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多·利瓦纳格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他们后进的思想家和领导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进一步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性的修正和曲解。修正主义者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称自己在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与时俱进和创造性的应用，但他们宣传的基本上是反无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古典修正主义是在1912年统治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充当资产阶级政权的尾巴，支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预算。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从事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支持殖民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列宁坚决反对古典修正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领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现代修正主义是在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苏修通过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的现象，系统性地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继而，他们从内部毁掉了无产阶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甚至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时仍伪装成共产主义者。他们用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者的谬误攻击斯大林，目的是取代列宁主义的基础，而称自己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创造性应用”。

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总垮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比以前更容易地总结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现代修正主义下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面对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在革命运动的队伍中，散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混乱，我们有必要追溯整个历史进程，并汲取有益的教训。

最常见的攻击路线如下：“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未实现过；而就算社会主义存在过，它也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曲解”而变形，使得反斯大林的后继者也无法拯救社会主义，于是把反斯大林的后人在他死后犯的错也归咎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在1989至1991年前从未受过现代修正主义的打击，甚至否认修正主义的存在，而坚持1989到1991年垮台的不过是无法挽救的“有缺陷”的社会主义。

当然，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存在着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但按照社会科学的常识，一个领导人应该主要为他执政的时代负责。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主要责任不该归咎到斯大林头上，就像马科斯不应为奎松负责一样。

追溯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政权之间的连续性是必要的，区分二者之间的非连续性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因为后斯大林政权的反斯大林性质。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成就，修正主义者和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用反斯大林的方式解释一切，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整个体系。因此，认识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极其必要的。如果我们要解释1989-1991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公开复辟，那就要考察现代修正主义现象。

在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积极贡献（如社会主义建设、保卫苏联、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保障等）得到了相当程度地延续。同样，他的错误也被后继者继承和夸大，直到社会主义倾覆。这里的错误，我们指的是否认苏联社会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复苏；小资产阶级思想方式不受阻碍地传播；在任用大量小资产阶级官僚的过程中，垄断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增长。

从赫鲁晓夫时期，经过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修正主义。他们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期间，国家和执政党中的苏联领导人和专家偏离了无产阶级立场。他们将官僚主义和其他错误归咎于逝世的斯大林。但事实上，现代修正主义为了日益增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推进这些东西。新的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总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为垄断官僚资产阶级准备了社会基础。

实际上，面对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垮台，党有理由庆祝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修正主义路线的正确。这条路线的正确得到了修正主义执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彻底破产和垮台的证明。自1956年以来，苏联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在世界上的主要散播者。这清晰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内的隐蔽复辟，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公开复辟。苏联国家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口号是大资产阶级反无产阶级思想的糖衣。

在菲律宾，因为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垮台，最窘迫的、名誉扫地的、孤儿般的是拉瓦及其后继者的政治团体。这个政治团体并不是菲律宾共产党。党在1968年得到了重建。但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大众媒体和其他一些团体希望混淆这一事实。他们企图用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垮台来愚弄和羞辱党。但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树上吠叫。

有一些人被戈尔巴乔夫的宣传用语，如“社会主义更新”、“改革”、“新思维”所蒙蔽。即使在1989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开始公开露骨的复辟，这些人仍拒绝承认戈尔巴乔夫伪装的是事实和真相。党内有一小撮人继续追随已被证实为反共、反社会主义、伪民主例子的戈尔巴乔夫，通过质疑和攻击党、民主集中制、革命运动的基本要素和菲律宾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未来，质疑和攻击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这条路线的目的完全是否定党的基本原则，进而取消党。

一、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自1960年代早期开始，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就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密切关注苏联和东欧的发展。他们对现代修正主义公开反社会主义、反民主的结果并不惊讶。

党不会忘记，从1963年初开始，只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旧合并党能够一致同意恢复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也就是说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恢复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本质，拒绝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以及随后的没有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政权的赫鲁晓夫主义，党的创始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就能够与旧合并党的残余部分合作。

因此，在1967年4月，当拉瓦修正主义叛徒们公开违反共同协议，无视1963年建立的执行委员会时，我们有必要为重建党（无产阶级革命党）奠定基础。每一个人都可以参考1967年5月第一周，（分别）在《北京周报》和布拉格的《Information Bulletin》上发表的，并在菲律宾散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拉瓦修正主义叛徒们的截然相反的公告。

1968年12月26日，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重建。这意味着必须批判和否定一切主观主义和修正主义错误。拉瓦修正主义集团在国内宣传和实践这些错误，在国际上则是苏联统治集团宣传和实践。

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是重组和重新建设党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整风的基本文件《纠正错误，重建政党》和党的纲领和章程中都有体现。这些文件至今仍然有效和有价值。菲律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权力和理由否定和拒绝党的重建大会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

1970年代后期，除了和国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组织的关系外，党决定扩大革命运动的国际关系。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民族解放运动一样，民族民主阵线（NDF,以下简称民阵）的国际代表开始探索与所有愿意在任何重大问题和任何程度上为菲律宾革命斗争提供任何道义和物质支持的所有国外组织扩大友好和外交关系的可能。对外关系的这条路线是与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一致的。

1982年，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明确提案，民阵或其他成员组织要积极寻求与苏联和东欧执政党的友好关系。这也包括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的党和运动。但是，这项提案因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国际联络部（ILD）的相反提案而被搁置，他们主张应该是党，而不是民阵，来探索和寻求与苏联、东欧执政党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党的“兄弟般的”关系。

这一相反提案无视了拉瓦修正主义集团已经使党不可能与修正主义执政党建立“兄弟般”关系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相反提案没有认真考虑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尽管在与修正主义执政党寻求“兄弟般”关系方面缺乏信息和违背原则，并且没有会议改变正确的反修正主义路线，但负责国际关系的参谋机构于1984年开始起草和散发一份政策文件——《当前世界形势与菲共的国际总路线和总政策》，将苏共描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苏联说成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非社会帝国主义，支持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并且与美国实现了军事平衡。1985年，该政策文件已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决定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1986年，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对苏联和东欧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非常地肤浅。这样做是为了支撑这些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预定结论。原因是国有企业在他们的经济中占主导；这些企业仍在增长；国家为人民提供社会保障。这项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掌管经济的执政党不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赫鲁晓夫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成为了腐败官僚和私营企业家挤奶的奶牛；他们相互勾结，让产品重新进入自由市场。

在这时，偏离党的反修正主义路线的企图显然与错误的观点有关。这种观点认为，通过从国外取得重武器和必须的后勤物资，使数以千计的新人民军战士“正规化”，跳过人民战争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阶段，在一些预料中的突然“转变时机”，激发武装的城市起义力量，引发一场总起义，从而使菲律宾革命的全面胜利加快到来。

有人主张，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从国外引进的重武器和后勤支持。未能实现引进则意味着革命力量的停滞或倒退，因为除了通过使用从国外引进的必要的尖端重型武器（反坦克武器和激光制导导弹）之外，新人民军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克服敌人的“碉堡”战争和高速公路控制。

在1986年下半年，在党的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党开始寻求与苏共、其他修正主义执政党和与苏共联系密切的非执政修正主义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党在此计划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1986年末，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勃列日涅夫主义者建议菲律宾共产党与拉瓦修正主义集团合并，以此来和苏联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有人反对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执政党与拉瓦修正主义建立兄弟般的关系，而党可以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此类意见被巧妙地拒绝了。我们站在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党建路线上。

直到1987年，一些人将党未与修正主义执政党建立关系解释为党拒绝否认反修路线的结果。这些人不得不用易于理解的实用话语提醒，如果党否定其反修路线，修正主义执政党将会和党建立“兄弟般的”或友好的关系。之后，这一机会主义提议彻底损害了党的利益。

到1987年，党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已经为修正主义执政党的毁灭铺平了道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共产主义的指导下，他允许他的顾问、社会科学院专家、官员、独立的大众媒体散播亲帝、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支持在苏联和东欧建立公开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十月革命70周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本人发表讲话，宣布放弃反帝斗争，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合作，而帝国主义在这个整体世界里已经失去了暴力特征。

