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与父权制

阿努达拉·甘迪
二〇〇一年

(这篇文章由阿努达拉·甘迪在2001年纳伦德拉·莫迪即将成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所写,现在首次在互联网上公开。请广泛阅读和分享。)

在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开始整整一年之后;这个国家仍为这些恐怖事件所震惊。纳伦德拉·莫迪预期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进一步加强了印度教法西斯势力在古吉拉特邦乃至整个国家的地位。回顾“印度教特性”(Hindutva)[1]的战略和古吉拉特邦的教训现在变得更加重要。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印度教法西斯势力对妇女和妇女运动的影响。

印度教法西斯势力的潜在意图是政治性的。他们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印度教群众,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2]。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印度教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90年代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的激进政策伴随着印度教的激进政策。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 经济改革的政策不仅导致了一大部分群众的极端贫困,甚至还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极端贫困; 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煽动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狂热来转移人们对大规模贫困的注意力。此外,公众对于明目张胆地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愤怒,特别是对美国的愤怒,被试图通过虚假的民族主义来转移,比如文化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国家的口号。

古吉拉特邦印度教社会在宗教方面的极端和持续的两极分化,进行攻击、抢劫和杀戮的厚颜无耻的自信,以及一部分来自上层种姓的妇女的积极参与,这表明印度教法西斯势力在古吉拉特邦取得了成功。他们已经渗透并成功地将一部分印度群众转变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向他们灌输印度教国家的目标。这对受压迫的群体——低种姓、妇女,特别是少数族裔社会的妇女和穷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原教旨主义——这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

印度教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是世界范围内原教旨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帝国主义面临着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它正在鼓励和促进原教旨主义势力、法西斯组织和宣传。“帝国主义到处在争取反动。”——列宁。正如霍利所主张的,“原教旨主义的性别观对整个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有着独特的启示。”事实上,所有宗教在他们认可的道德准则和他们支持的社会安排上都是父权制的。原教旨主义宣传的核心要点之一是保守的性别意识形态——所有的原教旨主义势力,无论是美国的基督教派别,还是印度教徒,或日本的新宗教或伊斯兰教势力——他们宣布了具体的议程,即恢复家庭在妇女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父权制对妇女性行为的控制。因此,即使在美国,新右派(New Right)的理论家也声称美国社会存在道德危机,这是因为女性外出工作的事实。尽管他们积极动员起来反对妇女堕胎权,但他们首先认为,福利国家支出增加了税收,加剧了通货膨胀,将已婚妇女拉入劳动力大军,从而破坏了父权制家庭的结构,从而破坏了社会的道德秩序。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3]的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表示,“(在美国)孩子应该有权得到母亲和父亲的爱,他们理解自己的不同角色,履行自己的不同责任……要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中,这个经济体系使得丈夫有可能像全职母亲一样赡养妻子,使家庭能够依靠一份收入而不是两份收入来维持生计。”

