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
二〇一二年

土共/马列成立的历史条件

土共/马列（TKP/ML）于40年前的1972年4月24日，在其创始人易卜拉欣·凯帕喀亚的理念和领导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有了这个开端，土耳其和库尔德斯坦（土耳其）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与其真正的共产党“再一次”会面，世界无产阶级在土耳其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队伍。

土共/马列是土耳其共产党（TKP）的延续。在穆斯塔法·苏菲的领导下，土共于1920年9月在巴库的成立大会上成立。土共是土耳其的第一支共产主义火炬。土共/马列的出现意味着火炬的重新点燃，因为它承担了将共产主义传统发扬光大的使命。

1921年1月28日，穆斯塔法·苏菲和他的同志们在一次伏击中被凯末尔主义的军队杀害。在土共/马列成立之前，后苏菲时代的标志是50年的和平主义-议会-修正主义趋势。土共/马列的成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它进一步为土耳其从社会进化到社会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土共/马列的建立是土耳其工人和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突破了迄今为止阻碍斗争的每一个惯例。它的兴起为革命运动提供了新的道路，引入了非法而不是合法，“革命斗争”而不是和平的议会斗争，彻底的革命路线而不是和平主义，体制外的斗争形式而不是体制内的斗争形式，从根本上摆脱了凯末尔主义而不是称赞凯末尔主义，挑战了库尔德民族问题上的一切禁忌，坚持在战争舞台上以武器的批判力量反对法西斯。

土共/马列的建立是我们革命的崇高目标和理念的一个具体答案。前一个时期的特点是粉饰成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然而，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顶峰，这个时代直接挑战了过去50年发霉的精神状态。党处在政治风暴的中心，这场风暴使陈腐的空气清新起来。最重要的是，作为这种伪造的马克思主义和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党是一盏明灯，向工人阶级揭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可或缺的思想体系。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40年前，作为阶级的先锋队，土共/马列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党是在艰苦的撕下状态中，经过极端困难和激烈的斗争出现的，是那一时期国内外条件的结果。毫无疑问，这场斗争的总指挥是党的“知识宝库”易卜拉欣·凯帕喀亚。

他是理论与实践、理性与勇气、发现与变革、知识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他是我们党最杰出的代表，使群众烈焰中的意志变得有血有肉。

必须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凯帕喀亚同志和他所领导的党出现的时候，这里有适宜的条件和有利的因素。我们党和这一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均大大受益于这些适宜条件和有利因素：历史的风朝着他们的方向吹来，国内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工人、农民和青年的斗争不断加剧，有时甚至达到武装冲突的地步。

（一）
土共/马列出现的条件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在旧社会中孕育着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们都感受到了频率越来越高的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光芒仍然强烈地照耀着这些地区，并提供了深刻的灵感来源。同一时期，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以掠夺、奴役、剥削的形式日益激烈。

但是，这一时期的基特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派的抵抗日益高涨。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GPCR）的雷鸣，其回声震撼了整个地球。毛主席点燃的它的导火索，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实验，在让群众参与这项事业方面，深入到水源，挑战既定的禁忌。它以世界观问题为中心，聚焦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觉醒的钟声，中国革命为这一觉醒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新的影响，将这种影响带入了新的时期。正如它成功地动员了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动员全世界被压迫群众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70年代的局势也是格外特别震撼欧洲的1968和1969年造反之年的产物。这些以“我们想要一切，而且现在就要！”为口号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欧大都市的学生群众发起和实施的。它们也包括欧洲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并对欧洲外围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部的爆炸性因素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

以巴黎和欧洲为重心的1968年运动，作为一股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1968年的革命浪潮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革命和游击战的同时发生并不是一个巧合。这些事件是20世纪的标志。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于是，伴随着矛盾冲突和混乱的加剧，世界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其中，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时在特定的地区范围内异常突出，但帝国主义与世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决定性的矛盾。在战争和革命的规模上，革命所占的一方作为主流的分量更重。这主要表现在亚非拉人民的斗争上，这些斗争是由小资产阶级部分领导的、无产阶级阶层组成的，是以革命和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而开启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实际上也包括了1970年代。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而战的首要方法被证明是游击战争。

