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国际局
二〇一三年

在土共/马列的创始领袖、我们战斗队的杰出建筑师、我们革命的鲜明特征的独特概念化的人易卜拉欣·凯帕喀亚遇害40周年之际，我们将沿着他的理论和实践所开辟的道路赢得未来和革命!

今年是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遇害40周年。1973年5月18日，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国家的军队在迪亚巴克尔的地牢中杀害他。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是我们党土共/马列的创始人。土共/马列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在土耳其的先进支部。

40年前，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严刑拷打后，当他被我们的阶级敌人杀害时，凯帕喀亚同志已经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名字。在他被从我们身边夺走后，他的名字不仅成为了反抗的永恒象征——“你们可以夺走我的生命，但不会得到党的任何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字成为了我们革命的目标和理想的真正解决办法的象征，成为了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持久人民战争的答案，成为了我们革命发展的保证。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革命者，将言行巧妙地融合在一个人的性格和头脑中。

事实上不仅如此。与鼓吹修正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夸夸其谈者和伪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是1971年革命运动坚定无畏的造反精神和声音的敢于挑战的巨大而永恒的纪念碑。此外，凯帕喀亚同志是打破前50年和平主义-议会迷倾向的转折点。当他以科学的勇气承担起清理土耳其无产阶级运动的发霉的精神状态和苏菲之后积累的“修正主义污垢”的日常任务的同时，他也在为土耳其的革命运动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武器：“暴力是我们革命的关键”。他坚持不懈地提出了马克思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一结论一直被改良主义者掩盖着。有了凯帕喀亚，毛的人民战争理论获得了土耳其特有的真实属性。他把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敲打在对手的头上。

与他同时代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同龄人、领导人如丹尼斯·盖兹米什和马希尔·恰扬相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共产主义的地位和定义这一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方面总是领先一步。除此之外，他就像一道闪电，以他对凯末尔主义、民族问题和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分析，突然划过万里无云的天空，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凯帕喀亚是共产主义的火炬和灯塔，照亮了凯末尔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本质，挑战了围绕库尔德民族问题的禁忌，与取消主义、在宪政路线上扮演“革命者”的人，以及那些希望垄断这一局面的顽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坚定的意识形态斗争。

他把智慧和逻辑的力量、普遍性和个别性、全体性和局部性、一般性和特殊性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用他的聪明才智将此转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消除了精神上的干旱，克服了矮小的观念，随着他的思想深度，我们革命的鲜明特点从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地被提取出来，在他身上找到了生命之树，他的理论成为真正的基础、实际的纲领，并以他的深刻的思想成为我们革命的真正杠杆。

我们党土共/马列已经在这个理论的坚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理论的基本支柱是在40年前奠定的。它通过遵循这一理论所描绘的路线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它是唯一实现这一目标的共产党，成为勒土耳其革命的一支非凡力量。凯帕喀亚同志为土耳其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留下了这样一份遗产，即它的力量和权力仍然是土共/马列战胜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国家的有效武器，也为建设新社会提供了必要的要素。依靠他奠定的主要基础，土共/马列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政治地位，并能够通过持久战战略在人民游击战争中扎下了根。我们党从未以“条件”为借口，走上“改造”他的基本原则的道路。他的理论已经通过了时间的考验，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好的指南和名副其实的基础。

他对我国革命的特点、前景和任务所给予的强烈关注丝毫没有失去其光辉。任何不理解凯帕喀亚和不坚持他的基本理论原则的革命进程都是以跛脚开始的。我们一生中创造性的革命行为不断地印证着他的理论。

在21世纪，土共/马列从他的名字、他的教诲和他的实践中获得了勇气和决心，获得了战胜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国家的主张和信念，获得了夺取黎明的勇气。

我们党沿着他的理论和实践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取得了光荣的共产主义的地位。因此，广大群众用爱、同情、热情和兴奋欢迎他的名字。这一事实的本质在于他的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军事路线，通过武器的变革力量将这一路线应用于我们一生的实践，以及他的崛起象征着彻底抵抗的顶峰。

事实是，他不是突然出现的；有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使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成为那个时期的活跃人物，这些因素对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作用，并使他爆发了革命的性情。

凯帕喀亚出现的条件与发展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的若干事态发展同时发生，随着民族与社会解放斗争和游击战的兴起，全球的热度也随之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之交和整个70年代，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热潮。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革命爆炸的导火线都被点燃了，新的革命和革命性的举措震撼着这个星球。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个信号火箭照亮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天空。越南革命的浪涛冲击了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灵感来源。在1968-69年期间，欧洲和其他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造反浪潮，以其激进主义、激烈程度和大规模蔓延震惊了统治阶级。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如洪水般泛滥，再也无法控制在狭窄的河床之内，这些起义的特点是游击战和革命行动。这些事件和事态发展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革命发酵作用，以惊人的速度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矛盾和对抗。必须记住的是，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短暂时代——行将结束的时期。这是资本周期性危机的开端。随后，在不断激化的矛盾、冲突和骚动中，进一步促进了群众和工人阶级意识的积累。

所有这些发展对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世界革命已经达到了适宜的阶段，也为个别国家革命形势的成熟、兴起和泛滥奠定了有效的条件。

