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未来的遗产

美国马列毛主义革命学习小组
二〇〇七年三月

A 文化大革命对美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之前,美国的许多人都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成功驱逐日本侵略者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的事例感到惊讶和鼓舞。在反战和黑人解放运动中,政治活动家们了解到数亿中国农民在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群众运动。60年代的激进分子常常比较社会主义中国和被帝国主义主导的贫困印度所取得的进步。此外,由于中国“又红又专”的概念坚持认为,革命的道德和对政治的投入不仅与发展专业知识相容,而且对发展专业知识十分必要,因此反对被培训为白领官僚和“丑陋的美国人”角色的学生被这一概念所吸引。

1963年,在华盛顿民权游行前几周,革命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罗伯特·威廉姆斯[1]身在中国,向毛泽东发出呼吁。在他的要求下,毛泽东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其结论是:“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旺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后,毛重申了他的支持,并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毛泽东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2]这一立场对美国新共产主义运动(NCM)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黑豹党和青年领袖党的主要成员访问了社会主义中国,最终几乎所有组成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体都派代表团在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了人民共和国。新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访问了中国,并被“妇女撑起半边天”的口号、新政府通过的最早的法令之一——它禁止强迫婚姻、赋予妇女离婚权所震撼。早期革命联盟(RU)[3]的成员之一曾在中国度过多年并在那里成为学生红卫兵,其他与中国有私人关系的人也帮助将文化大革命剧变中的故事带回美国。知识分子代表团还带回了文革期间发展的消息。[4]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黑豹党和青年领袖党出售中国革命文学,并将许多毛主义原则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工作中,包括在他们的报纸上宣传革命的国际主义。1966年,鲍比·西尔和修伊·牛顿通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以每本1美元的价格出售毛泽东的红宝书,为黑豹党的反警察巡逻队购买霰弹枪筹集资金。

在1996年题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的演讲中,历史学家罗伯特·威尔解释说:

“休伊·牛顿在他的著作《为人民而死》中谈到了党受到哪些人的影响:菲德尔、切、胡、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游击队员。但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是一种指导性的或最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纽约州北部的阿提卡起义时,当囚犯要求他们与洛克菲勒和监狱长奥斯瓦尔德谈判,他们反过来要求毛泽东作为囚犯和从尼克松到奥斯瓦尔德的当局之间的谈判者。[笑声]

你懂的,我们笑了,我们确实应该笑。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影响是多么强大。反过来,黑豹党成为向各方面向运动的许多其他部分,例如亚裔美国人运动,介绍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概念的团体[5]。

除了那些有幸去中国的人和那些从我刚刚谈到的方式中受到特别影响的人之外,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几乎成了这个时期人们在这个国家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与我交谈过的另一个人对此深有洞见。他说,对于60年代的不同影响,将它们全都归结在毛或中国身上肯定是错误的,但在这些影响中,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影响,尤其是毛本人的影响,对于总结、普及和在全球推广1960年代的斗争尤为有力。

回想一下,那个时期出现的所有关键想法,主要是通过毛泽东和他的言论的影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克服一切困难”、“只争朝夕”——黑豹党把它改为“抓紧时间”——、“造反有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自由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上观点改变了人们的一生。”[6]

B 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数百万人从没有像那样思考、谈论和斗争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深化革命进程。正如两位美国教师在中国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场斗争经常令人振奋:

“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和色彩缤纷的世界,这个世界已成为群众的政治节日……早上十点钟,校园几乎被遗弃,因为学生和老师们在他们紧张的学习期间失踪了,他们组织会议,并阅读文革社论和文件。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数以千计的大字报海报盯着我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片充满语言的海洋中,一个充满大型蓝色、红色和黄色表意文字的生机勃勃的世界中……

不仅是学生参与到这种写作和阅读狂欢中。店员、工人、办公室职员和公交车司机在继续工作的同时,与学生遵循同样的基本程序。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一个在二十年前还有80%的人口是文盲的国家通过书面文字进行全国辩论……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有条不紊地建立起来的强大组织,突然被一个新的通信和组织网络所推翻和取代,这个网络将数百万普通公民纳入自己的决策机构。在晚上,整个首都同时发生了数千次群众集会。集会上讨论、分析和采用了最新的政治发展。”[7]

正如文化大革命鼓舞了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数百万人民一样,它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的失败和倒退给许多活动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如何能够继续革命进程,击败资本主义复辟的图谋?

·文化大革命面临的障碍是什么?为什么在有了理论上的突破和许多实际成就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还是最终被打败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是否合理?为什么在那些年中有广泛的,有时是暴力的派系斗争?

·文化大革命对21世纪那些正在寻求下一轮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者和革命者留下了什么教训?

我们将采用的方法是首先讨论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前的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革命者的政治路线、他们的目标,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其最先进的经验。与此同时,我们着眼于“更大的图景”,包括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重大障碍、其缺点、其失败的原因,以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正在思索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概念。

C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试回想,自从《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回荡”之时,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和辩护者就声称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它违背了人性,忽视了所谓的基本经济规律。此外,他们很快补充说,革命只会导致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被新的剥夺者所取代。这种观点在《我们不会再次被愚弄》这首歌的歌词“看看这些新老板,他们和旧老板一样。”中得以体现。(这是一首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队The Who演唱的关于革命的歌曲。)

苏联的经验为这种玩世不恭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当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时,全世界数百万人对新世界的前景激动不已。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访问苏联的美国记者有一句名言,“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然而,到了20世纪60代初,你不必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可以意识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未来并没有在苏联实现。对于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进步的和有革命思想的人,包括许多美国人,苏联已成为一副【描绘】压迫性和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讽刺漫画。[8]在革命者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它掩盖着由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把持的新形式国家资本主义。[9]

对于当时有革命思想的人而言,不那么明显的是,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在中国发生。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1949年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的许多革命成就正在被逆转,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受到质疑。

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者处于政治守势。

1958年的大跃进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增加工业和农业生产。它进行了激进的社会变革,并带来了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一年内,750,000个集体农场合并为24,000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由数十个村庄和平均5,000个家庭组成。公社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政治、教育、文化和军事职能相结合的新社会组织。[10]

公社的规模使得它有可能动员大量农民开展大规模灌溉、防洪和土地复垦项目。农村工业化实现跃进,公社经营的商店制造和修理农具,小化工厂生产肥料,当地的农作物加工业得以建立。数千万妇女第一次在家外加入劳动力队伍; 公社设立了托儿所。公社资助了新的小学,以及工作、学习相结合的中学、大学网络。

在上海和东北的工业区,新形式的工厂组织取代了模仿苏联工业的一长制。这个制度被称为“两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三组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解决生产中的问题)。[11]为了培训工人在工厂中担任新角色,建立了工厂附属的业余学校和学院系统。在一些工厂中,60%至70%的劳动力就读于这些学校。

这些是重要的进步。然而,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例如,一年内钢材产量翻番)、运输瓶颈、浪费性生产低等级钢材的“土高炉”,以及将过多劳动力从农业工作转移到其他领域的结合使大跃进在1960年初实际上停止了。

特别是在农村,一些社会变革跳过了当时的发展水平和政治意识。一些公社为了共同耕作完全取消自留地,一些公社还使整个公社的生产队(通常20-30户)的收入相等[12]。农民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抵制。此外,党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就可以实现。所有这些后来都被批评为“共产风”。

在1959年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毛泽东为大跃进过高的目标和一些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负责。他将其描述为“部分失败”[13]。但毛和他的支持者认识到了大跃进的成就及其缺陷,使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更有效地追求大跃进的许多目标,特别是在工厂管理、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

大跃进之后是连续三年的影响了中国60%的农业用地的严重干旱和洪水[14]。

1960年,苏联撤出了工业专家,扰乱了重点行业的生产。此外,许多地区的干部[15]夸大了生产数字(称之为“浮夸风”),使粮食难以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虽然自然灾害起主要作用,但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1960—61年部分农村的饥荒状况。[16]

在大跃进之后,由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党内修正主义者抓住了这一契机。刘在1959年成为国家主席。虽然毛泽东是党主席,但他却被架空了。毛后来说,这些年来他被视为“老祖宗”。

随着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领导者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层和官僚化。1961年,发布了“工业七十条”,试图扭转大跃进的工业转型。在此基础上,管理者利用个人奖金吸引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狭隘个人利益,计件工资再次出现,管理权威增强了,企业运营的盈利能力更受重视。[17]

随着刘和邓将集体农业土地承包给个体家庭,农民家庭的私人土地面积从耕地面积的5%增加到12%。[18]现代城市与农村在医疗服务上的差距增长扩大了。[19]高等教育系统关闭对工农子女的大门,助长了社会不平等。党的领导和干部越来越多地脱离劳动人民的经历,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特权精英集团。中国正在脱离“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我们必须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农民结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形式,和一种根据社会需求制定生产计划取代为了私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方式,它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系统。决定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最明确标准是它正在走的的路线。它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还是将之扩大?它是促进了工厂、农场、学校和政府机构的群众参与和辩论,还是让群众在政治上处于消极状态?它是在促进国际主义和领导群众运动以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吗?它是否为争取集体利益而与“个人第一”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它是在挑战民族压迫和男性至上吗?至关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中执行的是什么政治路线?

1962年,毛泽东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回应右翼进攻。此外,中共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起对在苏联出现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论战的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论战的文献,集中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1963-64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作的九份文件的汇编)[20],间接针对正在实施类似修正主义政策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在1962年9月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下基调的演讲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将在中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连根铲除腐败干部,在党内和群众中弘扬社会主义精神。在许多地区,贫下中农被动员起来,重申集体农业优先于私人土地。先进的大寨公社被认为是全国农业模范。工人通过自我牺牲的工作开辟了大庆油田,并创造性地应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系统,使之成为全国工业的模范。[2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点是人民解放军。在继续保持高水平军事训练的同时,政治意识和思想教育优先于技术。《毛泽东语录》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写并用于解放军中的。彭德怀被解职后,林彪于1959年成为国防部长,产生苏联式专业军官队伍的趋势被逆转;军衔制和特权最终被淘汰。解放军部队与农民一起在公社工作,还训练了一大群民兵。

在中国是可以通过自力更生的努力建立自己的国防能力,还是必须从苏联获得先进武器的问题上产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22]事实上,社会主义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坦克、喷气式飞机和海军舰艇,并在1964年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核武器垄断”。

然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举措,除了让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的运动外,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刘、邓和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修正主义官员的网络的破坏。在城市,经理和管理人员阻碍了防止工厂和教育系统日益不平等的努力。在农村,刘发表了“二十三条”,利用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地位来越过毛泽东的政策。刘和邓不是动员农民重振集体农业,批评保守的农村党员,而是派出“工作组”——由上级党组织派遣的外来干部——保护这些官员,阻碍农民的独立主动性。战线正在绘制。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向了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政策。这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它的目标是推翻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领导人,并改变和革新人民的思想和相互关系。无论何时何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这场革命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它动员和赋权数亿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少数民族,以走上漫长而艰难的通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认识,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他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最重要贡献。革命运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D 文化大革命的历程

1965年5月,在离开38年以后,毛泽东重新来到了中国南方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毛泽东的这首词暗含过去的历史事件和文学主题,表明他决心为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和思想开展新的胜利斗争。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23],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24],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认为,文化领域的辩论和斗争可以成为给政治斗争奠定基础的有效武器。1965年11月,他委托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这是北京市委领导成员撰写的一部剧本,暗示需要高级官员而不是人民自己解决农民的问题,并影射毛泽东为现代的皇帝。由于北京党是修正主义势力的据点,姚文元的文章必须在上海发表——中共上海市党委书记柯庆施与毛泽东关系紧密。

1966年2月,北京市长彭真,20世纪60年代初期修正主义实践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公开攻击姚文元的文章。5月,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声明批评彭是渗透到党和政府内的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第一张大字报[25]出现在北京。5月25日,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抨击大学校长和彭的两个亲密同伙压制政治辩论。毛泽东宣布支持造反者的大字报,并呼吁数百万中学、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以“造反动派的反”。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几代人必须亲自体验革命的过程,自己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哪些人会反对这种愿景,如何与这些势力作斗争。

1966年剩下的时间里,北京在任何时候都有超过一百万名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其他地区的中学生。他们反对专制的教师和旨在培养没有政治意识的专家的修正主义教育体系。右派行政人员和教师被戴高帽游街示众,并对他们举行公开批判会和通宵“批斗会”。

红卫兵组织改变了街道和商店在旧帝国时期的名称[26],并搜查了家庭、寺庙和教堂,以寻找反革命活动、囤积财富和封建习俗的证据。这不是西方媒体所描绘的无意识的暴力,而是一种政治运动,它将剥削阶级的旧观念和习俗连根拔起。

然而,存在过度行为,包括对处于相对特权地位的人进行严重的肉体攻击,毛泽东和党内其他领导人认识并试图纠正这些行为。

为了给正在展开的大规模斗争高潮提供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书记陈伯达、公安部长【译者注:原文如此】康生、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以及两名来自上海的左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与国防部长林彪和总理周恩来一起组成了领导初期文化大革命的“左翼联盟”。

1966年夏,国家主席刘少奇、党委书记邓小平和其他遭到红卫兵造反组织抨击的党高层领导人派出工作组到大学和工厂。这些工作小组组织了一些群众来攻击造反者,扼杀政治辩论长达50天。他们告诉学生,墙上的大字报不能贴到街头上,会议不应该妨碍工作或学习。工作组还组织了“保皇”的红卫兵组织。[27]

8月,毛泽东在各省进行了一次视察后回到北京,这是他在党内进行重大斗争之前经常进行的。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压力下,党的领导层撤回了工作组,并重新支持造反派。党的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8月8日发布的“十六条”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走资派”。“十六条”录音开始在音乐商店出售,它是一个包括33份录音的光盘的一部分,录音中还包括一题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人民日报》社论录音。[28]

在秋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鼓励红卫兵造反组织“将北京带到全国其他地区”。大规模红卫兵群体向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扩散,以“交流革命经验”。一位来自中国陕西省刘岭村的农民描述了文革如何被带到他的村庄:

“在1966年秋天,红卫兵来到这里……他们阅读了语录,并告诉我们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村里从来没有这么多陌生人。他们向我们询问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想向我们学习。

他们问我们如何管理这个队的事情……他们走后,我们继续阅读语录。我们阅读,并将语录与刘岭村正在发生的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许多事情需要改变。”[29]

在十六条的消息传到北京东边的山东省的村庄后,红卫兵组织开始在中学组建。此后不久,农民、艺术家和工厂、商业机构甚至公安局的职工都组织了独立于地方党组织控制的群众组织。在一些村庄,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属于某一个组织。[30]这个过程使农民和工人能够在群众大会和遍布村庄的大字报上批评“土皇帝”(修正主义的党领导人)。

与此同时,在上海——中国的工业中心,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激荡。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在一位年轻的纺织工人王洪文的领导下,于数百家工厂中建立了强大的力量,批判扼杀了工人自主性的修正主义管理实践。

在1967年1月被称为“一月风暴”[31]的几天里,这些造反工人从上海党组织手中夺取了权力。打倒上海党委的群众“斗争会”是首个在电视上直播的此类会议。[32]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修正主义的党领导人为了在绝境中掌握权力,在工人中组织了保守派系,以捍卫他们的立场和特权。他们还引发了一次“经济主义”的潮流,试图通过给成千上万的工人大幅增加工资并归还多年拖欠的工资来破坏造反。[33]

经过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蓝本的“公社”组织形式的短暂实验[34],上海工人首先组建了工人群众组织、革命的党干部成员、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干部三结合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委员会管理主要政府机构,以及工业和运输工作的方向。包括解放军成员在内的工人宣传队被派往大学和学校,解决工厂中的派系纠纷。工总司发起的民兵组织几乎在上海的每个工厂都设有分支机构。[35]

1967年,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生了革命性的夺权,在一些地区撤下了修正主义的党官员,并在其他地区迫使他们处于守势。然而,在许多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分别声称支持毛泽东并捍卫毛泽东思想。“极左”和保守力量一同袭击了解放军的军械库,造成数万人伤亡。在武汉,军队的右派指挥官以暴力镇压群众造反组织,并绑架了派去解决危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并使国家陷入混乱。

毛泽东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广泛左翼联盟呼吁人民解放军介入并支持左翼势力。在武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师包围了叛军并迫使他们投降。1967年8月,为了阻止派系斗争,许多群众组织被解散。

到1968年,所有省份都组建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委员会帮助重建了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党接纳了包括大量妇女在内的新革命活动家。[36]中共党员人数从1962的1700万增加到1973年的2800万。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高潮使数千万人参与政治运动,为开创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大学向工人和农民开放。妇女在工业领域获得高薪技术工作岗位并担任领导职务。工人帮助管理工厂,干部在车间工作。医生在农村定居并培训了75万名赤脚医生,从而缩小了城乡医疗服务之间的差距。(有关这些变化的讨论,请参见后文)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胜利的巩固,坚持将刘少奇驱逐出党,并任命国防部长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这种党内团结的表象掩盖了毛泽东与林彪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深刻政治分歧。毛泽东特别关注党内最高层中解放军指挥官人数的增加,以及林彪在毛泽东周围推广的个人崇拜——这实际上是为了将林彪推广为另一个政治“天才”。[37]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世界各地人民斗争的支持大大增加。中国给予北越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派遣了30多万操作防空炮、修建道路、开展后勤工作的军队,从而使北越军队可以解放出来与南方的美军交战。人民共和国向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非洲的葡萄牙殖民统治、法国前殖民地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迁占者国家以色列的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培训。