1987年，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就与苏联、东欧等国的执政党建立关系进行了广泛访谈。这是为了回应党内某些人要求党否定反修路线的要求，并对苏联道歉。党曾在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上批判苏联。访谈阐明，即使拉瓦集团和苏东执政党保持“兄弟般”的关系，党也可以和其建立关系。

1988年6月，作为对《当前世界形势与菲共的国际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回应，党发表了《世界形势与我们的路线》。新文件正确和积极的一面重申了国家完整、独立、平等不干涉、相互支持、互利互惠的原则，以指导党的国际关系；在外交政策上，坚持社会主义、反帝、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和平共处。它指出并警告，要反对在修正主义政党统治的国家中已经猖獗的犬儒主义、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迷信、犯罪等不健康的趋势。

消极的一面包括接受表面价值和赞扬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在“降低”的定义下，将修正主义政权描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回避党的反修路线。

在1987年及之后党试图与修正主义执政党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党的代表能够辨别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修正主义花朵，认识到这些党正在走向它们最后的虚弱和解体。尽管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允许其他东欧的执政党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但苏联的代理人仍在用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在各方面取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留任者，来重组这些党，最终使这些党的组织瘫痪。但是，在1989年，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修正主义执政党都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在“多元民主”和“经济改革”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公开复辟。

对于党来说，在反帝基础上，与国外的政党和运动建立友好关系是正确的。但是，为寻求“兄弟般”的关系而放弃党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方面，党动摇或暂时偏离了党的反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徒劳的远征，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做的动机是为菲律宾革命斗争寻求更多的物质和道义支持。尽管这种动机是好的，但它只能减轻罪责，而不能为偏离正确路线开脱。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但与其他问题相比，这通过教育可以更好地纠正，只要肃清对苏东发展的意识形态混乱。大多数从事国际工作的同志只是追随了上层的错误路线。

与苏东修正主义执政党未完成和迟来的暧昧关系对党造成的最大危害与其说是精力和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传播了错误的观点，诸如这些党是社会主义的；从他们那里得到或得不到物质支持，尤其是重武器支持，将会导致菲律宾革命运动的前进或停滞和倒退。需要指出的是，拉瓦集团自60年代以来，就与这些党保持着最好的关系，而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和马科斯政权的无关紧要的人相比，国内的这个修正主义团体一点也不重要。

在这一点上，中央领导层和全党必须重申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修正主义路线的决心。我们处在一个需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满怀信心的时代。这是一个类似于古典修正主义党解体的时代，那时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整个世界似乎只能无助地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但是，那个时代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产

苏联的红旗已经倒下。俄罗斯的沙皇旗帜现在飘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伟大列宁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移除可能只是时间问题，除非俄罗斯新生的资产阶级将其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旅游景点，从外国游客那里赚取储备不多的外汇。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曾以列宁的名义来攻击斯大林。但是事实是，对斯大林的完全否定就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完全否定，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完全否定，对布尔什维克和苏联整个历史的完全否定。前苏联的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的公开复辟和资产阶级阶级专政的施行。

面对着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赤裸裸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和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进行诋毁和污蔑的企图，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产。

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是现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对立统一是物质现实和转化的最基本规律，并与所谓的“第三力量”主观主义哲学（经验批判主义）展开最为广泛和深刻地争论。

他分析了现代帝国主义，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阐述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最薄弱环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坚决主张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强烈反对古典修正主义，领导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思想在第二国际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争论中经受了考验。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通过与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形式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所拥护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取得了胜利。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17年11月7日开始的，因为在这一天，无产阶级通过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才得以建立。因此列宁被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伟大创立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没有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进行。凭借政权，列宁才能够下令将剥削阶级的土地和资本财产国有化，接管经济的指挥位置。

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粉碎和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或阶级专政的必要，但也是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防止反革命分子重新控制社会所必需的国家权力的另一种表达。

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民主，尤其是工农劳动人民的民主。没有反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人民就无法享有属于自己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的结果。它是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本土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的人民民主的保障。

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坚决建立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背叛中吸取的教训。

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立宪会议仍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掌控。因为他们拒绝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凭借着无产阶级专政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和外国干涉势力合作，参与反革命暴力和内战，而被布尔什维克党禁止。

在列宁的有生之年，他领导苏维埃无产阶级、人民与工农兵苏维埃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这场战争从1918年持续到1921年，是一场反对外国干涉势力的战争。他把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为联邦制的苏联，建立了苏维埃会议和民族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为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建立了第三国际，确立了反帝国主义路线。

1922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这是为了尽可能快地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经济的过渡途径，也是为了纠正“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战时共产主义”包括战争、破坏和稀缺的条件下的征收和税率。新政策允许小企业主和富农自由地进行个人生产和新婚爱商品。

斯大林的贡献

1924年，列宁逝世。他没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这是由他的继任者和忠诚的追随者斯大林承担的。斯大林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下开始这一任务：无产阶级专政、群众动员、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计划、工业化、集体化、农业机械化、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各阶段的免费教育、社会服务的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1929年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前，斯大林延续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得不与托洛茨基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并击败了他。托洛茨基拥护错误的路线，即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西欧（尤其是德国）的工人必须首先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和快速工业化就必须立刻掠夺农民。

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捍卫工农联盟上取得了胜利。如果托洛茨基的路线获胜，托洛茨基将通过破坏工农联盟、挑衅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欧没有胜利的武装起义下散播悲观主义，从而丧失苏维埃建成社会主义的机会。

当苏联到了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出现，要求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反对苏维埃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果布哈林的路线获胜，苏联将无法建立具有全面的工业化基础和农业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且不能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会壮大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成为纳粹德国更容易猎获的猎物。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希特勒毫不掩饰他对苏联的计划。

由于下列因素，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面临着若干困难：初始的小农经济的海洋中有限的工业基础；战争的持续影响；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制裁；不断地外国军事干预威胁；开拓者的沉重职责（the burdensome role of the pioneer）；富农的暴动，在集体化中，富农拒绝交出农场、农具和耕畜，他们屠宰耕畜，组织反动活动。

但是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人民建立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欢欣鼓舞。相当高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使农民感到解脱。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

1936年，苏联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作为经济建设的成功、资产阶级与地主财产的事实没收，以及因经济改造而使剥削阶级看起来消失的结果，新宪法宣布，苏联没有了剥削阶级，除了苏联人民与国外敌人的斗争，苏联国内没有阶级斗争了。这是斯大林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官僚中，这个结论放纵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即使无产阶级专政对旧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极为警惕。这个错误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使得人们不能分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倾向于用行政手段反对人民的敌人（不严谨地界定）。苏联国内确实有英德间谍和从事反革命暴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苏联必须搜捕这些人。但是苏联过于依赖群众检举制度（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将信息报告给保卫部门。为了缩小反对反革命的运动中的目标范围，并根据确凿的证据惩治少数应受到刑事惩处的人，保卫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正当程序的原则。因此，在1936-1938年间，保卫部门武断地使许多人蒙冤。党领导的整个群众运动没有进行充分的革命的阶级教育。革命的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警惕性。

另一个后果是使得人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生产力的提高，管理和科技的进步，干部决定一切（尽管斯大林不断说明要反对官僚主义），和使干部、专家和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快速发展的苏联教育体系培育的新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意识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成为官僚和技术专家就足够了。新老知识分子只要提供官僚和专业服务，就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人们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没收了资产阶级和地主财产之后，资产阶级和各种反无产阶级的思想仍然存在、滋长。

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拥有100多个民族，大量人口和广袤的土地，经济和科技水平落后，受到过内战破坏和国内反革命势力与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的国家来说，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政治意愿的集中和有限资源的集中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从小资产阶级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滥用这一必要性，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基础，在决策过程中减少了民主。小资产阶级推动的官僚主义造成更高阶层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诞生，并巩固后者的权力，导致党和国家脱离人民。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相背离的势力使民主集中制沦为官僚集中制。

