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立场》
二〇一七年
《阶级立场》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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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无产阶级的解放会有她在军事上特别的表现，她将赋予战争一种新的，具体的手段。”
——恩格斯
本文件是对将要重建的德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军事路线讨论的一个贡献。首先。我们要看“共产主义建设”（Kommunistischer Aufbau）的文章，是它引起了这个讨论。随后，基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我们将会粗略地概述关于德国革命军事路线的问题的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于“共产主义建设”做出的批评
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共产主义建设”的朋友们发表了《1917-2017：百年的革命战略》一文，其副标题为“起义、城市游击战、人民战争——或者是辩证的发展？”。鉴于“共产主义建设”在“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一章中认为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在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和国家内的任务”,我们认为，有必要与他们进行一次实质的辩论，为德国共产党重建的斗争进程做出重要的贡献。
游击战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
人民战争一章以引述某些出版者的《印共（毛）城市手册》德译本的话作为引言：
“持久人民战争由一个社会分析、一个革命纲领，以及由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共同构成的政治军事战略组成。其战略目标，是建立根据地，并把持久斗争加以扩大，逐渐包围大城市。”
贡萨罗主席系统化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这也是“共产主义建设”所熟知的。我们有责任去推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道路中唯一的指导和指南。非毛主义著作在此处仍在被明确地引用的事实说明我们仍由许多工作要去做。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建设”也肯定有可能在我们的文章中找到相关的段落。但是，即使“瑞士革命建设”组织（Revolutionärer Aufbau Schweiz，上述《印共（毛）城市手册》的出版者）理解了人民战争不仅仅是游击战，“共产主义建设”的解释却是这样的：
“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展的‘持久人民战争’是一种革命战略。它不能像某些资产阶级作家所描述的那样，被简化为一种游击战战略，即使军事部分是人民战争的关键环节。它在军事上依靠游击战，同时在所有的方面都有全面研究。
游击战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历史上，游击战第一次在欧洲出现是18世纪末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游击战争。因此，毛泽东新的和独创的地方不是发明了游击战，而是完全地掌握了这种战争形式（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它并且第一次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的潜力。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基于农村游击战。人民战争中的游击战的战略目标和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根据地。”
参考这段引述，“共产主义建设”甚至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攻击把人民战争简化成了游击战。但是，他们自己也根本没有提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只讲了游击战的作用和根据地这一个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对根据地作用的理解是不足的。这关系到了夺取政权。
“共产主义建设”也并不了解游击战在人民战争中的地位。游击战在人民战争中具有战略性。也就是说，军队的建设和运动战、阵地战的发展都是基于游击战开展的。而在这之前，游击战只是常规战争的一个部分，仅仅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补充。
随后，“共产主义建设”又错误地定义了人民战争的目的。
“战争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在国家里夺取政权。”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所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旧国家，而是必须打碎它并建立一个新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用“国家里的政权”这个措辞是一种误导，简直在说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总之，我们不指望所有革命者都读过《法兰西内战》，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已经澄清了这一点。虽然列宁确实在《远方来信》中使用了这个措辞，但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就不再使用了，这不是巧合。而“共产主义建设”则又写道：
“第一步先要占领一个偏远而在地理上有利的地区（山区、河口、森林），并将其永久占据以抵挡敌人。”
第一点，人民战争并不是占据地盘，而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性因素。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但是，革命力量如果逗留于一处，被包围并摧毁，那么这些都不会发生。这只不过是在散播把一切主动权和灵活性交给敌人，使自己陷入被动。事实证明相反的做法是成功的，如果敌人试图去调动部队来围剿一个根据地，即使它的各个支队汇聚起来，我们也要主动包围并消灭各个支队。因此，他们对这些的评论存在着严重的误解。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1]
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
这些朋友们写道：
“作为军事战略和革命战略，人民战争已经在许多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殖反帝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人民战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中的军事理论。如果无产阶级没有领导权，那么它就不是人民战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人民战争。资产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接受人民战争战略中的某些部分，但是它绝不可能领导人民战争。即使资产阶级成功的采用了这些部分，它也仅仅是证实了我们军事理论部分的正确性。
“一方面，各种毛主义运动或政党，对人民战争的理解都是‘农村包围城市’，并基于此尝试建立‘红色政权’的根据地；另一方面，让城市承担或多或少的广泛辅助功能，并看做是‘次要战斗舞台’。这包括纯粹的法律政治支持工作，给人民战争提供后勤支持，作为毛主义城市游击队和地方民兵的连接要素，正如在贡萨罗主席领导下的秘鲁共产党所发展的那样。”
这一段完全是对秘鲁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曲解，也就是说，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这在秘共的党的团结基础（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中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此外，他们也对在实践中展示这一路线正确性的各种文件一无所知：这些文件提出了秘鲁的统一人民战争背景下城市的必要补充作用。这一段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它的反面游击中心理论划了等号。它用修辞的陷阱取代了实质性的辩论。所谓的“次要舞台”和“辅助功能”等表达方式好像在讲城市并不像实际上的那么重要，而他们也没有单独对此进行论述。这给予了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共产主义建设”并不想用它的文件来提供更清晰的信息，而是要引起混淆。将人民战争和城市游击战相等同的焦点论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混淆。随后“共产主义建设”又写道：
“但是，所有毛主义运动最终都要面对夺取城市这个战略问题。正如尼泊尔的毛主义党一样，在他们通过1996-2006年的十年人民战争并成功的包围首都后，他们始终无法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转入城市武装起义。最终的结果就是毛主义游击队的领导人普拉昌达公开背叛革命，放弃社会主义并成为新组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总理。”
第一句话说的模棱两可。当然，即便他们在城市里开展了工作，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人自然会在实践中面临着夺取城市的实践问题。但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在这里面临根本的理论问题，因为毛泽东主席和贡萨罗主席已经从根本上阐明了这个问题。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原则创造性地运用到他们具体的实际中去。
尼泊尔同志的问题是，他们党的修正主义领导背叛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在结束君主制的要求下，“多党竞争”和将敌人纳入新政权等荒谬行径贯穿了整个与旧政权的谈判当中。最后的转折点是在美帝及其印度附庸干涉之前的投降。所有这些都是全面和系统的修正主义的表现。当时，在修正主义的鼎盛时期，它将自己伪装成毛主义。这个事实已经被许多方面彻底的批判过了。“普拉昌达主义”暴露无遗，并且已经破产了。
把这种修正主义分子称为毛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支持这种伪装，是在给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抹黑。此外，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尼泊尔党的领导走向修正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缺乏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对革命实践问题给出的答案的相关知识。修正主义是混入我们队伍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滋生的原因是共产党人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主体。因此，他们本身就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在被压迫民族则是封建主义的）。他们身处其中，除非将资本主义社会摧毁，否则他们并不能摆脱这个环境。因此，共产主义者将自己和自我价值置于阶级和人民之上，沦为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事情能够而且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他们会被无情打倒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澄清这个经常在许多场合被混淆的问题：修正主义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尼泊尔的情况只是一种暂时的失败，是道路上所遇到的弯道。我们坚定地相信，尼泊尔的同志们会根据他们所取得的经验，以及他们已经证明的英雄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取得胜利！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必经之路，还是因为人民战争是尼泊尔现实的决定性部分，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从那里崛起。最近，他们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实施了全国性的炸弹袭击。
人民战争的普适性
“共产主义建设”又写道：
“从革命战略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概念的缺乏，也与中国内战及其1945年至1949年最后阶段的历史特点有关。在军事上，毛通过把游击队改造成正规红军，以非常经典的方式发动和赢得了一场常规战争，从而夺取了政权。政治上，在1948-49年间，他能够像成熟的果实一样摘下“城市”，因为他的对手国民党已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彻底瓦解。”
在这一段，“共产主义建设”声称人民战争仅在中国非常特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成功，藉此攻击人民战争的普适性。他们把它描述的如此荒谬，以至于没有人真的相信这种事情能再次发生。正如没有人真的相信中国革命已经以那样的方式发生过一样。
“成熟的果实”之类的言论，以及用“以非常经典的方式领导了一场常规战争”的说法来含蓄指责毛泽东采取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对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流血牺牲取得成就的诽谤[2]，毛泽东主席正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下一节中，“共产主义建设”指出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所谓致命弱点：
“这一世界革命的理论问题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如何进行夺取“城市”，占领帝国主义中心的主要战斗，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仍然是毛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致命弱点。”