中国谴责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其扩张主义目标。世界各地分发了数百万册红宝书,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入门课程。

1969年,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在中国北部边境发生冲突,随后苏联恶毒地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迫使中共领导层重新评估其把美帝国主义和苏维埃社会帝国主义视为同样危险的敌人的立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致认为,“向西方开放”是必要的。林彪在一群强大的将军和党的领导人的支持下,反对这一新政策。

当林试图在军队中建立一个派系网络以加强他的力量时,毛泽东在1971年秋天进行了一次视察之旅,以确保地方军事指挥官的可靠性。林彪在意识到他即将失去权力时,试图组织政变。当政变失败后,他逃离中国并坠机于蒙古。

在“林彪事件”的创伤之后,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降职的有影响力的党内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复职。[38]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即1973年3月“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和任命为副总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邓小平制定了一万字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其中包括恢复自上而下的企业管理,制定给工人施压的厂规,重新调整大学教学方向以培养新的专家精英,引进西方技术——简而言之,一份推翻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性变革的纲领。

邓的政策还包括倡导三个世界理论。它要求与西方帝国主义和亲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反,毛泽东坚持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某些领域建立与美国的战术合作以应对苏联对华威胁是必要的,并反对减少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支持。[39]

尽管与毛泽东联合的四个左翼分子(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所谓的“四人帮”[40])在1973年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成为了领导人,但党内的倾向已经发生了转化。在工厂、人民公社和学校,文化大革命受到攻击,左翼力量处于守势。

周总理开始挑战工厂实行“政治挂帅”这一毛主义宗旨,并领导努力恢复旧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谴责为资产阶级政策)。[41]根据一位积极参与福建省一所大学教育改革的人的说法,由于重新强调入学考试,到1975年,至少有一半的学生是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儿女。[42]

尽管如此,右翼进攻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四个人及其全国各地的支持者是最直言不讳的和最直接的反对者。1974年在北京贴出了大字报,捍卫革命委员会,称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43]在广州的一家机床工厂,工人们抨击管理人员完全依靠技术解决方案而不动员工人的精神力量。[44]

到1973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在党内的权威和声望仅次于毛泽东的周恩来。周恩来支持“四个现代化”以及邓小平——这使得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与毛泽东的观点相左,即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需要人民群众的政治主动性,以有意识地指导生产使之符合人民的需求,克服社会不平等,并继续与修正主义的党领导人及其政策进行阶级斗争。[45]

周还把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向反对极左主义的运动。毛泽东认为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支持者的直接攻击。[46]在1973-1974年的这场运动中,四人将孔子与周联系在一起,将孔子对既定权威的辩护与周恩来对反文革领导人复职的支持进行了比较。[47]

在这些年里,即使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毛也试图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下一轮斗争做好准备。尽管他似乎并没有充分相信四个人领导党和政府的能力,但他总体上支持他们与邓、周为了中国社会方向的反复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第二次被解职,但他之后又迅速复出。

在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一个月后,邓小平和中间派华国锋支持的军队指挥官发动了一场政变,首先逮捕了四个人[48],然后继续清洗那些坚持文革的政治目标和成就的中共党员[49]。这引发了一场不可阻挡的拆除社会主义,建立一种新的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根据韩东平(音)的说法,1978年邓小平重新掌权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像对春天生长出的作物快速霜冻[50]。

虽然西方媒体对邓主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仅占人口的10%的)新中产阶级的发展表示赞赏,但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果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今天跨国公司拥有的工厂对中国人的野蛮剥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寻找工作的1.5亿前农民组成的失业群体的产生、农村医疗保健系统的崩溃、杀害女婴的再次出现以及全国各地的水和空气污染。中国国有企业也输出资本,投资数十亿美元以控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为了将力量扩张到国外,政府正在迅速建立一支现代军队。

E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持续存在以及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

在20世纪中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思想认为,资本家阶级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虽然斯大林在1936年声称,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苏联已经没有剥削阶级,[51]但是毛泽东认识到阶级斗争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点上持续存在并加剧。正如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2]

这种理论观点具有巨大的政治含义。它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强烈暗示外部威胁(资本主义包围和侵略)才是对社会主义的主要威胁,社会主义内部的反对派并不是根植于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源于背叛或帝国主义的颠覆。相对这种观点,毛泽东更强调社会主义内部的危险,这些危险必须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解决。[53]当然,这种方法与对外国特务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后者通常应该监禁或者枪决。

毛泽东的分析导致了一种开创性的认识,即除了旧剥削阶级的残余之外,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会导致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他们可以融合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威廉·辛顿(韩丁)根据他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描述了这种理解。

“必须把社会主义视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中国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因此,它存在许多矛盾、许多不平等,这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甚至在几年或几十年的过程中消除。这些不平等继承自旧社会,例如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工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城市和农村可获得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机会之间的差别。只要存在这些不平等,它们就会产生特权、个人主义、事业野心(careerism)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们能够而且确实创造了一个个新生资产阶级,这些人聚集成为一个新的特权精英集团,并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因此,社会主义可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54]

因此,旧社会的胎记继续在社会主义社会以新形式再现。在决策权、财富(不同的工资和生活条件)以及获得教育、文化和信息等社会资源方面仍然存在巨大不平等。[55]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和共产党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势力发展的物质基础。

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缩小并最终消除政治、经济和知识资源的这些不平等——这些阶级差别。这需要大规模的运动和政治斗争,使群众能够掌控社会的各个方面,克服古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只有这样,共产主义目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彻底实现。

为什么新资产阶级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

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里,共产党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各级政府的领导力量。关于经济发展、外交政策、教育、文化和整个社会方向的决定性辩论和斗争在党内进行。因此,新生资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渴望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

如果不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有能力倡导和实施让国家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这些修正主义政策捍卫和扩大财富、决策权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差别,并鼓吹狭隘的个人利益,从而在政府行政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等更多特权阶层中建立支持基础。

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反对政治主动,反对发动人民群众直接、有意识地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方向。他们断言阶级斗争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中都结束了,而主要任务是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接着,他们声称革命政治阻碍了实现经济目标。

因此,集中在党内领导职位,并执行与革命路线相对立的一条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决定了党内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如果他们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团结起来,并在政府、经济、教育系统、武装部队,特别是党内的重要部分实施这一计划,他们就有可能夺取政权并建立一种伪装成社会主义的新形式资本主义。因此,毛主义者将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称为“走资派”。[56]

中国共产党党内走资派的另一个重要根源要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长期反对日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量民族主义者被共产主义和中共吸引。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和中共在当时成为了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最有效途径,给打造繁荣富强的国家铺平了道路。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寻求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

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巨大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坚持认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然而,许多最初加入中共的人对资本主义并没有透彻的了解,也缺乏毛泽东那种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义斗争的进展遇到困难时,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57]

毛泽东采取团结和斗争的政策来争取这些党员,但是对他们而言,追求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目标胜过了对社会主义的承诺。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那么一长制、物质激励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就没有什么不妥。正如走资派领袖邓小平所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以及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研究,与此同时苏联仍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复辟不是因为革命前的俄国旧资产阶级残余隐藏、重组、等待机遇、抓住时机,然后夺取政权。复辟既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也不是由于外部势力偷偷渗透进入苏联。

相反,赫鲁晓夫作为在苏共党内成长的,源于新生阶级特权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新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了一场政变。党内的这个新资产阶级在过去基本上没有得到承认,并且在1956年和1957年能够夺取和巩固其权力之前一直没有受到挑战。

F 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实际成就值得肯定为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实现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58]下面我们将描述这些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外交政策、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还更详细地讨论了在打击男权和男女不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1)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共产党。根据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宪章的“十六条”,文革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9]。

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1月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以后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上海和许多其他城市的工厂、社区和城市范围内,造反工人批判党内修正主义官员,并用他们自己的代表取而代之。通过工人群众组织、党的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政治干部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数百万人开始在经济和国家事务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同样,在农村的许多地区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基础是当地工厂和商店的工农自行组成的群众团体。

毛泽东和党内革命力量还提出了其他克服全职政府官员、党员干部同工农群众之间权力不平等的其他方法。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大学和农业院校的同时,农村设立了五七干校。所有政府官员和全职党员干部都要轮流前往这些学校,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简朴地生活,并参与密集的政治学习。干部在完成六个月到一年的课程后返回工作单位。根据一项估计,这些学校成立的第一年就有300多万名干部就读。[60]尽管干部学校普遍存在,但申请学习的人数通常多于正在学习的人数。[61]

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任务同样重要的是其意识形态目标。根本在于改变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思考。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那样:

“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62]

革命文艺

由于文艺源于人们的心灵、思想和想象力,并以与政治不同的方式传达给人们,它是维持现状或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因此,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儒家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为新音乐、戏剧、芭蕾舞、绘画、短篇小说和诗歌的爆发扫清了道路。这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文艺作品是建立在中国工人、农民(“老百姓”)丰富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创作。

为了吸引数亿半文盲的工人和农民,文艺的重点是视觉艺术,特别是电影和戏剧作品。此外,新的对非文学文艺的鼓励导致了民间艺术的复兴,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艺状况,特别是基于宫廷戏剧、赞扬权贵的京剧时,毛泽东发表评论说:文化部……要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为了创作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戏剧,艺术家开发了“八个样板戏”,它们是高质量的歌剧和芭蕾舞剧,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西方管弦乐器。这些音乐作品描绘了中国革命时期的场景,其特点是英雄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彻底打破了他们的锁链。其中一个“样板戏”是非常受欢迎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一名奴隶女孩跑去加入新组织的红军女子支队。许多这些革命性的歌剧和芭蕾舞剧中都有强大的、独立的女性角色,她们挑战性别歧视对她们能够取得的成就的刻板印象。

表演艺术中“样板”的概念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虽然它们在某些方面限制了艺术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但这些“样板”通过它们的阶级立场——工人和农民在中心舞台上——为表演艺术设定了新的方向。[63]文革期间住在江西省高家村的一位中国学者写道:

“农村村民首次组织戏剧团,并在表演时将“八个样板戏”京剧的内容和结构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起来。村民不仅自己娱乐,还通过阅读文本和戏剧来学会了阅读和写作。他们组织了运动会,并与其他村庄举行了比赛。所有这些活动都让村民有机会见面、交流、坠入爱河。这些活动给了他们一种纪律和组织感,并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会议和交流超越了传统的家庭和村庄部落。这在过去从未发生过,在以后也从未发生。”[64]

来自城市的专业表演者也组成了到处旅行的剧团,比他们过去生活中任何其他时间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同胞。一位女士描述了她的父母——来自一个著名的国家剧院——到工厂、矿山和偏远村庄的旅行:

“我父母对普通人的热情,以及他们真诚的将自己改造成值得工人阶级信任的革命艺术家的努力,仍然是我对餐桌上的时间中最珍贵的印象。社会主义艺术家的责任是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因为只有这种批准才能使他们有资格描绘后者在舞台上的革命行为。”[65]

在美术领域,中国在1972年至1975年期间举办了四次全国性展览。在北京,他们吸引了780万观众,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未曾达到的规模。展出作品的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业余爱好者创造的。它们包括油画、水彩画、雕塑、图画书、木炭画和剪纸。[66]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的官方和非官方新闻形式都在发芽。全国共542种官方杂志、期刊和182种报纸在发行。“老百姓”发表了超过10000份非官方报纸和小册子,仅在北京就有900种出版物。[67]街道、工厂和学校墙壁上贴满的大字报是国家紧密控制的媒体的对立面。它们允许数百万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辩论和表达自己。

西方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特征的描述依赖于红卫兵烧毁旧书和摧毁宗教寺庙、历史遗迹的照片。虽然这些事件确实发生在一些城市,但是政府介入并试图保护文物免遭破坏。[68]据文化大革命期间住在上海的一位女性说,她邻里的图书馆有各种西方文学作品。最新版本的书籍上有该书政治背景的简介和对作者观点的讨论。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旧社会,封建文学也出现于书架上。[69]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寺院被毁存在普遍的误解。这些修道院由喇嘛管理,他们与封建地主一起剥削数百万被拴在土地上的农奴。正是前农奴自己摧毁了寺院中的偶像、祈祷轮、人皮制成的鼓和其他压迫的象征。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些寺院得以修复,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宗教圣地和展览过去苦难遗迹的博物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发掘出了新发现的蓝田人和北京人(约600000-400000年前)以及古代朝代的青铜器、陶器和其他文物。[70]当外国游客看到这样的考古发现和北京城外的明十三陵时,他们被告知这些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汗水之上的,现在老百姓终于有了享受它们的权利。

教育:“又红又专”

在革命前的中国,教育是封建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专利,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学者”将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学者们长长的指甲象征着他们对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的蔑视。1949年,85%的人(农村95%的人)无法读写。

随着红军先后作战并击败了日军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他们最优先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新解放区建立扫盲班。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和乡村开展了大规模扫盲运动。然而,由于教师在旧社会接受过教育,因此死记硬背仍然是教室的常态。老师是绝对的权威。老师们演讲并在黑板上写下内容; 学生抄写并记诵这些材料。直到1958年,高校中超过90%的教授在旧社会或西方接受过教育。[71]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修正主义者在教育领域的政治路线是为加强工厂管理人员、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以此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服务的。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政治上无所谓的核心专家队伍,超过了发展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保持了封建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重要方面,例如利用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来确定谁将进入高一级学校教育,从而排除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子女。资源集中在几所学校,以培养新的城市精英。

农村的教育资金严重不足,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工人农民很少回到原先的社区。[72]为了寻求个人名望和更高的地位,学生们被迫为了高分学习。[73]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毕业生。学生需要获得可用于解决社会紧迫问题的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目标是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第三,建立大众教育体系,使小学或中学毕业生在成年后继续接受教育。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目标是提供政治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认识是,学生必须首先有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她或他将努力发展这样做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了80%人口的农村教育大量增加。由于小学教育在城市已经普及,因此目标是在农村地区实行至少五年的小学教育。国家教育基金被重新投资到农村,从1966年到1976年,农村地区的小学入学人数从1.16亿增加到1.5亿。受过教育的当地村民被招募为“赤脚教师”,在村民自己建造的新学校教书。[74]由于新建了中学或小学增加了中学部,中学入学人数从1500万增加到5800万。[75]工农组织的代表进入这些学校,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教育领导和实用建议。[76]

文革时期特别努力地发展了占中国人口6%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系统。20世纪50年代,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几乎从零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青年都进入了学校,在那里他们除了常规课程还学习本地的母语、音乐、手工艺、习俗。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为占人口94%的汉族普及,以此反对汉族沙文主义。[77]

在1971年于中国旅行期间,亚洲学者委员会(CCAS)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西安的学校。[78]在北京一所小学,年幼的孩子有五门基础课程:政治、汉语、数学、体育、艺术和文化。学生们不仅背诵课文,而且提出问题,并试图共同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的体育课并不强调获胜; 在很小的时候,学生们首先学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落后的儿童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额外帮助。每个学生都能够学习。他们的潜力必须得到培养。

特别是在低年级,许多课程由讲述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男女英雄、儿童和成年人、工人、农民、士兵所做的高尚的、可实行的事业的故事组成。在一所联合中小学,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报告说:

“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节六年级的阅读课使用了《收租院泥塑群像》这一课文,它是一系列关于旧社会生活的文章,新发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一节四年级的政治课上,我们听到老师和她的学生讨论帝国主义。当天的教训是,美帝国主义是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她介绍了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发动的二十年侵略战争。”[79]

孩子们也在学校工作室工作。一群年龄较大的儿童使用冲压和电镀机制造滤油器零件。老师向参观者解释说,在课堂上学习事实和理论,然后在车间中应用它们,能帮助孩子们学习。[80]

教科书也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变化。各地区试图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将其与当地的问题和环境联系起来。例如,南京的学龄儿童使用了一本关于最近完工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书。学校由学生、教师、附近居民、工人宣传队队员和解放军成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代替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81]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小学毕业生不得不参加入学考试,进入中学,这形成了整个教育轨道系统。一些精英学校通常是来自非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得分最高,而得分较低的孩子则不得不离开学校。文化大革命废除了这一制度。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初中教育,每个中学都有不同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学生。

在这些美国学者访问的中学,中学课程是相似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数学、基础农业和工业知识[82]、体育和军事训练、革命艺术和文化、历史地理和政治,其中包括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通常,在英语和中国文学课上学习的材料都是关于政治事务的。[83]

开卷和闭卷考试的结合,以及教师、同学和学生自己的评价,被用来衡量学生的进步情况[84]。此外,北京的大多数中学生每年花一个月在学校车间或学校外的工厂学习,并在农业生产队工作一个月。在这些时期,学生阅读和讨论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相关的科学书籍。[85]

在学习和工作中,鼓励个人和集体的创造力。虽然人们明白学生有不同的能力,但创造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相反,当时的观点是创造力来自许多人的智慧和合作。

这门工作与学习结合的课程培养出了准备好为社会主义社会做出贡献的中学生。在一所北京中学的1970名毕业生中,60%开始在工厂工作,30%到农村的小工厂、诊所、学校或田间工作,大约10%的人加入了军队,一些人继续在大学或技术学院学习。

由于政治动荡和让学生在学校及国内其他地区参与政治运动的企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中没有任何课程。当学校重新开放时,它们取消了旧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申请人不是来自应届高中生,而是从优秀的年轻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挑选,他们背后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每个省、区、市、工厂和公社都收到了可填写的申请人名单。然后,大学录取委员会根据广泛的访谈做出最终选择。

当清华大学于1970年6月重新开放时,45%的学生选自工厂,40%来自农村公社,15%来自解放军。文革前,60%的学生来自非工人阶级。这些“工农兵学员”被认为更加成熟,更有动力,对中国社会的紧迫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北京大学给没有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常规课程开始之前的特殊半年课程。[86]