由于古巴革命的成功，对游击战的需求明显地增加了。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死于美帝国主义训练有素的猎犬(军事单位)之手，这一悲惨事件激起了人们对切·格瓦拉的巨浪般的同情，并进一步提高了游击战在整个大陆的知名度。尽管古巴不可避免的被纳入苏修的轨道当中，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激发和发起这个大陆的革命倡议的唯一支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真正的毛主义政党出现在地平线上。

至于土耳其，在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专政令人窒息的压迫下，工人阶级及其最亲密的盟友生活在悲惨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不受席卷世界的强风的影响。同样，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全世界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更具体地说，土耳其劳动群众的情况使得它有可能为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站起来。因此，随着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出现，土耳其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在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走向灭亡。

从20世纪70年代的火山爆发中，三位伟大的革命者领导的三大革命运动兴起了。这三个伟大的革命者是丹尼斯·盖兹米什、马希尔·恰扬、易卜拉欣·凯帕喀亚。他们领导的三个主要的革命运动分别为：土耳其人民解放军（THKO）、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THKP-C），和土共/马列。

当这三大革命运动在土耳其出现时，统治阶级既不能有效地统治其他阶级，劳动群众也不希望像往常一样被统治。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从贫农占领土地到工人罢工和抵抗，从大型会议和论坛到群众性街头示威，整个国家因各种群众运动而沸腾。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没有既定民主习俗、传统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国家。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最初作为一个反应最快、最有组织、最有活力的个人的群体，大学青年中出现了丹尼斯、马希尔和凯帕喀亚。他们最终成为土耳其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和政策的关键。

到1970年代初，革命的起始和活动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这里有一种向左的大众趋势。革命思想传播广泛。革命出版物和左翼的环境越来越大。革命思想在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青年中蓬勃发展。土耳其的土地变得异常肥沃，凯帕喀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首先是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然后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启蒙内部，最后是在土耳其工农革命党内部。最终，在他周围聚集着反对土耳其工农革命党的马列主义的其他因素中，彰显了他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这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学生反抗、罢工和占领广泛而频繁的时期。作为毛主席“组织群众就是政治”这句话的典型体现，凯帕喀亚可以被视为大多数这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对他来说，这是阶级斗争教育的场所，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一名称职的革命者。特别是1970年6月15日至16日的伟大的工人抵抗，对凯帕喀亚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劳苦大众的行动和实践的核心的烈焰中得到锻造的同时，他也在工农革命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进一步帮助他的思想发展到成熟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完善了关于革命武装斗争和持久人民游击战争的表述。他准确地判断出土耳其工农革命党的政策是偏离毛泽东思想的右倾，并最终形成了土共/马列的概念。

这一过程还包括反对改良主义和议会路线的斗争，这条路线在他出现的几十年前就被囚禁在现有体制内。

如上所述，凭借内外部的有利条件，这个时代产生了凯帕喀亚这样的领袖，也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如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及其领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
土共/马列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如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和土耳其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其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思想体系和政治基础，它定义了土共/马列的共产主义身份和党的组织结构，使这个基础能够适应土耳其的现实。土共/马列对凯末尔主义、民族问题和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分析，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对土耳其国家特征的评价，使党有别于该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

在党在早期采纳它的理论和思想形态期间，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经历的“大调整”过程中的立场，也对其思想构成产生了决定性的、持久的（实际上仍然有效的）影响。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列主义路线，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土共/马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拥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队伍中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

党在这次调整中的立场对党的身份和道路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在这场斗争中，党加入毛主席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路线。感谢这条路线的指导，土共/马列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的、基本的和普遍的理论与土耳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为这个国家的革命画出一幅蓝图。

今天，由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编织而成的党的思想体系被证明有能力拥抱21世纪。这个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由于缺乏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新的、特别的经验和教训，遭受了政治侵蚀。

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没有认识到，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革命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进行，而且要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进行；根据对立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和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以后，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形成的新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复辟，换言之，旧政权回归的内在根源，将由共产党内部出现的代表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资产阶级领导，而不是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出的观点，即由被革命推翻的阶级领导。因此，上述组织仍然落后于发展和阶级斗争。

仅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足以成为共产主义者；它还需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公式。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些组织的最大弱点是未能吸收毛主义的传统。出于同样的原因，土共/马列最强大的方面是它从这些传统中不断获得营养。这种不同是党与土耳其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之间最明显的思想区别。

