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联盟正在巴西农村为建设新政权而奠定基础

Redspark
二〇二〇年

我们之前的文章描述了巴西贫农土地斗争的历史。自1995年以来,土地斗争被分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机会主义的,即采取被动姿态等待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组织;另一条是革命的,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抵制选举和伪善的“民主”,并组织起来建立新政权的基础。

本文将从当前形势、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三个方面,对贫农联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进行梳理。

一、巴西今天的土地状况如何?

谁拥有巴西的土地?

从1500年巴西殖民地化到1822年的正式政治独立,巴西的土地是葡萄牙国王的财产,葡萄牙国王赏赐给一些贵族家庭占有和开发土地的权利。“独立”使这些赏赐成为了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也使得新的巴西帝国的统治者(佩德罗一世,后短暂兼任葡萄牙国王,译注)掌握了分配土地的权力。1889年的共和国宣言并没有改变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到目前为止,尽管几任总统作出了承诺,但仍没有进行改革来改变这种局面。这意味着,巴西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殖民时代的封建分割的产物,其分配不是基于人民的需要,而是基于与皇室的亲疏远近。

这段历史的结果是,农村总计大约550万被称为大庄园的农村庄园(rural properties)(超过4亿公顷)中的2%,集中在占据了48%土地的大约23000名地主手中,这损害了只拥有20%土地(约8千万公顷)的500万小土地农民(small landed peasants)家庭(91%)。小土地农民拥有的土地最多为100公顷,其中绝大多数最多拥有40公顷土地。中等财产者(8%)则拥有100到900公顷土地,占据了32%的土地或1.2亿公顷土地。500万农民家庭没有土地。

这种土地集中的程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土地制度之一,自从卢拉政权通过《土地法》(Terra legal)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恶化。这部法律将超过1.5亿公顷的公共土地转让给了地主。

“无地者”(Landlessness)

在巴西,“无地”的概念经常被用来描述许多农民生活和耕种土地的情况,他们耕种的土地被称为“Posseiros”(往往数十年或数个世纪),这些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大庄园主或是公共土地。与现实情况相比,机会主义者更关注土地的法律概念,而非土地的物质现实情况,因此,他们称这些农民为“无地者”,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财产所有权。革命者简洁地称这些人为贫农,这是一种基于小块土地的阶级描述,他们通过各种半封建的租佃形式,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种或劳作。

那么巴西有没有“无地”农民?是的,有些农民没有土地可耕种,这就是为什么贫农联盟要在全国组织土地夺取。然而,一旦农民耕种了哪怕一公顷土地,“无地者”一词也就不贴切了。

对贫农的暴力

自从第一次逃奴堡(Quilombo)起义(指奴隶和失地农民等占据山区等土地自力更生对抗政府的行动,译者注)以来,国家和大庄园主一直在合作屠杀农民,而这些屠杀从未停止过。自1995年圣埃琳娜战斗以来,除了无数次的定点暗杀外,还发生了另外三起大规模屠杀:1996年帕拉州的埃尔多拉杜·多斯卡拉雅斯、2016年马托格罗索州的科尔尼扎和2017年帕拉州的保达尔库。

屠杀之所以继续,是因为土地与耕者的根本矛盾尚未解决。贫农的悲惨生活迫使他们夺取和占领土地,继而被庄园主的枪手们驱除。此外,巴西政府不仅对这些杀戮视而不见(例如,根据大赦国际,在1985年至1996年期间,976名贫农被杀害,只有7人因此被定罪),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派遣军警协助庄园主的枪手。(上述四起大屠杀就是这样的。)

在卢拉及其继任者罗塞夫担任总统期间(2003-2016年),针对贫农的暴力行为从随意的残杀转变为对贫农领袖、土著人民和逃奴堡组织的更有选择的暗杀。今天,暗杀和大规模屠杀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民族问题

要了解巴西民族问题的情况,必须牢记,巴西是一个通过“征服”(即种族灭绝)进程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国家。这使巴西成为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还有许多未被承认和受压迫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被巴西国家压迫的少数民族。据估计,他们有90万人口,主要集中在亚马孙森林,拥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