在新型社会主义大学,课程缩短为两到三年。它们有三个学院——艺术、理科和文科。除了拥有新设计课程的常规大学级别科目外,政治学习和讨论也被纳入教学计划。保持政治对大学挂帅作用尤为重要,这样他们的毕业生,中国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员,就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阶层。

教学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一位教授的说法,旧的注入式方法——“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知识注入学生,就像注射患者一样。”——被自主学习和课堂讨论所取代。一位学生评论说,虽然书籍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自己思考,使用自己的大脑。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理论的真正含义及其与实践的联系,我们将无法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87]

与中学一样,大学课程也纳入了劳动。北京大学有自己的制药厂,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学生正在其中试验和生产药物。工厂还为来自北京工厂的工人开设了两到三周的课程。韩丁于1971年访问中国后报道:

“一些工程学校实际上已经解散并与附近的工厂和设计单位合并,以便学生、教师、工程师、绘图员、工人和技术人员轮流通过所谓的城市生产公社依次生产、学习和创造,再分成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和学习公社的生产队。就像在农村公社一样,重点放在让先进的工人和工程师作为他们专业领域的教师。这些人定期成为兼职教师。”[88]

一些技术研究所完全离开了城市。例如,采矿学校被转移到矿区,学生和教师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矿工一起工作并向他们学习,并为他们提供理论知识。[89]

文化大革命也给大学管理带来了变化。工人和解放军军人被分配到大学,以确保学生不会孤立地学习并获得与中国人民的需求无关的知识。学生们还与工人、士兵、教授和专业教育工作者一起在革命委员会任职,共同管理大学。[90]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师和教授的政治意识和世界观。他们所教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受到挑战,接受学生的批评。他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上海的一所师范学院,教授们将教学、研究、在工厂或农村体力劳动的时间平均分配。在师范大学的第二年,对教育学的研究与中学的教学实践相结合至少八周。一旦学生教师毕业,他们往往担任更有经验的教师的学徒,这个系统产生了一批准备充分的新教师。[91]

在那些年里,窒息于传统教学实践的新老教师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省份发表的数十卷关于教育改革的辩论中,对教学方法的最强烈谴责来自教师,最彻底的改革建议也来自教师。[92]

教育不仅限于学校,而且被视为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提高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技术能力和政治意识的持续过程。一位加拿大观察家写到文革期间大众教育的各种安排:

“工作场所和社区都有研究小组,专注于小组的直接问题和政治问题。有业余课程、半工半读课程、函授和广播课程,以及提供一般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全日制工人学院和农民学院。”

她访问过的许多工厂和公社都有自己的图书馆,上海的一些先进工人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决定如何将其应用于他们在工厂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政治问题。[93]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和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保留文化大革命开创的新教育体系的激烈斗争。[94]在1975年发行的电影《决裂》中大量展现了两条对立的路线。第一个斗争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建立一所新的农业学院,其次是录取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要求学生通过传统考试入学。这部电影还展示了学生对课程的要求,这些课程结合了科学知识、生产技能和政治意识的发展——变得“又红又专”——让他们可以回归为公社和工厂服务。[95]

1977年,恢复了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一位学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省份极度强调不符合农村人口需求的中学标准化考试和课程,导致辍学率超过80%。[96]这些年来,大量初中和高中以“提高质量”的名义关闭了。[97]

集体价值观和国际主义

文化大革命在一切领域都号召中国人民拒绝狭隘的自身利益,接受他们的集体利益。雷锋的故事(他是一位年轻的士兵,以平凡的勇气和对士兵和群众的奉献精神与众不同),以及“老三篇”[98]的故事,是人民政治和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拒绝物质奖励;学生们不再追求特权事业,而是将教育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医生们离开了城市,定居在农村。

使用各种材料进行政治学习是工厂、农场、学校和军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红宝书(在西方媒体描绘中像小小的圣经一样在大规模集会上被挥动)被广泛使用。《毛主席语录》最初为人民解放军编写,它向数亿人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这本312页的袖珍书包含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军队、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文化和艺术等领域的文章。此外,仅一年就印刷了8600万册《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研究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教育。

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各地人民斗争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68年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以支持法国的学生、工人运动和在小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之后的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在支持越南解放战争的示威活动中,毛泽东和胡志明的画像常常被放在一起。据一位学者称,“抗美援越”的呼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99]

文革期间到中国的游客对工人和农民谈论他们的工作如何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次数感到震惊。一位在红旗刺绣厂接受采访的资深女工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获得了解放,但全世界的妇女还没有解放。我们应该努力帮助她们获得解放。”[100]

在1971年访问南京期间,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看到了关于非洲工人的漫长复杂的舞蹈短剧:

“年轻的中国男孩和女孩身着深棕色的紧身衣、毛衣和化妆,并用巨大的邦戈鼓和长笛奏乐。故事是种植园中的工人受到剥削,种植园主经常殴打他的工人,一个人死于非常严重的殴打。愤怒的其他人起来反对主人并将他赶走。通过这种方式,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不断被描绘和敬佩…….原来,有一群坦桑尼亚人访问过中国并为文化圈表演。中国舞者学习了动作和节奏,然后将它们推广。由此,每个地方团体都在非洲主题上发展了自己的变化。”[101]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国家层面对苏维埃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修正主义者正在推动一条“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并拒绝支持世界许多地方的革命运动。1968年,中共强烈反对苏联野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持续不断的论战、批判和剔除中共修正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变革,激发了一些国家的年轻革命者冲破严重阻碍该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亲苏政党。[102]

在印度、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新共产党,采取了人民战争的战略,将群众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度。在美国,一些毛主义组织建立了,包括1975年成为美国革命共产党的革命联盟。

(2)妇女解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妇女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人进入工业领域的高薪工作岗位,发展成为政治领袖,挑战女性自卑的观念,并开始挖掘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儒教父权制根源。但是要了解妇女的解放到底有多深远,以及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就必须追溯到解放前的时期。

儒家学说认为男尊女卑。妇女没有经济或政治权利;除了少数富裕家庭的妇女外,所有人都被剥夺了教育权; 她们从属于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姻亲。裹脚的残酷习俗确保了女性对男性在身体和经济上的依赖。强迫年轻女孩结婚,殴打妻子和地主强奸是公认的做法。一句老古话说:“结婚的妻子就像小马一样——我会骑着她,按我喜欢的方式鞭打她。”农民妇女是奴隶的奴隶。

1949年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妇女的新纪元。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妇女协会[103]鼓励农民妇女抬起头来,并“诉苦”在大地主手下的经历。数以万计的妇女首次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并能离开家庭进行劳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建成,女孩和妇女的识字率急剧上升。卖淫在短时间内消灭了。社会主义平等的新思想挑战了妇女低劣地位的传统观念。正如一位女士所描述的那样,“好像不仅是她们的脚,她们的思想也受到束缚。”[104]

1950年人民共和国通过的《婚姻法》禁止强迫婚姻和年轻女孩结婚、彩礼、家庭虐待,并赋予妇女离婚权。当这些改革遭到男性农民、工人和党员干部的抵制时,中共在1953年发起了一场实施《婚姻法》的群众运动。尽管如此,其效果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父权制习俗根深蒂固的农村。例如,当丈夫的家人为新媳妇给予价格高昂的彩礼时,离婚并不容易。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让数百万妇女离开家庭并成为劳动力。在人民公社,建立了托儿所和幼儿园网络,使妇女能够在田间和建筑项目中工作。随着妇女在当地妇女协会的支持下加入劳动队伍,更多的妇女成为其生产队的领导者并被招募入党。

解放十年后,中国妇女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结果。与此同时,共产党内的普遍看法是,妇女充分参与劳动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因素。这种观念低估了家庭中存在的父权意识形态的持续力量,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男女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许多人仍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胜任困难任务,学习更快。在工业领域,大多数女性从事低收入工作,如纺织业和“街头工业”——小型商店,女性没有取得与国有工厂中大多数男性劳动力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在农业方面,确定农民收入的工分制度有利于通常由男性担任的拖拉机司机和建筑工人等工作类别。在许多情况下,农民妇女没有得到与从事同样工作的男子相同的工分。

非常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家庭在大多数方面仍然完好无损,特别是在农村。家务劳动仍然主要是妇女的工作。因此,女性承担了世界各地工人妇女熟悉的“双重任务”——烹饪、清洁、购物、缝制衣服和育儿,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费力和耗时。家务劳动的责任是妇女充分参与政治生活及其向工作场所、社区和整个社会的领导发展的主要障碍。[105]

凭借其平等主义和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为挑战社会各领域的男性霸权提供了有利条件。[106]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高潮使妇女,特别是年轻女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政治生活:

“从家庭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年轻女红卫兵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以更大数量游览全国。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年轻女性被鼓励挑战父母、教师和官员,并以自信和热情地行动,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可能是从未被允许的。”[107]

这些年轻女性的激进主义得到了官方政策的支持,尤其是毛泽东两条经常被引用的语录:“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青年”,而不是“妇女”的概念,使妇女能够在不受性别限制的情况下工作和行动。一位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离开上海去崇明岛的一个农场工作:

“像我这样的年轻女性在对革命的奉献中几乎没有感受到性别限制。这个岛上有八个农场,其中出现了许多年轻女性领导人。这个群体从不相信女性的自卑,并且没有对妻子或母亲的角色的社会期望……我们从不担心在我们的工作表现中被视为超越男性的非女性。当年轻的女性和男性领导人聚在一起参加会议或培训课程时,我们能平等地谈论了我们的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08]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蔓延到工人阶级,上海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的女工,在工厂组织反对压迫政策,并参与从右派管理者和政党官员夺权。32岁的王秀珍是一位纺织厂的技工,担任了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

许多企业都成立了“铁娘子队”,这些年轻女性团队承担了最苛刻和最艰巨的任务。国家宣传这些妇女,因为她们闯入了男性的工作,如石油钻探、修复高压线路和修建桥梁。[109]越来越多的妇女在重工业工作,加入民兵和解放军,并成为技术人员,在纺织工厂担任领导职务。[110]所有医生和农村的“赤脚医生”中有一半是女性。

中学男女学生都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大量加入人民民兵。据一位观察员说,“这些男女都是为[军事]训练,团队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文化和体育活动而组织的……培训具有实践性和组织性,培养了团队精神、目标感和纪律性。[111]”

特别是在城市中,为儿童提供保养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在一些工厂,有婴儿护理室,以及2个月到4岁儿童的24小时托儿所。在一个托儿所,一位美国游客被告知孩子们通过故事、图片和游戏学会了互相照顾,彼此相爱和互相帮助。[112]工厂通常经营餐厅和食堂。据了解,将儿童保育和其他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使妇女能够在家庭以外工作,而且还允许她们成为政治活动家和领导者。

一场计划生育运动中政府分发了免费或低成本的避孕器具,并主张晚婚和较小的家庭——两个孩子是理想的选择。这不仅是为了限制中国人口的增长,而且是为了让妇女能够参与政治生活。

在一个样板公社,35%的党员干部和革委会成员是女性[113],但大多数地区都没有达到这一目标。[114]部分原因是由于男性的抵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些男性干部声称,培养和招募妇女入党是不值得的,因为她们结婚后就会脱离组织。[115]在女性和男性干部中,一种更为普遍的态度是,谁能成为领导应该根据政治意识和经验来判断,而不是根据一个人是男人或女人——并且女性仍然在这些领域追赶男性。[116]

在更高层次的领导层中,妇女代表较少。在1956年,1969年和1973年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女性成员从4%上升到10%,再上升到13%。[117]

农村的妇女

在农村地区,父权制思想和习俗的影响力远强于城市。这部分是由于以男性为首的传统大家庭的普遍存在。虽然许多城市已婚夫妇能够建立新的家庭,但当年轻的农村妇女结婚时,她们通常会离开自己的村庄并加入丈夫的家庭。家庭仍然重视儿子,因为他们会留下来并为家庭提供服务。农村男性强烈抵抗男女平等,在家庭中形成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破坏了女性的自信心和领导能力。[118]

此外,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阻碍了农村妇女的进步。托儿服务很少,许多孩子都由他们的祖母照顾。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的退休金更少,对年老时能够照顾他们的儿子更加偏爱。此外,家务劳动比城市更繁重。

文化大革命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解决了这种情况。新的拖拉机、化肥和食品加工厂为农业提供服务,并为公社的社会服务提供更多收入。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消除了一些让男性能获得更多工分的繁重劳动。正如下文将提到的关于“赤脚医生”的部分所述,为妇女、男子和儿童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得到了显着改善。可根据要求提供堕胎,这在孩子数量已经达到父母期望的家庭中最常见。使用新购买缝纫机的集体缝纫队和磨粒机械化减少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

在许多公社,“铁娘子队”被组织起来,女工在要求与男子同工同酬时变得更加自信。[119]全女性学习小组和领导培养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在一些农村县,拥有领导职位的女性人数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120]

传统观念中的妇女地位受到超过八百万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的挑战,她们被送到农村,与农民一同劳动,并向农民学习,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部分。[121]在没有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她们能够担任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并在其生产和村庄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也是她们村里姐妹的榜样。在1969年访问刘岭(音)村时,两名瑞典记者写了一篇关于一位39岁女性因文化大革命而经历的转变。

她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她解释了为什么她以前没有活跃在她所属的生产队管理委员会中:

“过去我很自私。我有我的家庭和孩子要照顾。我想到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我并不是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但是通过学习毛主席,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在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默默地坐着,想着我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国家的事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女性过于依赖自己的家庭。现在我们阅读报纸并讨论大事。以前只有男人在田间休息时才会讨论……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上过学的老人来说,这件事很难。然而,年轻女性与我们一起学习,并用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教导我们。年轻女性说,妇女必须能够下定决心并做出决定。”[122]

随着妇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政治活动家,更多妇女加入党和革命委员会,或进入更高级别的领导职位。在1972年到1973年初,省级妇女联合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重建。[123]这有助于为进一步转变创造政治基础。

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对妇女所受父权制压迫的更多正面攻击。[124]国家媒体强调了儒家男性至上的思想与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父权思想、习俗之间的联系。这项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发生在地方一级的妇女协会,在那里妇女能够更自由地谈论她们所面临的歧视和额外负担。许多县级党委设立了“妇女工作办公室”,其任务重点是为妇女举办政治学习班。据报道,在北京的一个街区,有超过6万名妇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25]

妇女通过学习儒学获得的认识,攻击公共和家庭生活中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妇女的家庭角色受到质疑,男人照顾子女并在妻子学习或参加政治会议时做家务的榜样得到广泛宣传。[126]

婚姻制度和同工同酬的概念受到了重新审视。在河北,妇女联合会发起了一项全省范围的运动,以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

(1)促进自由婚姻、晚婚,取消彩礼和象征妇女“传统”的传统婚姻仪式;(2)促进男女同工同酬,包括重新定义“平等工作”为“同等价值的工作”而非“同工”,因为中国农村的大量工作是性别型的;(3)全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建立,以及对男性应分担家务在思想上的鼓励。[127]

在批孔运动期间提出的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促进村内婚姻,这挑战了女性必须远嫁到另一个村庄的封建传统。这使年轻妇女能够从村里的学校、工作、民兵和青年团体中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它还使她们能够留在原住民村庄,成为领导者。[128]

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一,这些企图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根除传统的男性沙文主义态度和做法,在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据一位在城市地区的儿童保育中心和工厂与妇女交谈的美国社会工作者说,离婚是自由可行的。另一方面,一位在农村实地工作的美国学者报告说,通常由妇女发起的有争议的离婚只是在经过长期的旨在调和各方的非正式和正式调解之后才得到批准。[129]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中国女性和性行为问题经常出现。一方面,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商品化。没有妇女出现在广告牌上或在街头卖淫。女式服装很实用,不是为了区分或吸引人而设计的。1971年,一位美国游客遇见的都市女性穿着深色裤子,一件白色衬衫和一件简单的纽扣式夹克——都是宽松的衣服。[130]一位1972年访问中国的美国报纸编辑发表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评论:在中国的二十三天,我没有看到一个成年女性穿裙子。而且几乎很难看到坦胸。[131]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来说,自由被认为是指在家庭以外工作的自由,参与政治生活和斗争的自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以及不被视为性对象的自由,而不是性自由。除了在节育运动过程中,几乎没有公开讨论性问题。婚前性行为受限制;违反贞洁要求的年轻女性受到严重排斥。关于“合理行为”的传统观念倾向于限制青年之间的社会互动,包括公开表达情感。[132]然而,这些限制在城市地区可能更为明显。根据高默波的说法:

“确实,即使是在传统的中国,中国农村的穷人们在两性关系上也不像知识精英那样约束自己。但是,但妇女参加公共活动,在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方面获得解放,其表现得明显和深入的程度,在青林地区,文革期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例如,通过当地的民兵军事训练活动,高朝信和江同俄才互相爱慕,并结婚组成家庭。”[133]

对青年人的严格社会限制仍然存在,以致于它们破坏自由选择婚姻伴侣的想法,并剥夺年轻女性和男性控制自己性行为的权力。这种狭隘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同性恋,甚至是中国社会中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存在的公开讨论,都从未有所耳闻。

总而言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女性生活的物质条件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认为这是男女的汗水和斗争的结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只有通过发展集体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

与此同时,人们低估了通过广泛、持续的政治动员和运动以根除男性至上主义思想,克服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培养强大的妇女领导的必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理解将妇女组织置于革命运动核心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们进行这些批判性考察时,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革命妇女正试图在刚刚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仍充斥着数千年来以各种方式压迫妇女的旧思想和习俗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妇女充分解放找到前进的道路。