在国际事务中，斯大林通过第三国际，鼓励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共产党和反帝运动。从1935年开始，他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形成。只是在英国和法国拒绝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而继续诱使纳粹攻打苏联之后，斯大林才决定在1939年和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外交策略旨在防止纳粹更早的侵略，为苏联赢得准备战争的时间。

斯大林充分利用1941年德国发动进攻之前的时间，通过对全体苏联人民的爱国教育以及对保守机构和组织的让步，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加强了苏联。例如，苏联归还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建筑和特权。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明显扩大。

在反法西斯的准备时期和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的爱国主义路线进一步压制了新老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苏联人民团结起来了。尽管苏联付出了2000万人的巨大伤亡和国家的毁灭性破坏，其中包括85%的工业遭到破坏，但他们在战胜纳粹和世界法西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东欧和亚洲数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铺平了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经济恢复。正如他在战前1929至1941年（只有12年）大规模工业化中的成功领导一样，他在1945至1953年（只有八年）再次做到了，只是这一次显然没有对反革命的抵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年里，社会主义在所有方面展现出了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1952年，斯大林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即过早地宣布在苏联不再有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尤其是人民与敌人之间的斗争。但是这太晚了，苏联党和国家已经难以应对数量庞大的官僚。他们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这些官僚及官僚主义成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

当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时，苏联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曾成功地团结各共和国和各民族的苏联人民；他曾反对纳粹德国，保卫了苏联。他曾重建了工业化的经济体系，这一经济体系有着高速的年增长率，为人民提供了充足的本国食物，石油、煤炭、钢铁、黄金、粮食、棉花等的产量全球最大。

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培养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者、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和作家等。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社会现实主义硕果累累。与此同时，苏联的整个文化遗产也得到了保护。

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在欧洲和亚洲阻止了美国侵略势力，支持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战，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并不断呼吁世界和平，尽管美国领导西方盟友发动冷战并进行挑衅。

正确地评价领袖斯大林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避免滑入现代修正主义的泥潭，反击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幌子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死硬的反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在他领导的1924至1953年内评价他。

完全否定领袖斯大林，甚至将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政策和行动的责任推卸给他是不科学的。现代修正主义是以反斯大林的名义开始和推行的。它起先是逐步地，继而迅速地造成了苏联的垮台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即使我们试图分析一个时代和另一时代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评价领袖也必须以他所负责的时期为根据。

在他的领导时期，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斯大林站在正确一方，赢得了捍卫社会主义的所有伟大斗争的胜利，诸如反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反对富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叛乱和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力量。他能够团结巩固和发展苏联国家。二战后，苏联的力量仅次于美国。斯大林能够坚决抵御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作为领袖，他代表并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从一个伟大胜利到另一个伟大胜利。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三个阶段，是削弱和破坏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过程。

赫鲁晓夫政权奠定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更长的时期内彻底发展了现代修正主义，将社会主义彻底转为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政权则完成了现代修正主义抹去社会主义遗迹，彻底摧毁东欧和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社会主义门面的工作。他摧毁了列宁和斯大林曾建立和保卫的苏联。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政权不得不篡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准则，并在1953至1992年的38年内进行反革命的伪装。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36年中所取得的成就需要花费将近40年的漫长时期才能摧毁，这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的明证。斯大林总共花费了20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修正主义叛徒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在同一时期，修正主义政权巧妙地以攻击斯大林的名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进而污蔑列宁和整个苏联历史，最终摧毁了苏联。修正主义叛徒在长期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将他们自己的罪责和失败归咎于斯大林。例如，他们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加重了官僚主义，却要已经死去的斯大林为此的负责。

南斯拉夫的铁托作为现代修正主义先驱具有独特之处。在反对斯大林时，他在1947年偏离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西方的政治和物质支持。 他拒绝进行土地改革和集体化。他通过官僚机构和私人企业，特别是私人合作社的形式，维护和推动了资产阶级的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计划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是企业的立即下放；所谓的“工人自治”，实际上是官僚与生产无政府的结合；在现有的和停滞的生产水平上的自由市场机制（包括从西方国家进口商品）。他把新经济政策误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佳典范，是第一个以列宁之名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首脑。

三、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

第一阶段：赫鲁晓夫政权，1953-1964年

赫鲁晓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先驱，在全世界推行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最大。

在政权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生涯开始于1953年。在斯大林时期，他是一名官僚主义的阿谀奉承者，镇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为了成为苏共总书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挑动斯大林的追随者相互争斗，在简易审判后处决贝利亚，获得了成功。他依靠着新生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已经从官僚和新知识分子中产生。

1954年，他已经重组了苏共，来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服务。1955年，他支持铁托的反斯大林记忆，尤其是在修正主义问题上。1956年，他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发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完全否定了斯大林，将斯大林说成是嗜血怪物，谴责“个人崇拜”。这次大会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1957年，他用军事力量击败了政治局的撤职投票，从而发动政变，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1956年，反斯大林的指责鼓舞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势力叛乱。匈牙利的骚乱更为激烈。赫鲁晓夫派军队进行镇压。这主要是因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试图切断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但随后，在苏联影响下的整个东欧地区，卫星政权就像南斯拉夫一样进行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集体农庄的解散，即使进行了极狭窄的土地改革；当然，还有自由市场），很明显，这对苏联统治集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修正主义政权仍严格遵循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在赫鲁晓夫的指导和社会反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下，东欧修正主义执政党中的未改造的社会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派开始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排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回想一下，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党，是由苏联红军保证掌权的。在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在卫星党和政权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之前，这里最多只有数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

赫鲁晓夫用纠正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恐慌主义来彻底否定斯大林。他将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看作是民主和文明繁荣的前提，经济快速发展（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科技基础）的先决条件；看作是从剥削制度到非剥削制度社会革命的和平形式；与美国寻求缓和，逐步实现裁军和世界和平，创造一个无核世界的前提。

赫鲁晓夫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同时却阐述一系列的思想来破坏这些东西。赫鲁晓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反马克思主义前提下，用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宣称，苏共是一个全民党，苏联国家是一个全民国家。他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宣称，人类可能且更倾向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以避免毁灭人类的核战争；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高到指导苏联和苏共全部外交关系的总路线；否定帝国主义的暴力性质。

在经济领域，他以列宁的名义反对列宁与斯大林，歪曲新经济政策，将其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是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手段。他下放一定的权力，让国有企业进行自治，推进农业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自治的国有企业自负成本与利润核算，根据各企业的利润提高工资和奖金。他扩大私人土地，将大片土地（50到100公顷不等）出租给团体，通常是家庭。他解散了许多集体农庄的拖拉机站，将农业机械出售给私人企业家。他推进了农业、工业品和服务的自由市场化。

就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辞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相重叠一样，社会主义也与资本主义复辟相重叠。在一段时期内，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体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赫鲁晓夫政权最引以为傲的是私营部门的较高增长。这得益于廉价的能源、运输、工具和其他部门提供的产品，因生产了从公共部门偷来的产品而获得赞誉。

在国有企业的自治中，管理者拥有雇佣与解雇工人，与苏联国内外进行交易；增加自己的工资、薪水与其他津贴（以工人的牺牲为代价）；减少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资金；参与与自由市场打交道的官僚腐败。

在农业私有化上，赫鲁晓夫政权最高声宣传，它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更有活力。新生富农受到赞扬。但实际上，腐败官僚和私营农场主与商人串通一气，压低价格，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偷盗产品（通过盗窃和大量虚报有缺陷产品），以将产品放到自由市场上出售。最后，苏联的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并大量进口粮食。

教育体制持续扩展，培养了大量受到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并向西方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和优质消费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社会现实主义遭到贬低，普遍的人文主义（universal humanism）、和平主义和神秘主义逐渐流行。

赫鲁晓夫政权从苏联科学技术的进步、空间技术成就和持续的经济建设上获得声望。如果没有先前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作和积累的社会资本，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快速地开展住房和办公建筑建设，这使官僚感到满意。

