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三部份:解放后两条路线斗争总结

金宝瑜
二〇二〇年

本文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所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都集中在经济基础方面,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绝对不止限于经济基础方面,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样非常重要,或者可以说更重要。因为所有经济基础方面的改造,都要经过思想和意识上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农业集体化和农村建设,是城市里的反贪污、反腐败,还是工厂里工人和干部的关系,甚至于从教育和文化上,到医疗卫生上都经历了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各个领域里的斗争都是由毛主席发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下进行的。毛主席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勇气、力量和决心,相信人民群众会为他们的前途作出最好的选择。从另一方面看,群众则是对毛主席的领导有着无比的信心。就是这样,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新中国与走资派斗争,创出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在1966年达到了最高潮。

(一)文化大革命与两条路线斗争

到1966年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毛主席从与资本主义路线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对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有了深刻的认识。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些日子里,已经看到共产党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不同的,实际上是相反的路线,但他还是一直把这样不同的路线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到了1966年时,毛主席总结了党内10年之久的斗争,已经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时他决定,到了这个时刻,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来决定中国未来的道路。毛主席知道只有广大的群众清楚地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区别,社会主义路线才可能有最终胜利,也就是只有当人民群众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才能取得胜利。因此,除了发动人民群众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他才果断地、不犹豫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人民在参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们今天能够分辨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也是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中学习到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份子继续在各个领域中,与走资派作顽强的斗争。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的10年说成是他们失去的十年,这是正确的。反过来说,这10年是无产阶级最珍贵的10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解散了。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农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就不可能完成;没有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农村办工厂也同样不可能。同样地,没有文化大革命,农村的医疗和教育的普及也是不可能的;对全民所有制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工厂里的合同工在六十年代中就会逐步建立起来,哪会还有什么《鞍钢宪法》和工人管理工厂的推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教育上的新视野,还谈什么工、农、兵享有高等教育?统治阶级就会继续用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供他们获取知识,再反过来统治劳动人民,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除了占短的中国文革时期之外)自古至今一贯的作法;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腐朽的封建文化就会在新社会里再度“发扬光大,开花结果”,找到新的扎根的土壤。总的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谈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也就不可能在今天和未来继续两条路线斗争。因为没有具体的阶级斗争内容,“社会主义” 只能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理想而已。

文化大革命使走资派夺取政权推迟了10年,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给了我们多一点时间,也让我们对真实的阶级斗争有了一些经验。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可以分析解放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分析是为了以后重新出发作好准备。

我们当然要面对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负面影响。近来有很多讨论文革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看到许多参加文革的人承认和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并且也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做是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指出文革中的问题,并不会使我们因为这些问题就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价值。反过来看,右派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竭尽所能,包括编造大量无稽的谎言来对文革进行毁谤和污蔑。但是,即使这样做,他们也无法抹去这一段历史的真实。但他们的确痛恨在心,因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有了判断力,使得资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光明正大地推行资本主义,而要躲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块招牌的后面。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也会经常恐惧文化大革命会在中国再次发生。

(二)资产阶级为何能夺取无产阶级政权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成功的。只有走资派才会不断地重复说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我们不能跟着重复他们的话说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失败了,而是因为走资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过去的共产党变成了今天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这个党假借着共产党的名,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政党虽然在口头上仍然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今时今日,这样的谎言已经无法继续欺骗人民。今天,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只存在历史上,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还继续存在人民的心里。人们不断地拿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经验,来比较和评价今天一切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成绩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照妖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说社会主义没有失败,社会主义虽然暂时退却,但是社会主义没有死去。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走不下去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是在他们夺取了政权之后,颠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国际外交的所有一切,将其改变成资本主义的。

我在这里只提出几个明显的原因,每一个原因还需要进一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和革命者不断地讨论,才能作出更为清晰的分析,最终形成结论。

(1)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初期的发展中,商品生产会逐渐减少,并最后消失。在商品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价值规律也会逐渐失去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功能,商品的价值规律不再决定在这个社会里要生产什么。在商品生产消失之后,社会的产品生产不再受价值规律的限制,而是完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增加了。至于到底增加多少,应该作实际的调查和分析。在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中,除了农民自己消费部份和用来向国家缴税的部分外,仍然是商品生产。在国家与集体的交换中,大部份都是商品,因此,必须要考虑到商品的价值规律。毛主席特别指出,国家向集体购买猪肉时,就必须要使农民养猪有利可图,因此,国家卖给农民的饲料价格要够低,国家向农民购买的猪肉的价格要够高,这样农民养猪才合算,农民才愿意养猪。如果集体所有制卖给国家的猪,有商品生产的性质,那就不能违背价值规律。 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生产多少猪,并不靠价值规律来决定的市场供给和需求,而是靠计画。那么集体所有制卖给国家的粮食呢?国家从集体所获得的粮食中,有一部份是向集体买的,另一部份则是集体向国家缴的税。到底有多少是商品?这必须要进一步好好地探讨。