在同样的岁月里,美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妇女正在这个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让妇女永远无法得到平等的机制的帝国主义社会中,争夺解放的道路和性质。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妇女的斗争不能通过美国或欧洲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妇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她们进展缓慢的领域必须根据她们当时面临的实际挑战进行评估。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对父权制的运行有了新的认识。在动员妇女反对她们所面临的所有形式的压迫,以及担任主要政治活动家和革命组织领导人的职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理论和实践的这些进步将有助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指明前进道路,打破压迫妇女的一切锁链。

(3)缩小、克服阶级差别和不平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计划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然而,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许多不平等现象。其中包括教育、文化水平和技术专长、工资不平等、农村地区和更先进城市之间的差异以及获得决策权的重大差异。这些社会关系和阶级差异必须通过群众主动性和运动逐步转变,以便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面我们来看看工业和农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根本转变。[134]

工人改造他们的工厂

1966年春天文革爆发后,中国工业中心具有政治意识的工人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一些人与当地的红卫兵团体取得联系,并开始讨论他们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广泛实施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的不满。最早在工厂组织起来的团体之一是“革命技术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都是工人。他们开始批判他们工厂中受过正规教育的“技术权威”,这些权威依靠西方或苏联的技术方法,拒绝试验或倾听工人的创新建议。[135]

1967年1月上海数十万工人群众起义向其他工人,特别是参与过大跃进的大型国有企业工人,发出了组织并夺取用资本主义方法经营工厂的管理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权力的信号。这些夺权是由各种组合的普通工人、工作小组的领导、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革命干部领导的。[136]在这些工厂起义发生的地方,选举产生的革命委员会——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党员干部组成——接管了工厂的日常活动。这种新形式的工厂管理作为一种模式被推广,并在1967年和1968年初向全国范围传播。

这种政治动员和中国工业工人的革命浪潮使他们能够在工厂内进行许多改造(在大跃进期间曾首次进行了这些尝试,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计件工资制被废除了;到1971年,大多数工厂都取消了个人和集体奖金。[137]生产队接管了他们单位的管理责任。他们负责执勤、计划日常任务、记录材料使用、定期维护、控制产品质量和与其他单位协调生产。在一些工厂中,工厂所有单位经过长时间协商后确定年度生产配额,生产团队根据工作资历、技术水平和对工作、同事的态度,在基本工资标准内确定自己的工资。[138]

与此同时,8级工资制度——其中工资最高的熟练工人与工资最低的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异平均为3比1——不是斗争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资历允许工人工资随工作年份上涨; 在某些情况下,高级熟练工人比管理人员工资更高。[139]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所有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干部都需要定期或轮流在车间工作。具有知识背景的人接受了特定技能的培训。工厂内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及行政人员参加了劳动,并定期访问车间,以评估条件和做出决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三组合”组织起来,以解决技术问题并在生产上做出创新。

虽然不同工厂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很大,但政治学习一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毛的著作不是作为抽象理论来研究,而是用于研究、解决工厂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1967年末,为了澄清工厂内部和全国经济计划和组织体系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之间的差异,在工厂开展了批判刘少奇“工业七十条”的运动。[140]

特别是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对苏联或西方先进国外技术的依赖受到了批判。中国东北大庆的大型油田使用中国设备和工程以开采、运营,成为了自力更生、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生产方式和产品的全国模范。这项政策也有助于保护中国的政治独立。

此外,有关文化大革命和世界各地革命斗争进程的消息在工厂中广泛传播。个体工人可以通过在墙壁上粘贴大字报或在整个工厂工作人员“大辩论”时发言,发表他们对工厂内外任何话题上的观点。这个系统促进了工人和工厂革命委员会之间的不断沟通。

为了提高各级工作人员的技术和教育水平,工厂内设立了各种学校和培训机构。在上海的一家大型机床工厂中,一所“七·二一”大学在1968年招收了第一批五十二名工人,平均年龄为29岁。两年半的课程让他们成为拥有高度政治意识的工厂的技术人员。到1974年,上海有34所工厂开设了全日制工人大学。[141]

许多工厂建立了“业余学校”,数百名工人在那里学习技术、政治和文化。由于许多女性最近进入工厂,这些工厂内的培训课程为她们提供了进入高技能工作岗位的机会。北京的一名工厂工人描述了她所经历的由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提供的课程:

他们教我们电学、如何阅读蓝图、几何学、化学,以及各种各样我们需要知道才能做好工作的事情。我认为通过在工厂工作的实际经验与课堂理论相结合,我们学得更快,而且我们没有放慢生产速度。[142]

新的工厂管理系统被用于解决鞍山钢铁厂的棘手生产问题,鞍山钢铁厂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也是最古老的工业园区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该工厂的轧钢生产开始下降。1971年,鞍山一家老冶炼厂的领导干部声称,只有通过注入国家资金才能提高产量,他们的翻新计划已在纸上保留多年。

在这些领导人因不依靠工厂工人而受到批判之后,负责任的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十几个“三结合”团队,他们与车间工人密切合作,解决了工厂现代化的棘手技术问题。工人们仅仅使用内部资金就重建了旧工厂,并使产量翻番。[143]

鞍山的群众运动依靠工人的政治意识和对生产的实际理解,根除了对如何增加生产和使用国家资金的保守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做法被称为“抓革命,促生产”。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些中断,但中国的工业生产从1966年到1976年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144]

这些革命性的工业创新步调并不一致。在不止一些工厂中,工人们面临着党员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新工厂管理制度的强烈抵制。但是,它在某些领域深深扎根。1976年12月,即使是在结束毛泽东时代的军事政变之后,一位意大利教师参观了上海的一个发电站,那里的工人仍然在各级管理层工作,年轻工人被送往大学并在日后作为技术人员返回工厂。[145]

随着邓小平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巩固权力,这些转变被彻底消灭了。在新的“管理责任”制度下,所有权力都由工厂管理者掌握。他们决定如何组织生产,雇用或解雇员工,支付工人多少钱,以及他们(新老板)将获得多少报酬。

农民赋权与学大寨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集中在城市,但80%的人口仍然居住的农村地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在乡村中学红卫兵组织的鼓励下,许多地区的农民组成了独立的群众组织。这一运动对农村传统的政治文化,即一切服从权威,提出了正面的挑战。

这些刚刚获得权利的农民的组织严格审查各级——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146]——党员干部和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工作习惯。毛泽东的著作成为农民的武器和事实上的宪法,用来同仗势欺人和官僚主义的村领导人辩论。根据20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的一些农民的说法,“新生资产阶级”一词指的是那些不工作,像旧地主和资本家一样使唤周围人们的党领导人。[147]

公社领导人不再任命为生产队的领导,生产队的领导由队员选出。如果领导人没有做好工作,他们将在年底失去职位。在山东的一个县,生产队的领导者每年都要被更换。[148]评估地方党干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他们花了多少时间与田地里的普通农民一起工作。

从1967年末开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开始在许多地区取代旧的政党机构。主要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群众组织选举候选人加入新建的村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村庄和公社中进行日常领导。[149]

在城市文化工作者的鼓励下,农民成长为画家、作家和表演者。大量扩大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为农村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直接利益。

20世纪60年代初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扩张被逆转,政治意识和集体努力重新得到强调。位于山西省多岩石、侵蚀地区的大寨大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为农业典范。在中国农村工作了数十年的韩丁表示:

大寨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通过开山凿石、修建墙壁、开垦土地,将山丘和沟壑变成了肥沃的田野。这种转变是在长期的政治教育之后,在不断反对个人主义和私人利益心态的斗争中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的。其结果是该大队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将剩余粮食出售给国家而不是索求救济,储备粮食以备荒,重建村里的大部分住房,以及建立了许多公共设施,为人民和公共工业服务,并补充农业收入。[150]

1971年,大寨大队将山坡梯田和低洼地块连接起来,以便能够使用农业机械。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寨所在的县建立了自己的农业拖拉机、发电机、化肥厂、小高炉,并自给自足地生产水泥。[151]

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力推行了农业机械化。在上海郊区的农业区,机械耕地的数量从1965年的17%增加到1972年的76%。大跃进期间开始的农村工业化计划加速了。到文革结束时,有近80万农村工业企业,加上9万个小水电站,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15%。[152]如果没有农村教育系统的快速扩张,这些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化大革命为公社工厂和车间培养了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在建立强力领导的农村地区,生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其他地区生产停滞不前。[153]许多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数万工人共同修建。在1971年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问的广东省某地,三个公社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灌溉和防洪工程网络,其中包括三个大型水坝。每个大坝都有自己的小水电站。

在山东省的一个县,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受到欢迎。这相比大跃进时期是一个重要变化,当时农民被生产队和村领导派去工作,不获得任何投入。在一些项目中,教师、学生和当地政府雇员在下班后加入了施工队伍。[154]

1976年以后,中国农村的这些社会和经济变革急剧逆转。大寨大队的成就被批判为造假行为。公社和集体被拆散,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家庭,这被称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干部及其亲戚、朋友和亲信能够以极低折扣购买拖拉机、卡车、水井、泵、加工设备和其他几十年来集体通过所有成员的辛勤劳动积累的财产。[155]私有化也标志着农村集体医疗保健系统的终结。

医疗保健和“赤脚医生”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医疗保健资源——医生、医院设施和资金——都集中在城市。这一制度没有使数亿农民获得了初步的医疗保健,阻碍了先进的医疗知识传播到村庄。

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活力的创新之一是“赤脚医生”制度,这有助于缩小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卫生服务的差距。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超过一百万(1965年的四倍)的护理人员在农村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部分。

1968年,在上海江镇公社接受培训的第一批28名赤脚医生为全国树立了先锋榜样。他们的指导方针是为农村服务,优先预防疾病,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手上有老茧,脚上有泥土,肩上背药箱,心中有贫下中农”。

这些新医务人员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是在农民中培训疾病预防卫生工作者,使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保健中心。在一个大队中,赤脚医生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投入到农业工作中。这不仅创造了一支与农民有着紧密联系的医疗队,而且使大队医生能够帮助开发一种高产的水稻品种并消灭携带病的蚊子。最后,根据他们共同工作的农民的建议,公社派出五名赤脚医生到医学院继续深造。[156]

城市医院和医学院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在公社建立医疗中心,并派驻医务人员。公社医院或诊所有两个目的:作为重病患者的治疗中心,以及作为赤脚医生和助产士的培训中心。经过六个月到一年的初步培训,他们将在农闲期间返回上后续课程。他们继续在田里工作,并由他们的公社支付学费。

这些新医生的任务远远超出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他们进行疫苗接种,展示农药的正确使用方法,引入了新的卫生手段,并教导母亲们营养和儿童保健知识。除了帮助农村妇女在家分娩外,助产士还接受了初步诊断难产的培训,以便将母亲带到公社医院。在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问的农村医院和诊所,医药是免费的。[157]

在同时,建立了城市和工业版的赤脚医生——红色医疗队。在完成基础课程和经常性的后续课程后,他们被安排到工厂诊所,并照顾同事的健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医院的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医学院,学习计划从六年缩短为学习三年,然后实习一年半。课程经过修订,更加重视预防医学。大多数毕业生都是通才,而不是专家。他们将作为移动团队的一部分在农村度过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或者在那里重新定居。[158]

此外,许多传统形式的药物,如草药和针灸麻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广泛使用。研究机构对中医药进行了科学规范的研究,许多医院开始将中西医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综合的疾病治疗体系。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导致农村医疗保健系统急剧下降。1981年,邓小平政权放弃了赤脚医生制度。医生们建立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使得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村民能够承担的。集体在1983年解散后,农村的医疗保险消失了。[159]

在教育、医疗、文化、工业、农业、妇女地位以及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价值观领域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对于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至关重要。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庞大的领土上是很不一致的。上面描述的革命性变革是不平衡的,并且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实施以牢固扎根。特别是当它们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时,“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并不总能存活下来,有些甚至在1976年的修正主义政变之前就已经消亡。

G 文革面临的障碍及其缺点

经过40年后,重要的是要避免理想化文化大革命。这种观点并没有处理文化大革命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也没有导向对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因素有更深刻的理解。此外,这种观点无法把有助于应对新复杂环境的重要经验教训传递给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何无法巩固其成就,必须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存在的中国内外客观因素。第二类问题涉及缺点如何产生以及无意但仍然造成的负面后果。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使考虑到解放区的社会变革和之后1949年的全国胜利,也不可能在几年甚至一两代内彻底根除封建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深层渊源,特别是对既定权威的崇敬,是文革开始阶段和后期阶段革命力量的主要反对目标。“造反动派的反有理!”不是一个半无政府主义的口号,而是打破了数千年意识形态灌输的束缚,并阻止一批新的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儒家圣人夺取政权。

此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社会主义建设时间相对较短。其中大部分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而苏联甚至在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掌权和国家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就有许多弱点。[160]如前所述,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高层领导层正在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亲苏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党政官员网络已经在各个领域根深蒂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其他革命的党领导人以及数千万被告知共产党将永远保持红色的工人和农民所面临的情况。

国际环境是文化大革命所处客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966年,世界局势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是世界的主要趋势,而帝国主义处于守势。由于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美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在越南南部陷入困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兴起。中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发起了大胆的挑战。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仅仅三年后,1968年苏联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和1969年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截然不同的国际斗争环境。正如我们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论文中所详细描述的那样[161],这迫使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向西方开放,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种转变也为领导层的亲西方部分提供了开放的政治空间和加强的地位。

这些事件与林彪和陈伯达等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政治背叛结合起来,导致以周恩来总理为核心的众多党政官员向右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打击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做了敷衍了事的“自我批评”之后复职。这为全面反攻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如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没有过去经验可参考一样,毛泽东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持续存在性、资本主义如何得以复辟、以及保障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和机制建立全新的认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革命者正在进入未知的政治领域。

以下是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它在实施时的缺点:[162]

(1)有时候,宗派主义——将自己组织的狭隘利益置于政治原则之上——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说的是,宗派权力争夺往往是激烈阶级斗争的表现:一方是修正主义政党官员,在群众中建立保守派别以捍卫其特权地位,另一方是革命工人、农民和青年的群众组织。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右派和左派都声称自己追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种复杂而且常常令人困惑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只能通过政治和思想学习、讨论和斗争以区分正确和错误的路线——社会主义道路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许多情况下,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必须通过人民解放军的干预来解决,这带来了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其成就的巩固,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和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意愿,以降低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的程度。

根据自身的经验,本文的许多读者都知道,在没有太多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如何最好地为革命而斗争是多么困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以理解的是,会有巨大的骚动和不确定性,甚至专门的革命活动家也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2)1966年春天,发动数百万红卫兵破四旧和批判修正主义党官僚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问题。许多红卫兵组织忽视了在进行政治斗争时“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毛泽东拒绝了一些红卫兵团体采用的口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163]他一再表示,95%的人民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一致,政治教育的方法,即“治病救人”,应适用于犯过错误的人。

这些极左派红卫兵团体的后台是王力领导的几位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们正在呼吁推翻大多数国家高级干部。1967年,煤炭部长在这些“造反派”手下遭到致命的心脏病袭击,铁路部长完全失踪。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总理,而周恩来当时在支持文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王力及其盟友也在幕后支持火烧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事实证明,他们的极左活动是与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勾结的,该组织被解散,其领导人被驱逐出境。[164]

此外,还有一些案例表明,不同的红卫队组织互相斗殴。发生学生宗派主义并最终成功解决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清华大学,中国最杰出的科学与工程学院。两个都声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清华学生派别,都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互相发生了几个月的冲突,这使校园陷入瘫痪。1968年7月,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认定形势过火了。他们联系了新华印刷厂的一批革命工人,呼吁他们组建工人宣传队前往清华,工宣队仅以红宝书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武装自己。

7月27日,超过30000名没有武装的工人进入校园,分批走进武装学生派别占据的建筑物。当工人成功说服一些学生放下武器时,最大的武装派别用长矛、步枪和手榴弹袭击了工人。到第二天早上,五名工人死亡,700多人伤势严重。尽管如此,工人们并没有对学生进行报复,在不到24小时内,大多数学生投降了,而一些顽固分子则逃离校园。[165]

由于许多红卫兵组织的政治弱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末开始约束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包括许多红卫兵在内的1700万受过教育的青年被送到农村工作,向农民学习并利用他们的技能为农民服务。许多人很难适应农村生活,但是大量的城市青年决定安顿下来,组建家庭,并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他们的技能和知识。

(3)尽管1966年8月的指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级政党官员,但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在解放前受过教育的人,却是重复的、备受瞩目的目标。在某些方面,几乎所有的教师、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受到了红卫兵组织的抨击。[166]

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更集中的方式执行时,右派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受到挑战和批判。有些人被派往农村工作,在那里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并在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与农民一起生活。在政治讨论和斗争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文化大革命争取过来,并以新的面貌回到了他们的位置。

除了重塑和争取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之外,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培养来自工农兵家庭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第一批200000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974年毕业。[167]但是,这一成功故事因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停止。一年后,全国入学考试重新开始,它对工农上大学的影响是可预见的。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苦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相对拥有特权的群体撰写的数十本记述中也有一些真理——尽管被剥夺他们原先日常的生活方式或离开舒适的城市工作到公社劳动是否有资格被称为“痛苦”值得怀疑。但是在评估这些书本时,应当记住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许多关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和折磨的说法与把鼓吹奴隶制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作为美国内战和黑人重建复兴的指南一样有用和可靠。

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片面观点完全忽略了首次为广大中国农村的数百万人提供医疗保健的赤脚医生的记述,对工人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生产技术的记述,以及知识青年对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的下乡岁月的记述。