在政治路线方面，党的特性也很清晰。党将土耳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能够遵循明确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近40年来，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活跃和不间断的存在，证明了党对决定斗争各个阶段的社会首要矛盾和在整个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矛盾的判断是准确的。随后，这证明了党所采取的路线、方法、政策和战略也得到了历史的肯定。

土共/马列提出，土耳其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以土地革命为根本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政治领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和主体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亲密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是统一战线的战略同盟，这是这一阶段革命的需要。我们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我们的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解决反帝反封建的矛盾，移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构，把社会改造成自由、独立、民主的社会。第二阶段是根据继续革命的原则，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深入社会主义，进入黄金时代。为了我国革命的胜利，要有三大基本武器：党、军队、统一战线。

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夺取政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人民战争——持久、分散的人民游击战争。按照这条道路，红色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机构，是战争的根本组成部分，有利于通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逐步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根据是，与城市相比，农村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力量关系更有利于革命。正如凯帕喀亚具有远见地指出的，即使由于封建主义的逐步瓦解，总人口中的农民人口也经历了下降，换言之，即使土地霸权最终被金钱霸权所取代，它也不会引起民主革命的本质或城乡关系上的“根本性”变化。根本改变上述战略并非迫切之事。这种发展带来的唯一根本性变化就是民主革命的内容和任务。

革命和无数实践的经验至今已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力量是每一次成功革命的基本要求和必不可少的杠杆；因此，革命力量也是我们革命的支架。

但是，必须指出，虽然武装斗争形式是我们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这种斗争方式并不否定其他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在我国目前条件下，革命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革命暴力是我们革命的基本形式。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战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军队是主要的组织形式，党从一开始就具有“战斗党”的特征。“战争气氛”是进行思想和政治锻炼，检验组织建设的场所。

在我国，国家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法西斯专政形式，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革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选择。

以下构成了我国的一些基本特征：没有既定的民主习俗和传统。政治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可言，资产阶级民主分子至多是个矮胖子，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三权分立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长期的、带有封建特征的社会制度，因为它把前资本主义分子作为合作伙伴吸收到权力中。法西斯主义的长期状态之后，革命形势也长期存在，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起伏。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族问题仍未解决，这就造成了统治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进一步两极分化。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根源在于长期的内部萧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称为三座大山，它们结成了反对人民的联盟。

在这样的国家里，买办资产阶级是弱小的阶级，靠外部帝国主义列强的广泛支持也很难保住政权。它从很早就与封建分子有着紧密的联合，很快就用暴力来过度弥补它的弱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暴力。因此，在这样一个只有极小空间的国家的现实中，我们党几乎不可能用普通的方法、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来完成任务。在一个法西斯主义长期存在、对人民的暴力镇压从未中断的国家，没有任何可行的斗争形式可以取代武装斗争。

土共/马列明显区别于当时其他组织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共/马列代表着在穆斯塔法·苏菲之后50年对凯末尔主义的明确背离，并提出了关于库尔德民族问题的最明确的论点。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下，这些决议和论点就像是晴天霹雳。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共/马列提出的论点祛除了魔法，揭示了赤裸裸的真理。党揭露了凯末尔主义的真正本质，也揭露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此外，这还暴露了土耳其国家和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凯末尔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库尔德民族问题从后台的模糊地带直接带到了前台。这也意味着对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和否认态度的直接挑战和反驳，并最终提出了对此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即使是那个时期以小资产阶级最左翼和最激进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也把凯末尔主义看作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认为凯末尔主义是进步和亲民族解放的。在这样一个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也不得不对凯末尔主义采取这种亲切的态度的环境中，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谴责它是法西斯主义，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影响，也表明了它与其他左翼的区别。

在凯帕喀亚的领导下，40年前由土共/马列提出的这些论点至今仍然有效。有趣的是，我们党对凯末尔主义的分析如今已被大多数左翼圈子所接受。

土共/马列的分析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就是它们对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土共/马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对库尔德民族自决权利这一禁忌的直接和令人震惊的挑战，这一禁忌当时已变得如此习以为常。为了回应官方意识形态以否认库尔德人存在为基础的现状主义（status-quoist）论点和宣传，土共/马列无条件地捍卫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的权利。党认为，在兄弟阶级团结的口号下，所有国家的劳苦人民都应尊重这项权利，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这在当时并不典型，但是土共/马列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论点对今天的大多数组织来说是一个可靠的指南。