“共产主义建设”在这里又引起了混乱。这些字眼是从林彪嘴巴里说出来的，他并不想尽快地发动人民战争，更代表不了由秘鲁共产党定义的世界人民战争。因此，林彪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事实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还尚未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定环境中得到应用，而这是这些国家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因为理论是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的，所有其他一切都是唯心主义。因此，只有唯心主义才会指责毛泽东主席和贡萨罗主席没有这样做。既然他们还没有提出反对人民战争普适性的任何论据，我们的朋友们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毛泽东自己说话。他们在引用了一段较长的毛泽东的语录之后：
“通过这一点（人民战争普适性的断言），他们远远背离了毛泽东自己的概念。他认为根据地（“红色政权”）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条件。”
接着是一段较长的1928年毛泽东的语录，毛泽东在这段话实际上指出的是，红色政权的地区是中国特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1928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内战。这发生在抗日战争以及第二次内战之前。从那时开始经过了21年的武装斗争，才迎来了胜利。毛泽东是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也不是“上帝”。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巨大的理论成就，但也不是唯心主义。显然，没有革命的实践，这些就不能被综合为理论。所以，在他进行必要的实践之前，他还没有发展出人民战争理论，这一点我们并不感到意外。这种黑格尔式的期待对共产党人来说并不重要，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反驳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理论是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被用来把实践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理论从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理论不是脱离实践而产生的，人民战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想坚持他们的论点，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唯心主义的观点。
顺便说一句，即使在毛主席的著作中，也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进行了修正。《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在德语版选集第二卷第六章第3分节中，确定了“[……]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在这一点上，在英文版中，脚注8说：“换句话说，游击战争可以在领土不大的国家取得胜利[……]”
然后，“共产主义建设”又跳回到国际路线：
“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农村’。革命的前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只有当这些国家“陷落”时，革命才能在帝国主义中心取得成功——这也是因为通过超额利润贿赂工人阶级的可能性丧失了。”
这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毫无关系。因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内部矛盾是决定性因素：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关于国际路线的实现，应该简单地说一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确定，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当前世界上的主要矛盾，从而构成了各民族内部矛盾中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种矛盾的日益加剧促使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越来越走向造反。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础上，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必须领导这些造反，并尽快在各地发动人民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的“社会和平”特别依赖于对被压迫民族的资本输出（和掠夺），这种人民战争会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它们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袖手旁观，并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前将自己局限在一种漠不关心的“国际团结”状态下。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3]
人民战争具有普适性。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前，一切都是为发动人民战争服务，当人民战争发动时，一切都是为发展人民战争服务。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不像犹太人等待弥赛亚那样等待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从本国人民战争的角度发展革命实践，始终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放在为世界革命服务的首位。
一国之内的人民战争
“按照这些革命战略，即便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被压迫的国家也能够得到解放，这让我们出于各种原因怀疑，这不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原因很简单，帝国主义不会坐视（革命）村庄包围其（政权）中心。不过，但凡帝国主义在掌控着政权的中心地带，也会有力量在必要时把“村庄”夷为平地。过去几十年的人类历史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如果帝国主义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上被严重地逼到了墙角，帝国主义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一选择。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面前公然谈论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要用核战争摧毁朝鲜人民，这一点让人记忆犹新！”
“共产主义建设”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想单方面发展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战争这一错误假设出发，得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不能从中发展出来。是的，如果你不在世界范围内为革命政权而战，你就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政权。这些朋友们用这种重复的说法冲击着一扇敞开的门。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说，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有很强的武备，他们在这一点上又引起了很多困惑。历史没有显示其他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受到国外的军事攻击？这里所做的就是把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与纯军事问题混为一谈。但是，如果理解能力非常不足，就会把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单纯地归结为军事（和外部）因素。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实践，恰恰证明了其反面。通常，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才反对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4]但即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这表达了一种对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虽然帝国主义仍然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它的力量依赖于对半殖民地的掠夺，没有掠夺，它就会崩溃。帝国主义不能没有民族压迫。它的军事力量当然保证了它的经济实力，但也是以压迫为基础的。如果帝国主义被人民政权剥夺了半殖民地，它就会被削弱。而且，即使孤立地考虑军事方面，“共产主义建设”也是错误的。历史确实表明，帝国主义者随时准备用任何残酷手段来确保自己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功了。越南、车臣和阿富汗、索马里和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和马里的近期历史清楚地表明，它们无法使人民永久地“保持安静和秩序”。相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失败。
我们的朋友们只煽动对核战争的恐惧，忽视了帝国主义正在对半殖民地进行某种计划的事实。它不想简单地摧毁它们，而是想利用它们。你不能毁掉想用的东西。“夷为平地”的策略，充其量只能是帝国主义偶尔的表现，而不能作为一种全面的策略，因为它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相抵触。此外，作者也不知道使用原子弹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如果原子弹就是按照这个目的使用的，这样一来，与部署了原子弹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战斗就变得更加困难。原子弹在日本帝国主义部署后从未使用过，这并非巧合。利用这些矛盾激化了矛盾，使帝国主义者感到十分棘手。即使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也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阮文敛遭枪击的照片引起全世界的愤怒；美国的国民警卫队甚至在被凝固汽油弹烧死的9岁儿童潘氏金福的照片发表之前就已经开枪杀害了示威者。[5]此后，这场战争就不仅仅失去了道义的支持。最后，毛泽东主席说的是对的：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6]
过去几十年资产阶级媒体故意制造的对这一事实的误解和资产阶级媒体对“滥杀”的歇斯底里表现在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上述言论上，这让我们非常担心。我们要明确警告：不要继续发展这种立场。如果这一立场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恐吓人民，劝阻革命分子不要革命，使他们相信和平过渡和和平共处。当我们的朋友们假设这种恐惧时，他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如果他们继续走下去，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摔倒。革命者的态度必须始终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对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将成为“白种人的负担”的革命理论变种。在对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矛盾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中，形而上学的革命观点，归根结底就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被说成什么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此应该希望帝国主义中心的白人弥赛亚们来拯救他们。我们非常希望“共产主义建设”不要发展这种错误的思想，而是放弃它。
游击中心主义，还是人民战争？
我们并不想为游击中心主义辩护。因为我们也在批评这种策略。游击中心主义和相应的冒险主义，是对群众的蔑视，是小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不是无产阶级事业的表现。虽然在这条路线下战斗过的许多革命者都是我们阶级和世界人民最优秀的孩子。
但是，对于“共产主义建设”对游击中心主义的批评，特别是把游击中心主义与人民战争混为一谈的观点，必须予以驳斥。
“城市游击队以革命人民领袖和暴乱的地方传统为基础，把以革命的切·格瓦拉的生活和战斗以及毛主义人民战争为代表的游击中心主义元素结合起来。在军事上，城市游击队把持久人民战争的游击队转移到城市里。在政治上，一个革命核心（焦点）的果断行动——脱离群众——作为榜样来点燃“燎原之火”，成为战略中心。
所以，首先，游击中心主义是一种理论，而不仅仅是切·格瓦拉的案例。一个人应该认真对待修正主义，而不是用无知的态度。另一方面，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脱离群众，发动武装斗争时，说它与人民战争有关，也是很无知的。虽然有些城市游击队在口头上提到人民战争，但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根本不能领导人民战争。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7]
这是人民战争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所以没有共产党，怎么能领导人民战争呢？再者，人民战争的关键是依靠人民群众。游击中心主义与之相反，它依赖于焦点，只关注少数人。“共产主义建设”又把人民战争简化为游击战争，得出城市游击的概念是尝试把人民战争运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论断，尽管他们一开始说只有资产阶级作者会这样认为：
“归根结底，城市游击队只是把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游击战争）移植到帝国主义中心，而没有发展出全面的革命战略。在内战中，对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群众是如何被争取和组织起来的，答案要么是错误的——以一种无政府主义-唯心主义式的游击中心主义的形式——要么根本就没有。”