当然，这些发展对我们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形势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形势始终处于高潮和低潮之间。总之，革命浪潮在这几年里也没有下落；世界上的“大都市”和“省份”都发现自己正处于社会动荡之中。此外，全球正处在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上。因此，在这一时期，凯帕喀亚同志曾说过，革命的客观条件在全世界和土耳其都是非常适合的。

在那些年里，世界处于美帝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两极轴心上。虽然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急剧加剧，但这些势力在奴役、掠夺和剥削世界人民方面毫不犹豫地进行合作。正如凯帕喀亚同志所指出的，同意毛的分析，被压迫国家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全世界的发展和变革的进程。也就是说，争取人民民主、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世界全局的重心。

除此之外，伴随着供应弧的火药桶，从亚太地区闪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雷声，在许多国家起到了内部对抗性矛盾的成熟剂的作用，对世界各地许多火山爆发的点燃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同样，从“造反年代”释放出的活力浓缩成了一个口号：“我们想要一切，现在就要！”并动员了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街头，在社会复兴的进程中也扮演着超导体的角色。那越南持续多年的解放斗争呢？从这张河床里流淌多年的熔岩在造反的街道上受到热烈欢迎，“更多，更多的越南！”的口号回荡在年轻人的嘴边。

1917年10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了长期的总危机。自十月革命以来，它从未能达到战前时代的相对稳定和平衡。因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与这一长期危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加深并进一步复杂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达到集体爆炸的程度。尽管资本主义在这些令人窒息的因素的重压下几乎无法呼吸，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的、特殊的发展为被压迫人民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努力将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崩溃”转变为“政治崩溃”。换句话说，革命就在资产阶级的脖子后面，成为一个突出的威胁。

越南革命、1968年造反风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综合影响，使世界各地的群众都纷纷左倾，促进了他们对革命的新的和更深刻的理解，并极大地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此，这成为一个有利的时机，有效地为在资本主义的陷阱中迷失、恐惧和迷惘的工人阶级，以及为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压迫、镇压、剥削和欺骗的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注入希望和决心。

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特征的亚非拉人民的阶级战争和民族解放路线，是决定这个时代特征的主要因素。事实上，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持续斗争构成了主要矛盾和对抗的重心。主要倾向是革命。

土耳其的革命和工人运动并没有脱离这一进程。自然，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暴也激励了土耳其人民和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发挥了作用，将以前盛行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推到了生活的边缘。

然而，必须指出，尽管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响是极为有利的，但土耳其的事态发展首先是基于土耳其的内部冲突和对抗。自1965年以来，工人罢工、工厂和土地的占领以及学生抵抗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这些斗争逐渐达到了新的水平，最终形成了1970年6月15日至16日规模巨大且有力的工人斗争，农民占领土地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在作为社会中最敏感、最有活力、最激进和最有组织的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分别代表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土耳其语缩写为TKP/ML）、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PLPFT，土耳其语缩写为THKP/C）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军（PLAT，土耳其语缩写为THKO）的易卜拉欣派、马希尔派和丹尼兹派。

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征，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在土耳其，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群众越来越被左派所吸引，左派书籍的翻译量迅速增长，并且有着大量的革命团体和组织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土耳其工人党（WPT，土耳其语缩写为TIP），通过思想俱乐部联合会（FIC，土耳其语缩写为FKF），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PRE，土耳其语缩写为PDA），通过土耳其革命工农党（RWPPT，土耳其语缩写为TIIKP），凯帕喀亚同志脱颖而出。他的出现和他提出的革命选择，对所有其他当代政治立场都产生了巨大的飓风般的影响，这些政治立场包括修正主义、和平主义、议会主义、凯末尔主义，持这些政治立场的人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

1963年，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组成了土耳其工人党，这些人实际上是试图利用1963年相对自由的宪法的改良主义者。这些年，工农群众有了大觉醒、大崛起的迹象。在1965年的选举中，工人党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成为吸引群众和他们向往的左翼的中心，成为了在国家和当时的执政党正义党的统治下饱受苦难的人民的希望之源。然而，工人党的改良主义和议会路线越来越落后于工农斗争的激烈性和活力。因此，在工农对体制的愤怒和这些斗争演变成更激烈的斗争形式之前，它更多地发挥着防波堤（或压力阀）的作用。

在同一时期内，一部分群众感觉他们在工人党内部和周围浪费了精力，越来越多的愤怒爆发似乎重叠在一起。尽管工人党获得了相对可观的选票，但正义党从1965年的选举中成为唯一的最大政党，在没有联盟的情况下组建了政府。在正义党执政期间，国家加强了暴力压迫的力度。随后，群众自发开展的斗争也随之愈加激烈。在这一时期，右翼的激进力量经常被用作到处攻击左翼的刀。这一时期还形成了“反共产主义斗争”协会。众所周知的右翼政党共和农民民族党（RPNP，土耳其语缩写为CKMP）成为国内法西斯的一个热点，并最终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党（NMP，土耳其语缩写为MHP）。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革命工人联合会（CRWU，土耳其语缩写为DISK）的成立，它是由离开了黄色的亲雇主的工会联盟“土耳其人联盟”（Turk-Is）的工人们组成的。然而，组成革命工人联合会的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改良主义的工人党和其他改良主义的左翼团体。

到了1968年和1969年，群众自发展开的斗争获得了越来越激烈的基调。罢工接踵而至，反抗的数量和规模增加了，学生的行动开始直接针对体制。更重要的是，正在发展的斗争开始获得新的特点，超过了工人党的范围。简而言之，直到1970年，斗争出现了持续的强硬化和激进化倾向。这一倾向也导致烈士人数增加。