逃奴堡中的人们也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强迫同化过程。他们始终保持着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抵抗,保持着相当的文化、独立的经济生活和数百年来明确拥有土地。他们也组成了传统社区。

这两个群体同贫农一道,以大庄园主为主要敌人。但机会主义政客们对他们挑拨离间(给予一个群体特殊的权利,迫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权利发生矛盾),革命者呼吁少数民族、逃奴堡与贫农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

虽然机会主义者卢拉承诺给土著人民“划定土地”,但在巴西劳工党统治的14年中,土著保护区的建立实际上放慢了速度,大庄园主和农业综合企业对土著土地的开采增加了,对土著土地的巧取豪夺合法化了。这种土地霸占在葡萄牙语中称为grilagem,因为大庄园主利用注册处进行注册,伪造所有权文件。为了让他们看起来更老,他们把文件和一种特殊的蟋蟀——葡萄牙语为grilo——放在一起,这些虫子分泌的液体使文件看起来更老。这些土地大多是公共土地,《土地法》允许大庄园主耕种。因此,这也增加了土著人民遇害的人数,使其上升到军政府时期的杀戮水平。

另一方面,革命者的纲领为建立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承认土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即分离和形成自己国家[State]的权利)和逃奴堡遗留的传统社区的特殊条件,并将努力使他们团结在一个承认他们权利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国家中。

非政府组织问题

巴西有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其中90%以上的非政府组织自70年代末军政府开始衰弱以来就一直存在,由于巴西半殖民地化给群众带来的苦难,这些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与国家平行的结构,免除了国家某些职能的责任。

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是由外国(即帝国主义非政府组织)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发起和资助的。这就排除了那些试图把自己描绘成“巴西的”,但只由帝国主义国家提供资金而存在的非政府组织,因此它们与公开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拥有同样的利益。

它们的首要作用是影响人们对政治(所谓的“民主”)的关切,以便对国家的改革产生影响,以及传播外国帝国主义文化。虽然非政府组织派教师到巴西教英语可以被视为一件好事,但这些项目背后的主要意图是训练人们用帝国主义势力所说的语言进行交流(从而进行贸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85%的对外援助预算都用于非政府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还起到收集有关该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信息的作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关于报告义务的严格法律)。

“国际”非政府组织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而“国内”非政府组织则服务于统治阶级不同派别的利益,故他们的行为也与前者相似。

这两类非政府组织都以不同的借口,例如:“捍卫亚马孙森林”、“两性平等”或“健康权”针对土著、妇女、贫民窟和贫农等受压迫群体。它们用来平息人民对半殖民主义的愤怒的策略是承诺提供财政支持,或通过腐蚀一些社区领袖实现的。事实上,他们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被压迫者问题的根源,并采取行动阻止人们对大庄园主进行必要的造反。对大庄园主的造反不仅会改变少数人的处境,而且会改变所有被压迫群众的处境。

二、贫农联盟如何反抗?

贫农联盟制定了一个叫做《我们的道路》的纲领,其中包含了与群众所面临的压迫作斗争所需要的具体步骤。它与机会主义者的计划的主要区别在于,为达到目的,它不涉及使用政治伎俩和法律策略。

贫农联盟反对大庄园主土地集中的斗争,正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他们强制占领土地的战斗性。针对无地问题,贫农联盟发起了土地夺取。为了防止对农民的暴力和谋杀,贫农联盟组织了自卫。关于土著人民和逃奴堡,贫农联盟正在建立一个捍卫人民权利的统一战线。而对于非政府组织,贫农联盟回答说,人民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征地到集体化

自从占领圣埃莉娜的种子播下后,革命者就表现出他们不会等待腐败的国家或帝国主义者来解决土地问题,从而使自己区别于机会主义者。许多地区开始没收和占领土地,今天仍在继续。但是,夺取和分配土地只是一个漫长进程的第一步,因为摧毁大庄园制意味着与统治阶级(以及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者)最斗争,并最终和私有财产作斗争。

在他们的纲领中,贫农联盟确定了生产合作的两个阶段,以及未来的第三个阶段。

互助阶段:一旦一个地区被夺取,农民们开始占领,土地会根据家庭规模被分成相等的地块。贫农享有财产权,这得到了进行占领的农民的人民会议和他们的领导机构保卫土地革命委员会的承认,这为新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每个贫农家庭都耕种自己的土地,但互助政策得到了推行。当地主们为提高自己作物的利润而互相竞争时,保卫土地革命委员会教导农民们,他们可以一起生产更多的作物,并从增加的产量中受益。