40年后，在凯帕喀亚领导下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仍在确保我们党的稳固和持久。正是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党在历史上最曲折的时候，也没有迷失方向。今天，土共/马列继续以这个基础作为它最可靠的支持、信标和指南针进行斗争。

随着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越来越接近第二个四分之一，我们党在人民战争的烈焰中庆祝建党40周年。由于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党今天仍然坚持游击战争；它仍然坚决抵御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散的毒液；尽管存在普遍的取消主义的思想风暴，党仍然屹立不倒；尽管有暂时的失败和反动派对劳苦大众的长期控制，党并没有偏离它的道路。

事实是，今天我们党不在天平的较重一端。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给我们的主张和信念投下阴影。通过持久和分散的人民战争，我们最终将会夺取政权。毕竟，正确的路线并不总是能够独自取得胜利，这也是一个事实。革命的胜利，是主客观条件与国内外形势有利结合的结果。

正如列宁一再强调的那样，真正重要的是坚信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一个伟大的革命目标能够产生创造奇迹的革命能量。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矛盾而产生的，虽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扩散开来，但它最终必然要蔓延到全国。因为每一个有阶级压迫的社会都保存和再生自我毁灭的手段。重要的是，在思想和政治决议和决心所开辟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进行不断更新的斗争，继续前进。

（三）
简要回顾党在40年斗争中的地位

首先要强调的是，一个经过40年艰苦奋斗的党，一路走来不可能没有错误、失败和各种事故。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党作为一种革命的战争工具在40年的经历中，不断地受到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和内战的围困；它在严格的、令人窒息的非法条件下进行斗争；它经受了许多内部和外部的挫折。纵观土耳其乃至全世界为革命前途作准备的一个政党的斗争史，其成功和战术上的胜利也伴随着某些失败和暂时的挫折，这是很自然的。

尽管如此，土共/马列迄今仍保持着坚实的基础。这从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重新调整过程中的偏重，从它反对普遍的取消主义的强硬的思想立场，从它坚持共产主义的特性，从它关于我们革命的目的和概念的经时间证明的决议中，从它坚决的反对党内的各种派系可以证明。虽然其他自以为是的光荣的组织和游击队最终放弃了革命理论和实践，在现有体制的范围内活动，但土共/马列毫不犹豫的站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MLM）的坚实基础上。然而，它还没有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在游击战争方面，它也没有达到应有的先进程度。

土共/马列自1972年4月成立以来，未能避免犯下一系列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党损失了相当大的力量，遭受了几次暂时的失败。尽管在发展有效的战争路线方面有着来之不易的丰富的理论、策略和实践经验，但还没有达到工人阶级及其最亲近盟友对它所抱有的希望。然而，当面对挫折和暂时的失败时，土共/马列并没有试图通过哭泣和抱怨自己的缺点来安慰自己。它也没有每次为了找借口加入资产阶级队伍而重新评价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相反，它坚持共产主义的身份和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

尽管土共/马列拥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一个坚实的马列毛主义思想体系来阐明它的道路，一个持久战的战略，和40年的斗争经验，但是它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地位。它至今未能成功地把党的基本原则同自凯帕喀亚以来每一个新时期的条件、经验和主要任务结合起来。

因此，党不能达到战斗党的素质；不能保持稳定、持续的领导；不能针对每一个新的形势，制定相应的策略方针；不能把内部的取消主义同普遍的取消主义联系起来，对它们进行思想斗争；不能实现革命是群众的产物的格言。

另一方面，这些失败并不完全是由于党的缺点。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对党和一般群众都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例如，1980年9月12日的军事法西斯政变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至今仍对土耳其的群众和革命组织产生影响。在政变的冲击完全被吸收之前，戈尔巴乔夫的风暴从北方吹来，进一步助长了普遍的取消主义。

然而，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从这些错误、缺点和失败中学习。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值得赞扬的是，土共/马列在自己的第八次会议上认识到其缺点并就如何克服内部和外部障碍提供了答案，从而在正确的方向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是光明的，道路是敞亮的，关键是要继续斗争，不要因为错误、缺点和失败而陷入绝望。人类不应再容忍这样一种情况，即少数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而世界上穷人却越来越贫穷。