集体所有制中,除去卖给国家的部份,其余很大的部份是供给自己消费的,像粮食是经口粮直接分配给农民的,其它的肉、禽类和蔬果类也应该是供社员自己消费的,所以不是商品生产。在人民公社被强迫解体之前,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交换还不多,但是如果人民公社没有解散,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交换应该会多起来。如果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频繁起来,商品生产的量(绝对量和相对量)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在社会主义时期,全民所有制内的许多生产是否也是商品生产?应该说,全民所有制内的许多生产已经有“非商品”的性质。例如住房不是商品,医疗、教育也不是商品。另外,其它的许多消费品(配给之外的衣服、家庭用品、脚踏车、缝衣机等)应该还是商品,但是这些商品的生产同样也不取决于市场供求的价值规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品的供给会增加,因此,是否可以说商品的生产会继续扩大?

这些发展和可以预料到的未来的发展,都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在增加。因此,商品价值规律必然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因为商品生产继续存在,而且在不断扩大,商品价值规律也就不会消失,只能通过国家加以限制。但是当商品生产不断地扩大,价值规律就会冲破这样的限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商品生产下客观存在的,在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的社会,商品生产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它就会不断干扰社会主义的前进,这也就是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内因。

(2)在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是领导社会主义路线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直接参与了两条路线斗争。在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地增强,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成熟。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是开始于经济斗争,从经济斗争中提升到政治斗争。但是这一步提升往往会遭遇困难,例如美国的工会运动,最开始是由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组织工人的目的为的是革命,美国的资产阶级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工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政权就把在工会中所有领导工会的共产党员都赶出了工会。工会换了一批新领袖,他们带领着工人只争取各种经济利益,刻意鼓励工人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要工人认同美国帝国主义,赞成并且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相比,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从工会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的。解放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时往往是经济斗争,但是很快就会提升到政治斗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即使是从经济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他们的政治斗争也还是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党的范畴之内,比如在美国,长期以来工人运动都是依附在民主党之下,因此,不能提升到阶级的政治斗争,至少目前还看不出这个可能。

解放之后,所有无产阶级所参与的斗争,都属于政治斗争,而且是阶级的政治斗争。解放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极为快速地成长起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1949年到1976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管无产阶级成长得多快,仍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级。即使如此,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很大一部份的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中,还是作了顽强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力量确实太过薄弱,无法抵抗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对他们的进攻。但是今天,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在不断的斗争和锻炼中成熟起来了,当更激烈的斗争开始时,他们将很快就进入阶级的政治斗争中。

(3)本文对解放后工农联盟的发展有较多的陈述。社会主义时期,在路线的斗争上,工人和农民的紧密的联盟促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迈进。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初,工农联盟遇到了困难。我认为这个困难来自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村产生的两极分化。

本文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已经提到,在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所面对的困难。困难之一,就是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公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经验,是在工业生产的领域里,生产工具属于全民所有,在农业生产的领域里,生产工具属于集体所有。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是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建立互相支持的关系,这种互相支持的关系,巩固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盟。 工人和农民的紧密联盟使得社会主义路线在与资本主义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

但是因为集体所有制不平衡的发展,扩大了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内不同公社之间的差距。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样的差距更因为社办工业和大队办工业的发展而拉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因为气候适宜和土壤肥沃,长久以来,就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大跃进”之后,这一带的公社和大队首先就开始办工业。因为这一带离上海和一些其它的工业城市比较近,它们能比较容易地得到办工业的信息和一些从全民所有制工厂退休的工人的技术,而这些都有利于它们兴办社、队工业。工业生产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而且回收快。从一个公社和一个大队的立场来说,办工业能够快速地增加收入,因此,它们会希望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工业。

我参观过一个在江苏省的社办电灯炮工厂,这个厂是在“大跃进”时期开始兴办的,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它暂停了生产(就是下马),困难时期过去后,六十年代中,农业生产恢复,它的生产又开始了。刚开始时,只借了三间屋子,而到了1979年我去参观时,这个电灯炮工厂已经大有发展,除了普通的电灯炮之外,它还生产包括霓虹灯和汽车车灯在内的其它各种电灯炮。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类集体所有的工厂继续扩大生产有困难,因为它的生产尚不包在国家计画之内,所以它不能取得所需要的原材料。我虽然没有机会可以调查,但是可以推想到其它集体所有的工业应该也有同样的困难(这一点我无法肯定,应该做调查研究)。当时一些左派看到这样的发展,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滋生,这样看虽然没有错,但是有些“左派”的作法是批评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工厂,说它们在“挖国有企业的墙角”。从批评中可以看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这些集体工厂靠关系来从国有企业取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我的猜想是因为当时无法解决有关集体工业要发展的问题,这些“左派”找不出适合的方法对生产力进行疏导,于是只能用“堵死”这样的发展的方法。在我去参观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开始,就在这时,从香港来了一家生意,他们要和这个电灯炮工厂订合同,由这商家给电灯泡厂提供生产材料,来生产各种圣诞节的灯泡,这个工厂当然欢迎这个机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资本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它的支持者。集体企业要发展,需要原料是个实际的问题,这样实际的问题说明了社会主义里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的实际问题不能用“堵死”的方法来解决。无论如何,阻止生产力发展是错误的,但是如何疏导这样的发展呢?这是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