在美国,这些法西斯分子给出了似是而非的道德论据,积极地提出了所谓的“反堕胎运动”。这场运动始于对法庭判决的反应,但它已经超越了这一点,还包括攻击堕胎诊所,杀害活动人士和帮助妇女堕胎的医生。与此同时,这些所谓的反堕胎力量是美国政府继续执行死刑、增加军费开支和采取侵略性国际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因此,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保守和最反动的群体。他们有白人至上主义的观点,沉迷于公开的种族主义活动,在组织和宣传的性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兴起的保守的新宗教中,特别是在战后时期。九十年代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战后时期,许多新宗教都通过了一项社会问题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家庭的父权思想。战前的家庭制度使男性的统治地位和长辈的权威制度化,并通过限制妇女在婚姻、生育和离婚方面的选择范围,使妇女的地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古老的家庭形式充满了宗教意义,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不仅是恰当的,而且对妇女的救赎至关重要。”在美国和日本,这些运动都是在女性角色迅速变化和家庭结构转变的背景下兴起的。大量妇女外出工作,赚取独立收入。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它是由美帝国主义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面前支持和维持的,就像在阿拉伯国家一样。但随着苏联,尤其是某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妥协领导背叛了他们,反帝国主义已经以传统的,通常是宗教的方式表达出来。伊斯兰教也已经成为像伊朗那样的反美帝国主义运动所采用的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或者成为像今天的巴勒斯坦那样的抵抗的表现形式(由于更古老的世俗和“左派”领导层的背叛)。在前苏联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成为民族主义反对俄罗斯统治和剥削的手段。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没有反封建的民主群众运动,也没有现代化,在苏联占领期间,妇女自由的增加是从上层发起的,因此得不到农村群众的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维持了它的社会基础。因此,1992年苏联撤军后在阿富汗上台的军阀,和几年后上台的塔利班一样反动,反对限制妇女权利的妇女组织阿富汗革命妇女协会(RAWA)[4]也和塔利班一样对军阀持批评态度。今天,同样的军阀在美国的保护下重新掌权。但是,无论他们是像沙特君主制这样的反动政权,还是更大规模的运动组织,他们一直把控制妇女的穿着、运动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作为他们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媒体在美帝国主义发起的反伊斯兰运动中获得最大宣传的原因。

鉴于当今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复杂作用,它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将决定我们与之抗争的方式。所有类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提倡父权制和其他落后的价值观,因此必须受到所有民主和革命力量的普遍反对。然而今天,原教旨主义具有双重作用。首先,美国基督徒的原教旨主义、印度的印度教帮派(Hindutva Brigade)等是国家和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法西斯政策的一部分,必须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打击。另一方面,今天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对美国侵略战争贩子的行径和对该国印度教法西斯主义攻势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因此对国家发挥了不同的政治作用。因此,对于前者,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彻底的攻击; 对于后者,有必要看到其反美/反印度教的作用,同时揭露其倒退的父权和封建思想。

印度的环境

在印度的背景下,很明显,目前女性最大的敌人是印度教势力。印度教在这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继续繁荣的封建价值观的腐朽死水中滋生。在这个制度中已经盛行的种姓制、父权制和其他封建价值观,充当了印度法西斯之火的干草;而上层种姓精英则是这些恶毒的政治吸血鬼的天然盟友。此外,由于普遍落后的思想和薄弱的民主运动,其他种姓和阶级也容易成为印度教势力咄咄逼人和大规模宣传的牺牲品。

在 1987 年鲁普·昆瓦尔(Roop Kunwar)的殉夫自焚(Sati)/献祭(Immolation)期间,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拆除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的预演[5],印度教势力公开表明了他们的父权偏见和态度。该事件发生在距离拉贾斯坦邦斋浦尔约 50公里的一个富裕村庄德奥拉拉(Deorala),但随着印度教势力的各个组织大张旗鼓地支持殉夫自焚的做法,它滚雪球般地变成了一个全印度的问题。虽然进步妇女组织组织了一场反对殉夫自焚并要求逮捕罪犯的游行示威(Morcha),但以印度教帮派为首的支持者,主要是拉杰普特人(Rajputs)[6],在邦首府镇压了一场近3万人的激进游行示威。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维贾亚耶·辛迪亚(Vijayaraje Scindia)公开表示支持殉夫自焚作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并认为这是印度教寡妇的基本权利,如果她愿意的话。在他们的论点中,如果寡妇自愿决定在丈夫的葬礼柴堆上自焚,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女人只被视为与她的丈夫有关,她的独立存在不算数。通过达到 Sat(内在真理(inner truth)),一个女人决定与她的丈夫一起自焚,从而获得一种力量,可以在他的旅程中保护她的丈夫。因此,获得这种力量的殉夫自焚是对丈夫忠诚的典范,真正的“一个深深忠于丈夫的女人”(Pativrata),即使死亡也无法打破与丈夫的联系,她在死后继续保护他。来自拉贾斯坦邦的保守贸易家族在拉贾斯坦邦和其他地方资助并建造了无数的萨蒂神庙(Sati Temples),以宣扬这种落后的父权意识形态。尽管他们现在对殉夫自焚的支持不再那么粗暴,但他们仍然维护和颂扬维护女性相同意识形态和角色的宗教习俗。