（四）
不断加深的危机及其后果

在我们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一场长期危机已经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越是试图通过人为补救措施为自己创造喘息的空间，就越是埋下了未来更剧烈危机的种子。正如马克思150年前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危机浪潮的“周期性”复发是这一体系的自然结果。

2008年，当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正处于顶峰，这场危机和其他周期性危机一样，都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密不可分。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首先蔓延到美国和欧洲，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地。它的规模和烈度如此之大，甚至导致许多人质疑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

在上层，它给这个体系带来了一些明显的沉重打击。信用评级机构大幅下调了美国和欧洲某些主要银行以及欧洲某些国家甚至美国的评级。此外，包括美国（尤其）在内的许多国家目前正遭受巨额预算赤字的困扰，对许多国家来说，国家部门已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危机加剧了美国经济的狂热，使这个世界经济引擎进一步失灵。例如，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希腊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欧盟国家经济下滑，欧元区陷入一片混乱和困窘，动摇了欧盟的根基，欧盟的存在受到质疑。到目前为止，欧盟内部一直被掩盖着的许多矛盾明显地浮出了水面，同时也暴露了欧盟的其他弱点和扩张的局限。资本主义体系为自身绝望的危机开出的可行药方已经用尽。甚至有人提议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赶出欧元区，这意味着要认真考虑欧盟的未来。与此同时，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因自身2万亿欧元赤字出现在破产走廊上。这些严重受损的欧盟经济体只有推出严厉的紧缩方案，才能为自己腾出些许喘息的空间，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再次将危机法案写出来，让劳苦群众负责解决。

一系列结果继续带来政治后果。为了展示这一点，一些欧盟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被那些更顺从欧盟要求的政府所取代。在欧盟内部，关于如何处理这些经济体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尽管目前那些主张并要求额外财政支持的人的声音似乎占上风，但辩论的钟摆仍在两个选择之间摇摆：一是清除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二是容忍通过更多的财政支持。顺便说一下，这两种选择都带有巨大的风险。其中，前者将使欧盟分崩离析，直至解体，而后者只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赌博，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尤其是在试图拯救意大利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的问题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目前的预算是4400亿欧元。有人提议将其增加到1万亿欧元。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增长，也不足以掩盖欧洲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裂痕。

有趣的是，英国没有参与拯救欧元的计划。这一点在2011年12月的欧盟会议上得到了披露，这次会议议程上的一个主要议题是欧元的命运。在那里，德国和法国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的承诺。欧盟的缝线没能把它缝合在一起。

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叫嚣这是一场债务危机，并试图把它描述为一场金融危机。虽然金融危机是整个危机的一个方面，但它并没有从整体上定义危机。危机的经济方面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该体系的霸主们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经济方面的影响。只有经济危机的长期存在才能解释巨大的部门危机和预算缺口。

国家债务的问题与2008年危机的后果有关。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各国拿出了数十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这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国家经济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最终导致一些国家走向破产的边缘。

如今，该体系仍受到接连不断的危机浪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大众越来越无法忍耐，越来越愤怒。民众不满的一个表现是占领华尔街草根运动，该运动占领曼哈顿祖科蒂公园达数月之久。在希腊，人们的愤怒变成了街头战斗。

随着人们的耐心被耗尽，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这些抗议和抵抗的作用就像学校一样，在阶级斗争中训练群众，使他们准备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他们将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反动力量的野蛮行为的唯一真正选择是革命。由于这个体系正经历着更加艰难的时期来控制自身的危机，它最终也会发现不可能像往常一样控制和统治群众。

甚至是阿拉伯国家的群众也打破了沉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尽管在这些国家，抵抗的传统多年来没有得到恢复，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他们点燃了抵抗的导火索，撕开了帝国主义政权在他们和现实之间拉长的帷幕。

在适当时候，以政治崩溃来补充资本主义历史崩溃的有利条件在全世界迅速成熟。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正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面对肆无忌惮的剥削和压迫变得越来越具有爆炸性。历史进程决定了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系列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资本的集中化的转变。这一过程带来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和对抗的加剧，变成不可避免的危机并最终崩溃。这确实是令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者深感忧虑的问题。2008年的危机再次表明，不可能永远通过市场来治理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政策，主要是美国的剥削和奴役政策，以及他们在当地的同谋，都遇到了人民抵抗。毛主义者领导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持久、分散的人民游击战争，中东人民表现出来的坚决抵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正在进行的斗争，都表明，上层的统治者可能不再像往常一样统治和剥削下层的人民。