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从观察一个例子里联想到的问题,因为没有机会可以调查,所以不知道集体所有制中还有多少同样的问题,但是应该可以联想到集体所有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发展很不平均,富有的公社、大队和贫困的公社、大队面对的问题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样的发展说明了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并存。两种所有制并存所产生的矛盾,也就是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使得工农联盟在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矛盾下,难以巩固。我们看到,一旦工农联盟发生了问题,劳动人民抵抗资本的力量就会减弱,代表资本的力量就得到了机会夺取政权。我们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1985年正式将农村集体解散,这时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同盟军,不管他们拿出多大的勇气和资本作顽强的斗争,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在紧密联盟下取得的成果。当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产生了困难时,代表资本的资产阶级就趁虚而入了。

(4)上面所提的三个原因是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的内因,除了内因之外,还有外因。外因就是在苏联走上修正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像是世界资本主义中的一座孤岛,虽然世界上非常多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对中国争取独立自主的道路极为羡慕,他们也非常渴望经由革命得到解放。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进步人士,包括很多革命党,不断地来中国访问,他们想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希望学习中国的经验。毛主席不断地给他们分析世界的大情势,并且鼓励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作了解和分析,来策划革命要走的道路和发展革命的策略。世界上许多半殖民国家对中国是很友善的,毛主席也曾说过中国是被这些国家抬进联合国的。

但是走资派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各大帝国(特别是美国)的强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对台湾能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很是羡慕。夺取政权后的资产阶级推出了资本主义改革,而资本主义改革就必须配合对外开放,因为资本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才能转变为利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的快速积累,就是通过将大量的从中国工人和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剩余在国际市场上变现为利润来完成的,这大量的剥削还包括对中国自然资源(水和土地)和环境(空气、河流、湖泊和海岸)的剥削。中国如此快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条新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因为在中国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在10年20年的时间里发展出那么庞大的国内市场来完成资本积累,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配合了对外开放,面对着全世界庞大的市场需求,在极短的日子里,可以大幅度地扩张消费品的生产,而不必顾虑生产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也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扩张了它们的商品销路。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正是世界各大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资本积累停滞的时刻,中国的开放给了国际跨国资本极大的扩张机会。1979年时,世界汽车产业因为滞销面临着全面危机。不止是汽车产业,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增加生产不是问题,二次大战在欧洲和日本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复建,而生产相对市场需求(需要+购买力)过剩,商品没处销售却永远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了2009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仅仅10年之内,中国的汽车市场就饱和了,2019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下降了11%。(CNN 商业报告,2019年11月26日)。

在邓小平羡慕台湾的加工出口经济时,台湾和其它走这条用出口加工来促进经济成长的路已经接近尽头。中国走向这条路后,台湾的资本家就放弃了台湾,纷纷跑到中国大陆投资,利用他们过去跟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继续接跨国公司的订单,到大陆生产。中国政府因为可以利用这些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他们优厚的条件,比如不要求他们对工人进行任何保护,允许这些资本家随意对工人在生产上作各种苛刻的要求,不但同意这些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取消工人的福利,还允许资方不断地加快生产速度,却不必负责工人因赶工而导致的身体各方面的伤害。另外,中国政府也不对这些工厂提出保护环境的要求,允许它们把生产所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有毒有害物质,随便处理。中国政府这种作法符合新自由主义对资本的优待,为资本提供最有利的累积条件。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力投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分工的行列,在此前后,全世界的落后国家也都不得不放弃独立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加入了国际跨国资本所安排的新世界分工。(请参考附录二:晚期帝国主义)。它们和中国一样,在彼此的竞争中,用牺牲自己国家的人民、牺牲自己国家的自然环境,来为跨国资本提供最优厚的生产条件。但是也只是在20年之后,这条靠用出口来刺激经济成长的路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在中国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中国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是走资派夺取政权的一个外因。这个原因虽然重要,但是内因是更基本的。