苏共和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尽管赫鲁晓夫与铁托达成了短暂的和解，但由于中国和其他共产党的坚定有力的立场，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仍然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论战扩大到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上。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备受瞩目。他起先是一个冒险主义者，随后又变成投降主义者。对于越南，他反对越南人民的革命与斗争，勉为其难地给予越南优先支持。

因苏联的工业恶化、农业垮台和外交混乱，勃列日涅夫集团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撤职。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最终担任主席职位。

第二阶段：勃列日涅夫政权，1964-1982年

尽管赫鲁晓夫死硬地反斯大林，但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有限地“恢复名誉”。如果我们将此与官僚机构和先前权力下放的国有企业再集权，镇压赫鲁晓夫鼓噪起来的亲帝国主义的和反共的反对派联系起来，勃列日涅夫貌似在恢复斯大林的政策。

实际上，就推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路线和发展“在国外保卫苏联”的进攻能力的路线而言，勃列日涅夫政权总体上仍然是反斯大林的。因此，勃列日涅夫政权的18年是赫鲁晓夫开始的反斯大林路线的中断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接受了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即除了人民与敌人之间的斗争外，过早的宣布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复存在。这条路线混淆和否定了苏联社会已经存在着大量的、正在增长的资产阶级的事实，使镇压反对统治集团的人的行为合法化。这些人被视为苏联人民的敌人。

在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终生致力于赫鲁晓夫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的普遍腐败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和特权，而且通过与私有企业甚至是犯罪集团相勾结，来盗窃国有企业掠夺赃物。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被压低，遭窃，或被认定为存在缺陷，这只是为了让私有企业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这些产品。

与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的买卖合同成为了国家官员的最大回扣来源。他们将回扣所得存放在国外的秘密银行里。从西方到东欧、波罗的海和南方的共和国，有着一个走私货物和外汇的繁荣黑市。

官僚腐败和私人资本家使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彻底蒙上了耻辱。当勃列日涅夫统治结束时，据估计有3000万人经营私有企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国家和党的官员的亲属。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员也与私人公司和犯罪集团狼狈为奸，进行可耻地黑幕交易。

为保证不断扩大的苏联中央官僚机构和军备竞赛的资金，国有企业的权力再集中化。军工综合体迅速发展，每年的耗费远远超过苏联预算的20%（保守估计）。勃列日涅夫政权痴迷与美国进行超级大国竞赛，实现军事平衡。

巨大的苏维埃国家生产盈余收入。这些收入本可以用于再投资更有效和扩大的民用基础和非基本消费品生产，却被浪费在为占人口5%的上层（新生资产阶级）进口高档消费品上，被浪费在进口粮食，军工联合体与军备竞赛，东欧五百万军队的给养和装备和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承诺上。

因超级大国对抗而作出的的承诺包括向越南战争中的越南人民、古巴、安哥拉和尼加拉瓜做出的承诺。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纯粹冒险主义而作出的承诺包括，在苏联已经明显陷入经济和金融困境的时候，向阿富汗派遣大量的军队和军事设施。

出售给西方的苏联石油产量的10%的所得和将武器卖给中东产油国的收入用来进口粮食和高级消费品。

勃列日涅夫政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辞来掩饰苏联内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对政权反对者采用镇压手段，包括借口精神病的监禁。这些手段服务于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政权向世界丧心病狂地重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苏修搬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有限主权论”和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同样傲慢的态度，在中苏边境部署数十万的军队。

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试图严密控制华沙条约组织中的东欧卫星政权。为此，苏联不惜耗费自身和卫星政权的大量资源来维持和装备东欧50万苏联军队。显然，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并没有通过社会主义进步发展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积极参与与忠诚，而是通过官僚和军事手段用社会主义的名义禁锢他们。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经互会内部倡导“国际分工论”。这意味着除苏联外，某些生产链条上的特定生产国新殖民主义专业化。苏联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和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没什么不同。这虽然使得这些国家建立并继续建立了一些基础产业，但却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终，苏联感到受损，因为它必须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不合格的产品。因此，它不断向上调整供应给经互会成员国的石油价格。同时，在东欧国家，人们对用高价从苏联购买廉价设备和其他商品怨恨已久。

在1970年代之前，苏联鼓励东欧卫星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但决不允许他们离开华沙条约组织。1970年代早期，苏联相与美国缓和，获得“最惠国待遇”，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新技术和外国贷款。但是，1974年，美国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政权。这一修正案禁止给限制犹太人移民的苏联以“最惠国待遇”。

在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都迷上了西方的投资、贷款和消费品。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加剧和债务负担的处理困难，大多数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甚至比菲律宾还要差。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对经济政策及其官僚主义的腐败负有责任，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日益反苏反共的知识分子的眼中变得庸碌无为。

一直以来，东欧的亲苏执政党很容易受到政治傀儡的指控（尤其是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反共倡议的指导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这些政党因资产阶级化从内部明显地堕落下来，越来越成为公众鄙视的对象。

美国一直在悬着给苏联最惠国待遇地位和其他经济让步的前景。每次美国这样做，它都能从苏联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例如对《赫尔辛基协定》的承诺（旨在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法律保护）和《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它从未做出苏联想要的让步。美国只是希望继续进行冷战，以诱使或迫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中浪费资源。苏联继续获得的唯一重大让步是购买粮食和与此有关的商业贷款。

1980年代中期，当菲共领导人决定与苏联和东欧执政党探索和寻求关系时，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将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中遵循他的反帝国主义路线。因此，关于苏联和东欧的政策文件夸大了勃列日涅夫路线。

尽管戈尔巴乔夫政权将实行比前任更糟糕的修正主义政策，但它将成为有关勃列日涅夫政权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的主要和基本特征的优质信息源。通过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批判性地使用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轻松地总结勃列日涅夫政权，同时了解1985-1988年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倾向。

第三和最后的阶段：戈尔巴乔夫政权，1985-1991年

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第三和最后的阶段是1985年-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政权。

在国家和党最高职位上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被任命者的一次可疑政变之后，东欧的修正主义党和政权率先垮台，东德被西德吞并，最后是禁止与解散苏共和苏联解体。

反革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毕竟，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已经持续了38年。在过去六年中，伪装成共产党人的腐败官僚准备摘掉面具，一夜之间宣布自己是前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反共产主义者，与知识分子和不平的广大人民中长期存在的反共产主义者妥协，建立公开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统治。

由于大资产阶级和反共知识分子的操纵和领导，1989年东欧的群众起义不能被简单地完全认为是民主的，尽管不得不承认，包括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确实受到了不公，而且不断增加。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的更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或者是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在1965年发动暴徒屠杀共产主义者，都没有使法西斯运动民主化。在确定群众运动的性质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群众的参与程度，还要考虑领导的阶级性质。否则，将工农排斥在权力之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的定期选举，甚至是1986年以萨大道（EDSA）的群众起义和军事政变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这些并没有考虑相关阶级领导的必要性质。

当非暴力群众起义的目的不是真正影响剥削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或当一些官僚取代另一些官僚，又或现任官僚不介意改变行政时，非暴力群众起义有可能成功。只有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事件，因为这并不完全属于1987年-1989年东欧戈尔巴乔夫派的重组。齐奥塞斯库如昂纳克所做的那样多少抵制变革。在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反共合流只是颁布法令，不想用大规模群众起义的形式使人联想到人民的要求。

由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先前作为，苏联最后一位修正主义统治者戈尔巴乔夫可以更快地破坏苏联和苏共。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戈尔巴乔夫主要进行欺骗的运动。戈尔巴乔夫称他的执政正在复兴社会主义，同时在民主和经济改革的口号下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进行活动。

戈尔巴乔夫不时口头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辩称自己是坚定地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最终暴露了反共产主义的面目。1991年12月25日，他在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用帝国主义在冷战时的话语形容他的成就——给“极权主义”的人民“自由”和“回归文明世界”，即暗示东欧国家和人民是“非文明的”。

在奠定其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时，他回到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强烈反斯大林主义的政策，称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赫鲁晓夫开始的工作的中断。他为布哈林平反，称其为“经济改革”的智慧之源。