这一时期的分水岭事件之一，是1968年夏天针对美国第六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规模抗议。警察以武力干预示威，对主要是学生的抗议者使用暴力，一名抗议者被杀。随后，全国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政府开始使用越来越极端的镇压手段，每天新闻中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一方面，政府的官方部队发动了系统的攻击，另一方面，作为对付左翼的重要武器，民间法西斯组织也被部署。1969年，在一场工人和学生手挽手游行的大型示威中，政府再次试图动用警力镇压这一事件，造成100多人受伤，2人死亡。直到1971年戒严令颁布后，在示威活动中丧生的人数已超过30人。

与此同时，土耳其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970年6月15日至16日的伟大的工人抵抗（The Great Workers Resistance）。凯帕喀亚同志认为这次抵抗是“土耳其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变得多么成熟的证据”。尽管这次反抗是作为对政府计划发布新的工会条例的反应而发生的，新工会条例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革命工人联合会，但实际上所发生的无非是工人阶级和群众对多年压迫和剥削的累积愤怒的爆发。

这实际上是一场彻底击溃所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所谓的左派实体（如米赫里·贝利、多安·阿夫乔格鲁、希克梅特·基维尔西姆利等）的运动。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革命目标，而是期待军队发动一场反对当时由正义党组建的现政府的政变。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权，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毫不迟疑地用坦克、枪炮和戒严法来镇压抵抗。从阶级对自身力量和阶级意识的认识以及对工人阶级周围阶层意识的跨越式影响来看，这次抵抗是一个转折点。

此外，就其结果而言，抵抗带来了许多丰富的教训。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主义机器的安全部队用暴力镇压抵抗的事实，对群众起到了唤醒的作用，粉碎了迄今为止主流的议会迷梦和寄托在军队上的希望。对抵抗的镇压是对凯帕喀亚的结论的重大印证：“革命将依赖暴力，这将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抵抗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揭示了与议会内的斗争方法相反的议会外的斗争道路。更重要的是，抵抗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它清楚地表明了群众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这件事表明，革命不会因为少数阴谋家的计划，比如政变，或者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激进行动而发生。抵抗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群众本身。此外，抵抗还提出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相当成熟，如果不把斗争从大都市扩展到各省，最后的革命努力几乎一定会失败。

对这些教训的吸收，丰富了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直到出现了先锋队。因此，这次抵抗占据了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的一个重要部分。

还必须指出，在这一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日益尖锐，持续的经济萧条使政治危机加剧到了极点，不堪重负的统治力量被迫使用过度的暴力和专制镇压工人、农民、青年和知识分子日益高涨的斗争。这种情况，特别是6月15日/16日工人的抵抗和随后的激烈对抗，对“上面的”和“下面的”路障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发展使资产阶级封建政权陷入了政治僵局。通常的议会统治方法和工具变得越来越无用。经济萧条使政治矛盾达到了极点。简而言之，到1972年初，该国受到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严重影响。

同时，1968/69这一代人以其鼎盛时期的行动进入了1970年代初；在激烈的冲突、死亡、工人罢工、农民的土地占领、学生的大学占领等环境中，这一代人在意识转变方面经历了一次飞跃，其速度和整合程度远超于上一代人50年。

在这种情况下，凯帕喀亚同志总结说：“为了进行武装的人民战争，现在的客观条件是极其适宜的；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如同雪崩般地发展起来；这些斗争断断续续地达到了武装冲突的地步。”

凯帕喀亚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对1971年3月宣布戒严后军事接管政府之前时期的具体分析。凯帕喀亚在分析中指出了土耳其局势达到的水平，指出了在这种形势下指导和领导革命发展的必要性。因此，在对客观条件作出准确分析的同时，他还描述了主观力量必须具备的特征。

事实上，在1971年之前的这些年里，通过罢工、抵抗、抵制、占领土地等，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水平都在迅速提高，农民群众和大学生青年通过频繁的行动和冲突，在斗争中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在这种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不能否认全球最佳条件的作用：从农村到城市的游击战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中心的学生和工人起义，对70年代的革命觉醒、革命高潮和革命组织的出现起了重要的触发作用。更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不久也将波及土耳其。

到1970年初，土耳其出现了一种新的革命运动，这种运动在斗争中反复经受考验，在反对政权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经验丰富，超越了资产阶级改良团体，如土耳其工人党；这场运动把五十年的和平主义和真正的修正主义的一切都推翻了。

综上所述，凯帕喀亚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在当时有利的历史和政治条件的影响下，通过群众的斗争和组织群众的斗争，从阶级斗争的熔炉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反响仍然震撼着世界的氛围中，在他参加土耳其革命工农党时所进行的艰难的内部斗争中，把自己的思想升华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组织的综合体。最终，通过武装革命斗争，通过“持久的、分散的人民游击战争”，通过对抛弃毛而“右倾”的土耳其革命工农党的斗争，通过真诚地、始终如一地保卫毛泽东，这种综合体将产生土共/马列（TKP/ML）。

但是，凯帕喀亚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限于土耳其革命工农党，它也是对在政权框架内禁锢自己的改良派和议会路线的进攻。