即使是欧美民众也纷纷涌上街头。他们愤怒异常，随时准备对抗。尽管缺乏革命倡议，但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最终导致其终结的因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学习和根据形势行动。当前的危机使条件更加有利，群众，包括多年没有上街的那部分群众，都在街上抗议，世界上被剥削的群众，都被推向了苦难，准备好触发最后的抵抗。

因此，当前的核心问题是：革命先锋队能否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点燃革命的导火索，把阶级意识带到人民群众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不可否认，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并不是那么积极。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做好准备，彻底完成我们的使命。

（五）
土耳其和土共/马列面前的待处理任务

当前，土耳其的内外矛盾所包围。过去10年，土耳其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主义国家一直由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的内阁领导。正发党装扮成土耳其一贯的民族主义，充斥着宗教色彩，并把它作为“先进的民主”呈现给国内和国际公众，以此来避免浓重的乌云。然而，这些乌云是由围绕它的矛盾和对立的力量聚集起来的，因此它无法逃脱它们最终的愤怒。一方面是经济萧条，他们试图用人为的方法来补救。另一方面，还有库尔德民族问题，这个问题早就把库尔德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事实上，这个火药桶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爆炸。然而，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也在进行合法的斗争。

为了打开苟延残喘的空间，执政党正发党利用宗教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钳子，在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挑起仇恨，并在逊尼派和阿拉维派社区之间制造紧张。同时，它把这个国家变成了各民族人民的监狱和集中营。

正如前几节所强调的，土耳其的基本特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其本身而言，它无法逃脱仅仅作为帝国主义利益的看守者的命运，尤其是在中东地区。资产阶级封建政府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当前的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表明它完全符合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迹象是，土耳其统治阶级顺从地提供其军事基地，即库雷奇克，用于安装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基地。

在国内，土耳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目前的经济形势。国家债务和预算赤字日益增长，给国家其他经济机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试图减少这种压力充其量只是人为的和表面的。

预算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0%以上，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正发党处理问题最成功的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干扰，假装问题不存在。很明显，政府不可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它最终会在重负下崩溃。

另一个更严重的内部问题是库尔德民族问题。作为土耳其这个资产阶级封建国家的现执政党，正发党正饱受“大国情结”的折磨，——以至于在试图发明自己的版本的库尔德人民族的同时，还用化学武器扩大了对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进攻的烈度。正发党的进攻战略旨在彻底消灭所有反对政府的库尔德人的政治实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一系列的袭击、逮捕和拘留似乎还没有结束。整个国家血泪飞溅。

在资产阶级封建制度对库尔德人实行全面劝降的同时，库尔德民族力量坚决勇敢地坚持举起抵抗的旗帜。尽管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自成立以来受到许多弱点的影响，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对付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土耳其共和国方面，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软弱性。重要的是坚持民族革命武装斗争，这种斗争集中于体制之外的手段和方法，而不向土耳其国家的屈膝投降，这些背叛被视为妥协的途径。

我们面前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库尔德民族问题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现象，它贯穿民主革命的道路和进程。以正发党为首的体制甚至连资产阶级从上层建筑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都不能容忍。相反，它似乎发誓要铲除库尔德民族力量可能找到的最民主的合法场所和行动空间。与此同时，他们正把局势进一步引向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内战。令这个制度深感沮丧的是，他们一直没有能够将库尔德民族力量纳入制度内部。

虽然这个制度无法克服这些问题，但土共/马列为了实现其解决方案，必须缩小自身与待处理任务之间的差距。

（六）
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必须的

2008年危机和随后的一系列危机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对整个体系的所有希望都产生了冻结作用。这个体系发现，像往常一样开发和管理生产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通过市场手段维持体系的概念，都没有提供任何稳定的解决方案。他们实际上都破产了。即使是该体系最热心的倡导者也在谈论对新形式和新方法的需要。

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的“胜利进行曲”已让位于“毁灭的旋律”，但也并不奇怪，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已经退居到一个有点偏僻的角落，革命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必要重新出现。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不能期望革命和社会主义立即恢复它的光辉岁月，恢复它的吸引力，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我们不能期望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像狂想曲的河流一样咆哮，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反动派的浪潮压倒。显而易见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已经不复存在的魔力消失了。

