，巴西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不间断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今天）的斗争史，这些革命运动史本应被书籍、文章和研究所囊括。

然而，过去的斗争却被统治了巴西近十四年（从2003年到2016年）的机会主义的虚伪的左翼政府所分析，甚至利用，如今已经很难再找到有关革命力量斗争的资料了。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旨在更深入地了解自1995年以来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运动，巴西政府相继更迭和自称“左翼”、“亲人民”，实则是帝国主义主子的代理人（包括屠杀农民）的政府，和现今法西斯主义者博索纳罗的政府。

一、从被殖民时代到1995年

为了对巴西的土地斗争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自1500年来巴西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历史。直到1882年，巴西才根据政策正式从葡萄牙王国独立并成为“巴西帝国”，然后又成为了英国的半殖民地。事实上，土地的所有权与殖民地时期并无不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庄园主占据着50%的土地，与此同时，91%的农民只有不到20%的土地。尽管据说不同政府承诺或实施了数次“土地改革”，但仍然有500万户农民没有任何土地。

索要土地权利的第一次起义是由一些逃奴堡的逃跑的非洲奴隶的团体领导的。自从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后，巴西发生了许多次逃奴堡起义，但由于数量和军事的劣势使他们在面对殖民者时处于防守地位。巴西东北部帕尔马雷斯的逃奴堡是他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持续了一百年，抵挡住了多次围剿，最终在1694年失败。因此，起义者们被迫寻找新的土地，这些土地要么无法进入，要么偏僻，而他们又不可能夺取大片土地。这种情况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贫农。此外，随着1888年奴隶制的终结，大批的前奴隶自愿深入巴西的深处地带，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社区保留了下来，那里的居民一直在为保有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斗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连串的起义爆发了，由于这些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一群虔诚的传教士，这些起义被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因此被称为“弥赛亚”起义。安东尼奥·康赛雷洛领导的巴西东北部卡努多斯起义就是如此，这场起义持续了约三十年（1867至1897）。他们遇到了三次武装战役，直到今天，这场仍被认为是巴西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另外，在巴西南部爆发的“康特斯塔多（Contestado）起义”（1912至1916）是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所有这些斗争的主要目的都是耕者有其田，所有这些斗争都遭到了殖民地镇压部队和独立后的巴西军队的血腥镇压。

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的自发起义和土地夺取加剧了土地斗争，这一方面受到了巴西共产党在1935年11月领导的武装起义的鼓舞，另一方面则受到了瓦加斯军事统治（1930-1945）的终结的鼓舞。主要是在1948年和1953年，巴共领导了这些运动，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联盟。1953年，经过不同组织的农村工人和贫农整合后，巴西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农业工人与贫农全国会议，成立了巴西农业工人与农民协会（ULTAB）。

巴共领导为农民运动提供了清晰的政治路线——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表明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清晰道路：武装斗争。这使运动具有了更明确的政治性。以波雷卡图市（在巴拉那州内）的斗争为标志，超过300个家庭占领了约4000公顷（40平方公里）的土地。农民们组织武装民兵来保卫他们夺取的土地。这起初只有防御作用，但随着斗争的激化，对大庄园主及其武装发起了战术进攻。

波雷卡图的例子鼓舞了许多其他的武装占领。例如，在巴伊亚州的南部，以及位于特龙巴斯市和福莫苏市的米内罗大三角地区。农民们将自己组织进战斗联盟（militant leagues）成为了整个拉丁美洲武装运动的参照点。

运动的发展因两个事件而停止：1、巴西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代表、“基础改革”的拥护者乔·古拉特成为劳工部长，之后又被选为巴西总统。他笼络了大多数工会和群众组织，反对农民运动。尽管承诺进行一系列的进步改革（例如将最低工资增加100%和对“土地改革”含糊承诺），但带有“用法律或强力进行土地改革”的运动仍遭到了武装抵抗。2、巴共领导层的右倾，使得与武装斗争背道而驰的改良主义路线占据上风。1956年后不久，这一路线拥抱了赫鲁晓夫路线，导致党抛弃了农民联盟，将土地斗争集中在合法斗争内，要求历届民粹主义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拒绝通过武装与农民建立斗争联盟，并将此看作是“左倾机会主义”。