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和国家各级的同伙将自己形容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者（liberal communists）”，在彻底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将斯大林比作希特勒的幌子下攻击苏联的整个历史。这成为了他们的时尚。他们以抽象的超阶级的、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和罔顾历史事实的话语提出主张，并借鉴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目的是诋毁、背离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系统性地任命公开反共的“顾问”，将反共分子安插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人民代表大会、各个机构和大众媒体之中，以进行不间断的反共宣传。戈尔巴乔夫率先嘲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过时了，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未垄断真理。他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语言，最后是美国的冷战话语，赢得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官员、思想家和宣传家的称赞。

“公开性（glasnost）”的主要和根本的特征是反共宣传的逐渐增多。宣传领域被反共产主义垄断。这使用了种种语言：现代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种族主义和纯粹愤世嫉俗的语言。包括最反民主思想在内的反共思想的多元化被称为民主。

但是，反共宣传的关键是倡导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攻击斯大林的弦外之音是攻击列宁，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苏联的整个历史。但他的下属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时期明确攻击这些。

戈尔巴乔夫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清除了政治局中的勃列日涅夫派，在他们国外旅行时取代他们，在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底层中击败他们。然后，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改革（perestroika）”但不接受“公开性”的“保守派”利加乔夫和接受“公开性”和“改革”的“激进进步派”叶利钦之间扮演中间角色。然后，他在1987年利用利加切夫将叶利钦从政治局除名，只是让后者继续作为他的合作者从外部攻击苏共。

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反共追随者们捏造了各种与苏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路线及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有关的谎言，并叫嚣要恢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怪物的自由。人们对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幻想。

1989年，他召开了由反共知识分子控制的新一届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人最初都是正式的共产主义者，但最后都宣布自己是前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反共产主义者。大会从一开始就包括了长期显眼的反共人士。

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利用大会剥夺了苏共的的权力，并赋予自己专制的总统权力。秋天，他与苏共和国家的“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激进进步派”雅科夫列夫和谢韦纳泽。但同时，他同意通过1991年初的全民公投来质疑苏联的主权。

全民公投的大多数是保留苏联。但是他再次与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制定新的“联盟条约”，条约的条款（例如拥有独立的军队和货币等）意味着苏联的解体。在所谓的拯救苏联的政变之前，戈尔巴乔夫宣布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是错误的，他打算解散苏共，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尽管所谓的戈尔巴乔夫继任者的1991年8月19日至22日的政变本质上只涉及少数情节，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合作以此为借口，解散了整个苏共和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苏联宪法和苏联仍然存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总统任期可延长至1995年，但他下令解散苏联，并辞去了计划中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的职务。因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反共二人以民主的名义宣扬独裁，颁布了最反民主的法案，并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自我政变。

首先，归根到底，垄断官僚资产阶级设计的“公开性”为公开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政权铺平了道路。小资产阶级关于“民主”的叫喊正在减弱。毕竟，鼓吹“民主”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政权和经济的杠杆，而小资产阶级则陷入大规模的失业、挫折和痛苦的更糟糕的生活中。

尽管有着通过更好地管理来振兴社会主义和提高生产，反对酗酒和旷工的运动，更高的工资和国内外消费品可获取度，私人企业家的更多利润，生产资料的扩大和重新配置以及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企业的承诺，但事实上，改革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生产的混乱与破坏。

改革的主线是国内外投资者对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因为莫斯科肆意印制货币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欺诈，国内储蓄消失，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垄断官僚资产阶级考虑了一项又一项计划[500天的“沙塔林计划”（译注：1990年8月，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斯·谢·沙塔林起草的一份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大交易”（the Grand Bargain）等]，依赖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贷款。自由市场商人从国有企业那里购买便宜或偷来的东西，并清空国有商店。因此，人们被迫从自由市场购买商品。

私营企业中最受欢迎的是外国投资者和私营合作社的合资企业（股份公司）。与外国投资者建立的合资企业主要是在消费品的进口以及这些商品的重新包装或组装中。执政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僚及其家庭成员为自己而侵吞国有资产，并从外国贷款中提取资金。这被认为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内部经营和管理人员行窃事件之一。这些合资企业与菲律宾和第三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高级官僚机构的大型买办活动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最普遍的商业形式是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规模不同的私营合作社。他们的业务包括将商品和服务从国家转移到私营部门：中小型制造业，包括石油、武器等苏联商品的私人出口以及进口高级消费品，如汽车、计算机、录像机等。在2.9亿人口中，至少有5000万人是小、中、大型的私营合作社的成员。许多人加入这些私营合作社只是为了获得基本商品，而这些基本商品已经从便宜得多的国营商店中消失了。

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或经济改革并不会刺激生产，提高商品质量，而是加速生产的垮台，造成最基本的商品的短缺。但是修正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却指责逝世已久的斯大林，让他为因改革而造成的混乱负责。在掠夺经济中，与私营商人相比，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腐败官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地令人愤慨。

从1988年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将货币供应量提高了50%以上，尽管生产量每年下降10%到20%或者更糟。仅1991年，在生产量下降超过20%的情况下，他就将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00%以上。因通货膨胀、腐败、民族主义者拒绝共和国向中央上缴税收和外汇、种族冲突和有正当理由的工人罢工，戈尔巴乔夫政权必须继续印钞以维持中央官僚机构和军队。

在戈尔巴乔夫政权初期，苏联外债只有300亿美元。因为冷战中美苏之间的对抗，之前的政权无法借到更多的钱。但仅仅六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政权就将外债水平提高到810亿美元（根据苏联中央银行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或者1000亿美元（根据苏联中央银行给七国集团的报告）。在1991年的最后一年，苏联借入440亿美元。

由于生产中断，外国基金主要用于在合资企业的借口下进口消费品和为官僚的纯粹偷盗行为提供资金。苏联实际上成了德国的殖民地，德国成了它的主要债权国和供应国。在苏联和东欧，德国占了外国投资和供应的最大份额（截止1991年，至少是30%）。希特勒的幽灵对德国大资产阶级的成功再满意不过了。

由于缺乏燃料、配件和原材料，国有企业倒闭产生了连锁反应。资金转用于进口外国产品；缺乏采购订单；以及通过真实或伪造的合资企业私人占用国有资产和资金。农业也遭受缺乏投入和运输之苦。军工企业向民用企业的转变微不足道。军工联合体继续吸纳大量资源。与东欧一样，苏联的经济垮台了，每个部门都抛弃了过去的合作优势，并试图与国外资产阶级达成不利的协议。

大规模失业开始出现。苏联解体前夕，恶性通货膨胀率开始超过200％，并且在叶利钦计划于1992年1月2日取消对物价的控制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预计会更高。即使到那时，仍有1亿多苏联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养老金领取者、儿童、青年、妇女、失业者和低收入者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基本必需品的缺乏普遍存在。像1990年一样，复辟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在1991年毫不知耻地向国外乞求粮食援助。每当将粮食转移到自由市场时，都伴随着对粮食援助的腐败处理。

戈尔巴乔夫国际关系中“新思维”的关键要素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偏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在合作的幌子下向帝国主义屈服。戈尔巴乔夫断言，帝国主义的暴力性质已经转变为和平，人类具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并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态和其他问题具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戈尔巴乔夫的“去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意味着彻底拒绝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前进。同时，世界（特别是社会）是由帝国主义及当地的反动派统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只是用抽象的、普世的和超阶级的术语来掩盖历史性的阶级斗争，实现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

他认为国家的“合法民族利益”是建立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之后，他减少了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反帝运动与组织的合作的国际活动。他的知名顾问还建议苏联资助的国际人民组织可以和资本主义资助的对应组织联合，形成更大的“非意识形态”组织。他们的意思显然是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投降。

戈尔巴乔夫鼓吹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不考虑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因素。他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强调其他国家和共产党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物。但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是虚伪的，是因为他的代理人忙于重组和破坏东欧的执政党和政权。