遗憾的是，“共产主义建设”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群众路线。它是由马克思和列宁创建，并由毛泽东进一步发展起来，最后由贡萨罗主席在秘鲁共产党的党的团结的基础中系统地提出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自我肯定并断言，在如何“争取和组织”群众的问题上没有答案，而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批判性的想法。
朋友们又写道：
“今天土耳其的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是城市游击队概念的一个代表，这一概念近年来讨论得越来越多，帝国主义中心的一些新兴团体和圈子，特别是欧洲的一些新兴团体和圈子也以此为导向。”
“共产主义建设”认为城市游击队概念是游击中心主义和人民战争的结合体，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声称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在土耳其，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采用了这条军事路线进行战斗，这让人十分费解。我们认为这只是因为“共产主义建设”并不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场辩论中，我们翻译了《党人》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前一段时间对土毛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判。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帝国主义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否正确，是否仍然正确。[8]我们确信这是一个失误，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与史蒂芬·恩格尔的德国马列主义党[9]合流。
而且，批评犯过的错误是正确的，这也表现在我们阶级反对游击中心主义的拥护者的斗争中。他们（作为修正主义者）采取了反对了反对共产党的敌对形式（比如说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结果是以他们的毁灭告终。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许多同志和部分群众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武装斗争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永恒英雄史诗的一部分，即使他们犯过这些错误。我们决不能把这些同志交给敌人。
共产主义建设的“模式”
在文末，“共产主义建设”得出了一些一般性结论。例如：
“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客观的社会辩证法，它往往因为共产党人主观上的软弱而得不到承认。反革命如此强大，其治理方法不断完善，这也辩证地意味着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正在进行一场克服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弱点的政治斗争，即缺乏在帝国主义中心的革命战略。”
这一节的标题是实践先于理论，但这听起来更像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现在还完全不清楚为什么“共产主义建设”会在他们显然对实际问题没有答案的情况下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
随后，“共产主义建设“转回人民战争，写道：
“所有今天仍在斗争的毛主义政党都必须解决“增长受阻”的战略困境。人民战争是一种革命战略，其中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的目的是从战术上消灭敌人的力量，以便长期积累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遵循着“生存发展”的战略规定。但是，如果游击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争变成战略僵局的“堑壕战”，双方都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获胜？帝国主义军队能够维持几十年，特别是在损失和成本不超过可承受限度的情况下，这是人民战争的第一个战略陷阱。”
首先，没有不战斗的毛主义政党。因为如果他们不战斗，他们就不是毛主义者，最多只能这样自称。
第二，人民战争是夺取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军事理论，无产阶级政权会迈向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通过共产党实现）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阶级人民专政中]。第三，在人民战争中，革命力量摧毁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敌人被决定性地击败的地方，建立了以革命军队为骨干的新政权以摧毁旧政权。将此总结为“生存发展”完全忽视了建设与破坏的辩证法。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总是要尽一切努力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消灭敌人。为了保存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的军队。但为了消灭敌人，我们又不得不付出代价。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准备好付出最高的代价，但也必须尽力去让代价变得最小。领导层必须在计划中考虑这个矛盾。不建立自己的摆脱劣势的军队，不建立新政权，就不能消灭敌人。在建设（以新政权为核心）和破坏（旧国家）的矛盾中，建设是主要问题！因此，新政权的建设是人民战争的核心。如果正确地处理了这一矛盾，人民战争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客观条件是站在人民一边的。
这一战略是持久人民战争，因为它是关于摆脱劣势去战胜优势敌人，如果需要几十年，也会进行战斗，并最终获胜。通常，“持久”一词被认为是“人民战争”一词的中心谓语，“共产主义建设”当然没有错过。当然，人民战争的持久性在大多数有关于此的文献中都没有突出的地位。遗憾的是，“共产主义建设”没有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答案去处理它，而是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没有解决的。然后他们在文本中提到了一个在实践中被认为是积极的参照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来自马列主义运动中的霍查派传统的党，作为共产党的核心，没有陷入包括清理非法建筑在内的舞台理论的泥潭中，而是走一条一定程度上相反的道路——在城市中与民兵一道建立一个地面游击队。土耳其/库尔德斯坦马列主义共产党与自己党的民兵一道，正在与库尔德解放运动一起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他们多年来一直与库尔德解放运动结成一个战略联盟。首先在罗贾瓦，然后是自2016年以来在土耳其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一起。
最后不能不提，必须注意城市游击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派’。意大利的‘红色旅’也许是将城市游击队的军事战略与群众斗争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的最著名的例子。”
“共产主义建设”所相信的东西很有意思：谁在领导库工党和马列主义共产党的联盟？是强大的库工党还是弱小的马列主义共产党；还是把罗贾瓦转化为它的军营并把叙利亚民主军作为它地面部队的美帝国主义？[10][11]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战略同盟”就是在阵线中解散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右倾取消主义。[12]但我们可能没有理解我们朋友想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也不理解，并且想知道一个共产党怎么能把两个国家国无产阶级的责任都强加于自己身上。毕竟，共产党不是一国人民的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的纲领性的基本文件《共产党宣言》对它的斗争作了非常明确的描述：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3]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国内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14]
但列宁和斯大林也不得不与“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通常称为“崩得”）处理同样的问题。在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等国，它主张自己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而不是把这项任务交给列宁的党（例如在俄罗斯），以便于动员犹太无产阶级参加俄国革命。“崩得”因此表现为一个没有地域界限的政党，采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斯大林这样评价他们：
“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跨民族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一步扩张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15]
列宁继续论述对于“崩得”的分离主义的态度：
“这个口号(俄国犹太民族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捍卫这个口号)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相抵触的。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组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所有这些要求是一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许农奴主和警察国家侵犯各民族的平等,但是我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以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觉来欺骗工人，而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在各民族享有最完全的平等和国家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制的条件下使所有民族的工人统一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也是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口号决不会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虚假幻觉和幻想，而“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就必定会造成这种幻觉，并且在劳动群众中间散布这种幻想。”[16]
今天推动马列主义共产党前进的分离主义野心与一百多年前的“崩得”分子有着相同的性质。它没有动员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民反对土耳其国家，进行民主革命，而是宣称自己是库尔德人民的政党，从而站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而且，我们也很感兴趣，红色旅究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模板，还是仅仅流于形式，因为他们不想被指责“忘掉”了这一方面？
接着是一段令人困惑的引文，因为在文章的前面，朋友们似乎还不明白人民战争的持久性：
“相比之下，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经过25年内战后在1949年取得的胜利，是一枚重磅炸弹。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即弱者战胜了优势对手。帝国主义依靠正规军队的优势火力以及最现代的战争技术的战争的数量法则，似乎被毛的持久人民战争革命战略所取代了。”
这样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参考，使“共产主义建设”似乎对人民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摆脱弱势消灭敌人有一定的认识。当他们谈到马列毛主义的实践时，他们承认他们在理论上不愿接受的东西。
但是，“共产主义建设”在这里也暴露出了不足。他们被资产阶级军队及其华丽而别致的技术点缀吓倒了。他们觉得认为科技的优越性无关紧要的想法好象是被驳斥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他们对群众缺乏信心的体现，实际上是军事主义。创造历史的不是武器，而是群众。一旦我们动员了群众，武器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
“共产主义建设”打算要发现一种新的政治和战争辩证法：
“‘混合战争’是一场彻底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一切手段和资源都被用来实现战争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这一点既适用于反对革命一方的斗争，也适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同敌对国家的竞争。”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克劳塞维茨在1832年的《战争论》中写道：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因此，政治与战争的辩证法已经为阶级敌人所认识了200多年。“革命一方”则更加清醒：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17]
结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共产主义建设”变得更加抽象，并得出了哲学性的结论：
“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刻在石头上的答案。未来是开放的。社会矛盾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发展走向新的方向，既没有历史类比，也不会遵从连续阶段的僵化方案。”
我们要强烈反对历史哲学的这一论点。未来绝非是开放的，它是必然的。或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因此，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8]