近年来在西方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反叙事的一些罕见例子包括高默波的《高家村》,韩东屏的《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毛时代长大的中国妇女(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在最后一本书的一个记述中,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女子描述了她在中国东北偏远村庄度过的八年:

我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农场工作,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农民。我一整年都在策划并安排农场活动(当然,在我的农民伙伴的帮助下)并带头做了这些活动。我学会了当地方言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聊天方式,以至于我可以作为东北人来生活……是的,我改变了。我放弃了城市居民典型的虚荣和优越感,变得更加脚踏实地。我在农村的生活改变了我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168]

(4)每个声称自己扛着“红旗”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都违反过“十六条”的明确指示,其中一条是: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然而,这些指示被一些在文革时期混乱的革命群众高潮中加入的力量完全忽视并公然违反。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江青在提出“文攻武卫”(她后来公开撤回)的方向时没有提供帮助解决问题的方法[169]。1967年和1968 的暴力程度上升,特别是在广东、四川、广西和山西[170],严重到足以让毛泽东称之为“内战”[171]。这导致许多人退出政治生活,无法进行其他领域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

在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记载中,经常忽略另一个重要时期。在关注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暴行的同时,他们无视邓小平1976年的政变后,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和处决中共党内的革命者和文革期间唤起参与政治生活、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的群众。

根据一项记载,在政变发生后不久,河南省工业城市洛阳的数百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挺身而出的领导人被捕,游街示众,然后失踪。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新政权发起了一场针对前造反派的更广泛的报复行动。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设立专门办公室,调查文革期间犯下的“罪行”。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许多人被监禁。[172]

(5)文化大革命中最难解决的缺点之一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左派无法找到让人民解放军的右翼指挥官受到大规模批判,揪出他们与军队以外的修正主义势力的联系,并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的手段。

毛泽东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通过军队内部的专门教育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语录》的初版是作为解放军内一种提高政治意识的工具,让革命政治领导军事领域。然而,这主要是在教学,而不是政治斗争,它并不足以预防后来彻底爆发的危险。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将军和军官与刘、邓和其他右翼党领导人有牵连。尽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他们支持左派,但一些地区解放军指挥官支持修正主义的掌权者,有效地遏制了文革在这些地区造成的进步和社会变革。[173]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1967年发生了广泛的派性和不时的武斗,让毛泽东和新的党领导层别无选择,只能命令解放军出动。若在此时要求军队中进行文化大革命将有可能导致解放军分裂和内战。此外,美国向中国南方和东方以及苏联向北方和西方增加的军队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警惕。[174]这些威胁实际上豁免了右翼军官受到他们在党内的同路人、盟友所受的审查、挑战和批评。

到1969年,苏联攻击中国的危险日益增加,这为解放军内的政治运动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障碍。这种新形势有利于那些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以便集中精力实现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并从西方帝国主义者那里获得先进的武器和技术的军事指挥官。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在内战的严重危险已经过去之后,在解放军内部进行文革和发起革命性的变革很有必要。这种必要性在1976年变得明显。当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对四人进行逮捕时,一些地区的民兵反对政变,但解放军几乎没有。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他们就需要建立常备军以实现防御目的。但是,如果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中进行持续的政治教育、革命性的变革和反对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那么将军们可以从内部做到帝国主义军队从外部尚且无法做到的事——推翻工人阶级的统治。

(6)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革命领导层在党内高层的发展不完善,且难以巩固。1969年毛泽东的官方继承人林彪的垮台、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分原成员的撤职,以及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许多党领导人和官员转向右翼,让邓小平和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被推翻的主要修正主义者更容易成功地政治复位。

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四个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是党内反对邓小平,捍卫文革成就的左翼势力中最杰出的代表。所有这些人都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高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毛泽东支持四人担任中共领导职务:王成为党的副主席,张是政治局常委五人之一,姚和江是政治局委员。

根据一些观察家和学者的观点,四人的政治力量集中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在中文革高潮期间入党的中低级干部,以及文化和宣传媒体领域。他们在更高等级上得到支持的迹象可以从下面的数字中找到:1976年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员被清洗,其中包括51名曾是工人阶级的群众领袖。[175]

评估四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角色时,他们推动如“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76]等左翼运动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知之甚少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以及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在进行评估时,重要的是记住四人的工作每次都受到邓和他的支持者的阻止和破坏。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也有人批评四人的工作方法,这尚待进一步研究。例如,目前还不清楚毛泽东是否曾告诉他们不要再像“四人帮”一样行动,这个说法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被捕之后才公开的。[177]

当时缺乏巩固的革命领导层来接班毛泽东以击败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势力,这在毛泽东于1972年中风之后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后变得非常明显。他患有葛雷克氏症[178]、心脏病和缺氧。毛还几乎失明,这使他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阅读和书写文件,并在去世前几乎没有发表重要声明。

培养新的革命领导班子问题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初扭转右翼进攻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要求群众中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在当时也许不可能发动达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规模和强度的斗争,但到1976年发起明确批邓和他的“总纲”的运动时,让这一运动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时已晚。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邓小平和其他修正主义领导人过于宽容。[179]但这不仅应归咎于毛泽东——党内领导力量的平衡已经急剧转向右翼[180]。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讨论的根本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右翼发动攻势时,毛泽东和他的左派支持者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动了一场险峻的艰苦战斗以发动群众和党内革命力量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这项努力需要打击、移除和清洗那些让中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高党派领导人。

(7)文革期间来到中国的游客对毛泽东肖像无处不在感到震惊。中国人用它们来装饰自己的房屋、自行车和卡车、工作场所,并将毛泽东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田地里。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这种观点不符合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毛泽东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了出卖中国利益给帝国主义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他领导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然后他发起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尊敬甚至崇拜。

与此同时,参观者听到了人们因为能够引用他们记得的毛泽东语录条数之多(而不是将之付诸实践)而受到赞扬的故事。在一张常见的图画中,毛泽东看起来像一个红太阳,发出照亮了中国人民的光芒。与普遍的将毛泽东偶像化的行为相比,更具政治意识的力量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将之应用于实践。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毛泽东广泛宣传他的政治观点是政治上的必然。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正在脱离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在党的领导层中占少数。因此,毛泽东利用他的革命威望,越过刘、邓司令部和其他在党政机关中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领导,直接向中国人民发出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为工人、农民和学生提供了对抗修正主义政党官员的重要弹药[181],并促进了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主动性。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表达了对这些在当时已经减弱的做法的不满。毛泽东的雕像被放下了,伴随毛泽东肖像的“伟大领袖”和“伟大舵手”的仪式性名称也消失了。[182]

毛泽东和列宁等个别领导人在制定革命道路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们并不是通过个人做到这一点。通过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通过适度的集体领导,才能最有效地让正确的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3]这一过程也能带来新的革命接班领导人。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论民主集中制》中,毛泽东解释说: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184]

(8)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和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主张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采用“三个世界”的观点[185],这是对文革初期革命国际主义路线的一种退却。根据这一观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第一世界)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敌人; 西方帝国主义者和日本(第二世界)是反对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第三世界的人民和国家是反对超级大国最可靠的革命力量。认为可以联合第三世界的新殖民政府对抗超级大国的观点破坏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领导层持有的立场,即必须为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提供援助。

从世界革命运动的视角来看,“三个世界”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缺陷。[186]它淡化了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性质,并混淆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的性质[187]。强调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美国的争端掩盖了持续存在的新殖民主义关系。

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至关重要。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关于国家主权斗争最为重要的看法——指的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伊朗、津巴布韦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确实应该防备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同伙、代理人或新兴集团的攻击。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国家——即使它们由像乌戈·查韦斯和埃沃·莫拉莱斯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领导——仍然陷于帝国主义经济关系的网络中。据 James Petras说: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整个社会运动、工会联合会、政党和党内派系都没有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废除外债、完全没收美国或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银行或跨国公司,或进行与美国关系的任何破裂。例如,在委内瑞拉,私营的本国和外国银行在2005-2006年间获得了超过30%的回报率,外国石油公司在2004-2006年间获得了破纪录的利润,只有不到1%的最大地产被完全没收并把所有权交给了无地农民。劳资关系仍然在代表商业和劳务承包商的框架内运作,这些承包商依赖于分包商,分包商继续主导大型企业的一半以上的雇用和解雇。委内瑞拉军方和警察继续逮捕可疑的哥伦比亚游击队分子并将其交给哥伦比亚警方。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美国代理人总统乌里韦签署了若干高级别安全和经济合作协议。”[188]

虽然这些国家可能实施了渐进改革——甚至通过充足的石油产量具有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某些特征——但这并不能代替以群众为基础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正如历史所示,这是唯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撇开今天各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限的力量和不彻底性,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政府及其领导人,而不是人民的运动,是对帝国主义的最重要挑战。这是一些势力拒绝支持伊朗、津巴布韦和巴西等国家内部人民运动的原因。随着美帝国主义者威胁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军事攻击,必须向伊朗人民,而不是反动的毛拉表示我们的声援。

对于反帝国主义者来说,与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关系是短视并会引发灾难的。这些领导人过去被帝国主义所消灭的方式很少被讨论,尽管这些例子很多,而且其相似点很有说服力——危地马拉的阿本斯、伊朗的摩萨台、刚果的卢蒙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以及智利的阿连德。对毛泽东主导的人民的战争和解放运动视而不见,就是否认或不承认在21世纪开启新的革命动力的最佳机会。

H 定义社会主义社会

继续研究文化大革命给毛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些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发人深省的建议。这些建议关注的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主的组织形式。

我们欢迎对重新审视各种政治和组织机制的努力,这些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下出现的一些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要了解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放弃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整个计划,因为在他们看来,它不够“民主”。相比之下,世界上有许多革命和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接受这个计划,并为下一轮革命和社会主义聚集力量。在此过程中,将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为马列毛主义对如何改变世界的认识做出重要补充。

(1)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几点认识

出发的一个基本部分是理解工人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才使得绝大多数人有可能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尤其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继续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

正如“希特勒是一个独裁者(dictator)”这样的陈述所表明的,在日常用语中,独裁者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一个有权统治社会的人。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何社会的主要特征都是由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只要每个阶级还在为自己的利益统治,一切的社会都是专政(dictatorship)。

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民主,因为其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相当大的争论,他们都有充分的机会来影响国家所做的事情。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阶级的成员实行专政,这些人影响国家行为的机会微乎其微。[189]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现有的财产关系,并经常暴力地镇压对这些关系及其统治的严重挑战。

因此,无阶级的“全民民主”,只有在一个已经超越阶级,超越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剥削的社会中才有意义。被用于促进、捍卫和强制保障阶级利益的国家将会消失,其他形式的组织将发展起来,以管理和协调社会的运作。

即使在许多政治活动家中,也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际上并不是解放工人群众迄今为止被压抑的能力,而是对共产党对群众的独裁统治,以及任何形式的专政都与社会主义下的民主组织形式不相容。

这种观点与一个基本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现代国家的历史表明,所有国家都有阶级性,它促进特定阶级的利益(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反对其他阶级。

然而,反对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专政(无论其压迫性强弱)的长期斗争,带来了许多旨在改革资产阶级国家,使它变成一个不表达任何特定阶级的利益的真正全民民主国家的政治运动,而不是通过革命。这是一种由相对特权者发展起来的虚幻追求,它否定了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拥有武装力量——并在必要时使用它们——以保护自己抵御外部敌人,防止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卷土重来。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数百万劳动人民发展出更高水平的政治意识、知识和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国家事务、经济、教育、文化和外交政策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有效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从农民到特权阶层的所有阶级都将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社会的生产性日常工作中,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化。在这漫长的社会主义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越发被全体人民承担。

评估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泛经验,是衡量许多政党和个人现在提出的新建议的重要前提。在研究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如何组织时,应提出几个相关问题。

这些建议是否增强了占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不断加强其革命性的能力?它们是否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他们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能力?它们是否会尽可能地限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异和不平等?它们是否提高了群众监督和指出党的工作缺陷的能力?它们是推动 “如果不积极支持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将无法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推进”这一观点?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往往集中关注和辩论这些问题。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必须记住,苏维埃时期的两个主要和广为流传的假设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个假设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夺权国家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结束了。相反,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被证明是更加激烈和复杂的,社会主义时期最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统治与全球无阶级社会的曙光——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

已证明无法维持的第二个假设是历史是渐进的、不可逆转的。它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和中国的逆转和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戏剧性地证明,一个拥有群众倡议浪潮的、更具活力的模式是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诸如文化大革命等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推动和丰富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变革。

(2)群众组织的作用

1967年秋季,中国为了制止派系斗争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些学者和活动家认为,独立工人组织和工会是工人阶级在文革期间对党进行政治监督的重要手段,而且这必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2006年6月中国香港由一个中国研究小组和《每月评论》赞助举办的纪念文化大革命40周年会议上,一位终身中国学者阳和平(Fred Engst)发表了题为《重新思考文革的遗产与谱系》的文章,声称解散群众组织是错误的。革命中国的另一位学者和朋友Joel Andreas教授认为,毛泽东应该呼吁造反派工人夺取工会的权力,将工会转变为独立的能够对党进行有效监督的群众组织,而不是像上海一月风暴那样强行夺取政权。[190]

我们同意,工人、妇女、被压迫民族和其他部门的群众组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作用。特别是在允许和保证群众就党的政策进行广泛和公开辩论,推举群众中的新革命领导人以重振党的方面。

但是必须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虽然群众组织不应该是党的附属物,但如果有群众组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可能扮演的任何进步角色都会被削弱或短路。第二,群众组织为了发挥作用,将成为具有不同水平政治意识的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讨论和斗争的舞台。

(3)异议和群众辩论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必须有权批评和监督党及其政策。共产党并不垄断真理; 通常少数人的想法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反对意见应该公开,群众可以挑战和捍卫党的政策。

但是,异议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权利的问题。这是阶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部分——是在旧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镇压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辩论、批评和群众倡议的释放。通过这一过程,劳动人民,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农民,都将学习和掌握改造社会和世界所涉及的问题。

通常,评论家的唯一焦点在于异议者角色的另一个方面,即特权阶级和知识分子与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这里的问题非常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将传统特权者的技能和知识带入发展新社会的过程中。它需要招募他们并敦促他们作为正在创造的新世界的一部分前进。它也需要与他们斗争,使他们不像很多人一样以个人所得和权力为动机,而是真正融入上述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特权知识分子将加入工人阶级,既参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劳动,也参与塑造社会主义的医疗、教育、文化和媒体。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形成新的阶级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将一再受到挑战并最终消失。

众多不同的力量意味着鼓励辩论和异议的同时也要审查一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经验表明,总的来说,这种审查最好是由学会领导社会的大量劳动人民做出。虽然这个过程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历史也表明,官僚主义企图压制异议不仅证明从长远来看对捍卫社会主义是徒劳的,而且它还阻止群众在斗争中挺身而出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191]

(4)1956年至1957年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随后的反右运动在很多方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驱。自1951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的观念,但直到1956年,他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后,该运动才被正式发动。百花运动的早期阶段引发了对党员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但后来又导致了中共与积极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斗争升级。

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速,中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工程师,但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中受过训练的。[192]据毛泽东说,中国500万知识分子中只有10%坚定支持党和社会主义。因此,迫切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与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找到发展其政治观的途径。

一个问题是党内官员过分严格地控制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写道: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193]

毛泽东认识到中共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正在增长,他在1957年呼吁在党内进行整顿,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完全否定1956年和1957年初零散的学生躁动以及对农业合作社的一些罢工和抗议活动。其中许多“骚乱”是党员干部的官僚作风方式和缺乏政治教育的产物:“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194]”这一推动最初遭到中共领导层的一些反对,特别是刘少奇和北京市市长彭真。[195]

在1957年春天,百花运动达到顶峰。一些知识分子攻击党领导的工作作风和特权、群众的疾病预防的缺乏、对农村的忽视。其他人则批评在科学和工业中“照搬”苏联理论和技术。学生们开始在北京的大学和教室墙壁上贴大字报,批判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196]

毛泽东认为,党不垄断正确的观念,因此它必须接受来自其外部的批评。毛泽东在1957年对党内干部的演说中表示,马克思主义者不怕批评[197],“对于一个党和一个人,”毛泽东写道,“非常需要听到不同于自己的观点。”[198]没有讨论和反对不正确的想法,就无法发展、砥砺正确的观点。[199]以下例子说明了这一点。1957年,毛泽东建议将报纸《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2000份增加到40万份。《参考消息》是未经审查文章的汇编,这些文章取自海外媒体,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观点。大多数副本不是发给个人,而是发给工作单位供传阅。毛解释说:

“其目的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毒草放在同志们和党外人士面前,使大家得到锻炼,否则,只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其他东西,不好。但要加强领导,好像种牛痘,使人的身体内部做斗争,产生免疫力。”[200]

毛并没有说 “什么都行”——不应该批评在百花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观点。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六项标准,帮助群众区分“香花”和“毒草”: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201]

随着“百花齐聚”运动发展壮大,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估计有5万人,受到1956年秋天亲西方的匈牙利起义和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秘密讲话的鼓舞,公开攻击中共的领导地位。民主党派的两位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提议建立西方议会制度,并要求党与政府分离。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了像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这样的团体,希望能够在中国煽动起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叛乱。此外,到1957年6月初,几个部门的学生运动占领大学办公室,攻击党政办公处,并将学校和政党官员作为人质。[202]因此,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正在利用百花运动积极组织人员,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7月,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以持续了数月的反右运动回应右派进攻。由被认为是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带头的党内媒体报道,集中攻击章、罗及其支持者。党领导的学生和工厂工人谴责右派势力的反社会主义观点。