印度教势力已经开始要求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从而使另一个妇女权利问题普遍化。正是这些势力在1950年代反对印度习惯法中有关妇女财产权和婚姻权的改革。但是,在 1990 年代,他们要求引入统一民法典,以便穆斯林不再受其属人法(Personal Law)管辖。他们的要求与妇女的权利无关,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这只不过是对穆斯林社会的又一次打击。

他们的反人类、重男轻女的态度在古吉拉特邦以最粗暴、最暴力的形式出现,各地轮奸、猥亵妇女,粗俗的强奸宣传在各地广泛传播。所有实况调查小组都记录了妇女的证词,她们要么是强奸的受害者,要么是亲友被强奸的目击者。这一点必须放在这种法西斯主义心态如何看待女性的全部意义的背景下理解。当落后的意识形态约束和鼓吹女性完全从属于男性时,妇女就成为社会荣誉的象征和载体,甚至往往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对她们来说,妇女是社会的代表,是社会文化及其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宝库,是社会得以繁殖和延续的手段。

他们利用妇女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无论是在动员妇女的时候,还是在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性攻击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印度教势力,无论他们是服务团家族(Sangh Parivar)[7]-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巴杰朗·达尔(Bajrang Dal)[8]、印度人民党(BJP),还是在其他政治组织(如国大党)中,他们对妇女都持同样的反动态度。

即使在大多数个案中,强奸也是一种肯定,即妇女是一种享乐的对象,是一种男人对她的权力的主张。但是,当强奸发生在政治背景下,比如在古吉拉特邦,作为集体攻击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是有组织的侵略,它成为一种壮观的仪式,一种胜利的仪式——玷污了敌人社区自主的荣誉象征。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但需要强调。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服务团家族的成员散发的明显带有性色彩的低俗宣传单的时候。无论是由社区势力还是警察和其他势力实施的轮奸,或是在暴乱和此类袭击中强奸妇女个人,都与性无关。这些强奸是政治行为,意在羞辱“敌人”——羞辱妇女是对社区的侮辱,是对社区男子的挑战和侮辱,他们对“保护妇女即社区的荣誉”无能为力。在这整个权力游戏中,妇女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根本不重要。古吉拉特邦再次证明,印度教法西斯势力将不遗余力地实现对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的完全统治。

这些强奸的理由可以在印度教理论家的著作中找到,事实上,其中最复杂的就在萨瓦卡(Savarkar)的著作中。萨瓦卡在对历史的解读中,把穆斯林描绘成好色的和性感的,而印度教徒则相对无能。受宗教责任驱使的穆斯林绑架、强奸并强迫数百万印度妇女皈依,而印度男子却有一种“变态的骑士精神”(Perverted Sense of Chivalry),阻止他们对敌人的妇女做任何事。他称之为自然法则(甚至动物世界也遵守),即在战争中,被征服部落的男人被杀死,而女人则由胜利者分配给他们自己。萨瓦卡在1963年的马拉地语著作《印度历史的六个辉煌时代》中如此写道,并于1971年被翻译成英语。但在1965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之后,当他批评希瓦杰(Shivaji)[9]和钦纳吉·阿帕(Chinnaji Appa)[10]没有像对待印度教妇女那样对待穆斯林妇女时,他更加强烈地重复了这一观点,他断言,只有一报还一报的政策才能教育她们。事实上,从1938年开始,萨瓦卡就反复强调穆斯林对印度教妇女的侵犯以及放弃非暴力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法西斯的观点甚至在历史上和道德上为强奸、杀害胎儿和新生儿辩护——这是进行种族清洗的道德理由。