正如历史是不变的一样，这里也有一个不变的“石刻的答案”，那就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其原则是普适性的。在争取把毛主义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新的、第三个、最高阶段的斗争中，没有充分地处理革命的必然性，这显然是我们的不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原则的普适性在后来的几段中受到了朋友们更尖锐的质疑：
“我们既不能理解《怎么办？》，也不能理解《联共（布）简明党史》，也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关于起义的教科书（Lehrbuch der KI-zum Aufstand），也不能把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或个别人民战争的经历理解为我们现在必须应用的“菜谱”。
“我们必须要从特别是十月革命中学习，在总体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到一个抽象的真理，即革命战略是统一的艺术综合体，这是资产阶级思想难以把握的。我们不能把政治“创造权力的艺术”分为独立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
“我们在这里讨论了革命战略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是在一个抽象的、部分近乎哲学的层面上谈的。实事求是的同志现在可能会问：它在具体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是什么？
“从理论上概括前人实践经验的书籍，只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即战略的一般原则。在今天的条件下，实现目标的道路是怎样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自己去发现，正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证明的那样。我们用一个辩证的格言收尾，来为这一目标指明方向：
“革命政治意味着发动战争，在何时何地都是这样，就算我们一生中射不出一颗子弹！（Revolutionäre Politik heißt Krieg führen, immer und überall – auch wenn wir in unserem ganzen Leben keinen einzigen Schuss abfeuern!）”
鉴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及其100周年，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伟大列宁1905年的“辩证的格言”：
“真理总是具体的。”[19]
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主席等思想和行动上的巨人在工人运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原则的贬低为“菜谱”，是一种无原则的厚颜无耻，是不配做一个共产党人。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实践条件中，正是共产党人要做的！令人怀疑的是，“共产主义建设”还打算做什么？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贬为一种审美趣味，谴责它是艺术合成，把它当作抽象的真理来尊崇，同时却又不想知道任何关于具体真理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的应用——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毕竟，他们甚至意识到，他们的整篇文章都不适用于“实事求是的同志”（我们还没见过一个对实践不感兴趣的同志，我们也希望，并且，根据我们的经验，相信“共产主义建设”的朋友们也不是这样的人），因为这只是一种否定。我们还想补充一点：除此之外，这是一个糟糕的否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使自己的批评显得空洞无物。因为这是一个不再针对实践的批评，它已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沦为了一个智力的把戏。最后两段中提到的实践则因此更像是一种托辞，而这句格言则显得讽刺。
另外，朋友们也承认，除了实践别无他法。但正如列宁所说：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20]
第二部分：论革命战争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21]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战争的一般规律和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也必须调查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帝国主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的革命战争的特点，并解决它产生的所有问题。由此，依据矛盾学说，不应当经验主义地照搬来对待德国的具体现实；要不然我们就一定会失败。
革命暴力的需要
正如马克思以来的所有共产主义者，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的支持者：
“暴力是每个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士。”[22]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Cela est clair〔这是很明显的〕。”[23]
伟大的秘鲁共产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话也适用于我们：
“如果革命需要暴力、权威、惩罚，我就接受暴力、权威、惩罚，接受它们附带的所有恐怖而没有懦弱地做任何保留。”[24]
在这里，我们要引用毛主席关于一般的战争规律的话。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假定（读者已经）阅读了《论持久战》的之前引用段落中关于政治与批判的关系的部分：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25]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26]
“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27]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8]
“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29]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强调了革命的暴力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完全必要：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30]
从实践中学习：军事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的细节。他们分析了他们的时代和起义的过程。他们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成果并做了发展。这就是城市起义和相应的街垒战术。为争夺每一条街道而战斗。例如，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街垒战。但军事理论的发展没有就此结束。
1895年，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说，那种“斗争方法”，那种“旧式的起义”，已经过时得令人绝望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下结论说武装斗争本身失败了，而是试图在变化的条件下找到新的斗争方法：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31]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32]
作为对比，即使在当时，修正主义者也在试图阻止任何必需的应用或发展军事理论的做法。伯恩斯坦之类的修正主义者当时试图将武装斗争替换为议会迷主义，因而上面这段引文最初曾被当作是来自柏林的政党领导者（恩格斯）“胆怯的顾虑”而删除了。但是列宁重申了发展军事理论的需要，并且做了两个关键的贡献：
首先，在战斗方面：
“（１）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译者注：指革命军战斗队）
“（２）领导群众。
“战斗队的人数不限，两三个人也行。
“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锨、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无论如何不要等待来自旁处、上面、外部的帮助，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弄到手。
“战斗队应当尽可能由住在邻近的人或者能经常按时会面的人组成（最好是两者兼有，因为按时会面可能会因起义而中断）。他们的任务是要做到在最紧急的时刻、在特别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集合在一起。因此，每支战斗队都应当预先规定出共同行动的手段和方法：在窗上做记号等等，以便彼此易于找到；约定呼号或哨音，以便在人群中辨认自己的同志；约定在夜间接头时的暗号等等。任何一个坚毅果敢的人再加上两三个同志都能制定出很多这样的规则和方法，应该规定好、记熟并且练习应用这些规则和方法。必须牢牢记住，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会是这样：事变出其不意地到来，因而需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集合在一起。
“即使没有武器，战斗队也能起极其重大的作用：（１）领导群众；（２）在有利的场合袭击巡警，袭击偶然掉队的哥萨克（在莫斯科曾发生过）等等，并夺取武器；（３）在警察少的时候去营救被捕的人或受伤的人；（４）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等等。一支有组织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只要奋发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借口缺少武器而拒绝组织战斗队或者推迟组织战斗队。
“各战斗队都应当尽可能预先分配任务，有时候要预先选举领导人，队长。如果陷入委任官职的儿戏，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决不能忘记，统一的领导、迅速而坚决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果断，进攻迅猛——就是四分之三的胜利。
“各战斗队应当一成立就马上着手，即毫不耽搁地着手从各方面进行工作，绝不只是进行理论工作，而且一定还要进行实际工作。我们所说的理论工作，是指研究军事科学、熟悉军事问题、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请军人（军官、军士等等，直到曾经当过兵的工人）参加座谈会；阅读、研究和领会有关巷战的秘密小册子和报上的文章等等。
“我们再说一遍，应当马上开始进行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可以分为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包括筹措各种武器和弹药，寻找便于进行巷战的房子（便于居高临下作战，便于存放炸弹、石块等等或者存放用来泼警察的镪水等等，便于设立指挥部，便于收集情报，便于掩藏被追捕的人和收容受伤的人等等）。其次，准备工作还包括各种迅速的刺探侦察工作：弄清监狱、警察局、内阁各部及其他机关的内部布局，弄清政府机关、银行等等内部的工作安排情况和警卫情况，设法和那些能够对工作有好处的人（警察局、银行、法庭、监狱、邮政局、电报局等机关内的职员）建立联系，弄清军火库和市内的一切枪械商店的情况等等。这里的工作很多，而且这些工作又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根本不能参加街头斗争的人，甚至体力很弱的人，如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等，都能去做而且会带来极大好处的。必须努力立即把所有愿意参加起义的人都无条件地团结到战斗队里来，因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愿意工作而不会带来很大好处的人，即使他没有武器，即使他不能够亲自参加战斗。
“其次，革命军战斗队绝不能只做准备工作，而应当尽快转入军事行动，以便：（１）使战斗力量得到锻炼；（２）侦察敌人的弱点；（３）给敌人以局部的打击；（４）救出被俘的人（被捕的人）；（５）弄到武器；（６）弄到供起义用的经费（没收政府的钱财）等等。各战斗队可以并且应当立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来进行实际工作，决不要把事情拖延到总起义，因为不在战火中锻炼就决不可能获得举行起义的能力。”[33]
其次，关于无产阶级民兵：
“我们无产阶级，全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民兵呢？我们需要真正人民的民兵，也就是说，第一，它是由全体居民，即由所有成年男女公民组成的，第二，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维持国家秩序和进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集于一身。”以及更进一步地：“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公务、参加民兵、参加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34]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没有比上文更多的发展。不过，也有人试图做出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游击斗争中。当时，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正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发展。通常来说，关于中国革命存在一种带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沙文主义、帝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认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只是一场简单的农民战争，这种说法偏离现实很多，与我们以及现实没有联系。