这是无产阶级和旧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虽然只有相对少数人公开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但他们代表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部分工人和农民。解放七年后,毛估计有10%的人口,即6000万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

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将这部分人口公之于众,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政治上被批斗。作为这些运动的直接结果,数百万人,包括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被争取过来支持社会主义,顽固的右派分子被孤立和消声。与此同时,虽然毛泽东试图区分“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和一小撮右翼分子的反社会主义批评”,但在反右运动中,一些不反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也受了苦。

这些运动引发了政治创新,其中有许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57年和1958年,80万党员干部和100万学生被送到农村一段时间,与工人和农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此外,一部新的毛主义政策被推行:基层的全职干部将参加工作单位的体力劳动。[203]最后,中共内部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为大跃进时期激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许多毛泽东的批评者声称,“百花齐放”运动是中共的一种狡猾的举动,首先鼓励知识分子说出意见,然后抨击他们并压制对党的任何批评。事实上,百花齐放运动的推出是为了争取数百万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一方,其中包括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斗争和批评。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相对少数的试图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知识分子跳了出来。在那时,不同的政治斗争手段变得必要。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也动员群众批评和反抗这些右翼分子,而不是依靠行政措施来粉碎异议者。就这样,毛泽东打破了斯大林处理人民与政党之间政治分歧的方法。[204]

在这些运动中,毛泽东试图找到让人民群众前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时发挥政治主动性的手段,他推动广泛的辩论,以便把正确的观念从错误的观念中挑选出来,并让群众批评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实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毛泽东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205],这导致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呼吁。

(5)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论多党竞争

这些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建立不受党领导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意见,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或在新殖民地国家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组织政治竞争的建议有一些相似之处。一份尼共(毛)2003年的文件解释说,在“传统观点”中:

“群众没有任何机会,或没有准备,或被禁止对(党)进行自由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竞争。结果,由于执政党不需要在群众中与其他政党进行政治竞争,它逐渐变成具有特权的机械官僚党,在其领导下的国家也变成机械的和官僚主义的体制……

只有把群众的权利制度化,在党不能不断自我革命的情况下,群众有权建立另一个革命党或国家的领导,才能有效地审查反革命。民主国家宪法下的不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政党、组织和机构同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不应局限于与共产党合作的机械关系,而应强调民主的政治竞争与为人民服务有着辩证关系。”[206]

虽然我们同意其他政党可能能够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也许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积极作用,但这一概念存在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我们不同意尼共(毛)声称苏联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缺乏与共产党的政治竞争的结果,而其他政党可以作为群众的替代方案以拯救社会主义。这是对更深层政治问题(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势力以及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的过于理想主义和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其次,由于尼共(毛)同时发展了这一立场并展开了其新的政治战略,使这一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他们的战略设想是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君主制,而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几个代表尼泊尔封建、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几个政党和平竞争。在成功发动持久人民战争,并于占尼泊尔领土85%以上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机构十年之后,尼共(毛)的领导层显然吃饱了老酒,转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推动西式资产阶级民主。

在2006年11月尼共(毛)与七个议会党派签署了一项要求在2007年年中选举制宪议会的和平协议后,这一战略达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根据尼共(毛)的说法,该制度将持续一段时间(不明确,但很长)。最后,他们认为,可能和平过渡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207]

事实上,这种与反动党派和平竞争的新制度永远不会让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达到新民主主义阶段,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208]虽然所有的革命都需要战术上的妥协和联盟,但成功的革命从没有放弃他们的独立性和群众保持政治军事主动权的手段。历史经验表明,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共产党有必要发展人民政权组织,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和铲除旧国家机器,特别是反动军队。在尼泊尔,人民的政权机构,包括人民解放军,正在通过这一新的政治战略解散——并且在未来也被宣布放弃。[209]

(6)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论社会主义社会

2006年中期,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毛主义政党——发表了一份声明,批判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政治战略。[210]它也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政治竞争:

“关键不在于确保群众通过选举让一个党取代另一个党的权利,这无论如何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或官僚封建共和国的常态。关键在于确保群众在审查新官僚阶层的出现,以及自己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和革命转型的整个过程中,积极和创造性地参与监督党和国家。党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组织和领导群众审查反革命,并在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这是世界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经验传递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马列毛主义对最适合无产阶级的政府形式的认识是公社或苏维埃或革委会[革命委员会],因为它们不是作为清谈馆和单纯的立法机构,而是作为立法和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的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并且在人们认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可以随时撤换……如果我们看看持久人民战争的过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力量的基地都通过革命民主选举建立村委会(gram sabhas)一级的民主政权,这一政权也可以随时撤换。在这里,政权机构与人民的意志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因此它真正民主。”[211]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印共(毛)指出“很难理解替代革命政党是如何存在的——特别是因为共产党总是明白不同的政治路线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要么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还指出,如果被击败的阶级有机会以“民主”的方式“竞争”,那么就有允许被击败的阶级和平地或通过政变重获政权的危险。[212]

(7)总结

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茁壮成长并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能力涉及几个辩证相关的任务。主要任务是保持共产党的革命性;不断释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增强其管理能力以掌握包括经济、教育、文化、国际事务和社会其他领域在内的复杂事务;彻底改变生产关系[213]和社会关系[214]; 限制价值规律[215]和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法权)[216]的作用;使社会中的所有阶级无产阶级化[217];并坚定支持和援助全世界的革命。

如果劳动人民的世界观不改变,他们就无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对这些挑战并取得新进展。当人们学会表达自己并组织各种政治形式时,他们会发现这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没有一个坚持革命方向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如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会失去国家政权。党是决定性的,因为它的作用是指导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道路。因此,党内生活必须包含强烈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发展的斗争,以及鼓励党内批判性思维。你最不想在党内或社会主义社会中看到的就是唯唯诺诺的男女成员。(a membership of yes-men and women)

在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中最先进的分子应该被带入党内,成为领导者。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以集中对社会和世界形势做最深入的认识,制定使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并支持世界革命。

由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俄国革命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文革期间在地方和省级组织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指导原则是选举制度,使人民的声音得到倾听,民众的利益得到体现。一般而言,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要适应于历史条件; 人们的政治意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会发生变化,无产阶级政权将随之发展并采取新的形式。

同时,群众必须有权批评和监督党及其政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要素。此外,人们必须能够组织起来进入群众组织和反对党——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或试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最好让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公开场合进行,党和群众可以在这里讨论整个社会的政治路线、方向、优先事项和政策——并与那些与共产党有分歧的人斗争。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培养批判精神的一部分,这将加强无产阶级统治,而不是削弱它。必须鼓励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其他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必须让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常保持心情舒畅。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每个人都感觉好像他身子里有刺。”[218]

在中国,有一些支持1949年革命的民主党派,在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继续在活动受限的条件下与中共一起运作。1957年,毛解释了中共对这些政党的政策: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219]

我们认为,毛泽东的推论可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有关。虽然每个国家在夺取政权后都有自己的自由和必需品,但允许不反对社会主义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和组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可能是有益的。

如果不止一个政党和军队在推翻旧秩序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政治组织的权利尤为重要。这将成为许多国家革命斗争的一个特征。在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武装斗争时期和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被缩短,使其中一方难以建立政治霸权。在包括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若干民族,并已经发展了分别的革命政党或组织的社会中,情况也是如此。

在所有这些社会中,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的胜利将取决于有关各方的领导能力,包括他们参与和协调各方努力的能力。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新民主主义(如果适用)或社会主义社会之下——需要共同努力,以争取这些政党或尽可能多的人民,团结起来,发展一条有凝聚力的路线和一个独占领导地位的共产主义政党。

结论

由于斗争的艰巨性、历史经验的缺乏、20世纪70年代初期客观不利形势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和其他革命者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实质性困难,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中国并让它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卓越之处在于它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220]

我们应该问,如果没有1966年至1976年中国的经验,世界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会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数百万人觉醒到政治斗争中的经验和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就。今天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会没有必要的工具来解释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先后逆转。如果没有清楚区分修正主义和革命的不同道路的标准,那么从现在制定前进道路的困难将是巨大的,而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的吸引力将是巨大的。

相反,文化大革命为后代留下了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的宝贵遗产。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努力将达到更高水平,以更直接地管理整个社会。

正如成功的革命永远不会重演一样,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即使是中国本身的革命,也不会简单地复制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的经验。[221]在未来,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真正的共产党人会更加意识到威胁,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动员群众,并在党内强大到足以揭露和消除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们挑战无产阶级统治之前)。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会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寻求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人和提倡那些早晚会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的修正主义者之间会有多次的力量考验。这些周期性较量所采取的形式将是多种多样复杂的,但它们无疑将包括诸如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

此外,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革命运动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不断使党革命化,鼓励群众批评党员和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全社会范围内文化和思想斗争(包括研究革命理论以指导实践)的重要性。最后,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反对苏维埃修正主义者的论战,特别是反驳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为今天的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今天在世界各地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作斗争的严肃的革命政党和团体正在研究和辩论这些问题。马列毛主义,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今天得到了印度、菲律宾、土耳其、尼泊尔、希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巴西等国家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坚持、发展和创造性应用,这对全世界被压迫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如果不回答关于第一波社会主义革命所遭遇的逆转方面的困难问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就无法激励数十亿人,就不能在未来采取不同的做法。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运动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之一就是无处不在、令人窒息地声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这必须通过认真分析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和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如何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应对。随着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正面和负面教训的深刻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成为21世纪更强大、更有活力的力量。

——(美国)马列毛主义革命学习小组

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

注释:

[1]罗伯特·F·威廉姆斯是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先驱以及它实际上的国际大使。身为 1950 年代NAACP(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北卡罗莱纳州门罗支部的主席,他遭受 3K 党、当地警察和其他反动势力的猛烈进攻。当他呼吁当地黑人社区在自卫中拿起武器时,他面临来自当地和州警察的死亡威胁和不实指控,以至于他和家人于1961年至1969年背井离乡。在古巴,他通过报纸“The Crusader”和一个覆盖整个南方的广播“Radio Free Dixie”继续他的政治活动。在此后,他因黑人民族主义而遭受在古巴的美共成员和部分古巴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和攻击——后两者认为他在分裂美国工人阶级。“美国不能有单独的黑人起义”,古巴安全部门(Cuban security)的领导人如是告诉他,“因为数量原因,白人工人必须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 (Timothy B. Tyson,Radio Free Dixie,p. 296)。威廉姆斯于是离开古巴前往越南与胡志明见面,并随后前往中国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2]《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运动斗争的声明》

[3]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革命联盟于1968年在旧金山湾地区成立。它逐渐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并于1975年成为美革共。

[4]详见例如:韩丁(William Hinton)的 Turning Point in China,1972; Ruth和Victor Sidel 的Women and Child Care in China,1973,以及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的 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1972.等文本。

[5]这包括三个华裔美国人团体:Wei Min She(位于旧金山,受革命联盟/美革共影响), I Wor Kuen(位于旧金山和纽约市,之后成为League for Revolutionary Struggle的创立者之一)和the Asian Study Group(位于纽约市,后来成为Workers Viewpoint Organization/Communist Workers Party)

[6]注6:见www.chinastudygroup.org 中的articles一栏

[7]Nancy和David Milton,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64-1969,1976,p. 148.作者们当时任教于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该书的标题取自毛泽东最喜爱的中国谚语“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于中国革命中大字报的影响,见Goran Leijonhufvad,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 and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1990

[8]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用标志性的语言描述那些认为应当模仿苏联一切事物的官员:“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9]修正主义者一词用于形容那些自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或创造性地发展它们,但在实际上推行一种剥离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意识形态或立场的人或组织。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1)做出仅限于自身的改良,而非与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结合,以做出达到一场与现存财产和政治关系决裂的革命的变革 (2)否认——往往基于主观臆想——统治阶级试图复辟的凶猛程度。更加普遍的是,修正主义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导致以下观点的形成: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以及长久的国际和平在这帝国主义时代是可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1)声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推行物质刺激和政治消极,并否认意识和意识形态在引导工人阶级更直接地决定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地作用,(2)用于维护和扩大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继续存在的财产、教育、信息掌握和决策权力方面的不平等,以及(3)淡化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这些阶级的物质基础,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往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途中必要的阶级斗争的强度、特征和长期本质。

[10]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3rd Edition,1999,pp. 220-227. Meisner的书为毛时代提供了总览和有用的数据,但它存在较大缺陷。迈斯那认为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官僚国家”,并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尽管他描述并支持文革中的不少社会转变,他仍将之视为一场失败。

[11]Stephen 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Planning and Management,1949 to the Present,1977,pp. 74-84. “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是鞍山宪法的核心要素,毛泽东根据大跃进期间先进工厂的经验编纂了该制度。其他因素是政治挂帅; 大搞群众运动; 开展技术革命; 加强党的领导。 同上,p129。

[12]后来,决定收入分配的核算单位从公社层级降至生产队层级。

[13]Stuart Schram,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1974,p. 146. 这是一部珍贵的毛主席先前未出版著作的合集

[14]Meisner,p. 235.

[15]干部指代全职党员和政府官员

[16]人口统计学专家Joseph Ball最近分析了几本比较饥荒年代前后人口普查数据的广为流传的研究。Ball展示了这些人口普查并不靠谱,且仅在1980年代才被发表,那时新政权否认1956年到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成就(www.monthlyreview.org/0906ball.htm)。 高默波认为1953年的人口普查极其虚高。该普查宣称中国的人口从1947年的四亿五千万升至1953年的六亿(其中包括国共内战的年数)。这点本身就可以解释1953年和饥荒后人口普查中“消失”的 数千万人。(《高家村》)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1999,pp. 127-128.韩丁在他的最后一本书 Through a Looking Glass Darkly,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006,中采访了经历过“三年困难”的各省村民。他们报告了口粮短缺,但没有人因饥荒死亡。韩丁有力地说明道:“当人们放弃在家乡生存,抛弃他们的土地并大规模迁徙,一个农业国便会发生饥荒……当弃置土地的现象发生,数以百万计人们跑路前往他们希望能发现食物的地区,这些大规模迁徙是很难被掩盖的”。他总结道,当时局部确实有饥饿,甚至饥荒发生,但数千万死亡的报导是不可信的(见其书第9章,The State and the “Great Famine.”)

更何况三年干旱和洪水所造成的总死亡数放在解放前的中国可能会高上几倍。1950 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如水坝和灌溉系统等基础建设给予农民面对自然灾害新的保护。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未经革命转型的农业国相比,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寿命预期、健康和生活质量均得到巨大提升。

[17]Meisner,p. 265. Andors,pp. 119-136.七十条的前提是经理控制和利润挂帅(包括经理奖金)是工厂效率和整个国家经济内投资和资源分配的最佳保障。这大刀阔斧地抛弃了社会主义计划和以社会需求为本位的生产。

[18]出处同上.,p. 261

[19]注 19:1965年,毛评论道:“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出处同上,p. 271处(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20]http://www.marx2mao.com/Other/PGLtc.html

[21]由于右派的反对,学习大寨和大庆的运动直到文革时期才得以完全实现。

[22]1965年,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因坚持现代军队必须在苏修援助下建成而被免职。

[23]当地5个关卡之一

[24]引自一首著名唐诗

[25]“大字报是一种非常灵活,有效,便捷的政治手段。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墨水,一些纸张,一把刷子和写作的能力。即使一个人不能写作,他或她总能找到其他人来帮忙写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时期采用的“四大”之一。其余三大为大鸣(充分发表意见)、大放(充分的自由)和大辩论。韩东平(音译),《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

[26]苏联大使馆所在的街道被改名为“反修路”,英国殖民地香港则被改名为 Expel-the-Imperialists City

[27]尽管多数红卫兵组织针对修正主义权威和封建习俗,反对红卫兵的团体——往往由高干子女组成——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父母的特权和职位。在很多学校,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组织间斗争尖锐。

[28]Rodrick MacFaquhar 和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2006,p. 92.这本书包含一些有用的细节,但它忽略了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并声称文革是一场以“谋杀、骚乱”为特征的不必要的动乱,并最终导致邓小平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复辟。

[29]Jan Myrdal 和 Gun Kessle,Chin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d,1970,pp. 106-107.

[30]韩东平,pp. 55-56.

[31]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y Elizabeth Perry 和 Li Xun (1997) 详尽地描述了一月风暴,却误解了上海文革中工人组织内斗和社会变革间的重大区别。

[32]MacFarquhar和Schoenhals,p. 165.

[33]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待遇成为一个单独的议题。1960年代初刘少奇减低成本、增加利润的举措使他们的数量快速增长。这些工人没有医疗保险、就业保障,工资也比国企员工少。由于当时上海专注于夺权、重构政治权力的紧要任务,他们的需求直到几年后才被满足。1971年,许多临时工变为正式员工,而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在医疗和其他福利方面的区别亦被废黜。Perry和Li,pp. 100,116.

[34]巴黎公社倡导由民主选举产生、群众可以随时罢免的领袖,以及对常备军的废除。毛泽东在与来自上海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的讨论中否决了公社模式。他认为工人阶级仍需要以共产党为形式的先进政治领导,而且一个由联邦制公社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在帝国主义盘踞的世界中生存。
Schram,p. 277-278. http://www.marxists.org

[35]Perry和Li,pp. 156,162

[36]在1969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像建立党时一样通过群众重建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37]早在1966年,林彪就宣称“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在给江青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毛回答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Jaap van Ginneken,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Piao,1977,pp. 61-63.林彪曾经说过:“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MacFarquhar 和 Schoenthals,p. 98.若要参考张春桥对林彪借一场的1970年中央委员会会议把毛泽东是天才写入党章的企图的反对,见同上,pp. 328-332.