合作社阶段:互助的观念和实践一旦在革命区深深扎下根,就有可能发展到农民同意把土地集中起来共同耕种的阶段。这既涉及到田间的集体劳动,也涉及到收获的集体分配和商品化。这也可以意味着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集体所有权。一些革命区已经处于这个阶段了。

集体化阶段:这个阶段被看作是未来的前景,它首先要求的不仅是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要求农民有更高的觉悟。

什么是新文化?

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同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文化霸权作斗争,贫农联盟在革命区推广了新文化。

帝国主义除了进行军事和政治占领外,还传播腐朽的文化,以麻痹人民,使他们将压迫者视为救世主,却憎恨自己的阶级。帝国主义者将他们宣传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声称他们提倡“自由与民主”和“道德”,但实际上,他们的文化却提倡完全相反的东西:个人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酗酒、吸毒等。

为了反对这种霸权,引进社会主义的关系和实践,贫农联盟确定了革命区的十六条职能规则和纪律。除了为治理建立新的民主结构外,第6、第7和第8条还直接谈到促进与社会上其他人的新生活方式,即禁止吸毒(包括酗酒),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或性别的歧视,以及禁止卖淫和赌博。

此外,贫农联盟促进体育、文化(艺术和文学)并建立组织来鼓励这种行为。革命区最根本的运动之一,是在人民学校进行的扫盲斗争。这些学校还开设课程以提高政治觉悟,包括分析巴西、世界的现状及其矛盾。

教育与卫生

革命区往往远离城市和基础设施,家庭的教育和健康问题至关重要。

贫农联盟将教育和健康问题视为改造巴西农村所必需的四大基本支柱之一。在革命区,这种改造是通过人民学校和卫生诊所进行的。虽然在大多数地区,儿童仍然上公立学校,但人民学校根据学习、工作和斗争(即科学调查、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为16岁及16岁以上的人推行另一种形式的教育。人民学校既可以扫盲,又可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

关于健康,贫农联盟的目标是通过传统的治疗知识和使用草药、卫生措施和下水道系统作为未来人民健康诊所系统的基础,促进预防和治疗疾病制度的发展。

如何保护革命区?

虽然被占领的土地被保卫土地革命委员会和人民会议宣布为合法和公正的,但以资产阶级法律角度所定义的土地占领的非法性质带来了镇压活动。想让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的大庄园主雇佣枪手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将农民运动的日益壮大视为他们对巴西半殖民地/半封建剥削的威胁,他们通过巴西的国内统治阶级进行直接镇压,通过军事、准军事和警察暴力进行镇压,也通过它们控制的司法系统进行镇压。几个世纪以来,大庄园主和国家一直采取武力方式对群众进行屠杀,并有针对性地杀害农民领袖。

但机会主义者认为,组织游行、号召联合国对杀戮采取“行动”就足够了(忽略了杀戮者与联合国背后的那些人是同一回事),而革命区则制定了自卫政策。

这项政策旨在培训每个地区的所有成员,使他们能够抵御正面攻击(驱逐行动中的枪手、宪兵等)以及渗透企图。获取敌人动向的情报,传播反情报,也被视为自卫的一部分。

三、北米纳斯一个革命区的成就

《我们的道路》的路线是在圣埃琳娜战斗后确立的,在2000年贫农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我们可以以北米纳斯工农联盟桥革命区的成果为例,通过观察其取得的具体成果来衡量其路线的正确性。

工农联盟桥

工农联盟桥位于瓦泽尔恩迪亚和圣约大庞特(北米纳斯)两个小城市之间的一个地区,这里在1998年被革命者所占领。它有35个家庭居住和耕种,经常面临被驱逐的威胁。2006年,贫农联盟的同志们组织起来解决了一个对当地儿童造成致命后果的问题。这个地区靠近一条河,学校的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穿过这条河。然而,这条河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只有三根临时的、不稳定的圆木铺在一条河上,这条河在洪水泛滥时有时会有危险的水流。