关于中国革命：从1924年到1927年，反对北方军阀（封建领主）和谋求民族统一的战斗持续了三年。中共试图应用武装起义的理论（上海三次、广州一次）。这四次起义尝试都被镇压了。因此，在实践上，应用这套理论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当时已经有了的一些无产阶级的大城市。蒋介石在接管国民党领导权后结束了与苏联和中共的结盟，领导国民党建立了法西斯制度并在大城市中执行了大屠杀。随着1927年的秋收秋收起义，游击战在中国开始了。当时，城市是党指定的中心。然而，毛主席与矿工一起走向了农民和农村，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毛主席当时在他开展工作的地区被看作是领导人，但他并不是被正式认可的中共领导人。当时的发展情况是这样的：在城市被击败而在农村获得胜利。结果是，中央委员会决定走向农村。蒋介石决定要粉碎农村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实现这点的手段是围剿。针对南方根据地的四次围剿都被击退了。共产国际向中国地区派出了顾问。这些顾问的工作仍然是在用阵地战取代运动战和低估游击战的作用，而这些这一次被用在了各个根据地。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不够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在苏联训练了二十八个中国同志，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接管了中共的领导权，并且“系统地”将他们学到的东西——以机械照搬的方式——用于实践。然后，因为这些工作违背了毛主席的主张，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取得了成功。结果是十万名共产党人、战士和群众不得不开始了前往延安的长征。他们的行程是一万二千多千米，并且在途中持续地与敌人战斗。此外，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并带着军队主力离开了。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占据了中国北部并建立了傀儡政权。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中共提议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被迫签字（属下的将军逮捕了他，威胁要他的命）。这时，革命的力量分成了两个部分，作为主力的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中共在当时也在领导着针对系统地破坏统一战线的斗争。在1945年战胜日本后，中共提出建议建立一个民族民主政府，并向国民党提出了和谈的请求。蒋，作为美国和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傀儡，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内战爆发了。在1949年，革命的中国人民取得了内战的胜利。
紧接着的是朝鲜战争，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兵参与了这次战争。这一切证明了，即便美国及其走狗使用了生物和化学武器，遏制他们的侵略也是可能的。此后，在1962年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战争的诱因是尼赫鲁政权的煽动和中国与现在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的边界冲突。
在这段历史中有小范围内的行动（例如在长沙附近地区），中等和较大范围内的行动（例如辽沈战役），也有在城市群周边进行的行动（例如平津战役），在丛林地区、山区和平原上的战斗，起义（例如南昌起义），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例如在淮海战役中），与使用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例如在朝鲜）的敌人，与国内反动派（例如军阀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例如美国和日本）进行的战争——总之，在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包含了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现代战争形式。知道这些广泛的概念很重要，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发展主要来自那里，及其形成条件和基础。
“人民战争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这个理论首次系统而完备的总结了关于阶级斗争、军事行动以及无产阶级的战争理论和实践经验，历史上漫长的人民武装斗争——尤其是中国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但是，对人民战争理论有很多误解和混乱的认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人们对中国人民战争的误解。通常，中国人民战争被轻视为仅仅是一场游击战——单这一点就已经说明这些人认识的肤浅。毛主席指出，游击战具有战略特征，但是由于游击战必要的机动，人们并没有正确认识游击战，这包括如何发展机动性、运动战、阵地战；如何实施战略进攻的伟大计划；如何将外部进攻和内部起义结合起来，夺取中小城镇和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据此，中国革命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主要是从土地革命战争，经过抗日战争后，再到人民解放战争；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革命战争涉及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人民群众广泛的动员和参与革命，展现了革命战争的各个方面和复杂性。在这一段历史中，研究工作需要的任何种类的例子都能找到，重要的内容已经被出色的做了研究，并且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原则、规律、战略、战术、使用规则等等。因此，在革命战争的宏伟熔炉中，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发展出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人民战争理论。
“我们也必须谨记，毛主席同时也明确认识到原子弹与导弹的存在和中国掌握了这些武器。毛主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理论，以便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新环境下发动人民战争，夺取政权和反对超级大国。即，人民战争理论是核时代无产阶级与人民的武器。
“如何理解人民战争的一般有效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不同类型的革命和相应的特殊条件下应用这一理论，是个关键而有决定性的问题。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到：在彼得格勒起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或二战时在欧洲的游击战，这些例子没有原样重现过。最后，十月革命不仅是一次暴动，也是一次持续数年的革命战争。因此，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战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人民战争——才能实现革命目标。
“作为总结，今天更甚以往的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无产阶级和人民，需要依此宣誓：‘我们宣誓，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坚持革命战争的战无不胜的理论。’即，坚持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理论。”[35]
关于应用
我们必须将其具体化。这意味着发展出一条军事路线，而领导这个发展的只能是我们国家的被重建的共产党。军事路线是决定以夺取和维持政权为目标的人民战争的法则。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 人民战争，在我们的具体情况中并不是统一人民战争，因为我们只会在城市里建立新政权，在乡村则只会在特定的点开展工作。
- 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在我们的具体情况里是一支红色游击军，其特点是合并民兵组织来发展到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
- 敌人的围剿行动和我们的反围剿行动中表现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需要用政治和军事计划的应用来具体说明。它们具有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具体表现在有具体内容的战役中。
此外，人民战争是普适的。但这是什么意思？首先，必须定义什么是人民战争的普适性。什么是人民战争的核心和本质？关于构成它的基本理论方面，秘鲁共产党得到了四点：
“（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必须在指导思想中加以明确，因此我们立足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后者；
（2）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的必要性；
（3）人民战争具体为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农民战争；
（4）支持性根据地或新政权，支持性根据地的建设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质。”[36]
我们完全赞同这四点。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现实情况下考虑，这四点对我们的意义是：
- 应用毛主义！需要依据具体情况来有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今天还要包括贡萨罗主席的贡献，即贡萨罗思想），发展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思想。
- 共产党，一个军事化共产党的领导。
- 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 新政权的建立。革命战争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摧毁敌人来建立新的政权，这不是因为我们是虚无主义者。为改变现实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意识形态的问题需要排在首位，因为只有通过持续地应用我们阶级的意识形态，今天是毛主义，才能确保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路。因此，重要的是按照各自国家的现有情况来应用理论，对我们来说是指德国的情况。举个（很明显的）例子，被压迫民族的党应当将民主革命放在日程里，对我们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则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不是说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因此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在不同的国家应该采用什么类型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还在于即便反动派肉体消灭了一个领导群体，新的领导群体可以通过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来形成，于是，领导群体的稳定形成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为了在城市开展工作而总是离反动派很近。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基本规律，矛盾规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规律，但这一条是基本的。贡萨罗主席接受了这个教导，并指出在矛盾分析中总有一方占据主要地位，历来如此。正如真理总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因为当发展到更高水平，在今天来说是毛主义，意识形态也完成向更高级的真理的飞跃。因此反过来说，也有与较低水平的真理对应的矛盾，这就是说，即便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完备的，今天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毛主义。举例来说，恩格斯提出，德国社民党追求合法化和加入到选举的马戏团的做法，最终会被“秩序党”（破坏合法性的伎俩）淹没，而我们却“在这种合法性下长的肌肉结实，两颊红润”。[37]列宁将这个理解带到更高水平。我们应该说两种说法是同等地正确的么？不。列宁达到了更高水平的真理。毛主席解决了列宁面对的问题，例如统一战线的问题，并且借助这些发展而触及了更高水平的真理。因此，毛主义是今天的主要方面。否则，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反对列宁，而列宁在反对毛；我们会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自相矛盾。
正因为是无产阶级最好的子女在坚持应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持续地因为新的经验变得丰富。任何一种能解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问题的方案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思想和行动的巨人们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这一理论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它符合我们关于真理的评判标准：每天都在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常实践中不断重现。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我们才能在理论上取得进展。
于是显而易见的是，通过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应用于阶级斗争，即通过在本国实践，发展出一个，系统总结了本国阶级斗争规律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在历史中看到，即便共产党人拥有一个纲领、一条总政治路线和适合于发展革命的优良条件，他们还是没能承担起他们对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担负的责任，因为他们没能超越以往理论提供的一般形式来为特定的国家解决具体的革命问题。德国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世界范围内规模第二大的共产党，以及它秘密发展了的较为发达的军事机器，但是囿于共产国际提供的一般性的指导原则而没能通过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结果，党没能发起和维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关于党的问题是我们阶级的组织问题。我们的阶级最好的子女由此联合起来。以及就像此前说过的：党必需枪不离手，否则革命就会失败。当说到军事化的党时，是不是说每个共产党人都得像兰博（译者注：《第一滴血》主角）一样？不。而是说每个党员必须成为一个战士并且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领导革命战争。因为党的军事化是在说为了使党能够在各种条件下领导人民战争而需要对政党在各方面做的修改和调整。党的军事化甚至使得秘鲁的同志有能力发起和发展人民战争。