他呼吁结束冷战，加快核裁军，缩减常规军队，并解散北约和华约。这一时期缔结缩减军备的速度比冷战任何时期都快。戈尔巴乔夫采取了这些措施，以期望能够吸引投资和新技术支撑苏联的经济。但这是徒劳的，七国集团的立场坚定，在事态恶化之后，他们不会投入大量资金，来支撑日益衰朽的官僚经济。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了所谓的区域武装冲突，例如以伊朗与伊拉克、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为中心的冲突。苏联承诺单方面撤回东欧的军事力量，实现德国统一，以换取西方的直接投资、贷款、技术转让、贸易便利等形式的经济援助。在资本主义列强中，德国以贷款、住房和消费品援助等形式为从东欧撤离的苏军提供了最多的援助。但是，即使是用来安排这些部队的预付款也成了苏联管理不善和盗窃的对象，

早在1987年，东欧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就被推动改组自身，将戈尔巴乔夫派推到勃列日涅夫派之上。在执政党和政权内外都流传着这样的的说法，即苏联决定能够从东欧撤军，并不在干预这里的局势。因此，反共势力预先得知同通知，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们煽动人民的真正不满，打倒早已声名狼藉的执政党和政权。

各修正主义政权的社会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和苏联解散华约和卢布控制的经互会的公开消息，是反共势力活跃和成长的充分理由。1987至1989年越来越多的清晰消息是，苏联将不再干预反对当地政权的任何人民行动。这给了反共势力推翻修正主义政权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修正主义官僚（除了像齐奥塞库斯这样相对独立于苏共的，以及昂纳克和日夫科夫这样的长期的勃列日涅夫派），愿意放弃共产主义的面具，保留特权，以避开本已受到屈辱的人民的愤怒。

近来在戈尔巴乔夫政权与东欧卫星政权垮台的责任的讨论中，关键一点是不要误解我们希望某项政策或某些事件发生其他变化。在这里，我们仅描述修正主义政党和政权揭露和自我毁灭的最后阶段。

除了破坏苏共和苏联外，戈尔巴乔夫政权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最大贡献就是迅速让出东欧和破坏华约和经互会。

在其存在的最后一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支持美国在海湾地区发动侵略战争，支持美国宣称美国自己做无与伦比的世界警察。

1991年，戈尔巴乔夫完全暴露了自己。他的那种领导对苏联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任何革命者为他道歉并试图使他成为英雄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些被欺骗后仍然相信戈尔巴乔夫正复兴社会主义的人应该认真思考一个事实：他完成了由赫鲁晓夫开始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主导了苏联的毁灭。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官员、思想家和宣传机器继续称赞戈尔巴乔夫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因为他实现了东欧和苏联的“民主”。是的，他们有理由感到高兴。他在苏联实现了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面临着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遭受饥饿的痛苦和更多的自由丧失，并面临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内战和军事法西斯主义。

独立国家联合体

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取代了苏联，它标榜古老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旗帜。这与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之间、有着相同边界的共和国之间、俄罗斯飞地与非俄罗斯共和国当地民族之间、各共和国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严重矛盾有关。

矛盾涉及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种族和边界问题。政治混乱遍布于所谓的邦联。在划分苏联陆军、海军与空军，处理核武器以及陆上和海上边界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分歧已经产生了经济和金融问题。俄罗斯各少数民族间的独立运动、格鲁吉亚的内战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

1月2日放开价格加剧了经济混乱。许多基本商品的价格成倍上涨了20倍以上。国有商店正在通过向自由市场的借壳销售而被清空。甚至来自国外的粮食援助也流入了自由市场。超过一半的人口已经跌到贫困线以下，有着挨饿的危险。估计有90%的人在贫困线下。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正反对着公开的资本主义政权。工会受到严重的压迫和剥削条件的鼓舞，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罢工。在发动群众行动方面，争取列宁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劳动人民统一战线、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反对叶利钦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权的最激进的组织之一。

在苏联，超过90%的主要产业仍然归国家所有。一份报告显示，东欧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波兰的私有化发展最快，国有企业大概占65%左右。国有企业的这一持续优势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早在很久以前，这些企业就具有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它们早就处于官僚资本家和私人企业主的控制之下，成为了他们的工具，尽管它们是国有的。由于缺乏真正的私人风险投资、人民储蓄的消失、外国对收购过时企业和投资新企业的兴趣不足，这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减慢了。

前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外国投资者最有兴趣以低得惊人的价格收购能够迅速带来丰厚利润的国有资产。效率低下和破旧的国有企业仅在需要时才能得到维护，并成为私人企业主的奶牛（例如钢铁和其他金属、能源和其他原材料、运输等）。停产和减产正在继续加快。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人被解雇。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前苏联或所谓的独联体国家与东欧的共和国倒退进了第三世界的泥潭。

独联体没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保留了前苏联军队的中央指挥权，因此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军事中心。即使是担心核武器和其他战略武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坚持认为，这些武器应该置于单一指挥之下。但是，政治和经济混乱迫使军官将指挥权移到他们手中，因为军方和广大人民已经严重不满。

对外部观察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难题，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军队与工人组织的关系）是否会引起社会巨变，或者在所谓的邦联/众多的共和国（如现在的格鲁吉亚）内发动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政变。普遍的看法是，军队内外的新生资产阶级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如果发生任何新的急剧地变化，发生军事法西斯兴起的可能性大于重返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四、苏联和东欧现代修正主义垮台的一些教训

准确描述苏联和东欧的执政党与政权、自1980年代初就一直困扰它们的危机和它们在1989-1991年的垮台至关重要。这些执政党和政权都是修正主义的。它们的危机和垮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垮台，而是伪装成社会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和垮台。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专政就是确凿的证据。在垮台前数年，修正主义体制和真相在我们眼前暴露和展开。

如果将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危机和垮台描述为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垮台，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就会引起思想和政治混乱。这种描述继续将现代修正主义当做社会主义。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现代修正主义自身陷入危机导致1989-1991年的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垮台之前，现代修正主义就已经破坏和颠覆了社会主义。

大概只有将现代修正主义当做社会主义、看到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危机与垮台的人才会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危机。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自己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单地将这些反斯大林的政党和政权的危机与垮台成为是“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或“社会主义的垮台”。斯大林已经逝世38年了，“去斯大林”的进程也已经持续了35年。

荒谬的是，在斯大林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仍然因污蔑他的人在这些年里做过的或没做过的事而受到指责，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现代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这纯粹是蒙昧无知和个人崇拜的反面！任何领导人的优缺点只能以其任期为准绳，除非评价他的目的不是历史评价，而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手段妖魔化一个领导人，用心理战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不应允许现代修正主义者掩盖在其统治时期的责任。事实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苏联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解体苏联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必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和破坏社会主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我们必须与通过模仿戈尔巴乔夫等人反对党的基本的革命原则，希望从内部摧毁党和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分子进行斗争。

反修正主义路线

自1982年开始，党内的某些人重新将修正主义执政党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将修正主义政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这引起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偏离了党的反修正主义路线。鉴于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垮台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为纠正这些政党和政权会扩大援助以加速菲律宾革命胜利的浮夸、错误和无用的主张，我们必须纠正这一观点。

由于这些政党和政权的垮台，菲共更加坚决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遵循反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斗争。试图将现代修正主义的垮台看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效，完全否定马列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者，除了鄙视什么也得不到。

菲共坚持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者和数十亿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胜利。就菲律宾而言，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的领导阶级。菲共是这一阶级最先进的队伍。在菲律宾历史中，没有这个党，就没有沿着反帝反封建路线，向着社会主义的人民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复兴。小资产阶级团体试图搅浑、抹黑、削弱和破坏党，如果没有党和工农劳苦大众最坚决地推进革命，他们只能继续做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仆人。

菲共现在认为，包括菲律宾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大的理论挑战是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长期、和平的复辟中吸取教训，理解继续革命的方式，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为复兴社会主义而进行战斗。

在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恢复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达到新的和更高的水平。只有经受住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暴力，并使用革命暴力击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再获胜。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唯有通过革命暴力，无剥削社会才能取代剥削阶级社会，尽管历史反复证明，较高的社会形式可以通过和平地演变而倒退到较低的社会形式。