当印度教法西斯以最恶劣的形式宣扬婆罗门教的正统教义时,他们的父权制方法虽然对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和基督徒)采取了最有辱人格的形式,但也对妇女普遍不利,表现在提倡嫁妆、殉夫自焚等,以及将妇女限制在家里,作为家务劳动和生育子女的动产。此外,印度教对穆斯林的侵略性攻势阻碍了穆斯林妇女改革其属人法的运动,因为整个社区都被推回毛拉的怀抱,捍卫她们信仰的权利已成为摆在她们面前的主要问题。布卡(Burkha)使用的增加就是这种倒退的一个例子。

国家的父权制社会观

如果说印度的法西斯势力以粗暴和暴力的形式暴露了他们的父权制观点,那么印度国家也有着同样公共的和父权制方法。当我们审视它的运作方式时,它所有世俗和民主立场的伪装都暴露无遗。因为,正如《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被迫指出的那样,在目前孟加拉人被强行驱逐的背景下,如果他们是印度教徒,他们就被视为难民,如果他们是穆斯林,他们就被视为渗透者。但这还不是全部。印度国家在印度自身的形成过程中暴露了其父权制偏见——譬如在1947年的动乱和分治期间的暴乱中被绑架的妇女的问题的处理方式。从1947年起的8年里,两国共“找回”了3万名妇女。从印度“找回”的穆斯林妇女总数为20728人。解救被绑架妇女被视为国家荣誉和道德义务的问题。这些妇女是受害者,她们是社会荣誉的象征。穆斯林妇女回归到穆斯林国家,印度教妇女回归到“印度教国家”。在被强迫绑架后,有人被迫返回。因此,即使是印度颁布的法令也只涉及居住在其他家庭的穆斯林妇女,而不是所有妇女。政府甚至还通过了另一项法律,规定从巴基斯坦带回来的妇女应该留下自己的孩子(考虑到他们的父亲是穆斯林),那些怀孕的人必须接受堕胎。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妇女的愿望从未得到考虑,她们被剥夺了决定是否要离开与她们一起生活的家庭以及是否要返回的一切合法权利。事实上,国家的政策是明确的——不管妇女愿不愿意,她们都要被遣返。印度政府从分治时期就显露出它的印度教偏见。妇女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

司法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起的几十年里也受到了印度教意识形态的很大影响。由于高级法官来自支持印度教法西斯势力的同一阶级,因此他们的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最高法院法官钱德拉胡拉(Y.V.Chandrachud)对沙阿·巴诺案(Shah Bano Case)[11]的判决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判决雄辩地阐述了穆斯林和穆斯林属人法以及穆斯林男子享有的特权。判决书谈到了穆斯林的忠诚分歧以及立即实行统一民法典的必要性。这项判决在妇女权利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这基本上是一个反穆斯林的判决,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导致保守派穆斯林领导人动员起来反对穆斯林妇女离婚后获得赡养费的权利。

印度教势力的妇女组织

作为只接纳男性成员的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附属物,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Rashtra Sevika Samiti)于1936年创立。它的模式类似于国民志愿服务团,有一个小的基于地方的分支机构(Shakhas)和一个非选举性的职位首席主管(Pramukh Sanchalika)。干事由高级成员挑选。这些分支机构中心是妇女集中思想培训的中心,她们不必离开自己的地方和种姓/阶级环境。她们被教授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版本的印度历史、文化和传统,并接受了体能训练。但是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在种姓和阶级基础上受到限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进步妇女运动之后,亲印度教政党才成立了妇女组织。印度人民党在1980年建立了“女性示威(Mahila Morcha)”组织,湿婆军(Shiv Sena)[12]在1985年建立了“女性领袖(Mahila Agadhi)”组织,而世界印度教大会(VHP)[13]后来建立了杜尔加武装力量(Durga Vahini)。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动员广大妇女为印度教事业服务。