“三个工具的同心建设，是有机的贯彻党的军事化过程，综合起来概括为贡萨罗主席所讲的：‘党是一切的轴心，全面领导这三个工具：建设自身，对军队和新政权进行绝对的领导，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实行全面专政。’”[38]
关于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的问题
关于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的问题。人民战争是革命暴力作为普遍规律的具体化。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该如何应用。
人民战争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机械复制品。虽然各种修正主义者都喜欢将人民战争描述为一场农民战争或者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这个说法最终也是同样在试图曲解，只是与前者用词不同），这些说法不是人民战争的本质方面。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群众。在被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领导的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在我们德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尤其是广大的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必需依靠的对象。问题不是如何实现“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如何在城市开展工作，并且在同时注意大、中、小城市的区别。但是，修正主义者试图将人民战争修饰成某种东西（人民战争并不是这种东西），然后声称人民战争不适用于德国。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辩证的发展”，而是如何依据本国的情况来辩证地应用指导人民战争的原理，并且是在我们开展工作的这个国家里依据该国具体条件来应用。人民战争里主要的是人，如果同志们能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把自己武装起来，则武器的问题可以很容易的解决。[3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空话，在革命战争里这会是鲜明的现实。革命战争能否在帝国主义国家存在，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成群众的政治化、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的问题。只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才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维持革命战争。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和经验，证明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城市地区来进行革命战争，以及可以长期地在城市地区采取武装行动。
在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武装解放斗争——无论是在西班牙、爱尔兰或二战时的游击队——都表明它们能够在当时当地存在的原因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40]结果是，举例来说，爱尔兰共和军（IRA）得以坚持了三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而没有在军事上被击败。（这场斗争发生在）一个比德国联邦州还小的国家并且总人口不足二百万，其对手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因为爱尔兰共和军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结构。在二战时反对德国占领的武装行动同样可以发生在巴黎市区。
“在1941年8月23日，有传奇色彩的法国爱国者皮埃尔·乔治[这个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化名法比安上校，在巴黎市区的巴贝斯（Barbes）地铁站杀死了一名纳粹官员。在七月份针对铁路线的行动里有21起被正式记录在案。1941年的六月到十二月，法国义勇军（译者注：FTPF，法共领导的游击队）的破坏活动的文件有107份，他们的账上有41起爆炸导致的停运和8起列车出轨。”更有甚者：“甚至在巴黎，游击队员的战斗频繁到巴黎郊区的德国士兵几乎不敢再晚上出门上街。”[41]
在法国郊区2005年的暴动中，警察被引入埋伏，遭受了大量的投石攻击甚至有时甚至被散弹枪射击。
这是2016年十月的法国：“在声名狼藉的巴黎南部郊区的拉格兰德伯恩的一处路口，两辆警用车辆在周末时被埋伏。这个路口是麻醉药和枪支交易的中枢并有监控。犯罪分子曾反复试图破坏监控设备。因此，巡逻的警察会定时前往这个路口。
“巡逻的警察在周六晚上成了犯罪分子的目标。嫌疑人向警车内投掷了纵火材料并且在一开始阻止了车内的两个警官离开正在燃烧的车辆——每次一辆警车。两辆警车上的四个警察，包括两名女性，受到了严重的烧伤，一名警察仍然生命垂危。‘他们当时想杀死我们，’其中一名受伤较严重的警察周二时在卢森堡电台如此说。他描述了进攻者如何在‘几秒钟’里包围了警车、砸碎车窗和向车内投掷燃烧瓶。他提到，‘后面车上的同事着火了，我扑上去扯掉了他的衬衫。’他从没想到有一天事情会到这种程度。”[42]
毛主席曾经用过的、比利时的例子之前已经提到过了。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比利时的例子包含着哪些具体经验，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正规军曾被法西斯德国的国防军给轻松击溃：
在比利时，当地共产党主动在1940年建立了比利时游击队。比利时人反对许多资产阶级作者关于游击队运动提出的观点：游击战发展的起因只会出现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和出现在特定的种族或者民族身上。比利时的地理条件确实要差得多，如果和比如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相比的话。比利时地区主要是平地并缺少森林。当地没有著名的高山。当地人口密度很大，这些原因会使人们认为当地不可能组建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然而，比利时抵抗运动非常好的证明了，即便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比利时人也能建立强有力的游击队运动。针对这些外界条件，当地人建立了一个非法系统来组织比利时游击军队，这样的军队按一种三三制建立：三个组成一个游击小组，三个游击小组组成一个连队，三个连队组成一个营，三个营组成游击军团，一个指挥官和他的幕僚来领导这个游击军团。此外，也有移动的小组借助机动车来尽可能地保持机动性。靠着这样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的组织，比利时人成功创造出了一支地下军队。游击队员如果有合法的日常生活，则在平时会住在自己的住房里。整个国家被划分成五个区，有总共十六个游击军团在活动。”[43]
“他们[比利时抵抗组织]使火车出轨，使火车相撞，破坏铁路轨道，干扰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直接攻击占领军及其比利时附庸们，炸毁桥梁和岗哨，破坏电话线和电报线。在1941/1942年，比利时游击队进行了1757次行动，包括246起爆炸和火车出轨事故。仅仅在1941年的冬季，就有125辆火车出轨了。”[44]
“在最终解放比利时的战斗中，游击队员甚至抢在盟军抵达之前占领了一些地区并俘虏了数千守军。从1944年九月三日到十二日，比利时游击军以自己的力量在博里纳日俘虏了23000名纳粹守军的士兵和军官，缴获了六组火炮、一百多辆汽车、数以百计的枪械，而损失只有85名战士。”[45]
在1943年到1945年，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对法西斯势力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乡村有加里波第旅在战斗，在城市则有爱国行动小组（GAP）[46]——两个组织都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后者不只负责通报敌情之类的后勤支援任务，来支持乡村地区的游击战。在罗马[47]、弗洛伦萨、博洛尼亚、热那亚、都灵和米兰，都有划分好区域的多个爱国小组分支对法西斯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包括伏击部队、铁路和军事设施，针对虐待者和官员的报复行动，以及军事支援无产阶级的行动，包括罢工。爱国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该组织在后来得到了爱国行动队[48]的支持，后者的任务包括在更大范围内为爱国小组提供支持，包括直接加入武装行动和更多的吸收群众参与城市地区的武装斗争。
“游击战在库内奥省和兰佐山谷地区进行的特别激烈。当地的游击队组织和加里波第旅的分部——‘库内奥（Cuneo）’尽其所能地支持了城市地区、临近的都灵省和该组织自己控制的地区的罢工者。所有从阿尔卑斯山谷到都灵的列车都被迫停运了，尤其是在皮内罗洛附近。运载着被撤离的工人的火车无法离开。在车站，来自游击队集会（assemblies）的军事指挥员组织临时的集会并激起了对罢工者的巨大同情。“共和国”民兵（译注：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伪政权）们被当作人质关押起来。
“在兰佐山谷（Lanzo Torinese，都灵的兰佐），有许多游击小组负责控制途经的火车和旅客、分发和张贴传单，同时也有来自游击组织的干部负责向这些国民宣传罢工的目标并赢得了认同和激起热情。”[49]
“为了帮助有轨电车工人，加里波第旅的战士以破坏和炸毁主要站点（里昂瓦卡罗站、维多利亚站等）的电车线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50]
“游击队员们利用星期天，趁着工厂不开工，再次破坏了有轨电车线路。结果是，只有少数几条线路可以使用，迫使管理层去手忙脚乱地试图修复损失。当时也有人尝试破坏地面线路；一组少年出发去切断有轨电车线路时，有人在拆除轨道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组法西斯分子。在周六和周日晚上，游击队攻击了“共和国”民兵巡逻队；袭击造成了伤亡，但是媒体秘而不宣。”[51]
“皮耶夫的矿工和水泥厂开始罢工了。游击队员关闭了空中缆线来阻止原材料从山里运往水泥厂。”[52]
“我们报道了爱国小组在北意大利的行动。在所有其他地区，这些行动是激烈和有效的。在威内托、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的主要和次要的铁路线路被阻断了。在帕特罗（Patro），一辆载有炸药的列车被炸毁了。在维琴察省和维罗娜省有三处高压线塔、在贝卢诺城和贝卢诺省有大量的输电线路被同样处理了。德国指挥机构针对游击队员贴出了总数十万里拉的悬赏给告密者。”[53]
这种正面交锋的形式，武装罢工，或者说把罢工和其他游击战行动的形式结合起来是一种人民战争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也在印度和秘鲁的人民战争中有发展。
然而，在城市中进行的武装行动和群众抗议活动是相互独立进行的，目标是消灭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有生力量。
“爱国小组的一些小组制造的爆炸事件也很及时。一个德国炮兵师曾在市中心被攻击（九月20日在大街上），其中两个骑马的军官被炸弹杀死；在港口前德军巡逻队被攻击，造成了伤亡。两个黑衫在塞斯特里被审判，以及为了报复一起工人被杀事件，一颗炸弹被投向了城市民兵的军营。但是并非只有爱国小组的地方分组开展了有进攻性的战斗。工人组成的小组也在无产阶级里进行介入，在一些案例里说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有进攻性的行动。在一些地方，有轨电车系统被破坏了，一些车厢被用炸弹破坏了，其他车厢被迫使停运或变得无用；在两个案例里，车厢都有警官在守卫。参与的工人小组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并把他们关押在门厅里。”[54]
“在12月23日的晚上，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人举办了一个宴会：他们吃到了面包。不过他们也吃到了铅弹：宴会里被安装了炸弹并导致七死十五伤。”[55]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党组织起了许多爱国行动小组，民族解放战争的突击队员。这些由最好的、最勇敢的、最虔诚的和准备好为了祖国的未来付出一切的同志和同情者组成的小组，刚一建立就开始捕猎德国占领军和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叛徒。在去年的9月26日，已经有一个德国的军列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出轨了。在27日，阿雷佐市的爱国行动小组将一列装满汽油的车烧毁了，在29日，他们炸毁了德国人的一座高射炮台和一处弹药仓库，在十月15日德国士兵在米兰的利沃诺（Livorno）大街上被攻击，在十月20日桑皮耶达雷纳（Sampierdarena）的一处法西斯分子的兵营被攻击，于是这一整年一起爆炸接着一起爆炸。在米兰、都灵、热那亚、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帕多瓦、的里亚斯特，德国指挥官在白天被攻击，警察首脑们被击毙，德国官员被暗杀，叛徒被处死，而同志们被从地牢里释放，比如我们的亲爱的乔瓦尼·罗维达。”[56]
但是意大利共产党不仅仅是在反复地打击法西斯主义者，也在试着——即便没有明确地这么说——建立自己的政权，用于打击当地的法西斯主义者。政权建立的基础并非是无原则地在不同政党间建立的联盟，而是建立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些组织包括：民族解放委员会、农民委员会、村委员会、游击队和爱国组织，等等。我们这里说到了民族解放委员会，但绝不是现在的这些，现在的这些在很多案例里只是政党联合委员会，这里说的是群众委员会，作用是直接在企业、街区、村庄和城市里组织群众来直接、迅速地表达意愿因而不是政府的工具，政府的工具会将上官的意愿贯彻下来，而群众委员会则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人们政府则是最广泛的和直接民主的组织。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同的政党和反法西斯流派有代表，无党派群众也有代表，在统一和斗争的精神下行使权力正如他们已经在做的那样。”[57]
“在行动的过程中，斗争会由战斗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和本地共产党地区领导者来监督、组织和指导。[…]罢工周的经验已经说明群众有意愿并且知道如何战斗，以及，在看到自己的力量后，群众再次准备好跟随联合委员会、共产党和解放委员会一起投入战斗。”[58]
然而，不只是在北意大利的城市里有武装斗争，在罗马也有共产党的武装组织来进行武装行动。[59]
红色旅在以后的意大利历史上利用了这些经验。在我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教训上面，红色旅可以提供丰富的经验。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在未来做进一步发展。这些经验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米兰的斗争。当时在阿尔法·罗密欧工厂，有红色旅的一个支部（“瓦尔特·阿拉希亚纵队”）在活动。