在菲律宾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反革命的基本因素（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未被革命的主要因素（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消灭（尤其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领域）。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中间因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因素可以超过反革命因素，赢得中间因素。中间因素对革命的主要因素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在进行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复杂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哲学到战略策略），来保持自己的革命作风，为了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始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马克思列宁主义正走在人类文明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珍视过去的遗产，利用能够取得进步的所有当前因素；始终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但是使用诸如普遍的人文主义、无阶级的民粹主义、超阶级国家、和平主义等唯心主义术语和其他的抽象术语来掩盖和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资产阶级霸权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落后力量让步。

过早地宣布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它们都将在国内和国际上继续存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剥削阶级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不再必要，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自动转变为无产阶级。实际上，资产阶级首先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在官僚机构和知识领域出现，然后作为与私人资本家相勾结的官僚资本家在社会经济中出现。

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术语的掩盖下，传播机械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尤其是以生产力理论的形式传播。这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单方面自动地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必须在生产中挂帅。否则，这种观点就会根深蒂固，即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以国内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和向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屈服从推进。

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夺取政权，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菲律宾将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这是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相一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即使仍然需要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措施，也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建设“民族民主社会”。

人民民主政府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但它并不是无阶级或超阶级的国家。在国家中，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霸权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放弃这一点就是向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理人的倡议屈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以防止剥削阶级的反革命，并立即使全民民主的实质和过程成为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党决不能放弃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必须保留它的党组织直到国家的消亡。

在民粹主义和“不再有剥削阶级，也不再有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正在消亡”的掩护下，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体系系统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使官僚和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复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全面保障人民的民族自由；反对剥削阶级，全面保障被剥削阶级的阶级自由；反对国家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甚至是潜在的），全面保障个人自由。

社会主义宪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保障坚持社会主义的个人和组织的公民权利，促进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限制国家及其官员可能的权力滥用。这些限制包括基本自由、选举程序、罢免的普遍权力、确定的任期、年龄限制、对个人收入和特权的限制，以及反对任何不以功绩（merit）为基础的特权和恩惠。

任何当选的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个五年任期，所有的官员可以在65岁时选择退休，70岁时强制退休。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权通过合法途径表达任何意见，无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正当程序会得到保证。除非根据证据和正当的审判证明有罪，否则假定某人无罪。因此，在反对反革命的人民斗争中，目标会缩小，扩大化的危险就会得以避免。

但是，正如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垮台所表明的那样，在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自由）和社会主义（摆脱了剥削阶级的自由）的明确范围之外推进个人自由是错误的。个人自由不应成为帝国主义和当地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重获对社会控制权的许可证。

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宪法中得到维护。在民主联盟政府协商一致之后，可以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组成的议会上院，人民的区域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退休后仍有思考能力的人可以在享有崇高道德权威的咨询委员会任职，这可能会在威胁革命的宪政危机时刻最为有用。

绝不能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中多元政党中的任何一个，就像菲律宾现行的政党制度一样。实质上，菲律宾现行政党制度是被剥削阶级的各政治派别所垄断的。党是一个革命政党，寻求并施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存在数千年的、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所有剥削社会的彻底决裂。

在整个历史时期，党寻求彻底的断裂，工人阶级的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执掌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成员的数量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通常是人口的5%-10%）。党是通过群众组织和国家机构来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可以理解的是，在夺取政权的激烈斗争中，因为反动国家的强制力和党员的生命、身体和自由面临的危险，党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在夺取政权后，应对党员数量的扩大作出限制，避免一夜之间就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与机会主义者涌入党内。但是，在巩固了政权，无产阶级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和文化领域后，没有理由不将党的成员增加到包括社会多数人民在内的程度。

现在，党具有干部和群众的性质。夺取政权后这种情况应该继续。干部可以保证党员和群众成员的高质量，这是工农形成的强大民主的基础。党仅仅是保持较小规模是不能自动确保其高度革命性的。另一方面，党很容易被包括假共产主义者在内的过高比重的知识分子成员所淹没。更糟糕的是，党会被视为社会中小的且拥有特权的集团。如果党的规模很小，它就会随时受到其他政治团体或运动的挑战，这些团体或运动拥有较大或更大的成员规模；受到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挑战，教会将人口的绝大多数或大多数看做其成员，宣称对他们具有宗教或道德的忠诚。

按照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党的代表与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其他阶层的代表必须在国家选举职位中至少占三分之一，但是在分配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每个时刻，党内外的人民必须能够在选举过程中从名单中选择候选人。

由于拥有大量的群众成员，党可以满怀信心地沿着统一战线路线进行多党合作。最糟糕的形式是只有一个政党的政治体制，而这个政党的成员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保证数个政党的存在和合作，只要符合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人民选举的意愿、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宪法框架，这些政党可以提出达成共识的候选人名单。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在通过夺取政权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就可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帝国主义者、大买办和地主拥有的生产和分配资料会收归公有。战略企业和主要的生产线与分配线将会被国有化。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条件。然后，用可以利用的国内资本、出口收入和外国贷款进行进一步的投资，扩大生产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部门。

但是，作为过渡措施，仍然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经济改革，例如土地改革，对各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非垄断商品生产的让步。这些改革和让步并不意味着建设“民族民主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与进一步的工业化，可以将农业和非农业企业的合作化以及公私合营从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鉴于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较低的经济与技术水平和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更糟情况下建立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这些措施持续的时间取决于具体情况。在苏联，列宁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随后，斯大林率先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他成功地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

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立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歪曲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非仅仅是一种临时措施。因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用列宁的名义制造这一歪曲来反对列宁。他们将列宁的临时举措与斯大林通过计划的方式建设公有的基础工业与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的规划并列，来正当化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的倒退。

在新经济政策完成目的之后，斯大林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威胁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这样做是及时的和完全有必要的。反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污蔑在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领域的过度投资、镇压叛乱富农和剥削农民。但是，他们没有提到艰辛的工作、与反革命所做的斗争和牺牲，这些使得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农业机械化和城市生活扩展，而这些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如果布哈林走了一段道路，延长了新经济政策，那么苏联将会产生无法控制的资产阶级和大量的的富农，从而推翻无产阶级，经济状况和国防能力也将降低，希特勒的进攻将会更容易，纳粹德国的攻击也会更早。

二战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证明了农业为基础、重工业为主导、轻工业为二者之间桥梁可以实现良好地平衡增长。毛的路线是尽快尽可能地为人民，尤其是农民提供生产品和消费品。但是即使是毛，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指责他工业的过度投资和过早的合作化。无论如何，在一个贫穷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领导的中国在良好的平衡增长方面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更好。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在不断增长。所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都陶醉于“生产力”理论和经济主义。他们空谈价值规律，但与此同时却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批判理论，也掩盖了创造性的路线，即把原本是私人利润的东西用作社会利润，将原本为私人利润的、无政府的、垄断性地生产转变为计划生产的体系，以供整个社会使用。

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同意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即商品价值等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交换价值（价格）在市场上得到实现。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着根据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支付不同工资的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内，新创造的价值被分配到用于消费的工资基金、生产投资（不仅包括折旧，还包括扩大生产）、一般福利（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等）、行政管理和国防。

除了与工资差异体系相应的商品价格体系外，已生产的商品包括以特定价格从国内或国外其他地方购入的投入，计入商品的市场价格。商品价格也可以与国外同类商品进行价格比对。

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能够有效地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回应人民的基本需要，提供社会服务，直到新生资产阶级开始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逐渐对高档消费品产生兴趣，这最初是机构在国外购买获得的。

除了新生资产阶级的高消费和特权外，另一个消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而将资源用于军事支出。实际上，这是漫长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苏联和东欧最大的一项消耗。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存在固有缺陷，或现代修正主义者热衷于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这些就会被掩盖。在进行军备竞赛时，勃列日涅夫离开了斯大林的理念，即当苏联军事上虚弱，且帝国主义的威胁更大时，要坚持全民国防和全面巩固。

事实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数十年，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诸如通过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来刺激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等资产阶级思想下，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才能使经济倒退到资本主义。