[38]这些军事指挥官中有不少人领导了1976年终结文革的军事政变,包括总参谋长叶剑英。

[39]见“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Maoist Era and Its Lessons for Today,” pp. 28-31.

[40]他们只在被捕、毛泽东去世后才被称作“四人帮”,故本文将他们称作“四个人”。

[41]Barbara Barnouin和Yu Changgen,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2006,pp. 276-77.

[42]B. Michael Frolic,Mao’s People: Sixteen Portraits of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80,p. 85.

[43]在一份大字报内,六位来自北京市政府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声称委员会已经四年没有开会了,而且原本的24个工人只有1人仍留在委员会内。Leijonhufvud,p. 123.

[44]同上,p. 116

[45]1974年,毛泽东发布了三条关于阶级斗争、稳定与团结和经济发展的指示。当邓小平试图将之歪曲为经济发展挂帅时,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据报道邓曾回问:“我们怎么能天天讲阶级斗争呢?”邓相当清楚,阶级斗争针对的是哪些人和他们的政治纲领的。

[46]Barnouin和Yu,Zhou Enlai,pp.301-303; Barnouin和Yu,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8,pp. 35-37.这些书籍描述了1970年代初毛泽东与周恩来政治分歧的发展。

[47]Barnouin和Yu,Zhou Enlai,p. 301;韩素音,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994,p. 395.尽管毛泽东在 1970 年代初对周恩来持批评态度(尤其在外交领域),他不希望罢免周恩来。据报道,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反对江青对周恩来发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Barnouin 和Yu,p. 300.

[48]在1980年至1981年展示性的“审判”后,张春桥、王洪文和江青被判终身监禁,而姚文元则被判了20年。

[49]在China Winter: Workers,Mandarins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 (1981)一书中,一位1976年至1977年间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in Shanghai)的意大利教师 Edoarda Masi报导了一场工人组织和当地民兵的政变。1977年初,她访问了一座机床厂。那里的革委会已被清洗,工人的生产效益被张贴在一张大记分榜上。pp. 291-92.根据被境外监视的省级电台广播,一些地区存在罢工和攻击党政办公室的现象。And Mao Makes Five,Raymond Lotta 编辑,1978,p. 49.

[50]韩东平,p. 157.

[51]《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http://www.marx2mao.com/Stalin/SC36.html
[52]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5,Section VIII.

[53]内部矛盾是发生变化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也不脱离这一辩证法的中心原则。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解释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否认内部矛盾的存在将导致严重问题。毛泽东在谈到苏联的经验时问道:“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他认为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斯大林的后期,人们说不得坏话,批评不得党,批评不得政府。斯大林实际上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说坏话的,说闲话的当做敌人,所以就冤枉了许多人。”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54]韩丁,pp. 20-21.

[55]这些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的不平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关于这个重要概念的讨论,以及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限制它,详见后文。

[56]一篇于1976年在理论杂志《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讨论了如刘、邓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的本质:“作为个人,他们不一定拥有资本,像旧资本家一样经营工厂和银行,但他们的政治路线是积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的不平等],这条路线集中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愿望。”这篇文章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党内资产阶级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将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到那时,走资派将不分大小地在他们自己之间按照他们拥有的资本和权力成比例地瓜分劳动人民创造的所有财富。” Chuang Lan,“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Lotta,pp. 371-372. 在这段时间,张春桥认为需要更深入地“深刻描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研究哪些构成了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的鲜明特征,以及党内走资派的鲜明特征和本质,我们将很难写出专门针对这一主题的高质量文章。这些文章应不仅能够教会今天的人们某些东西,而且还能为子孙后代带来教育价值。” MacFarquhar 和 Schoenhals,p. 433【译者注:未找到原文】

[57]这些人的代表之一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在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中小企业国有化完成前赞成延长新民主主义阶段。

[58]在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外国朋友们或许无可避免的对文化大革命过于乐观。左翼力量聚集在所谓“四人帮”控制的出版物(如《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周围,对左翼力量的实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仅有一个片面的图景。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歪曲感知也在外国游客被带领参观样板工厂、社区和公社时产生。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型不是普遍的,而且遭到修正主义势力的顽固抵抗,文化大革命的先进政治经验才是最值得理解和支持的。

[59]《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委员会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http://www.etext.org/Politics/MIM/classics/mao/cpc/cc_res_11p.html

[60]Meisner,pp. 371-372

[61]Ruth Gamberg,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p. 233.

[62]1967年8月毛主席和外国【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A Talk by Chairman Mao with a Foreign [Albanian] Military Delegation,August 1967) http://www.marxists.org

[63]根据2001年在德国的一项展出的节目单:“我们经常听说文革时期的音乐是单调的,人们在整个时期仅被允许表演相同的‘八部样板戏’。尽管这种描述部分正确,仅仅在文革的前几年中就有18部作品被官方评为样板……这些样板以京剧、改编过的当地戏剧、芭蕾、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及合唱的形式出现,成为文革音乐菜单上的主食。音乐创作和表演团体以不同形式改编、再改编样板戏——这种行为再中国音乐史上是很普遍的。”“反思文革的文化”
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conf/propaganda/musik

[64]高默波,“Deb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 We Only Know What We Believe?” 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 34,No. 3,2002,pp. 427-428. 关于他所在的村庄中的文化活动和体育运动,又见《高家村》,pp. 162-164(页码英文版,下同)

[65]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Xueping Zhong,Wang Zheng 和 Bai Di 编辑,2001,p. 80.

[66]高默波,“Deb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p. 429.

[67]出处同上,p. 428.

[68]196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呼吁保护传统文化机构和遗迹的文件。出处同上,p. 426.

[69]Some of Us 中的 Zhang Zhen,p. 171.

[70]其中的部分考古发现,以及关于创生它们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解说,于1975年在华盛顿特区和堪萨斯城的展览馆展出。

[71]Ruth Gamberg,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p. 230.

[72]在山东省的一个大县,1953年至1965年高中毕业的1600名学生中,很少有人回到原来的村庄,而上大学的人没人回去。韩东平,p. 28-29(页码英语版,下同).

[73]考试中的“突然袭击”和难题被用于向学生施加恐惧,是封建和修正主义教育系统中最有压迫性的特征。

[74]《高家村》pp. 103-107,159-161.本书作者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在1969年至1973年被他的村里人选为小学和中学教师。此后,他被选中去厦门大学深造。

[75]Meisner,p. 362.

[76]韩东平,p. 107-112. 作者在山东省一个80万人口的县中进行了文革教育改革的研究。

[77]Gamberg,pp. 51-55.

[78]尽管外国代表团往往被送到教育转型最为成功的样板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方法和结构为全国学校中发生的变化提供宝贵的见解。

[79]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by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 1972,p. 203

[80]关于南京一所小学里孩子们工作的描述,详见 Gamberg,pp. 92-97

[81]出处同上,pp. 77-78

[82]在山东省即墨乡(Country)【前文一直为county县,此处疑似有误】【原书译作即墨】,物理教科书包括热力学和磁场的理论材料和现实生活中这些理论的应用,包括柴油引擎、电动马达和水泵。韩东平,p. 114

[83]关于文革时期的学校课程,见 Gamberg,pp. 131-38; CCAS,p. 211; and Dongping Han,pp. 112-114.

[84]Gamberg,pp. 14

[86]Gamberg,p. 67.

[87]出处同上,pp. 140-141.

[88]Turning Point in China,pp. 99-100

[89]CCAS,p. 147.

[90]出处同上,pp. 224-27.

[91]Gamberg,pp. 236-40.

[92]韩东平,pp. 117-119.

[93]Gamberg,pp. 271-82.

[94]1972年起,周恩来总理试图恢复旧的高考制度 Barnouin and Hu,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2006,p. 277.

[95]可在www.archive.org/details/Breaking_With_Old_Ideas 上观看《决裂》在毛泽东逝世后,文革前的措施被恢复时,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尤其得以凸显

[96]Jing Ling,Education in Post-Mao China,1993,pp. xiii,27.

[97]仅在 1980 年,就有 23700 所学校被关闭,影响了一千四百万学生。《高家村》p. 114。在山东省即墨县,高中的数量从 1977 年的 89 所降至 1987 年的 8 所。韩东平,p. 166.

[98]这些故事歌颂了在为他人服务中牺牲的人——1930 年代为红军做手术而去世的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军队的煤炭工和移山的愚公(此处根据句式略有修改)。后者基于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其中一位老人用锄头移掉他家门口的两座山;毛泽东激励中国人民像愚公一样移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99]Peter Lowe,The Vietnam War,1998 中的 Chen Jian,“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p. 167.

[100]Janet Goldwasser and Stuart Dowty,Huan-Ying: Workers’ China,1975,p. 144.

[101]101CCAS,p. 251

]102]若要针对这些发展更详尽的讨论,详见“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Maoist Era and its Lessons for Today.”第 11-19 页

[103]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妇女部以组织、领导妇女进行革命政治活动。红军进入无组织的村庄时最早的任务之一就是组建妇女协会。在1930、40年代成立的解放区,妇女协会组织农民妇女织布、缝衣衲鞋、担任护士并成为农村游记战士。妇女协会的工作包括组织政治学习班、反对殴打妇女和童婚,以及支持离婚权。Women in China,ed. Marilyn Young,1973,pp. 73-87,190-191.在《翻身》中,韩丁描述了妇女协会在 1940 年代末国民党统治时在山西省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的工作,pp. 157-160.

[104]Goldwasser 和 Dowty,p. 140.

[105]1972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由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执笔在《北京周报》上发表,提出了这些问题。该文章节选在 Ruth Sidel,Women and Child Care in China,1972,p. 184.上

[106]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并没有提及为男女彻底平等做斗争的条目,对“破四旧”——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呼吁并未以父权制为目标。

[107]Emily Honig和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1988. p. 4.

[108]Wang Zhen in Some of Us,p. 50.

[109]在1980年代,“铁娘子”们被中国媒体以世界各地女性所熟悉的方式揶揄为不合妇道的、嫁不出去的、毫无吸引力的“假小子”Marilyn Young,“Chicken Little in China,”,收录于 Promissory Notes: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Kruks,Rapp 和 Young 编辑,1989,p. 241.

[110]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1983,pp. 110,

[111]Mobo Gao,Gao Village,p. 167.

[112]Sidel,pp. 92,109-126. See also Goldwasser and Dowty,p. 163.

[113]《安徽某县女性批判林、孔对女性的诋毁》(“Anhui County Women Criticize Lin-Confucius Slanders of Women”,译自英语,非原标题)新华社1974年3月6日版。参观者报导说城市的革委会比乡村的女性人数更多。

[114]Goldwasser和Dowty,p. 171.他们参观的那些工厂中女性在工厂革委会占比处于4%-18%(女性的在劳动力中的占比为 12%-67%)

[115]Andors,p. 131,和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116]Goldwasser and Dowty,p. 173.

[117]出处同上,p. 177.

[118]也有关于一些立志于颠覆传统的农村男性的报告。在一个公社内,“实际上关于女性的新观点是由男性发现的。他们去参加了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会议。当活动家们从会议回来的时候,他们敦促自己的妻子‘站起来’……先是女性开始参加我们女性自己的会议,倾听对革命政策的解释,接着我们开始和男性一起参加全体大会。”Jack Ch‘en,A Year in Upper Felicity,pp. 144-145.

[119]Andors,p. 143. 寒春(Joan Hinton)“Politics and Marriage,” New China,June 1976.

[120]出处同上,p. 133

[121]Andors,pp. 147-48.Andors提到那些与当地公社成员结婚的年轻女性因反抗不得“下”嫁的传统和坚持婚姻的选择自由而受到表扬。

[122]Jan Myrdal and Gun Kessle,Chin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1970,p. 137.

[123]Johnson,p. 195.妇联在1967年由于狭隘地关注家庭和福利问题,并贬低妇女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而被解散 Andors,p. 103; Young,Women in China,pp. 170-171.

[124]这场运动将为奴隶社会制度辩护的孔子与林彪的政治观联系起来。儒家的意识型态——包括其严格的社会等级和对官治的坚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打击目标。孔子的一句名言是“举逸民”,因此,批评孔子实际上是变相批评像邓小平那样刚被平反的走资派。

[125]Andors,pp. 132,133.

[126]出处同上,pp. 128-129

[127]Johnson,p. 201-202.又见寒春在北京附近的一所村庄对批孔运动的记录,“Politics and Marriage,” New China,June 1976.

[128]出处同上,pp. 202-203.当时也努力鼓励上门女婿婚姻,即男性加入妻子的家庭。其动力来源于在节育运动运动中减轻女性担心自己如果没有儿子,在年老后不会得到照顾的恐惧。出处同上,pp. 199-200.

[129]Sidel,p. 49; Johnson,pp. 213-214.

[130]Sidel,p. 39.1989年,一位北京年轻女性告诉一位美国访客她想穿着高跟鞋并成为那种“漂亮女孩”,以获得一份在办公室地职位。她的祖母评论道,她的高跟鞋只是一种新形式的缠足。

[131]Goldwasser 和 Dowty,p. 159

[132]根据一份报导,数名农村男女生因为夜间在同一间房屋内交谈而被捕。Johnson,p. 183.

[133]《高家村》中文版 p247-p248

[134]这是“生产关系的转变”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该概念的解释详见后文

[135]Andors,p. 163

[136]出处同上,pp. 165-172

[137]出处同上,p. 218.这些决定是在工厂层面决策的。

[138]Gamberg,p. 190.

[139]Andors,p. 221.

[140]出处同上,p. 187.

[141]CCAS,p. 178; Andors,p. 237.

[142]Gamberg,p. 284.

[143]注143:New China’s First Quarter-Century,pp. 79-82.
http://www.etext.org/Politics/MIM/classics/lifeundermao/newchina1975.html

[144]Meisner,The Deng Xiaoping Era: 1978-1994,1996,p. 189;高默波,“Deb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424-25.

[145]Masi,pp. 219-20.

[146]由20-30户家庭组成的生产队是生产的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队的领导层为农业生产的日常生产计划、计算工分和发放工资负责。生产大队由数个生产队组成。十至三十个生产大队构成一个公社,后者主要负责总体规划、建立新的工厂和基建,以及教育和医疗服务。

[147]韩东平,p. 65.

[148]出处同上,p. 70

[149]出处同上,pp. 67-68.对于四川省类似的这回转型,详见 Stephen Endicott,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1989

[150]韩丁,Turning Point in China,p. 42.由于大寨废黜了自留地并强调政治教育,许多保守的党内官员和一些地区的军队指挥官反对“学大寨”运动

[151]CCAS,pp. 171-173.

[152]Feigon,pp. 168,169

[153]根据韩丁的说法,“在乡下,有的农村发展得好,有的陷入停滞,还有的只有些无关痛痒的发展。很多原因造成了这种鱼龙混杂的现象,但最重要的不充分的领导。当一所村庄拥有一个有能力的、诚实的、负责的秘书,并最好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党支部时,它才会向前奋进。”

尽管不少运行良好的公社将产值翻两、三番,毛时代中国的粮食产量仅仅微弱的高于人口增长。“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November 1991,p. 9. 山东省即墨县的人均收入在 1966 到 1976 年间翻倍,属于上述第一类。寒东平,p. 147

[154]寒东平,pp. 128-130.

[155]关于文革后农业“改革”的详细分析,见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

[156]New China’s First-Quarter Century,pp. 199-209. See also the description in Meisner,p. 360.

[157]CCAS,pp. 239-240.

[158](原文为空)

[159]高默波,p. 88.

[160]详见在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1977中毛泽东于1958-1962年创作的三篇论文

[161]见 pp. 26-27.

[162]毛时代女性解放斗争的优缺点在pp 35-44有所讨论

[163]对1967 年群众起义中的极“左”倾向,详见van Ginneken,pp. 111-149

[164]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写道:“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

1967年2月,毛泽东评论道:“现在我们的斗争方式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张春桥二月十九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

[165]韩丁,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1972,p. 187.

[166]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攻击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大量的此类攻击是由党政官员和其他势力为保护自身特权而发动的。根据 Meisner:“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先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恰恰是在党组织支持下成立的、旨在保护党的官僚的“造反派”。……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脆弱、最容易被当成“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政治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但是,最早开始做这种声名狼藉事情的,正是那些以党的机构为靠山的造反派组织,而党的机构正是毛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攻击知识分子背后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保护现存的党组织机构。”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文版).另见高默波,“Deb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 424.

[167]韩素音,Wind in the Tower: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49-1975,p. 332.韩素音是中国革命的一位自由派朋友,但在毛泽东去世后成为邓小平的辩士。

[168]Some of Us中的Naihua Zhang,p. 20.

[169]Miltons,pp. 285-286.

[170]见韩丁《深翻》。本书记录了 1967 年山西的派系斗争。

[171]韩丁,Turning Point in China,p. 17.

[172]韩东平,pp. 158-59.

[173]Meisner,pp. 334,344; van Ginneken,p. 100.

[174]详见 Mao‟s letter to the PLA dated January 27,1967,in Jerome Ch‟en,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1970,p. 135(即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175]Lotta,p. 49.

[176]1975年,张春桥创作了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认为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以使中国留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http://www.marx2mao.com/Other/ARD75

[177]疑似是毛泽东的说辞首次出现在197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Jaap van Ginneken,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Bio,2nd ed.,1977,p. 303.

[178]该疾病学术上被称作肌萎缩性侧束硬化症,导致毛泽东喉、咽、舌、隔膜、右手和左腿处的运动神经细胞恶化。MacFarquhar,p. 414.