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女性组织:殴打妻子是有道理的,而她不能离婚

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的分支机构集中在国民志愿服务团传统上很强大的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它被限制在国民志愿服务团有其根基的同一种姓/阶级圈子——婆罗门和贸易社区。妇女被鼓励在其邻近地区建立联系,成为顾问,鼓励庆祝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提倡的印度教节日,并非正式地传播在分支机构接受的思想。这是她们的主要目的——在建立友谊和信任之后传播她们的思想。通过这种方式,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在保守的中产阶级中展开了触角。它还与儿童教育有关——Shishu Vihars[14], Saraswati Vidyalayas[15]。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关键作用,她将“轮回”传递给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她们强调尊重长辈和家庭的美德,不反对违背家庭意愿的行为。印度人民党的许多女性议员都是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的成员。她们相信强壮的印度女人,因此注重体育锻炼。她们宣传妇女生孩子是为了报效祖国。人们的态度是,妇女接受训练是为了在对抗穆斯林敌人的战争中作战。她们成功地结合了她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和她的“爱国”责任,混合了“国家虔信”(Desh Bhakti)和“迷人奉献”(Ram Bhakti)。对被她们灌输的妇女来说,为国家服务和解放“罗摩的出身地”(Ram Janmabhoomi)是一样的。

1990年的“战车游行”(Rath Yatra)被认为是印度教势力对妇女的公众动员的一个转折点。妇女被广泛动员起来参加“罗摩的出身地”运动。自那时以来,妇女积极参与暴乱——抢劫和攻击少数民族社区——已变得显而易见。在巴布里清真寺被拆除后,她们在孟买和苏拉特的骚乱中非常活跃。印度人民党、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大会比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招引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她们通过组织传统印度教习俗和节日的庆祝活动,如哈尔迪·库姆库姆仪式(Haldi Kumkum), 神灯崇拜(Villuku Pooja),智慧之神节(Ganapati),帮助她们处理基于当地的问题,将她们的基础扩展到特定的地区和地方,鼓励为妇女创造收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鼓励妇女积极地为其组织支持的政治事业站出来。这可能是逮捕一位领袖,马哈拉蒂(Maharathi)或神庙运动。通过这种参与,妇女获得了一种重要感和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迄今为止她们所没有的。虽然这些组织处理过嫁妆死亡、强奸等问题,并解决过一些家庭纠纷,但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依靠党的力量完成的。她们不提倡性别公正,反对任何扰乱家庭和政党的父权结构的举动。无论是通过《罗摩衍那》之类的电视剧,还是通过Shibbirs——训练营——灌输意识形态,都秉持着父权制的、专制的价值观,尤其是与家庭有关的价值观。她们被灌输的观念是,印度的进步妇女运动是西方植入的,与印度没有任何关系。“在印度,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一直享有骄傲的地位。只需要重建和重申这一点。”然而,印度教各党派的领导人并不是用一个声音在说话。而像维贾亚·拉杰·辛迪亚(Vijaya Raje Scindia)这样的人则公开采取保守立场,世界印度教大会领导人如巴姆德夫(Bamdev),圣人(Sants)如斯瓦米·穆克塔南德·萨拉斯瓦蒂(Swami Muktanand Saraswati)要求恢复印度教男子的一夫多妻制(为什么只有穆斯林男子有这种特权!!)其他领导人则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例如,他们支持妇女的就业权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强大)。他们的立场也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需要。基本上,他们把女性描绘成“母亲能量”(Matrishakti),而母性是塑造女性及其权力的关键。妇女是母亲和妻子,她们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对他们来说,今天的印度妇女不是受害者,而是一种必须为社会服务的力量。本质上,他们是在灌输女性仇恨穆斯林为敌人,坚持父权价值观——他们相信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着自然和本质的差异——忽视印度教法律和习俗中存在的性别不公正,但以夸张的方式看待穆斯林妇女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注意他们对穆斯林妇女受到的布卡等限制的过分关注),并为强奸和骚扰穆斯林和其他少数群体妇女的行为辩护。作为一个整体,她们被灌输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潜在意图,这将对妇女的权利极其有害。妇女的自主和独立将被粉碎,她们将不得不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就像纳粹统治德国时所做的那样。妇女争取平等的斗争被她们掩盖了,如果印度教势力成功实现了他们的法西斯目标,这场斗争将被无情地粉碎。