凯帕喀亚本人用以下文字描述了土共/马列的出现条件：“我们勇敢的工人阶级、无私的农民和勇敢的青年不断增长的斗争，越来越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在毛主席领导下发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影响，这一切都在为一场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并领导群众斗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无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PRE）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必要的“早期分裂”

众所周知，在1965年成立的思想俱乐部联合会（FID）中，凯帕喀亚同志以及土耳其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丹尼斯·盖兹米什和他的同志，还有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领导马希尔·恰扬和他的同志都很活跃。与此同时，到1965年底和1966年初，从一开始就坚持和平主义和议会路线的土耳其工人党和把希望寄托在可能发生政变上的米赫里·贝利集团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一时期，米赫里·贝利集团试图把大学青年的斗争转变成实现其政变野心的工具，而大学青年的斗争正变得越来越富有战斗性和激进。尽管这两个派系之间存在着相对的两极分化和不同的倾向，但本质上都是民族资产阶级派别，只是戴着社会主义的面具。当这两个小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时，凯帕喀亚所在的《社会主义光辉评论》（illumined socialist Review）杂志所确认的那个集团，站在了米赫里·贝利集团一边，用凯帕喀亚的话来说：“沿着米赫里·贝利的尾巴进入了舞台。”

这一时期，一部分左翼群众倾向于土耳其工人党，而思想俱乐部则聚在一起组成了以大学生青年为核心的思想俱乐部联合会。一开始，支持土耳其工人党的集团成功地控制了思想俱乐部联合会的管理委员会。然而，到了1968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亲民族民主革命的团体在管理委员会中占了明显多数。第三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两个团体的联盟。

在这个阶段的开始，1967年，凯帕喀亚和他的9个朋友一起建立了查帕思想俱乐部（Chapa Idea Club）。同时，他也是土耳其工人党的成员。然而，在思想俱乐部联合会中，观点的分歧逐渐发展，如凯帕喀亚所说，“这是意识进步和丰富经验的自然结果”。这些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上：一个是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议会斗争工具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另一个主张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也支持渐进革命理论。

凯帕喀亚站在后者一边，这个团体主张民族民主和渐进式革命。

他是这样解释他的选择的：

“在这个组织中，我站在主张民族民主革命的那一边。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光辉评论》出版物的圈子，在内容上并不完全是革命的，但与土耳其工人党相比，他们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对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群众的民主革命行动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69年，思想俱乐部联合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思想俱乐部联合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凯帕喀亚革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大会上，思想俱乐部联合会决定将其名称改为革命青年联合会（FRY），并最终成为革命学生青年最尖锐和最“激进”的青年组织和小资产阶级行动派（actions）。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这一新方针，也在内部引起了一个新的分裂阶段，即革命青年[或土耳其语为人周知的Dev-Genc（意为发展的青年，译注）]和无产阶级革命启蒙之间的分裂阶段。凯帕喀亚站在后者一边。

直接的实践和革命理论的进步促使凯帕喀亚意识的质的飞跃。因此，他开始更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启蒙集团的和平主义一面。无产阶级革命启蒙不愿意脱离米赫里·贝利右翼路线。

凯帕喀亚和聚集在他周围的马列主义反对派团体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启蒙集团对年轻人的行动和活动的和平主义与疏远的立场正在使它与广大青年脱节，即使年轻人的行动由于学生青年的小资产阶级特性而包含某些弱点和不足，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以凯帕喀亚为首的马列主义反对派，通过反复的案例和经验，清楚地看到，这个后来被称为土耳其革命工农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启蒙，实际上是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维护和实践修正主义。事实上，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启蒙修正主义切断了与米赫里·贝利的组织联系之后，它仍然在马列主义的掩护下捍卫他的右倾观点。

凯帕喀亚的以下段落值得注意：

“无产阶级革命启蒙只满足于在一旁观看年轻人进行的激进斗争，尽管他们忍受着死亡和日益加剧的法西斯压迫。这导致了与青年群众的完全脱节……

此外，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启蒙拒绝承认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这一事实。它否定农民的革命角色。它以‘条件尚未达到最佳状态’为借口，拒绝进行武装斗争。它是在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它是在拒绝各民族自决的权利。它仍然保留着它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国际上，它采取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走中间路线的态度。修正主义者夺取了苏联和东欧的政权，（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事实正在被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遭到否定。

后来被称为土耳其革命工农党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它一方面在主要问题上支持现代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又把手伸向毛泽东思想。这是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们撇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谈……”

在这一时期，随着这些发展和矛盾的推进，6月15日至16日的伟大的工人抵抗敲响了大门。对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启蒙内部由凯帕喀亚领导的马列主义反对派来说，工人阶级的这种巨大的反抗是一个关键时刻。用凯帕喀亚的话说，反对派从这种反抗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抵抗”揭露了无产阶级革命启蒙从一开始就遵循的顺从路线和右倾的特点。在揭露后来的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方面，这场抵抗运动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

正如当时的凯帕喀亚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与群众有联系的人能够准确地从伟大的工人抵抗中汲取教训，而那些与群众没有联系的人除了到处进行一些修饰以外，甚至看不到丝毫的进步。起初，在严酷的压迫和随之而来的戒严令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启蒙内部的顺从与和平主义路线可以部分地相信非法的组织和斗争的方法。然而，在戒严令放松的最初迹象出现后，顺从与和平主义路线迅速成为主流观点。