在两名孩子在河中溺死后,圣约大庞特市长(来自劳工党)曾多次在学校所在的最近村庄的竞选活动中发表讲话,像前几任市长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承诺修建一座桥梁。农民们热情地为他投票。但一旦他当选,他的承诺就变成了空话;突然间,这个项目就不可能了,因为它太贵了(估计要花10万雷亚尔),而去市政厅抗议他的决定的农民代表团甚至连开会都没有被获准。

通过这个过程,当地农民明白,国家干预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然而,农民虽然生性勤劳,却没有架桥的技术。如何设计它,应该使用什么材料,需要承受什么压力,这些都是他们无法确定答案的问题。

此时,“工农团结”的口号已不仅仅只是文字,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没有工人们的配合,他们就无法架起这座桥。

贫农联盟的农民们与他们在工人联盟(Liga Operaia,LO)的同志们联系,工人联盟的同志们很快就了解并确定了要做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己就是被大庄园主们驱逐后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迫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第一手了解了建设中所有潜在的不同困难,如水土流失和防洪。工人联盟工程师来到现场仔细检查和测量一切。他们的结论是:建造一座桥梁是可能的,估计这些材料的成本约为15000雷亚尔。当农民们想知道市长为什么要估算10万雷亚尔的成本时,工程师们解释了高估一个项目是腐败的政客们为自己捞钱的常见方式。(几年后,他们得知对卢拉和罗塞夫的腐败指控,这是多么的不足为奇啊!)

一旦设计好了,材料的问题就来了。农民们一致同意:市长答应了,所以他们要他信守诺言。市政厅前持续不断的示威迫使这位不情愿的市长公布了必要的材料。

从建设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得到报酬。那个地区的农民,当时叫“Para Terra I”和其他周边地区,以及玛雷塔工会(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和工人联盟基地的民建工人工会)和其他城市的工人每天以集体和志愿的行动参加施工。这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很高的政治觉悟,因为农民们还要在地里干活,工地上的工人们还要工作——两份累人的工作。

从一开始,当地的妇女就加入了这项工程,她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做饭和打扫卫生”,而且还参与了这项工程。大家集体决定,每周都有一天是工地上的“妇女节”。大家也设立了青年节。

随着建设的推进,一些善于思辨的农民开始意识到,除了农民们和工人们自己,这座桥将不需要任何人的工作。市长看到工程进展后,他冲到现场吹嘘说是他功劳(想让人们感谢他),因为他批准了这些材料,他们回答说,是他们自己交税所购买的材料,是工农领导了施工。他们问:“你,你做了什么?“不好意思,市长没有回答。

几个月后,这座桥的建设就结束了。北米纳斯的工农联盟建立了一座能够承载30吨货物的坚固桥梁。在2006年12月9日的落成典礼上,同志们估计许多参加者的总志愿工作日达到了1800天。该区的人民大会决定称之为“工农联盟桥”,这反映了工农联盟桥建设的真正主角,他们制作了一块牌匾,纪念参加工农联盟桥建设的80多名妇女和300多名男子的辛勤劳动。一位贫农联盟领导人宣布:“我们再也不会投票了。”

落成典礼一周后,市长来到桥上为自己举行就职典礼。没有人参加。他还放置了纪念牌匾,但上面写着什么仍然是个谜,因为这玩意儿第二天就消失在河里了。

通过这一过程,农民能够具体地看到,没有工人,他们将无法改变巴西的农村,正如工人们所理解的,他们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改变的关键是农民的土地斗争和摧毁大庄园制。

沙漠中的绿洲

北米纳斯地区是热带稀树草原气候,夏季干燥,雨季持续5-7个月,旱季持续3-5个月。这种气候一年四季都很温暖,土壤肥沃,只要有水,就能生产出充足的农作物。但随着气候变化,该地区的旱季越来越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因为长期干旱对他们生产自给自足的作物的能力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如果没有像大庄园和农业公司那样昂贵的灌溉系统,一年的产量很容易导致毁灭性的作物歉收。

但工农联盟桥地区的农民们通过桥的建设了解到,他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被动地等待最坏的情况发生。工农联盟又一次让他们做了机会主义者认为“太雄心勃勃”、“太昂贵”的事情。