妇女们起来,对抗印度教法西斯主义

对于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对于进步妇女运动,任务是明确的:要在印度与印度教法西斯势力的崛起进行斗争,仅仅在政治领域是不够的,而是要在所有战线上与之对抗。这些势力对妇女的影响及其针对妇女的战略也必须予以反击。有必要揭露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对妇女的动员,意味着真正的妇女“赋权”(Empowerment)。我们必须让人们看到,尽管他们的口中满嘴都是女强人和“力量”(Shakti)的言论,尽管他们有像乌玛·巴拉蒂(Uma Bharati)[16]和萨达维斯·里坦巴拉(Sadhavis·Rhitambara)[17]这样的激进女性领袖的形象,但是他们对女性角色的基本概念是父权的。我们必须揭露,他们对妇女的刺激是建立在扭曲和完全错误的历史基础上的,是在有系统地煽动对被围困的少数群体的仇恨。杜尔加武装力量和全国妇女志愿委员会给予妇女的准军事训练不是为了自我保护,也不是为了把群众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而是为了攻击穆斯林和其他社区。我们还需要揭露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右翼势力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对社会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共同的看法。我们需要揭露的是,这些势力之所以得到支持,是因为印度社会并没有经历过一场民主革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没有经历过一场把封建关系和封建文化一扫而光的民主革命。因此,这场斗争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必须包括对广大妇女的宣传、教育,不能只限于中产阶级妇女。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反对父权制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动员广大妇女,不仅仅是反对一般的原教旨主义,而且是要特别反对印度教法西斯势力。