但此时，为了掩盖顺从的和平主义右派路线，他们开始踏上“吹牛文学”[蛊惑人心]的道路。一方面，人民战争被他们吹到天上去，但另一方面，人民战争仍然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路标。毛泽东成了一个掩盖迅速右倾的面具。但必须指出的是，修正主义者在“国家、军队、戒严令的阶级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等问题上，越来越脱离群众，因而不得不调整他们一贯的右派观点，他们也一步一步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此外，正如凯帕喀亚所指出的，他们似乎也认识到这样一种论点，即通过人民战争，从农村到城市，一点一点地夺取政权。不过这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因为即使是这种观点的转变也是机会主义和欺诈性的，他们表现得好像很久以前就在捍卫这些观点似的。

但是，在许多主要问题上，他们对民主革命的目的和实质还远远没有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声称要捍卫的论点，只在口头上得到支持；在实践上，他们从来没有偏离过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革命启蒙内部，马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领导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的斗争被仍在继续。资产阶级领导层坚持不理解民主革命的本质，只是假装捍卫这一原则，广泛地集中在合法的出版活动上，只在工农工作委员会和局一级组织，忽视在农村的活动，把非法活动作为次要的事情抛之脑后，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民主上，错误地判断原则和根本矛盾，反对土地改革，等等。

1971年2月的备忘录中，他们把马列主义反对派放在目标委员会，企图在真正的问题上欺骗党员。最后，在4月的会议上，凯帕喀亚和其他反对派团体一起散发了题为《让我们勇敢和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要求通过全面和真诚的自我批评来清理修正主义的烂摊子。但是，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议程中，没有这样的考虑。事实上，他们甚至阻止了马列主义反对派提出的提案的表决，这些提案概括为11项原则：

（1）农村[农民地区]的活动是主要的，城市是次要的。
（2）武装斗争是首要的，其他的斗争方法是次要的。
（3）非法活动是主要的，合法活动是次要的。
（4）只要敌人在全国范围内比我们强大，战略防御就是首要的。
（5）在战略防御中，以战术攻击为主，战术防御为辅。
（6）在这个阶段，就武装斗争而言，游击战争是主要的，其他的斗争形式是次要的。
（7）在城市（大城市）中，在战略防御时期，力量的积累和机会的等待是首要的，组织起义是次要的。
（8）在组织方面，以党的组织为主，其他形式的组织次之。
（9）就其他形式的组织而言，武装斗争的组织是最主要的。
（10）靠自己的力量是首要的，靠盟友是次要的。
（11）我国目前存在着武装斗争的条件。

1971年的头几个月，凯帕喀亚和他的马列主义反对派的同志们，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启蒙的资产阶级领导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为了进一步教育激进的、有价值的干部，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领导，仍然有必要留在党内。同样地，马列主义反对派也希望由于军事统治而基本无用的旧的工作方法和斗争形式能够动摇党的干部，帮助他们看清修正主义路线。不幸的是，马列主义反对派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因为资产阶级领导层对他们的呼吁充耳不闻。4月的会议和社会主义大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972年2月7日至8日，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委员会（EARC，土耳其语为Dogu Anadolu Bolge Komitesi，缩写为DABK）所作的决定对土耳其革命工农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修正主义领导人陷入恐慌状态。这些决定对于连贯地表达马列主义反对派的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实践和理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决定也反映了凯帕喀亚的观点的完善和解决，使最终的分裂更加接近。

以下是十点决定中最关键的部分的总结：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国范围内，革命的客观条件都是十分有利和理想的。在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派的面前，危机之后又有新的危机，这就引起反革命阵线的野蛮进攻。至于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他们英勇地起来反对这种攻击，以革命暴力来对付反革命暴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土耳其也不例外。在土耳其，工人阶级、贫农和其他革命阶层的斗争也发展到了流血冲突的地步。广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都明白，他们的解放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实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轴心上，领导群众，组织农村的武装斗争，是唯一的出路。不走这条路线的共产主义运动，不配称为“共产主义运动”。不走这条道路的共产主义组织，必然脱离群众，被孤立起来。

至于我们的运动，它不是坚决地、坚持不懈地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游击斗争，而是坚持以前的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式下继续这种趋势。武装斗争只是口头上的，实质上却在否定武装斗争。这些斗争和这个组织的作用，都不是为了促进武装斗争。相反，它们起到了阻碍作用。现在的右倾路线，不是进行武装斗争，而是将其推到无限的未来。为了不以这种形式的斗争开始，它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践技巧，如故意从列宁的正确的论断得出错误的结论，即革命是人民群众的成就，提出全国范围的组织是开始武装斗争的根本条件。

在上述各项决定中，第九项决定认为当前的“时刻”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最适合进行武装斗争的地区，动员大部分干部到这些地区去，组成游击队，作为当时的武装斗争组织。

最后，马列主义反对派发表了以下声明，这对一直逃避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是致命的：

“如有必要，在经过很短的宣传鼓动时期之后，必须立即开始游击行动。”

这些决定激怒了土耳其革命工农党的资产阶级集团。1972年3月26日，马列主义反对派与这一集团会晤后，决定与土耳其革命工农党断绝一切联系。

在这次会议上，资产阶级领导人要求马列主义反对派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他们搞宗派主义。马列主义反对派则回答道，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并拒绝了所有宗派主义的主张。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在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领导下举行，只给马列主义反对派的几名代表留下位置。马列主义反对派宣布他们将参加大会，条件是他们所建议的代表也被邀请参加大会。他们的提议遭到拒绝，马列主义反对派因此被剥夺了参加大会的机会，这是分裂的最后一步。