这导致了导致了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内部分裂，通过毛泽东思想将党重组为巴西共产党（PCdoB），并采用人民战争进行武装斗争。因此，联盟依然受共产党人和一些受到古巴革命影响的左翼势力领导。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成为了控制巴西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最大问题，以至于它在1964年煽动了军事政变。新成立的法西斯军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并镇压所有的农民联盟，导致了对联盟的领导者和群众的血腥屠杀。

军政府有效地进行了镇压；在帕拉州，即东亚马逊尼亚（一片广阔的亚马逊热带森林，覆盖了巴西8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60%，虽然很大一部分森林已经被破坏）重组后的共产党与农民一同组建了阿拉瓜亚游击队，进行人民战争，经过了三年的抵抗后被击败。土地斗争变得缺乏组织，直到军政府开始衰弱（70年代末期），新的组织才再次出现，其中一些由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牧师所领导。1985年，无地工人运动(MST)成立。1995年，工农联盟（Worker’s and Peasant’s League）成立，但很快就分为成工人联盟与贫农联盟。

二、科伦比亚拉抵抗和圣埃琳娜战斗

当军政府的必要性减弱和它的统治在1985年彻底终结时，资产阶级称这是“民主的回归”，将带来彻底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这种状况使农民建立了“无地工人运动”（MST），目的是继续推进农民联盟的土地改革斗争。

与此同时，1982年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劳工党（PT）自称是工农权利的捍卫者，并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承担这一角色。随着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机会主义者们摘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将他们的斗争集中到巴西的腐败选举上。无地工人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寄希望于劳工党能赢得选举，相信土地改革的可能性将随之而来。

在成立的头十年，这个矛盾在无地工人运动中得到讨论和辩论，但朗多尼亚州的局势表明了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在革命者与机会主义者之间划分界线。

朗多尼亚州位于亚马逊森林的西部，在开垦出来的田地将归他们自己所有的承诺下，自六十年代来迁移到此的无地农民的日益增多。事实上，那些据称合法拥有这些土地的庄园主们经常利用这些农民作为免费劳动力。一旦农民开垦完毕，这些大庄园主就派枪手将他们杀害或驱逐。

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抵抗庄园主，但因庄园主的力量、他们与警察和腐败的当地政府的合作，这些自发的造反遭到了未公开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血腥镇压。无地工人运动在朗多尼亚州的当地分部看到了它的两派间矛盾的加剧：革命者呼吁发动广泛地动员、更高水平的组织和战斗力，但机会主义者拒绝行动，托词当地州长瓦尔迪尔·劳普是一名劳工党的盟友。机会主义者宣称反对他会破坏这一联盟，会使劳工党在下次大选中失利。劳工党承诺会在执政后进行土地改革，而这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1995年7月，无地工人运动中的持不同意见的领导者动员约600个家庭从科伦比亚拉市的圣埃琳娜（Santa Elina）庄园中夺取了大约18000公顷的土地。夺取的土地被平均分配给每个家庭，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无地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所给与的“帮助”则是恳求政府的干预，给出一个合适的“政治方案”使农民和庄园主都感到满意。确实，在七月底，不同政府部门组成的代表团提议将这600个家庭迁移另外的500公顷土地上。这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0.5公顷土地所产出的粮食（在最佳情况下）。这个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在农民背后捅了一刀。与此同时，无地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将领导了占圣埃琳娜庄园的领导者名单交给了州政府。

在农民拒绝喝下这杯掺了毒的蜜水后，镇压随之而来。仅仅过去了不到一个周，在8月9号，庄园主们就派他们的枪手在警察的支持下驱逐农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科伦比亚拉大屠杀”，革命者则称它为“圣埃琳娜战斗”。农民们不是消极地等待屠杀，他们拥有武器（包括有限的枪支）。农民们用这些枪、砍刀、镰刀、陷阱和土制炸弹保卫土地。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16个人被杀害，其中年幼的凡妮莎只有七岁，她是被一个冷血的警察杀害的。7个人失踪，超过200人因枪支、砍刀、棍棒的击打而受重伤，数百名男女老少则在投降后被折磨了一整天。