这个支部的人员可以相对自由的在工厂内活动，并且显然有许多工人提供支持，所以这个组织在1979/1980年的大镇压中存活下来。这个组织的80%的成员是年轻的工厂工人并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过着合法的生活。在1981年三月，一场劳资纠纷发生了，红色旅（BR）介入了这场纠纷：
“在1981年六月，红色旅绑架了工厂的工作主管，桑德鲁奇。同时，红色旅还拘禁了另外三个人质。……包括：马戈拉港石化厂的一名高级干部，那不勒斯的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重要人物和叛徒佩奇的兄弟。”[58]
这一行动的结果是：“然后，另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是瓦尔特·阿拉希亚纵队通过这次行动证明自己可以成为制衡工会的力量。这次行动被称为武装工会运动。……绑架的结果确认了这种看法：在九月，综合收款服务[Cassa integrazione, 一种短期工作，原作者注]被完全停止了。”[61]
但是德国无产阶级不是只有其他国家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可借鉴。德国无产阶级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经验。例如，鲁尔红军[Rote Ruhr Armee]和1923年的汉堡起义[Hamburger Aufstand].[62]
红军派这样的组织得到了（至少是暂时的）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同情，但是该组织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于是可以被消灭。所以问题在于，群众如何获得胜利和组织起来？由此引出“三同”的问题。这是说共产主义者必须同最广大群众一起生活、工作和战斗。每个共产主义者必须能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和群众联系起来，加入群众的斗争和为群众的斗争提供入门说明和指导方向。共产主义者在每个地方都应该提高群众的主动性。要实现“三同”就需要真正地坚持为了革命奉献一生的原则。真正身体力行“三同”原则的人，会知道最广大群众的典型形象更多的是在郊区谋生的那些单生母亲，而不是在社区里遛斗牛犬的一群青年。真正身体力行“三同”原则的人会知道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群众组织要比拍一段充斥着肌肉造型的饶舌歌重要得多。真正身体力行“三同”原则的人，不会去筹建青年人的帮派，而是会去建立党、军队和战线。对群众来说，共产主义者必须能成为正常群众的一部分。群众看到红旗飘动、镰锤闪光一定要是正常的。这样正常化的做法是共产主义宣传策略的一个方面。因为当群众战斗时，共产党员们就必需和群众一起战斗——带着红旗和镰锤——而且这是正常的。要做到这些必需先实现“三同”。实现“三同”的原则也包括将小资产阶级的同志转变为无产阶级。不是当作一场假期里带有娱乐性的冒险，也不是一段用于写进干部档案的实习工作，而是当作毕生的道路。这意味着去过最广大群众过的生活，直面群众的所有问题和需要。这意味着月末时入不敷出，工作带来职业病，医生看病漫不经心，孩子读不上好学校。所谓的为了革命奉献一生就是这些。做到这些，才能说同志在实践上站对了阶级立场。这些对革命来说不可或缺，一个先锋做到这些才能算是充分做好准备，才能真正的接受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任何真理，即便这种认识和资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抵触。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基本真理如下：
“总的来说，重建时期的党的一切群众工作都是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做准备。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发动战争之前，一切都是为战争做准备，一旦战争开始，一切都是为发展战争服务。贡萨罗主席运用并坚定地发展了这一原则。”[63]
关于共产主义者在战争中的原则的问题，贡萨罗主席主席说：
“每个阶级总会形成与之对应的发动战争的形式，和相应的战略。并且总是由高级的战略击败低级的战略，而通常是由新的阶级掌握高级的战略，比如说人民战争战略。有证据证明这点。有军事分析师这么说：共产主义者，在应用自己的原则时，战无不胜；而只会在没有应用这些原则时才会失败。”[64]
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秘鲁的经验。在那里，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秘鲁共产党反驳了人民战争等同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的错误概念。
新政权的建设
如上我们已经讨论了群众的战争的问题，至少现在我们可以考虑下一个问题，即新政权或根据地的问题。新政权应理解为国家政权，即一个新国家。在德国的情况中，这是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是要去证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城市里建立新政权是切实可行的。类似地，我们会用到以往的世界革命形成的不同的经验。其中一些经验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形成的，例如北爱尔兰。
马克思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65]
虽然秘鲁的各个人民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发展中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府系统，也就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些人民委员会也可以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哪个阶级取得胜利的问题决定了国体？这就是政治的内容。取胜的阶级如何统治的问题决定了政体？这就是政治的形式。
“他提出人民委员会是新国家的具体表现。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委员会；由委员领导，他们通过委任承担国家职能，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接受其罢免。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是秘密的；他们和实行‘三三制’统治的由党领导的委员会一起前进：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人，三分之一是农民，三分之一是进步分子，由军队维持。他们实行人民专政、巩固安全，坚定坚决地使用暴力，以保卫新政权不受敌人侵犯和保护人民的权利。”[66]
关于新政权该如何使自身具体化或具体成一个形式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来自秘鲁的经验：
“这些委员会由五个成员组成，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委员是因为他们是被群众派遣的并且可以随时被召回。他们由代表大会挑选出来，而代表大会，在条件许可的时候，由一个特定村庄的全体群众的人民大会选举出来。他们由党领导，由共产主义者、普通农民和其他当地进步势力组成。他们的工作是在乡村地区开始创造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和新的文化，这些是在全国范围的尺度上做同类工作而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五个委员中的书记代表党和无产阶级（现在主要通过党而在农村保持存在）。安全委员，也是秘鲁共产党的成员，负责保卫这个新政权，通过将当地的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组织成民兵，配合当地的游击队和人民游击军的主力。这个工作也意味着为在必要时有组织地从当地撤离村民做好准备工作。安全委员也负责警察工作，采取措施来对付反革命者对新政权的攻击或危害群众的日常犯罪。盗窃、毒品、酗酒、卖淫、赌博、家暴、强奸和其他在旧的权威保护下畸形繁荣的现象现在被压制了。生产和经济委员负责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来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制度。”[67]
“社区事务委员负责公正司法。这意味着组织人民公审：一个公诉人负责代表人民委员会提起诉讼，被告人有权自辩和提交证据，而人民群众可以旁听和表决。另一个例子是建立赔偿委员会（damages committee）[…]这个委员也负责主持婚礼。两位新人必需各自带来一位证人来证明自己没有和其他人结婚——这是唯一的要求。社区事务也包括出生注册，补充人民药房的物资（用的药物有些没收自敌人而有些是草药）和为新婚夫妇和其他人做健康检查。教育处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和劳动联系起来。[…] 这个委员还组织娱乐活动，包括体育和文化活动[…]还有一个委员负责召集和计划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的集会。”[68]
新政权的区域或根据地不等同于“解放区”或者说反动派无法再进入的地区。这是人民战争的流动性的问题，不是关于占领和守住一些地区的问题，而是关于建立新政权，以管理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德国我们可以认为，首先一点，这些工作必须集中在城市的各个无产阶级社区里。如果在这样一个社区里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使人开始管理日常生活和帮助群众尽可能的改善生活，这不意味着旧国家被摧毁了。这里还需要动员群众和创建一个运动。否则就有把这些工作变成旧国家的补充和发展社会工作的危险。
在二战时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我们取得了珍贵的经验。共产党组织了一些作为工作组的补充的城市街道小组（street cells）[69]和一些小组来给轰炸受害者分配空房[70]和获取和分发柴火。
“由战斗委员会组织的，来自布雷达工厂、福克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小组开始砍伐大道旁的树木，然后将砍伐的木材系统地分发给支持行动和积极参与的人民。爱国小组和爱国行动队小组负责守卫工作，保护工人小组免于德国人及其法西斯走狗的干预。
“战斗委员会和解放委员会不仅仅是主动地组织砍伐工作，也试图直接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当时有宣传语说‘从有食物、木材和煤的地方得到它们’，这些地方是德国人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营地，也包括组织‘城乡之间的直接交换’。借助这些实际的手段，当地的解放委员会取得了进展并成为了将斗争和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的组织。”[71]
上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法西斯占领期间。这样就可以说明在城市地区创建新政权的可能性。在这些巨大的成功之外，当时的意大利也有带有警告意义的负面经验和缺点。比如其中之一提到：“…我们不可能要求只有我们而且总是我们是第一个。…为了达成联合可以有所妥协…”
进一步地有人明确的批评说：“在很多游击队里，在许多解放区握拳致敬是常事，可以看到锤子镰刀和其他的一大堆共产主义符号而不是民解委[CLN，民族解放委员会；原作者注]的符号。”
虽然在米兰的罢工里已经有过分析：“说‘党’就足够了，因为很明显只有一个党在名单上：共产党或者说工人的党。”[72]
这里，在战斗胜利之前将所有东西从属于统一战线并且，在战斗胜利后，无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出现了。这样，通过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斗争和广大好同志的牺牲，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了。
同样的，今天土耳其的各种组织的工作，例如在伊斯坦堡的一些地方，证明了在城市地区建立新政权的可能性。
在大城市里建立新政权的最伟大的经验来自秘鲁共产党。在利马，居住着该国近三分之一的人，人们最初没有计划建立新政权，而仅仅是想借助保卫人民革命运动（MRDP）建立抵抗中心，其中由党组织运作。不过这个工作发展的很好以至于党可以在这里建立新政权。秘鲁共产党这么总结这些经验：
“大约三年前，在利马的保卫人民革命运动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一些组织机构的名字，这些组织会负责管理将要把工人的斗争和城中村和其他街道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新的形式的斗争：人民委员会、人民斗争委员会或简称斗争委员会。我们看到人民委员会的称呼不太方便，因为会和我们在乡村地区按照民主革命的特点来组织的人民委员会混淆。后来，我们讨论了如何在城市地区建立政权形式，因为，如果我们要在全国夺取政权，以及在发起最终的反抗之前管理日常事务，我们必须在地下来组织和控制城市。我们得到了结论，认为斗争委员会的称呼是合适的。然而，这是在说在城市里颠覆旧政权和说服群众跟随有组织的方向。正是在这种新生的根据地里，新政权的管理活动成为可能。这里的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统一行动的工具或通过有机统一起来的联合行动来行使权威。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人民政权里的另一种斗争形式，作为只用于城市地区的新的战争形式，此外还有五种形式。这样，斗争委员会成为第六种政权形式和城市地区的第一种新生的形式。
“斗争委员会有三个里程碑。保卫人民革命运动的第88次会议意在应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斗争委员会发挥作用来负责协调社区和新城镇的工人和群众的关系；1990年十月到十一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筹备会议：斗争委员会负责提供统一，组织和权威；而今天，在1991年，我们之前说的斗争委员会作为第六种形式和城市地区的第一种新生的形式。为什么今天能做到这点？这是由现实世界的发展决定的，事实如此。我们在人民战争中和为了人民战争做的群众工作的进度带来了这样的成果。
“主要的事情是应用原则而不丢失方向。思想来自实践。我们不可能只靠着1988年做的头脑风暴就取得上面的成果，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来完成这些目标。当时讨论这些事情是正确的，我们正是那样来大致勾画了的前路。现在时候到了，而现实告诉我们来如何建造这些目标。这是第六个和城市地区的第一个政权形式，一个用来在城市里组织属于新政权的新生形式的模型。我们坚持认为这个形式不是我们在乡村创造的政权形式，而是不同的形式。让我们记住这个形式的方向和目标：
“第一斗争委员会：协调工人和社区（新城镇）群众的关系
“第二斗争委员会：统一-组织-权威
“第三斗争委员会：第六种和城市地区的第一种新生形式。这不是乡村地区的新政权。要防止和反对将这个形式与乡村地区的政权形式相提并论的做法。要将这个形式看作新生的形式，在城市地区里形成的新的和第六种形式并与为起义做准备和在乡村地区夺取政权的功能联系起来。这是在城市里夺取政权的过程带来的成果，而不是旧政权的行动的补充。相反，这种形式以取消、颠覆和最终破坏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为目标。”[73]