凯帕喀亚在以下各段中解释了马列主义反对派参加大会的意图：

“这是马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所期待的好处：把革命的观点贯彻到全体干部中去，根据情况，或者是清算无可救药的修正主义领导，建立革命的领导，或者按照路线，与新加入的干部形成一个新的组织。毕竟，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泾渭分明，不可能在同一屋檐下共存。其中一个必须获胜。如果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人不能通过批评和说服来纠正，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是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手中夺取他们在党内的权力，并把他们清除出党。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斗争。凡是承认资产阶级的这一权利，却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是人民的敌人。

大会没有给马列主义者带来任何好处。资产阶级领导层要把它的修正主义路线，用它拥有的多数强加于大会决定。面对嘈杂的多数票，马列主义者甚至找不到表达观点的机会。如果他们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四面墙所淹没。

此外，马列主义者在这里的存在条件已经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留在这个组织内继续战斗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现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服务的途径，就是从组织上脱离修正主义集团。马列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纪律。他们决定迎头痛击它。”

在1972年6月的一篇题为《我们与黎明派修正主义的分歧的起源和发展》的文章中，凯帕喀亚同志提出了最后的决裂：

“在黎明派运动（前无产阶级革命启蒙）中，左右两翼之间的斗争，有时公开，有时秘密，有时采取尖锐的形式，有时缓和的形式，但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终于到了左右两翼不可能留在同一个组织内部的地步。这时，无产阶级的一派已经断绝了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集团的一切联系，准备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

在1972年3月与黎明修正主义彻底决裂之后，新的组织——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72年4月24日在凯帕喀亚同志的领导下成立。

正如凯帕喀亚自己所指出的，尽管它是在经历了一段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才出现的，但是脱离土耳其革命工农党是一种“早期（不成熟的）脱离”。紧迫的形势使不成熟的分裂成为马列主义反对派的必然路线。这有几个重要的消极后果；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反对派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在组织各个层级之间传播。尽管双方交锋激烈，但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战斗都局限于党内的少数人。因此，马列主义反对派对土耳其革命工农党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的批判，在党的上层组织之外是听不到的。在有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通道被关闭之后，马列主义反对派的干部被迫寻求另外一条斗争路线。

凯帕喀亚强调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当中的重要性

凯帕喀亚同志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主要革命者，如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领导人不同的特点之一是，他在革命准备、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时期对共产党的重视。与那些主张没有党的革命路线的人相反，他认为，没有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就没有革命的准备，也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

事实上，早在1972年1月，凯帕喀亚同志就开始批判土耳其革命工农党的党纲草案。其中，他提及了党的问题。他非常重视共产党，从列宁早年提出的问题中，力求得出最全面、最准确、最理想的结论：为了使其科学化，且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提高，我们党的名称应该是什么？

凯帕喀亚同志结合土耳其的实际情况，从多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得出了如下结论：很明显，最明确、最清楚、最准确地表述我们运动的性质和最终目标，在实践中有助于提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意识，并将我们与一切形式的叛徒区分开的名称是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TKP/ML）。最重要的是，土共/马列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它是我们最终目标的最准确和最清晰的表达。

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战斗中，有许多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组织。但是，在这些组织中，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和最重要的形式，它指导革命武装斗争，把无产阶级带到革命中去。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坚强、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的，是无产阶级意志和统一行动的结晶，是用坚强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的组织；自我批评是必须的；它是无产阶级准备革命和夺取政权的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凯帕喀亚在组织上与修正主义分裂后不久就着手建立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土共/马列于1972年4月24日诞生。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在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反革命机器面前，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必须有一个党，一个有能力指挥战争的总参谋部，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

更重要的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和通过这一实践发展的理论为基础，凯帕喀亚同志反复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为了从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枷锁中夺取政权，党是战争的工具，是整个战争的总参谋部。在我们这样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共产党“富有战斗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党是在战争的气氛中建立起来的；它在持久战争中发展，壮大，积累经验，变得如钢铁一样。凯帕喀亚同志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党的富有战斗性带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任务。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在组织工作、纪律和作风方面必须实现一定程度党的军事化。

凯帕喀亚对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作了如下描述：“拥有钢铁纪律的共产党是没有主观性、没有修正主义、没有教条主义的，融合在群众内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行自我批评方法；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是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的人民统一战线：这是我们用来来战胜敌人的人民的三种武器。”

在这些主要武器中，他赋予了党一个特殊而独特的角色。党在军队和统一战线之上，起领导作用。党是一切的焦点。因此，他在自己和那些主张组织军队或统一战线的人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经过长期的战争，革命的一切任务只有在共产党的存在和领导下才能完成。这一结论证实了列宁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一切的中心，是革命以前、革命之中、革命以后各个时期的先锋和领导力量。

凯帕喀亚对土耳其革命的看法

在土耳其革命工农党时期和与之分裂后的时期，凯帕喀亚同志为批判黎明派修正主义而撰写的五份基本文件，构成了一套关于土耳其革命的完整的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军事替代方案。