如果将灌溉系统的成本除以该地区的35个家庭,数额就要低得多,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当每个家庭的不同地块彼此相距很远时,他们将如何安装集中灌溉系统?这个问题有助于农民认识到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集中在一起集体耕种的必要性。集体农田预留了30公顷,2011年,由工人联盟的同志们设计的灌溉系统的安装工程完成了。

一个合作社成立了起来,负责采购拖拉机等后勤工作。目前,30公顷土地中有16公顷已经耕种完成,其余14公顷土地的耕种工作正在进行中。每家每户每年的产量和份额都是集体决定的,每个家庭的任务是在某些地块上与其他家庭合作。除集体土地外,农民还有自己的土地,供个人使用。作为未来的目标,农民计划发展一个粮食银行,以便在粮食方面完全独立。

自2014年史无前例的干旱以来,这片集体土地已经成了沙漠中的绿洲:原本贫瘠的土地上长满了果树、木薯、玉米、豆类和辣椒,每个月都在生产粮食,宛若一片绿色的海洋。

政治化是发展被压迫者更广泛团结的关键

该地区是贫农联盟的革命区中最为发达的例子之一。它的成就不是靠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也不是靠机会主义市长的行动,而是因为农民内化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

该州作出了许多努力来摧毁该地区,但这些行动的结果也可以通过革命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窥见一二——它的园艺产品生产规模在该地区是最大的,因此,即使是该地区的非革命分子也支持它并反对野蛮的驱逐,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国家正在采取不同的策略把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建立了“Território Quilombola do Brejo dos Crioulos”,在这里,逃奴堡社区占领的领土,包括工农联盟桥革命区的土地都是被国家合法承认的。这使得最近的逃奴堡社区有权驱逐该地区的其他人,尽管大地主仍然拥有合法的财产所有权。

把一个受压迫团体和另一个团体对立起来,是一个古老的“让群众和群众对立”的伎俩,因为统治阶级为了阻止他们的团结而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种伎俩很管用。但在这里,因为社区的觉悟水平,它并没有起作用。贫农联盟的集体工作和政治化的结果,导致了几十年来反对歧视的斗争。因此逃奴堡人和该地区的农民进行通婚,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想要打败同志们的频繁企图是徒劳的,革命区已经存在22年了,并将继续发展集体工程。

四、今天的情况

贫农联盟在巴西不同的州已经夺取了几十个地区,在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互助或合作)。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社区采用《我们的道路》的路线,尽管有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距遥远,有些地区相隔数千公里,但这些社区之间的政治团结程度很高。

现在,运动正面临这样一种局面:机会主义者无法解决当前由于国际经济危机而加剧的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的解体危机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的博索纳罗政府,它鼓励屠杀贫农和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土著人民和逃奴堡人),建立了一支负责镇压的特别军事部队。在驱逐行动中使用武装车辆甚至直升机已成为普遍现象。

为了反对驱逐暴行的增加,贫农联盟增加了抵抗的程度,并在受压迫群众的所有阶层内寻求更大的团结,例如受采矿、修建水坝、种植均质森林(桉树)影响的阶层,包括城市工人群众。

巴西的情况需要增加斗争的强度;经过长达25年的斗争历史,主观条件已经表明它拥有抵抗和提高群众觉悟的能力。这两个因素推动巴西农民运动在争取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质的飞跃。

参 考

革命资料
贫农联盟,《我们的道路》,2001年,2018年修订
《人民之桥落成!》,《新民主报》,2007年2月
《公开信:保卫Para Terra I/Varzeland的农民家庭》,农民抵抗,2013年2月

其他资料
《巴西:科伦比亚拉和埃尔多拉杜·德卡拉雅斯:农村暴力、政治暴行和有罪不罚》,大赦国际,1998年1月
《回顾巴西的土地改革:1985-2016》,怀尔德·罗伯斯,2018年
《米纳斯吉拉斯的气候变化》,C&CI,2014年3月
《巴西的高效土地利用》,朱利安·阿松索,乔安娜·基亚瓦里,新气候经济报告,2014年

艺术作品来源
巴西艺术家安东尼奥·库什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