因此，用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来“帮助”和“补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再次出现和产生的资产阶级、腐败官僚和富农从内部破坏和摧毁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的经济自由化后，资产阶级势力可以更有力地进一步要求私有化和市场化，最终拥有政治权力，就像苏联和东欧那样。

但是通常是在他们开始颠覆社会主义经济的努力之初，当国内还没有大量的私人企业家时，他们发起了一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效管理”（无视造成浪费的商业周期与战争和剥削无产阶级、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百年历史）、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外国投资、贷款、技术转让的运动，因此，即使是让外国资产阶级享有在国内投资、拥有资产和雇佣人民的自由，也必须推行吸引跨国公司、银行以及国内资产阶级的投资法案。

在不违反或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扩大国内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根据可靠的、准确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要求的信息，以及据此制定的经济计划，人们可以利用工资差异和奖金，刺激商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从而首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进而继续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非基本商品，作为终身激励，建设一代比一代更好的住房，下放经济活动，以取得更好的结果。

基本与非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是互补的和相互影响的。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储蓄增加时，人们就会开始寻求可以改善或使生活更有趣的事物。一些高等消费品可以在本地生产。在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和基本生产品和消费品进口的情况下，可以进口其他的高档消费品。

以苏联为例，在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前是勃列日涅夫漫长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在用发展战略进攻能力和在国外发动战争来保卫苏联的理论下，新生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起来，资源被浪费在军备竞赛和与国外的昂贵的承诺上。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民自力更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境内，在不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反对侵略者的人民国防或人民战争概念仍然是正确的政策。

苏联的科研工作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队伍是世界上最大的。他们在基础研究、试验和原型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只有那些适合军备竞赛的高科技装备的进步才可以被大量使用。苏联由于迷失了方向和在民用经济上存在着某些错误，倾向于保留和再生产旧的和过时的装备，使得这一极端重要的经济领域得不到高科技的好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者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对生产设备、耐用消费品和基础设施进行折旧，以便为创新和提高生产活力留出空间。为了生产新的、更好的产品，而认为必须存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计划的道路上，苏联能够保持军事和空间科技的提升。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之后，我们要坚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则，解放生产力，促进它的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和超越了某些暂时措施之后，我们决不能倒退回用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化革命

在继续革命——与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革命力量斗争，防止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中，文化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革命同时广泛和互动地进行。

如果要避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错误，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文化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沿着人民斗争总路线前进的一个不容置辩的民主过程，它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是比人民战争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为持久的过程，不应该仓促进行，以避免迫害；为了抢占诸如党、国家、群众组织、教育体系、大众媒体等无政府状态的机构，就应担负起领导文化群众运动的责任，并严格遵循程序，尊重个人和团体的责任。

文化革命是一个保持高昂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无私奉献和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过程。随着人们一代代地远离从反动派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英勇努力，那些执政党、国家甚至群众组织中的官僚就有可能会堕落为新生资产阶级，采取现代修正主义和其他倒行的思想和政策。青年和知识分子就可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对执掌权力的人感到愤恨，陷于反共产主义观点，拥护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风潮。

即使我们正在菲律宾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人民中进行文化革命。我们正走在推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革命文化的形成的路上。这一革命性的群众现象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并不相同，但具有连续性。就像现在，在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我们将继续把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和对个人权利的强烈意识结合起来。我们将花费所有必要的时间——无论多长——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把人民的革命意识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水平，鼓励和击败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要进行文化革命，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文化革命要不断把革命政治（爱国的和无产阶级的）和道德激励置于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指挥之下。上层建筑的革命应与生产方式的革命互补并相互作用。

当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时，它首先试图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卷土重来。当它成功地修正了意识形态和污染了文化后，它就能够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改变。当资产阶级能够利用党和国家内未改造和堕落的部分时，这是最有效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保持警惕，坚决地保持正确路线，积极发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们很容易辨别旧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人民对他们保持着警惕。因此，这些被击败的阶级的成员倾向于煽动知识分子和官僚开始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可以“收复失地”，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旦无产阶级在这些领域的斗争失败，已经泛滥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就能够在超阶级和超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推动反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

到那时，资产阶级已经在无产阶级和人民中重整旗鼓，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证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并非不可逆转。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从苏联和东欧资产阶级骑到无产阶级的头上的方式中吸取重要的教训。资产阶级通过党和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利用国家反对党，逐渐清除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这些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

在建设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所做的长期准备中，我们将努力缩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将通过动员无产阶级和其余部分的人民的能力，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主义文明来做到这一点。

我们将此归功于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与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防止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应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多年的胜利，直到错误不断积累导致右派的强烈反对。只要坚持这一次文化革命的积极方面，纠正消极方面，那么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革命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知识宝库。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工作是一个广泛而开放的研究领域。

一场革命的失败并不是革命的永远失败。1871年的巴黎公社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失败了。但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未过时。46年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后来，法西斯主义力量消灭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最后入侵苏联。但在二战后不久，东欧和亚洲出现了数个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最终，在1989至1991年，我们目睹了这些修正主义政党和政权的垮台。这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和否定现代修正主义的正确性，并清除了一些修正主义政党和政权。这些政党和政权在社会主义和反帝运动中引起了理论和政治上的混乱。

不幸的是，随着美国的超级大国竞争对手苏联的消失，资本主义列强变得更加猖狂和残忍。但是它们都受到生产过剩危机的困扰，在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框架下，它们与附庸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已经赤裸裸地复辟的国家的持续危机一直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前苏联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民族冲突、军国主义和内战的温床，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随着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加剧，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资本主义列强手中的高科技已经深化和恶化了生产过剩危机。在两极冷战之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贸易战正在发展。美国正在打破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平衡。在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紧紧抓住自己的生产和贸易优势；南方和东方的新殖民主义附庸国（除了极少数能够赚取出口盈余的国家外）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无法从赤字、债务和紧缩措施中得到缓解的环境中，美国寻求恢复生产，扩大贸易，解决巨额赤字和债务问题。

一段时间内，虽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消失了，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仍将会增加。在这之中会在此产生新的和更高水平的反帝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世界人民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压迫只会推动革命运动的产生。对革命运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是运动复兴的前提和挑战。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菲律宾统治体系不断恶化的危机为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力量的不断增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形势，从国际无产阶级和国外进步力量中进一步吸收力量。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必须首先接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指导。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自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益严重的危机以及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压迫正促使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人民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即使到现在，很明显当今十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社会动荡的十年，也是人民抵抗新殖民主义的十年。在革命力量发生变化后，这将不再是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和妥协的十年。

超过十亿人民（人类的四分之一）继续在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受到自称为共产党的领导。在消除世界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程度或外衣之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将比现在严重得多。

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以及他们在国外的伙伴的垮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一定程度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因为它为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提供了令人警醒的教训，展示了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愚蠢行为，戳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世界上长期滋生的幻想。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决地发展与世界各地的所有工人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各种可能的关系，以增进相互了解、兄弟关系和相互支持与合作。

党感谢所有的无产阶级兄弟政党在道义上支持和具体支持，它们扩展菲律宾人民坚决的革命斗争，承认党是世界无产阶级先进派别的一份子，使得它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做出贡献。

就像今天一样，党真诚地遵守这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将世界工人的团结（通过党际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党取得政权后，应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作为最高准则和国际关系的总路线。党应当将世界工人的团结（通过党际关系，也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衡量一个党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必要尺度。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打败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铺平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创造国际条件；因此，实现了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持与合作，而没有任何政党或国家侵犯其他政党和国家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已经看到，起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和国家后来堕落为修正主义的，其他政党和国家只有在成为它们的傀儡和外交工具时，才能与它们建立关系。它们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服从于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它们不再提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与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关系变得重要，这仿佛成为了一个肮脏的口号。

菲律宾共产党从最近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决心在未来的新菲律宾的外交关系中在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执政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基本对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下，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人民与革命运动和国家（不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顺序发展环形关系。

党坚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益恶化的危机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复兴将创造有利于他们夺取新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建立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而这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在新的和更高的水平上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