这些文章包括，他在1971年12月写了《土耳其的民族问题》，1972年1月写了《让我们正确地理解毛主席的红色政权学说》，同一个月又写了《对土耳其革命工农党纲领草案的批判》和《黎明派在凯末尔主义运动、凯末尔统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后和5月27日（1960年军事政变）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理论》。最后，1972年6月，在与土耳其革命工农党分裂后，他写了《我们与黎明派修正主义的分歧的起源和发展：对土耳其革命工农党修正主义的总批判》。

在1971年和1972年撰写的上述文章中，凯帕喀亚同志通过对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对土耳其革命的性质、道路、前景、动力和目标，以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人民战争、土耳其国家及其性质，作出了综合的回应。此外，他对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共和国历史、库尔德民族问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分析，所有这些分析打破了当时一直存在的现状和禁忌。他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显著，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有着非常一致的内在辩证逻辑，从而为我们的革命目标和政治提出了一个不可比拟的钥匙。

他对土耳其社会状况的综合描绘，直接反映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对于“一般标准”，只有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同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正确地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找到与我国相适应的地方。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凯帕喀亚同志十分重视这一方面。

他明确地指出，反帝反封建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两个根本矛盾，是民主革命的本质。这就是说，由于半殖民地的状况而有民族革命的必要，由于半封建的状况而有民主革命的必要。在内部冲突时期，也就是封建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时期，我们的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在以外部冲突为主要矛盾的时期，例如在被外国势力占领的时期，当（占领的）帝国主义和人民之间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时，我们的革命就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这也就意味着在我国，革命的民族方面和民主方面是独立的，同时又是结合的。它们是独立的，因为它们出现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但是它们又是结合起来的，因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之一，所以任何对封建主义的打击，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这样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革命的目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法西斯主义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具有长期性。因此，反帝反封建斗争或阵线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阶级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人民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三山，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这在本质上对应解决反帝反封建的矛盾,而在第二个阶段,让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这两个阶段之间不停顿。

要完成这样的革命，或者要打倒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就要以“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为基础，经过红色的政治根据地，进行人民游击战争。这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实际上，根据地是未来的人民民主的权力结构的种子。显然，在一个有这种条件的国家里，斗争的主要形式将是战争，因此，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事的，因为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从而让使党具有“富有战斗性”。显然，这样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同时也是一场持久的、顽强的、严酷的战争。

凯帕喀亚同志一再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由革命和反革命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与城市相比，农村更有利于革命。反革命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是农村。

凯帕喀亚说，就像预测当前的情况并预先提供答案一样，“即使封建制度已经逐渐瓦解，从而减少了农民人口，这种战略仍然有效。”因为这个国家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条件仍然把权力关系定位于有利于反革命。单纯从农民人口是否占大多数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或者从互动的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是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的。因此，他们相信，如果农民人口减少，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就不再适用。毫无疑问，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持久分散的人民游击战争在他的基本理论观点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它是革命时期人民统一战线的战略同盟。人民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统一战线的其他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思想政治领导，农民是革命的“基础力量”。农民的这一特点极为重要，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土地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其实质是由土地革命决定的，其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回应农民的需要。

凯帕喀亚同志主张民族自决权，也就是说，受压迫的从属民族有权建立一个语言清晰、准确的独立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他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发表了如下声明：“包括民族的自决权在内的各民族的权利完全平等；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凯帕喀亚对国家问题的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人才能实现。凯帕喀亚是唯一一位成功地“彻底脱离”他之前在民族解放战争（随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土耳其近代历史和凯末尔主义等问题上坚持的理论和政治方法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非常准确地判断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是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地主、放债者和少数工业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而是后备力量，这次革命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是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的，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买办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右翼的一种意识形态，作用是在湛蓝的天空中发出巨大的雷声。

凯末尔主义革命的发生是为了防止工人和农民最终进行土地革命；凯末尔主义政权名义上是一个民主政权，但实质上是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这样的言论震惊了他的同时代人，并为彻底重新质疑凯末主义开辟了道路。通过他的分析，无产阶级和其他人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真相，凯末尔主义的魔咒被打破，刺刀已经倒下。

除此之外，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作出的这些扎实而持久的论断，消除了土耳其革命运动发展之前的主要障碍。即使是凯帕喀亚的同时代人、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的马希尔·恰扬，也难免落入凯末主义的陷阱。恰扬曾说过：“凯末尔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是小资产阶级中最左翼、最激进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凯末尔主义是左翼的；是为了民族解放。在先锋队战争（vanguard war）阶段，在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当中，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其他同盟者只能是凯末尔主义者。”

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凯帕喀亚是唯一一个成为共产主义领袖的人，他有能力眺望更遥远的未来，能够面对迷失和困惑，成为“灯塔”。

凯帕喀亚对敌人的立场以及他的遇害

事实是，在被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政权的民兵部队野蛮折磨了三个月之后，凯帕喀亚同志的遇害不是一件普通事件。甚至连国家情报人员都知道，他既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他是土共/马列的创始人和远见者。他们知道他的观点就像一个落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巨大的火球。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土耳其革命具体实践相融合的最精炼的代表。凯帕喀亚的共产主义身份、他的意识形态-政治形态、他的思想深度、他的观点的逻辑一致性和他对它们的坚定不移的承诺迫使阶级敌人的力量动员起来并尽可能地消灭他。