[179]众多研究者都同意毛泽东允许1973年邓小平复出。毛泽东也许认为这是在林彪事件后恢复对解放军的文官统治的必要举措。或许,毛泽东后来反悔了这一决定。

[180]正如之前所说,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代初转向右倾。他不但保护、提拔邓小平,更是试图亲自扭转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成就。由于他在党内、政府内和群众内有可观的支持基础,在揭露他的政治路线、他在右倾反击中的幕后作用及争取部分中间力量时,需要一些不同的策略。

[181]有关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如何来促进山东省工农赋权的鲜活案例,请参照 Dongping Han,pp. 63-66.

[182]韩素音,p. 340; Van Ginneken,p. 227.

[183]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写道: “我们必须发展集体领导,而不是只关注任何一个人或委派革命权威。对一个或几个人的依赖,而不是发展集体领导,让整个党员和群众参与决策,始终是导致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巨大逆转的原因之一。在斯大林、毛泽东等优秀的无产阶级领导人去世后,苏共、中共都轻易地变成了修正主义者。” p.12,发表于 http://www.peoplesmarch.googlepages.com.

[184]Schram,p. 164.也在 http://www.marxists.org

[185]很有必要把这种观点与邓小平的“三个世界理论”区别开来。毛泽东倡导为了对抗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在战术上,在某些领域与美国结盟,而邓小平则希望与美帝国主义建立战略同盟和政治理解。

[186]1970年代初,这种观点亦包括苏联是世界上的“主要威胁”,即它比美帝更危险。这种观点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与西方帝国主义结盟以对抗德帝国主义的历史有相似之处而得到证实。这条路线不仅仅是保卫苏联社会主义的必要策略,它更是苏联领导层通过共产国际强加在国际共运头上的总体战略。就像1970年代的中国一样,这条认为帝国主义中的一个阵营比帝国主义中另一个阵营更危险的路线鼓励了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印度、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者实行阶级调和。

[187]此观点的部分问题在毛泽东一段广为人知的名严中得以反映: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句表态是折衷主义的,因为它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与被压迫民族内部的革命运动画上等号。

[188]见James Petras,“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Measuring the Rise or Fall of US Power,” November 1,2006,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15464.htm。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Petra 讨论了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的情况。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称谓,是一个有些不同的议题。和其他国家一样,朝鲜也越发在食物、能源援助方面、依赖周边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和中国,并通过类似附属加工厂的经济特区(像中国的那些那样)从这些国家获得投资。

[189]正如列宁曾说过的那样,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人民有权利选择哪个统治阶级事先选好的候选人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压迫他们。

[190]这些论文将在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上发表。关于这些会议的一份报告可在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magdoff010706.html 上查看。

[191]这场悬而未决的辩论的许多历史术语在总结斯大林极其领导下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性论战中就曾出现这场从1956年到1964年的论战在出现时就尖锐地展现出两种论点的区别:第一种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扬弃;第二钟则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批判斯大林及其领导方法的同时坚守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百花齐放运动、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了释放群众主观能动性的新方法。这场论战的一些基本元素可以在以下文献中得以洞察: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63年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这是中共挑战苏联修正主义的系列文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的一篇);以及1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2]此外,多于80%的大学学生是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或富农的孩子。

[19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部分

[194]出处同上,第九部分.

[195]韩素音,p. 100.

[196]Meisner,pp. 177,179.

[197]毛泽东继续说,“这时候,提出怕批评,就是有弱点就是了。这个弱点有没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当批评,无论那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March 1,1957,in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1976,Volume II: January 1956-December 1957,eds.,John Leung and Michael Kau,1992,pp. 352-53.

[198]Meisner,p. 172.

[199]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对待持错误意见的人的看法:“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200]《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20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八部分

[202]Meisner,p. 180.

[203]韩素音,Wind in the Tower,p. 105.

[204]毛泽东对斯大林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然而,他在1957年春南京的党会上严厉批评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允许批评。他害怕那些想批评的人,害怕让百花齐放。他只会允许芬芳的花朵绽放。他也害怕让百家争鸣。只要有一点点怀疑,他就会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会逮捕或处死人。这就是混淆了两种矛盾,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是敌人和我们自己的矛盾。”在一场事件中,学生向南京一位党领导提交请愿书并大喊“打倒官僚主义”,希望解决若干问题。毛泽东在提到该事件时评论道:“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头要落下地。” 《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205]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该矛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尖锐。从而,毛泽东挑战了由刘、邓拥护、于1956年八大被采纳的观点——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和先进社会制度的矛盾。上述观点是修正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即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彻底改变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和通往共产主义的主要任务。

[206]”Present Situation And Our Historical Task,” The Worker #9,p. 63,”On the State.”部分
http://cpnm.org/new/English/worker/9issue/document.htm

[207]详见(1)对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的访谈,收录在The Worker #10,page 40 http://nepal.singlespark.org(2)2006年11月尼共(毛)和七个议会党派的和谈呼吁解散尼共(毛)在农村有政治实权的组织,并将毛主义人民解放军(Maoist People‟s Liberation Army)与尼泊尔军队合并。www.nepalnews.com/archive/2006/nov/nov08/news01.php

[208]对幻想着“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不是抽象的或教条的。它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那是在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和1973年的智利,成千上万本来不必死的人因被“和平道路”解除武装而遭反动将军毒手时流下的血这条路线的恶果也在其他事件的动向中得以体现,其中包括乌拉圭的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和南非共产党。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解除了人民的武装,抛弃了社会主义目标,倒向共享权力的报酬,与资本和谈,并给成千上万仍困于压迫关系下的群众留下破灭的希望和混乱。幸运的是,在菲律宾的山区、土耳其的库尔德斯坦、安得拉邦的解放区和巴西的贫民窟,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然而,此观点不能被视作赞同一切武装起来的人。许多军事组织在时机和情况尚不成熟时对武装斗争和游击战错误地展开实践,抑或在政治和军事上用他们自己代替群众,抑或在有利的条件下跟随一条错误的或是审错重点的路线,针对潜在的朋友和盟友,却不能孤立人民之敌:这一切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经验也值得总结,但该议题在本论文范围之外。

[209]近年来,很多革命者和解放运动支持者的心随着尼泊尔革命的进展而动荡。尼共(毛)现在前进的方向——它还声称该方向是普遍的,应当被其他地区采纳——已经使很多人感到恐慌,尽管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修正主义的“议会社会主义者”赞扬这一策略的改变。尽管尼泊尔的革命者毫无疑问会与这些策略问题做斗争,并到时候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也会上升到国际层面。国际主义要求我们学习尼泊尔革命面临的情况,以及细心检验基本原则的改变。

[210]People‘s March的五、六月刊包括一篇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发言人的采访,其中详尽批评了尼共(毛)的政治路线。(www.peoplesmarch.googlepages,com)。紧随其后的是2006年11月印共(毛)中央委员会的一则声明。该声明进一步讨论了尼共(毛)的策略,包括它接触人民解放军的政策。www.singlespark.org/?id=Azad2006Nov13

[211]www.peoplesmarch.googlepages.com,pp. 5-8.

[212]出处同上

[213]“改变生产关系”指代生产关系的全部三个方面都要被改变——所有制,劳动分工(包括管理和决策,脑力/体力劳动,克服传统特权和歧视的训练和特殊项目),和商品、财产的分配。

[214]“改变社会关系”指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其中包括接触和使用权力、财产、教育、文化和影响的广泛的一系列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时常以阶级、阶层、性别、主体/少数民族、城乡差距及脑力与体力劳动的方式呈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当马克思写到转向共产主义需要废除“四个一切”时提到了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215]限制价值规律指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使将经济生产从寻求最高的市场投资回报转变为解决社会的需求和问题而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对生产优先级的重置由不同机制来完成——必需品的份额;刺激、补助那些利润不高,但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有必要作用的商品生产或服务;削减高利润奢侈品的生产;以及发动政治运动,来为特殊项目募集广泛的支援服务,并持续这一行为。具体例子可以是资助学校和医院建设、为解决农村地区营养不足而生产食物和为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提供教材和其他物质援助之类的任何事情。这也需要对“任何事物应当以高利润产品为中心”这一路线进行高度集中的斗争。通过这些问题上反复的运动,整个社会都能加入对生产的转变,使之为社会需求和目标服务。

[216]“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指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用于减少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差距的改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分配所得财富大多都归于资本家,只有少数被用维护和再生产那些生产财富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将这些财富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使那时的工人首次能够获得他们生产成果的大部分。这被称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相较于资本主义的巨大飞跃。然而这也包含着不少不平等。由于不同工人再体力和技术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他们有权根据其劳动的不同价值获得不同工资,因此可以不同的速率累计财富。这通常被称作“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它奖赏并加强了以自身利益作为劳动动力这一观点,而非集体利益。它已成为不平等地累积物质和社会资源——包括决策权,教育,文化和对信息的接触——的桥头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深化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转型的运动不断发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已成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前往共产主义的重要部分。这往往包括缩小工资差距和保障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平等接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描述这一步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通过文化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也意味着削减资产阶级累计财富、政治权利和对其他资源的特权。这里的资产阶级不光指代传统的老资产阶级,更指代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在政府中的地位会给自己的盟友和支持者提供财富和特权。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工程清晰的危险,并应成为对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的斗争的主要目标。

[217]社会各阶级的无产化进程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挑战开端,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社会主义转型才能完成。这一时期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伟大的教育运动,和缩小城乡差距、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官僚均成为进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人:无产者。其结果正如《国际歌》所宣告的那样:“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将成为全人类【译者注:原文为“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 shall be the human race”,对应中文版“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218]“Conversation with High-Level Cadres and Leaders of Democratic Parties,” Autumn 1956,Leung and Kau,p. 142. (译者:未找到原文)

[21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部分.另见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处)

[220]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世界上第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持有相同态度。尽管它在短短两个月内被由德国军队支持的法国资产阶级镇压,马克思写道公社成员“冲天”是正确的;列宁观察到十月革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革命者正确总结了巴黎公社政策的优劣。

[221]关于今日中国工农斗争的一份详尽、振奋人心的报告,详见 Robert Weil 的文章 “A New Revolution? Chinese Working Classes Confront the Globalized Economy.” http://www.oaklandinstitute.org/?q=node/view/371

部分参考书目:

译者按:保留原文,括号中是已有中文版的著作

1)毛泽东的著作:

Jerome Ch’en,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1970.

John Leung and Michael Kau,eds.,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1976,Volume II: January 1956-December 1957,1992.

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197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至1962年毛泽东关于苏联经济理论的著作和读书笔记。http://www.marx2mao.com/Mao/CSE58.html

Mao Zedong,―On the Correct Hand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Section VIII,Selected Works,Volume4,1957,p.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5.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Mao‘s Selected Works,Volumes 1-9

Mao Zedong,―On Contradiction Selected Works,Volume 1,1937. (毛泽东《矛盾论》)

Stuart Schram,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1974. Also published as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by Penguin. 这是毛泽东许多过去未发表著作的宝贵汇编。

2)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叙述

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2006. 最近出版的这本著作探讨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周与毛之间的差异。

John and Elsie Collier,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1973.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1972. 基于美国学者 1971 年的一次旅行,本书有关于城市、公社、工厂、教育、医学、艺术、妇女和外交政策的宝贵章节。

Jaap van Ginneken,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Piao,1977. 一本荷兰作家关于文化大革命挫折和逆转的好书,涉及到了林彪事件。

William Hinton,Turning Point in China,1972.《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的作者在 1971 年访问中国后写了这本短篇著作。

Roger Howard,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People,1977,George Allen & Unwin.

Goran Leijonhufvad,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 and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1990.

Maria Macciocchi,Daily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72. 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代表会议的著作。

Edoarda Masi,China Winter: Workers,Mandarins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 (1981). 作者于 1976 年和 1977 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意大利语教师。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2006. 这本书包含了一些有用的细节,但它声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谋杀”、“混乱”和其他过火行为,这导致了邓小平瓦解社会主义。

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3rd Edition,1999.(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这本经常被引用的书提供了毛泽东时代的有用概述,但它有几个缺陷。迈斯纳认为中国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官僚国家,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虽然他描述并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要社会变革,但他认为这是一次失败。

Nancy and David Milton,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64-1969,1976. 两位美国教师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看到的文化大革命。

New China’s First-Quarter Century,FLP,1975.
http://www.etext.org/Politics/MIM/classics/lifeundermao/newchina1975.html

Elizabeth Perry and Li Xun,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7 详细描述了一月风暴中的政治力量,但本书的价值由于误解了上海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组织的斗争与发生的社会变革之间的重要差异而受到损害。

Ruth Sidel,Families of Fangshen: Urban Life in China,1974.

Han Suyin,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98-1976,1994. (韩素音《周恩来传》)韩素音是中国革命的自由派朋友,但在毛泽东逝世后成为邓小平政权的辩护人。

Han Suyin,Wind in the Tower: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49-1975.(《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件

CC-CCP,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11th Plenum of the 8th Central Committee,August 8,196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它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宪章”。
http://www.etext.org/Politics/MIM/classics/mao/cpc/cc_res_11p.html

Raymond Lotta,ed.,And Mao Makes Five: Mao Tsetung’s Last Great Battle,1978.这本书有一个解释性的介绍,它支持所谓“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它包括左派和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主要文件。

Raymond Lotta,ed.,Maoist Economics and the Revolutionary Road to Communism: The Shanghai Textbook,1994. (《青年自学丛书——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上海教科书”最初于 1975 年以《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名义出版。

David Milton,Nancy Milton and Franz Schurmann,editors,People’s China: Social Experimentation,Politics,Entry Onto the World Scene,1966 through 1972,1974. 包含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要文件。

Zhang Chunqiao,“On Exercising All-Round Dictatorship Over the Bourgeoisie,” 1975.
http://www.marx2mao.com/Other/ARD75.html 四个人的领袖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

4)工业和农业

Stephen 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1977. 关于毛泽东时代工厂中的社会变革的最佳著作.

Anita Chun,Richard Madsen,and 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1984. 一本有趣的著作(虽然片面和实证),通过文化大革命及随后邓小平的解体来看乡村的变化。

Stephen Endicott,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1989.

Dongping Han,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2000.(韩东平《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 山东即墨地区。

Janet Goldwasser and Stuart Dowty,Huan-Ying: Workers’ China,1975.

William Hinton,Through a Looking Glass Darkly,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006. 作者的最后一本驳斥最近歪曲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过程的研究的著作。

Mobo Gao,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1999.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江西省

Mobo Gao,―Deb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 We Only Know What We Believe?‖ 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 34,No. 3,2002.

Jan Myrdal and Gun Kessle,Chin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1970. 山西省刘岭村

5)妇女

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1983.

Joan Hinton,―Politics and Marriage,‖ New China,June 1976.

Emily Honig and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1988.

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1983,

Ruth Sidel,Women and Child Care in China,1972.

Marilyn Young,―Chicken Little in China,‖ in Promissory Notes: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eds.,Kruks,Rapp and Young,1989 Marilyn Young,ed.,Women in China,1973.

Xueping Zhong,Wang Zheng and Bai Di,eds.,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2001. 经历过文革,今天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中国女性的著作。

6)教育和医疗保健

Breaking With Old Ideas,1975. (电影《决裂》1975 年)这部电影描述了新生工农学校内部的政治路线斗争。可在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Breaking_With_Old_Ideas 观看。

Dongping Han,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2000. (韩东屏《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

Ruth Gamberg,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7.

Mobo Gao,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1999.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W. Hinton,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1972.

Victor Nee,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1971.

7)资本主义复辟与今日中国

William Hinton,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1978-1989,(韩丁《大回潮——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1990.

Robert Weil,―A New Revolution? Chinese Working Classes Confront the Globalized Economy,‖ 2006. http://www.oaklandinstitute.org/?q=node/view/371

Robert Weil,Red Cat,White Cat: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1996.

8)20 世纪 60 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a) Cheng Yen-Shih,Lenin’s Fight Against Revisionism and Opportunism,FLP,1965. (郑言实《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b) Long Live Leninism,FLP,1960. http://www.marx2mao.com/Other/LLL60.html

(《列宁主义万岁》)

(c)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195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http://www.marx2mao.net/Other/HEDP56.html#s1
and More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 http://www.marx2mao.net/Other/HEDP56.html#s2

(d) 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FLP,196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这是中共与苏共论战文章的汇编,在 1963 年至 1964 年期间有毛泽东亲自或指导撰写,涉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战争与和平、新殖民主义、评价斯大林历史的作用和苏联的性质等问题。
http://www.marx2mao.com/Other/Index.html#CPC

9)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a) Armando Liwanag,Chairm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Stand for Socialism Against Modern Revisionism,‖ 1992. (菲律宾共产党《坚定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第二次大整风运动的文件之一,重申了菲共革命路线,反对党内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它的攻击。www.philippinerevolution.net/cpp/index.shtml

(b)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Without a Struggle Against Revisionism It Is Impossible to Take Even One Step Forward in the Revolution,Senior Member of the Polit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in People’s March,August￾September 2006.
http://www.singlespark.org/PeoplesMarch/PM2006-8-9.pdf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c) MLM Revolutionary Study Group in the U.S.,―Assess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epal: A Bibliography on the State,a Peaceful Transition to Socialism,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Negotiation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January 3,2007) Write mlm.rsg@gmail.com to request a copy. 美国马列毛主义革命学习小组

(d) MLM Revolutionary Study Group in the U.S.,―The Political,Military and Negotiating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37-1946)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epal,(February 2007) Write mlm.rsg@gmail.com to request a copy.(美国)马列毛主义革命学习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