圣埃琳娜战斗是决裂的时刻，革命者们意识到必须与无地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分裂。正如他们所看到的，消极，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层的士气低沉/沮丧都是建立一个真正进行土地斗争的组织的阻碍。在血腥的圣埃琳娜战斗六个月后，1996年2月25日，科伦比亚拉农民运动（MCC）应运而生。科伦比亚拉农民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那些在圣埃琳娜战斗中被破坏的家庭，通过重新夺回土地为他们报仇。他们中许多人身上还残留着未被取出的子弹。

在科伦比亚拉农民运动内部，出现了另一场路线斗争：虽然绝大多数人支持通过武装斗争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但少数人主张用更“温和”的方式缓慢改革。劳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由于在圣埃琳娜战斗期间露面而为农民们所熟知，他承诺一旦他当选，他就会支持农民和他们的要求。但劳工党在这场由其“政治盟友”制造的大屠杀中的“不干预”表明了他们并不站在农民这一边，但仍有少数人相信他们虚假的许诺。

三、卢拉当政时期贫农联盟的斗争

当圣埃琳娜战斗在巴西其他州引发斗争的时候，科伦比亚拉农民运动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的局限性就很快显露出来了。尤其是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米纳斯城北部的斗争，当地的农民家庭在工农联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夺取土地，他们与科伦比亚拉农民运动一起组建了农民斗争委员会（CCL），旨在明确一条清晰的政治路线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在当时已经有了数个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但是在农民斗争委员会看来，这些组织要么是机会主义的，要么目光短浅。他们只关注在在旧国家的边界内实施“土地改革”，而旧国家是在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手中的。但是，农民斗争委员会相信，农民运动需要为土地革命而斗争，这意味着彻底摧毁庄园制度，这只有通过工农联盟（peasant-workers alliance）才能实现，而这不仅会改变农村，也会改变整个巴西社会。

这条路线有在文件《我们的道路》（Nosso Caminho）中被总结。2000年4月贫农联盟（LCP）在此基础上成立。在贫农联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它在不同的州设立了五个分部，并开始和其他州的占领土地的农民团体取得联系，因为在这时候，巴西各地都有农民自发的占领/没收土地的起义。

而在这些年里，巴西的土地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这既因为巴西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中（深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因为巴西农业企业数量的增多（从1994年的18000个到2001的47000个）。这些企业迅速地从庄园主手中购买土地，这些土地是贫农所占据的，他们随后遭到了驱逐。这两个因素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和他们的愤怒。

随着人民的愤怒和自发的土地占领的增长，这开始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利益，并提出了革命的可能。这种情况也不利于可能将这个国家带到内战状态的军事政变。自军政府垮台后就一直统治巴西的巴西民主运动党无力解决这场政治危机。

劳工党在选举中许诺“土地改革”和“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它的领导人卢拉（全名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前工会主席，因在军政府末期发表的激进演讲而出名）却在2002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承诺，不会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信中，他说他不会改变巴西的经济政策，更不会取消巴西的（不平等的）国际条约。

不出所料，卢拉在巴西所有“共产”党的不幸支持下赢得了选举。这些政党做着劳工党及其未来政府“从内部变得激进”的可能性的白日梦。

卢拉一当选，就发起了“全国土地改革计划II”的计划，目的是授予50万贫农土地所有权。这个计划从未被实施过，而且也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政府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时机未至”。同时，卢拉声称巴西“足够大”，能够同时满足农业企业和贫农，因此二者应该和平共处（！）。对于像无地工人运动的领导层机会主义者们来说，他们非暴力游行，呼吁总统兑现他的承诺，而劳工党的领导层的答复是：“耐心点。”

贫农联盟和巴西各地的贫农们继续夺取和占领土地。他们为他们的斗争付出了代价。在卢拉执政的第一年，就有73名农民被杀害，这一数字是前政府的两倍。（从1995至2002年，一共有292个农民被杀害，平均每年36名农民遇害。）

在加紧杀害农民领袖的同时，巴西政府还开展了心理战来破坏贫农的团结。例如，2003年，卢拉颁布了一条法律来确立逃奴堡的标准，随后还颁布了更多的法律，来确立谁是“无地农民”，谁是“原住民”等等。这些不同的身份给予特定人群要求拥有某些土地的权利，当地政府利用这一点在不同社区和团体中制造冲突（例如对一个逃奴堡说他们本可以合法拥有的土地已经被一个贫农村庄占据了）。