他们不得不消灭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领袖，照亮党的核心。1973年5月18日，他们杀害了他，实现了这一点。敌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他杀死，把他分尸。但凯帕喀亚丝毫不动摇他的共产主义决心，他以最崇高的形式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对无产阶级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然而，敌人没有通过杀死他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是共产主义的灯塔。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他的教诲周围，用他们所有的力量、信念和意识赋予他所建立的党以生命。四十年后，他的名字仍然让阶级敌人感到恐惧。那些庆祝和纪念他的名字的人、那些崇敬他的名字的人、那些赞美他的名字的人仍然受到法庭的惩罚，这证实了敌人在提到凯帕喀亚时感到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是合理和恰当的，因为他代表了未来和革命！

凯帕喀亚同志面对敌人的态度也对他的后继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是革命先贤祠中一名不朽的共产主义领袖，也是一位“能够舍弃生命却不泄露秘密的英雄”。他死后留下的“抵抗传统”仍然是我们党和土耳其革命运动的荣誉和象征。

以下是他对审讯者的回应：

“根本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观点。这是原则。但是，我们不会透露我们的组织活动、在组织内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朋友，以及不在组织内但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个人和团体。关于我个人的责任，我已经讲了所有必要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马列主义思想的名义做的，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思想。对于这样做的后果，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一天我从你手中解放出来，我会像以前一样工作。”

共产党人凯帕喀亚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对那些一看到失败和恐惧就离开革命的人的一记沉重的耳光。面对打击，他没有悲叹和哭泣，相反，他一直忠于革命事业，直到最后。

这种态度，这种不屈不挠的立场，将永远是每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灯塔，我们党的灯塔。

凯帕喀亚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凯帕喀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论战”中所采取的立场在塑造他、发展他的观点和形成他的共产主义身份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对路线的选择对土共/马列的发展，对其40多年的革命征程，对其共产主义的主张和信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分化两极分化——这场思想政治斗争的根本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抉择。

在现代修正主义与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凯帕喀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战线上，也因此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

凯帕喀亚同志的路线选择对我们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凯帕喀亚同志反对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的大胆立场，从此成为我们党恢复活力的力量源泉。这一立场阐明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使我们党顺利地度过了几十年的磨难。

今天，我们党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意识形态身份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凯帕喀亚同志在这场伟大的意识形态分化当中赖以立足的基础。与凯帕喀亚同志不同的是，他的同时代人要么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分化中缺乏立场，要么选择走中间路线，要么未能学习毛泽东通过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斗争而形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无独有偶，凯帕喀亚同志也批判土耳其革命工农党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现代修正主义的中间道路，忽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凯帕喀亚在今天的重要性

对土共/马列而言，即使在他牺牲之后40年，凯帕喀亚同志和他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观点仍然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这种重要性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无产阶级革命征程的成功和土耳其整个革命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无产阶级及其盟友、被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群众而言，这个名字一直代表着解放、自由和独立。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仍然是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国家的噩梦，他的学说仍然使阶级敌人为革命的最后结果感到惊恐。这个名字一直和革命、社会主义一起被提到，在最广大劳苦大众的心中，保存着对他深深的敬意和爱。

他的观点仍然是拥抱21世纪的独特钥匙，是完成革命的指南。他的教诲仍然像喷发的火山，反对着那些企图用自己的绝望玷污革命运动的人；反对着灰心丧意者、取消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反对着那些声称没有革命也可以做到的人；反对着剥夺信仰。他的观点仍然代表着反对改良主义的革命炮塔。

毫无疑问，只有经过20世纪革命检验和相对回归的经验而成熟的理论，才能抓住21世纪。显然，这只能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阐述的意识形态路线实现。这一路线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上个世纪成千上万人的革命征程的胜利证明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极分化中的立场，凯帕喀亚同志成为了这一路线在土耳其的唯一代表。

当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对立充分暴露，无休止的一系列危机产生了混乱和衰朽，资本主义体系因此而飘摇不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需要越来越强烈。随着土耳其革命道路的规划，凯帕喀亚的观点仍然是赢得革命和未来的起点。因此，已经从凯帕喀亚的主要宗旨中汲取了精髓我们党——土共/马列——作为土耳其唯一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组织，是回应这一需要的唯一答案。我国的一切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都表明，革命事业如果不是建立在持久人民游击战争战略的基础上的，是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的。持久人民游击战争战略是在群众斗争的火焰中锻造的。

我们党及其创始人和最重要的远见卓识的观点所闪耀和实现的另一个领域是从未得到解决的库尔德民族问题。此外，40多年前，他对凯末尔主义的分析已经彻底瓦解了土耳其共和国国家，并彻底揭露了它的本质，这与当今某些圈子的刻意、片面和不真诚的努力不同。

在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最伟大的遗产我们党土共/马列的领导下，依靠他的理论、他的胆识和决心，我们将完成革命。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共产主义的主张和信念，因为我们有41年被证明是共产主义的身份。

可以这样说：凯帕喀亚同志，成为你的党的干部、党员、同情者和支持者，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永远维护党的名声，一丝不苟地保护党，用党赢得革命的胜利，赢得未来！

我们以你的名字为荣，以你的党为荣，以你的教诲为荣！

荣誉与荣耀归于那些支持这个名字的人！荣誉和荣耀归于那些在他的党周围组成队伍的人！荣誉和荣耀归于那些用他的教诲继续向着革命征程的人！

易卜拉欣·凯帕喀亚同志永垂不朽!
人民战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