(三)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使我们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践已经经历了40多年的时光,相当于社会主义20年的两倍。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亲身所受的一切,使他们有切身感受,对资本主义有了深刻的了解。中国的劳动人民了解到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快速的增长中,他们作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无法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他们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更加没有保障;工人失去了工作的稳定和工资的保障,他们失去了免费的医疗,失去了几乎免费的住房,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发愁,为子女成家发愁,为自己退休养老发愁。

资本主义改革说什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致富。前一半做到了,少数人的确是富了起来,不止是富了起来,而且是极端的富有,但大多数人不但没有富起来,而且在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化,劳动人民失去了他们生活上最基本的保障。都市工人的工资太低,租房住都困难,更不要奢谈买房。没有住房就不能成家。农村的农民已经无法靠种田生活,大批的农村年轻人丢下父母和子女,到都市去当雇佣工人,这些农民工每月把工资寄回家,供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勉强生活。

中国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把他们今天的处境和社会主义时代相比较,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贡献出他们大量的劳动力,他们过着省吃俭用的清苦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了解这样做是为了未来后代,而且他们看到社会上并没有人把他们辛苦工作的成果拿去挥霍,拿去享受。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没有剥削、没有掠夺,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把“公”放在前面,不为“私”争得不可开交,社会上没有偷,没有抢,没有谋财害命,凸显出人性善良的一面。这一切都在今天改革后改变了。因此,我们不能说因为人类的天性是自私的,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成功。要责怪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是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制度改变了中国平等的社会和中国善良的人民。

(四)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得出的结论和我们今后选择

毛主席在1940年写了《新民主主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毛主席解释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之间的不同。按照我的理解,毛主席所说的旧民主主义,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铲除封建主义,为发展资本主义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到了1940年写这篇文章时,毛主席看到由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不可能实现。他说:“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他不为帝国主义所允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毛主席这里所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把问题说得多么清楚。

在中国的解放抗争中,毛主席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社会性质,在这样的社会中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工人和农民,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地主。因此,革命的策略是在工农联盟下,与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敌人,而是站在反帝的立场上可以联合的对象,但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他们从根本上不可能坚决反帝。同样清楚的是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最终将被消灭,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共产党是不做隐瞒的。因此,在反帝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只能是一个暂时联合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许多落后国家,除了早在19世纪末取得独立,纷纷从殖民地独立出来,建立了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亚洲,都希望不但政治上要独立,而且在经济上也要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主要的领导力量来自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与中国在解放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相似,也都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所以资产阶级很软弱,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软弱本是一回事。不过,虽然他们软弱,但是仍然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国家中也有主张革命的,认为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尤其是古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对拉丁美洲产生了非常大、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发展落后国家,还是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想要走脱离帝国主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在战后70年的发展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能够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它们无法反抗帝国主义对它们国家发展的干涉,无法反抗帝国主义对它们的剥削和掠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如此,到了八十年代后,发展到今天的40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更是如此。本文后的附录二对帝国主义在过去40年的变化作了分析,分析中论述了这4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这最近40年发展的事实,印证了在帝国主义下发展落后国家想要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在这40年中,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帝国主义全球化中,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他们和国际垄断资本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争执,但是他们的立场是清楚的,他们是一定不会反帝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所带来的最可贵的成就,是以中国靠自己的资源和人民的努力,以人民的需要为主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不再受内在的和外来的剥削,在全民所有制之下,执行了工农联盟的计画经济,用两条腿走路,一步步朝着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大规模和快速度地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技术,并普遍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如此成功的发展,都在无产阶级失去政权后终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成功的,绝对不是失败的。新资产阶级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只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有资本主义改革,就必须要有对外开放。因为资本主义改革可以使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但是他们剥削到的剩余价值,只有在商品卖出去之后才能转换成利润。因此,有“改革”就必须要有“开放”。资本主义改革和开放就是放弃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结果就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受尽了剥削,中国的资源受尽了掠夺,中国的土地和河川受尽了污染。我们不得不问:中国未来世世代代的人民的希望在哪里?

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权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下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经历了40年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下得到太多的好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会有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总是要拥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欧洲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印度的、巴西的资产阶级也都不会反帝。今天世界上的反帝的力量,只能来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劳动人民,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同盟农民,毛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农联盟策略,仍旧适用于今天。40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在这40年里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我们认识到:对劳动人民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别无其它选择。

全文总结

从这篇文章和文章后的三个附录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未来的世界将是全世界广大的人民与世界垄断资本之间的一场决战。我们要作的选择是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与他们一起为人类的解放和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奋斗,还是站在少数垄断资本的一边,帮助他们继续疯狂地扩张资本积累,劳役人民、剥削人民、耗尽地球上的一切资源,毁灭一切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河川和海洋。这场决战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广大的人民不能坐视世界垄断资本继续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为我们的后代争取他们的生存权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