[1][2]“印度教特性”(Hindutva)和“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理论的奠基人是V·D·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萨瓦卡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1923年初版,1942年修订)中首次提出和阐述了“印度教特性”和“印度教国家”理论。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的另一个奠基人M·S·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在其于1939年出版的《我们或我们民族性的界定》的书进一步完善了前者的“印度教国家”理论,对于什么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有哪些特质、印度教国家的基本要素和如何忠于印度教国家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关于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的大致内容,可参见朱明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一文。——译者注
[3]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是一个由浸信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于1979年创立的美国政治组织,80年代末解散。该组织提出了诸如推行强有力的反堕胎法、恢复学校祈祷、在公立学校的课程中教授创造论、限制被视为反宗教或不道德的书籍和电视节目等保守的政治诉求。该组织与共和党有联系,在动员保守的基督徒以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共和党在20世纪80年代赢得总统大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译者注
[4]阿富汗革命妇女协会(RAWA)是一个由阿富汗学生活动家米娜·克什瓦·卡马尔(Meena Keshwar Kamal)于1977年创立的妇女组织,英文全称是“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该组织被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视为鼓吹和平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半投降主义阵营”。——译者注
[5]该事件的正式名称为“阿约提亚庙寺之争”(Ayodhya Dispute)。争端的主要问题是位于今天的印度北方邦的巴布里清真寺的历史和地点,以及传统上被印度教徒视为印度教神罗摩出生地遗址而建立在这里的印度教寺庙是否被拆除或修改以建立清真寺。1947年之后的印度政府曾宣布禁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进入阿约提亚,以此暂时解决了问题。到1984年冲突再起并愈演愈烈。
1990年10月,印度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在印度北方组织“战车游行”,号召教徒10月30日去阿约提亚“为神服务”,在巴布里清真寺原址上建造印度教庙宇。当“战车”逼近阿约提亚时,当时的北方邦人民党政府逮捕了阿德瓦尼,印度人民党当即在议会中撤消了对人民党的支持,从而导致维·普·辛格的人民党政府的垮台。
1992年5月,印度人民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号召印度教徒到阿约提亚再次“为神服务”,参加者被称为“为神服务者”。7月22日,印度最高法院下令停止建庙活动。印度教领袖同拉奥政府举行会谈,限政府3个月内拿出解决办法。政府提议在巴布里清真寺旁“无争议的土地上”再建一座罗摩庙,但人民党坚决要求毁寺建庙。因双方各持己见,会谈未取得结果。
1992年12月6日,20多万印度教徒冲进阿约提亚,拆毁了巴布里清真寺的3个圆顶。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教派冲突随即爆发,并迅速波及印度一半以上的邦,两三周内印度全国有2000多人丧生。
12月6日晚,印度总统夏尔马解散了人民党执政的北方邦政府和议会,实行总统统治。12月8日晨,政府逮捕了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和党主席乔希。同日,拉奥总理宣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彻底调查此事。
12月10日,印度政府宣布取缔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等5个印度教宗教团体。12月15日,印度政府又解散了印度人民党领导的中央邦、喜马偕尔邦和拉贾斯坦邦3个邦政府,使之置于联邦政府的直接管理下,事态才逐渐得以控制。——译者注
[6]拉杰普特人是一个在公元前2~公元5、6世纪,由大批移居印度的塞种人、贵霜人、匈奴人、嚈哒人、古加拉,安息人和希腊人等民族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在印度中西部兴起的民族。到6世纪,拉杰普特共有36个部族,其中有12个建立王朝。该词源自梵语Raja Putra,意为“王族后裔”。——译者注
[7]服务团家族(Sangh Parivar)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发起和支持的所有外围组织和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和组织的统一称呼。——译者注
[8]巴杰朗·达尔(Bajrang Dal)是一个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1984年10月8日成立,其建立之初就全程参与了1984年爆发的阿约提亚庙寺之争以及1992年12月6日开始的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教派冲突。——译者注
[9]希瓦杰(Shivaji),全名贾特拉帕蒂·希瓦吉,17世纪在印度次大陆中德干地区独立的马拉地帝国的缔造者,因反抗莫卧儿王朝外族统治,而被视为印度的“海军之父”、印度民族英雄和民族主义象征。——译者注
[10]钦纳吉·阿帕(Chinnaji Appa),马拉地帝国军事将领,主要成就是在马拉地帝国与葡萄牙殖民者的战争中,将整个印度西海岸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其职业生涯的最辉煌成就是在一场艰苦的战斗中从拥有先进武器和火炮的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瓦赛堡垒。——译者注
[11]沙阿·巴诺案(Shah Bano Case)是印度一个有争议的离婚诉讼案。1978年,穆斯林妇女沙阿·巴诺与她的丈夫离婚。由于其年事已高(62岁)且带着五个孩子,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她的丈夫给予赡养费。印度最高法院最后裁定,沙阿·巴诺将得到与赡养费类似的费用。但判决结果招致了穆斯林的反对和激烈抗议。1986年,拉吉夫·甘地的国大党政府以绝对多数通过了《穆斯林妇女(离婚权利保护)法》(The Muslim Women(Protection of Rights on Divorce)Act 1986),推翻了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其后果是导致了穆斯林妇女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甚至剥夺了完全贫困的穆斯林女性离婚者从其前夫那里获得赡养费的权利。——译者注
[12]湿婆军(Shiv Sena)是一个极右翼的保守政党,1966年6月19日成立,主要活动范围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其指导思想起初为极端排斥南印度外来移民进入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地地方主义,后来逐渐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一度与印度人民党结盟,在双方关系破裂后转向支持国大党。——译者注
[13]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 ,VHP)是由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袖M·S·高瓦克于1964年8月29日建立的印度教教派组织。其宗旨是恢复和发扬传统的印度教文化,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在成立之后多次煽动印度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教派对立,并参与了阿约提亚庙寺之争。——译者注
[14][15]这两个都是面向婴儿、儿童等未成年人进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洗脑教育的教育机构,但Saraswati Vidyalayas主要面向女性。——译者注
[16]乌玛·巴拉蒂(Uma Bharati),印度人民党成员,印度政治家,前中央邦首席部长。——译者注
[17]萨达维斯·里坦巴拉(Sadhavis·Rhitambara)。世界印度教大会的准军事妇女组织杜尔加武装力量的创始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