所以第一斗争委员会在组织位于城市各处的群众。第二斗争委员会将一个部分里的各种群众组织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开始管理城市各个部分的群众的生活和行使权威，也就是说建立政权。第三斗争委员会是第一次以新政权的形式在城市里运作，目的在于消除旧政权及其统治。这样，（共产党）积少成多建立了地下新政权。这个工作发展的很好以至于在利马的一些部分党可以公开行使权力，不过很快就得到结论说这种做法走的过头了。[74]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与其他地方的实践经验非常不同，例如，在尼泊尔的例子里：
“尼共（毛）派出了一个出色的谈判团队…一个办公室在加德满都开始办公，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与其他的党和民间社会行动者做谈话，组织群众集会。… 通过他们的行动，毛派已经控制了该国的80%。目标是在包围城市的同时通过在城市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组织一场起义来反对国王。”[75]
乡村的人民战争和城市里的、主要是合法的民主工作，目标是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取代国王——这就是尼泊尔的人民战争的暂时失败的基础。既是在理论上的，也是在实践上的，上面提到的四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被用过。既是在理论上的，也是在世界革命的实践上，这被证明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使用。
人民战争的原则
最后，引用毛泽东主席提出，和应当被使用的十条原则：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76]
人民战争是持久的。德国是一个将繁荣建立在剥削无产阶级和从被压迫民族获取超额利润的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帝国主义，我们的敌人，力量是强大的。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力量是弱小的，并且即便在重建德国共产党后也不会很快变强。德国共产党会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础上重组自己，并为德国革命带来指导思想。德国帝国主义与德国人民之间存在冲突，这种矛盾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并且会随着半殖民地的人民战争而变得更加严重。德国共产党将会变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这种意识形态是真理因而是普遍适用的。因此德国人民战争的结果将会是胜利。但是德国帝国主义（现在）还很强大而革命力量弱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很快胜利。所以人民战争是持久的，但是必胜。持久人民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
“但客观事实是敌人力量与我们力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对我们来说，要从弱小变得强大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敌人的劣势会暴露，我们的优势会发展。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军队表面是弱小的，本质是强大的；敌人的军队表面是强大的，本质是弱小的。因此，要从弱小变得强大，我们就必须进行持久战，这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人战略进攻与我们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人战略稳固与我们为反攻做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们战略反攻与敌人战略撤退时期。”[77]
共产主义者在战略上需要以一敌十的问题可以通过在战术上集中十以进攻一来解决。李作鹏[78]将这一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原理总结如下：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同时又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因为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具备‘以十敌一’的革命气概和战斗精神，才能在强大敌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冷静，不为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复杂环境所迷惑，敢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实行这个作战方法，不断地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又进一步教育人民和军队，使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又必然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和军队对敌斗争的信心，鼓舞他们为夺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79]
我们希望能以这份文件为在正确的基础上和以正确的角度重建伟大和光荣的德国共产党贡献绵薄之力。
[1]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16日。
[2] 请看下文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事实的，这与自负的或为帝国主义沙文主义所蒙蔽的看法相反。
[3]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1917年。
[4] 在这一点上，我们想简单地引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表示我们的观点。《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8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话动的。”
[5] 除其他事件外，肯特州大屠杀； 1970年5月4日，在俄亥俄州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四名学生被枪杀，九人受重伤。
[6]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
[7]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
[8 “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9] 斯蒂夫·恩格尔（德国马列主义党的长期头目），《论新帝国主义的出现》。
[10] 见《关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反帝立场》。
[11] 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抛弃其“同盟”，而将其交给土耳其军队屠杀，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些观点的准确性。
[12] 不只是我们。比较参见土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关于2017年党的分裂的文件。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14] 同上。
[1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1913年。
[16] 列宁，《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1913年。
[17]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19]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
[20] 列宁，《怎么办？》1902年。
[2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
[2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
[23]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
[24] 秘鲁共产党，《让我们回到马里亚特吉，重建他的党》。
[25]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
[26]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
[27]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
[28]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
[29] 同上。
[30] 卡尔·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1871年。
[31] 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
[32] 同上。
[33] 列宁：《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1905年。
[34] 列宁：《远方来信，第三封信，论无产阶级民兵》，1917年。
[35] 秘鲁共产党，《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1988年。
[36] 秘鲁共产党，《军事路线》，1988年。
[37 弗·恩格斯：“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522]，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995年。
[38] 秘鲁共产党，《革命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1988年。
[39] 在人民战争中有三种方法来获得武器：1）从敌人手中夺取；2）自己制造；3）购买。第一种是最主要的。毛主席曾说蒋介石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因为后者把提供武器的工作做得很好。
[40] 这里，爱尔兰共和军（IRA）只得到了基督教人群和部分新教人群的支持。
[41] Heinz Kühnric，《欧洲游击战1939-1945》，p.142，我们的翻译。
[42] faz.net，《巴黎的法外之地》，11.10.2016，我们的翻译。
[43] Heinz Kühnrich，《欧洲游击战1939-1945》，p.142，我们的翻译。
[44] Heinz Kühnrich，《欧洲游击战1939-1945》，p.209f，我们的翻译。
[45] Heinz Kühnrich，《欧洲游击战1939-1945》，p.330，我们的翻译。
[46] Groups of Patriotic Action
[47] 见：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意大利北部的反抗》，脚注1。
[48] Action Groups of Patriotic Action.
[49] Luigi Longo，《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意大利全境的大罢工》，我们的翻译。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同上。
[54] 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热那亚和萨沃纳的大罢工》，我们的翻译。
[55] 同上。
[56] 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党，反抗的发动机》，我们的翻译。
[57] 《La Nostra Lotta》，No.5/6，引自《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第107页，我们的翻译。
[58] 《La Nostra Lotta》，No.2，引自《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第45和58页，我们的翻译。
[59] 见：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意大利北部的反抗》，脚注1。
[60] 见：《1980年到1981年红旅在米兰的工厂游击战》，我们的翻译。
[61] 同上。
[62] 关于汉堡起义的经验，见《阶级立场》第三期，《汉堡起义的鲜活经验》。
[63] 秘鲁共产党，《群众路线》，1988。
[64] 《对贡萨罗主席的采访》。
[65] 卡尔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66] 秘鲁共产党，《三大革命工具的建设路线》，1988年。
[67] 《我们的红旗在秘鲁飞扬》。
[68] 同上。
[68] 同上。
[69] 见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为了起义动员人民》。
[70] 见Luigi Longo，《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战斗和胜利一年后》。
[71] 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的《意大利北部的反抗》，我们的翻译。
[72] Pietro Secchia，Luis Longo，《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43-1945》，我们的翻译。
[73] 秘鲁共产党，《大都市利马的五月指示》，1991年。
[74] 关于此事在影像《请务必告诉世界》（You must tell the world）中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片，见：demvolkedienen.org。这是“保卫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博士的声明国际紧急委员会”在1994年发布的。
[75] Cornelia Schöler：《尼泊尔革命》，我们的翻译。
[76] 毛泽东，《目前的形式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
[77] 秘鲁共产党，《军事路线》，1988年。
[78] 李作鹏是一个将军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政治干部。建国后，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林彪集团的成员之一并且因罪入刑。但是这不影响他在这里的观点的正确性。
[79] 李作鹏，《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红旗》第23-24期，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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