农民们被告知，他们不需要进行斗争，只需要通过几道简单地注册就能拥有土地（离奇的是，被注册的土地比巴西的国土面积还要大，这是因为贫农注册的土地实际归庄园主掌控，而这些庄园主并未注销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给了一些贫农希望，他们幻想这将是一个更公平的土地分配的开始，但现实是只有庄园主名下的土地变多了。政府颁布的“土地合法”计划允许庄园主使用公共土地，只要他们能够促进巴西经济增长。这个计划带来的是土地开发的破坏形式，例如，亚马逊森林中大量的树木被砍伐，种植经济作物（桉树、甘蔗）、养牛和采矿等破坏做法。

四、自2013年后农民运动的加剧

卢拉连任两届后被劳工党员迪尔玛·罗塞夫取代。她扮演着继任者的角色，延续着相同的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种植单一作物以供出口（掠夺国家资源以满足帝国主义者的利益）。

在她的任期内，农民运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分水岭般的2013年席卷全国的抗议之后。几位贫农联盟的领袖遇害：2012年，雷纳托·内森在朗多尼亚州遇害；2014年，北米纳斯地区领导人克莱奥马尔·罗德里格斯在他帮助组织的革命区的门口被暗杀，从2008年起，他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2016年罗塞夫因卷入腐败丑闻而遭到弹劾，巴西的统治阶级也因此分裂。经济危机（国内和国际的）威胁着他们的利益，他们发现群众对劳工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无法解决人民最基本的问题，例如土地改革。

的确，劳工党机会主义政府的十三年也是它背叛工农的十三年。它没有推行“土地改革”。相反，它对革命农民运动的镇压比以往政府更甚。至于无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则成为了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的官僚。他们逐渐放弃了反对大庄园主的斗争，在虚构的“人民土地改革”的旗帜下，以保卫“农村生态环境”为中心，谴责那些生产农药、转基因作物、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外国巨头。他们不仅放弃了占领策略，而且开始攻击革命运动，他们串通一气，成为了杀害革命领袖和群众的同谋。尽管机会主义群众组织呼吁“在农村和平行动”，但他们本身就是政治警察、镇压力量和旧国家其他机构的“特遣队”的一部分，负责迫害、逮捕和消灭社会斗士。

尽管在巴西选举投票是强制性的，但人民对劳工党和它的拥护者无地工人运动越来越失去信心，使得选择弃权（不出席，投废票或空白票）的人越来越多。在最近的2018年大选中，许多人转向极右翼来表达他们局势的愤怒，这包括对机会主义政策和后果的愤怒。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只有30%有投票权的人的选票博索纳罗当选——博索纳罗5700万张选票、劳工党的哈达德4600万张，另外有5700万人抵制投票，这是巴西有史以来参与抵制选举人数最多的一次。

从1995年开始，革命的农民运动就一直呼吁抵制选举，而贫农联盟自从成立以来也是如此。今天，机会主义者们说巴西现在是一个法西斯国家，而唯一的政治解决可能就是呼吁释放卢拉（因被判腐败和洗钱的罪名，从2017年被囚禁至2019年中旬）。但是，贫农联盟在继续推进他们摧毁大庄园、一步步地夺取一块又一块土地的路线，并宣称，如果不以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重新审视神圣而历史悠久的农民战争，就不可能进一步推行土地斗争。因此，他们捍卫并宣布，有必要增加战斗动员的数量，以抵抗驱逐并夺取更多的土地。

参 考

革命资料
贫农联盟，《我们的道路》，2001年，2018年修订。
《巴西共产党历史问题》，2016年。
来自《农民抵抗》（贫农联盟报纸）和《新民主报》的文章。

其他资料
高兹（Goza），富兰克林。《巴西边境的定居点：以朗多尼亚为例》，1994年。
《贫农联盟与东北部的土地夺取战斗》，大卫·皮门特尔·奥利韦拉·席尔瓦，2014年。
《回顾巴西的土地斗争：1985-2016》，怀尔德·罗布尔斯，2018年。

艺术作品来源
巴西艺术家安东尼奥·库施尼尔（Antonio Kuschn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