除了资本主义，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

撇开一切不谈，仅仅资本主义未能摆脱其长期危机的漩涡这一事实，就能够反驳没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观点。危机的作用之一，就是它明显地突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盲点、局限性、弱点及其扩张的狭窄边界。这反过来又使有关资本主义不朽的主张变得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有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实验和经验，这是由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提出，在20世纪跨越了几十年的维度。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实践现在转变为它们的对立面，并在历史的原野上被击败，这一事实难道不使这种证明无效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中找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前，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在早期，它在没有机会战胜中世纪反动派和封建制度之前，就已经多次退却和接受失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一直在易手。为什么历史不应该遵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类似的权力斗争循环？

必须牢记的是，历史清楚地表明，最终的胜利从来不是靠一次打击就能取得的。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把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失败进行比较，期待社会主义重新进入历史舞台的新篇章，才是合理的。

毕竟，不能指望一个阶级离开战场，再也不返回战场。换言之，指望工人和先锋队无条件投降，在第一次失败的经验中永远退出这个战场是不合理的。

以英国为例。17世纪中叶发生的革命，消除了君主专制、封建贵族以及与国王关系密切的教会的影响。君主专制制度以国王查理一世的绞刑而告终。然而，仅仅10年后，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二世又重新登上了王位。但是，在查理二世即位后的二十年里，资产阶级代表重新获得了权力。他们用议会君主制取代了斯图亚特君主制。

法国怎么样？虽然资产阶级在把国王路易十六斩首后获得了政权，但很快就被亲君主制的人推翻了。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共和制，接着是帝国政体，接着是波旁君主制，波旁君主制让位于君主立宪制，之后又恢复了帝国政体，最后是共和制。

在危机中削弱这一体系的是资本本身。只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消除，只要这些生产资料不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对其进行社会再占有而获得社会特性，那么，现行制度对人类大多数人的剥削、掠夺和奴役就会继续下去。

这个体系是“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束缚生产力根基的锁链；它是一个在无政府状态中无政府地运作的体系；它建立在“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偶然性”的基础上，并基于对劳动者的奴役。它唯一可行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在那里，劳动者掌权，剥夺者被剥夺。

正如马克思科学地解释的那样，虽然资本主义在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一种进步的社会选择，但在未来的另一个阶段，它履行了历史职能，并逐渐成为生产力面前的障碍。在这一阶段，它成为一个需要由新的进步制度的代表废除的制度。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是革命党现在分散了，并试图混乱地生存下去。由于他们是组织工人阶级、唤起工人阶级觉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实体，他们的现状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换言之，当今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水平低下，是用革命走出危机的最大障碍。

然而，这种情况不是陷入绝望的原因。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必要的，我们的斗争是正当合理的。即使有时必须撤退，即使必须忍受惨痛的失败，我们也必须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正当合理的事业，相信我们的基本纲领是正确的。用斯大林的话说，“胜利从来不是自己来的，它是在艰苦的战斗和持久的努力中赢得的。”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

土耳其革命的未来在于土共/马列在40周年之际的战斗

如前所述，这个系统被各种因素所包围，使其窒息。但是，有利的具体条件和革命主观条件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必须尽快解决，差距必须缩小。弥补这一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主观力量的状态。我们越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差距就会越快地缩小。至关重要的任务正在等待土共/马列。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用革命赢得未来。就我们的特殊性而言，这就是深化人民游击战争在群众中的根基。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党的生命之火就有被扑灭的危险。

土共/马列认识到，它是土耳其唯一一个共产党，代表着世界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支队，能够通过持久和分散的人民游击战争对抗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政权，创造未来社会，在那里，劳动者掌握政权，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土共/马列 40年的经验是在激烈的条件下通过艰苦的斗争获得的，有着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身份，土共/马列承载着向新社会打开大门所必需的主张、信念和战斗精神。土共/马列也有必要的决心和勇气从过去的错误、缺点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在建党40周年之际，光荣属于我们的党土共/马列!
我们的党土共/马列万岁!
我们的红色人民军队土耳其工农解放军万岁!
我们的青年组织土耳其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联盟万岁!
人民战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