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第四部分

贡萨罗主席
一九八八年

五 论国家政治形势

《每日新闻》:主席,秘鲁共产党怎么看当前秘鲁的政局?你们觉得政局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贡萨罗主席:我们对秘鲁社会,准确说是1895年以来的秘鲁现代社会的运行有着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认为我们当下的秘鲁社会起源于那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奠定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到二战结束为止;第二阶段始于二战结束后,官僚资本主义深入发展,为革命的成熟提供了条件;1980年人民战争开始后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官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阶段。当代秘鲁社会的结构落后于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崩溃。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秘鲁旧社会的终结,唯一的正确道路就是战斗,竭力埋葬这个旧社会。

《每日新闻》:为什么你认为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是斗争的基础?

贡萨罗主席:我们认为毛主席这一理论是革命斗争的关键所在,是因为不理解并运用这个理论,就不可能发动民主革命,更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忽略毛主席的理论是巨大的错误。很显然,那些人只和我们谈落后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什么依附性的资本主义,除了改变革命性质之外一无所用,将毛主席的分析搞得一团糟。我们则认为只有以毛主席的理论为出发点,我们才能理解秘鲁社会和那些人称之为“落后社会”的社会。

我们认为官僚资本主义1895年开始在秘鲁出现,以我刚才说过的三个阶段发展开来。我们认为(秘鲁的)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资本主义是后发的,与封建主义联系紧密并臣服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控制国家经济的垄断大资本,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资本是由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大银行家的大资本构成的,官僚资本主义因此诞生。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成长都与封建主义紧密联系,臣服于帝国主义,并且具有垄断性。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利用国家的经济手段,将国家作为经济杠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大资产阶级集团就兴起了,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促进了已经具有垄断性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相应地变成国有制。但是这个进程也为革命的成熟奠定了条件。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毛主席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阐述。

如果我们理解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就能更好理解秘鲁的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领导民主革命。

那么,官僚资本主义有哪些要点呢?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中实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进步,这些进步在农村根据地的互助组中已经有所表现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在于没收一切官僚资本,让新政权有能力控制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服务。我要重申,理解这个战略性概念十分重要,但很不幸被很多人忽视了。忽视了这个概念,就不能在我们当下的斗争环境里理解,民主革命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国家通过其直接控制的经济生产手段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不符合毛主席的观点。这么想就明白了,要是官僚资本主义仅仅就是国有资本主义,你没收了国有资本,那些非国有的垄断资本落到谁手里了?会落到反动派手里,落到大资产阶级手里。将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是一种修正主义观点,受到我们党内取消派的支持。理解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此外,理解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大资产阶级党派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而这种路线正是在秘鲁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已经实行多年并且看起来还会继续执行的。多年来,这样一种错误观点有很大的市场,即把大资产阶级的某一派别当作民族资产阶级来对待,并因此认为他们是进步的势力,进而支持他们。因此有必要重复一遍:理解官僚资产阶级,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能使我们掌握正确的政策并推行它,进而重建马里亚特吉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认为,讨论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话题是最为重要的。

《每日新闻》:你怎么总结你对于现状以及发展前景的政治经济分析呢?根据你的分析,现在的状况又是否有利于秘鲁共产党呢?它又对反动势力、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有什么影响呢?

贡萨罗主席:我们相信,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进入总危机。此外我们相信,由于其生长于(或者说紧密联系于)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先天畸形的;半封建主义是过时的东西,而帝国主义则是垂死的、腐朽的东西。这样两个罹患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的父母又能够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那就是这个病态的、畸形的怪物,它已经走进了行将毁灭的阶段。我们预计,它的危机将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曾经经历了多多少少三十余年的危机,这危机是如此严重而深刻,以至于除去一些几乎可以忽略的“复苏”以外,我们就从没有从这一危机当中摆脱出来。就像秘鲁人民党在它的内部文件中所承认的那样,这场危机已经从70年代存续至今。

我们发现,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比上一次来得更加严重;如果我们再将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关键的十年接续起来考虑,那么问题就很明朗了。这些问题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表明,政府将会留下一个棘手的烂摊子;这样,对于那些后继者来说,假定后继政府选举改革的计划能够顺利推行的话,他们将不得不寻求某种途径来解决那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因此,直到1995年,他们才能够考虑进一步发展的事情,然而此时这个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达20年之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认为当权者的前景将是暗淡无光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我们党,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战争呢?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我们的阶级和我们的人民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实现以后,我们的阶级将上升为统治阶级,取得领导权,我们的人民也将摆脱长达几个世纪的饥馑并获得自由,我们的一切辛劳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看不到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前景。 但我们相信他们会团结到一起去,就像暹罗双胞胎一样,他们将一起走向坟墓。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每日新闻》:你为什么把秘鲁人民党政府称作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的政府呢,这个论断的理由是什么?阿兰·加西亚·佩雷兹曾于在阿亚库乔和派塔举行的秘鲁人民党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过两篇演讲,你对于它们的看法如何?你对于新组建的内阁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贡萨罗主席:我先谈谈我对秘鲁人民党政府作这种描述的理由吧。因为其中有许多东西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们暂且不对这个政府的历史溯源做分析。在通过一纸协议获取我国政权时,它面临着一个极其窘迫的历史情况。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而另一种则是民主自由的倾向。这就是在秘鲁人民党政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民主自由的倾向也就是意味着巩固于1920年、1933年和1979年建立的反动统治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的、自由的”秩序。

秘鲁人民党政府有一个痼疾:它需要大量的投资以推动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做一些面子工程。他们曾经就不惜耗尽他们那一点可怜的资本,做一些实际上如窗户纸一般容易戳穿的面子工程。现在这件事情的真相已经十分明显了。显然,任何一个人都绝不会承认秘鲁人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假设它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那么它的结果为什么会如此糟糕呢?这显然是讲不通的。所以秘鲁人民党政府必须乞援于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而后者又会提出一定的条件。在秘鲁人民党政府的内部文件中,我们看到,在1985年末前,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资产阶级就已经在重新孳生并迅速成长。随后的1986年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是天堂:他们刮得了数以亿计的巨额利润,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以后还会再到这个摇钱树下投资。但是他们的迷梦最终没能实现,经济形势的衰退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这阻断了他们再投资的财路。从那时起,秘鲁人民党政府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激化,两个大资产阶级的派别之间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在老百姓看来,秘鲁人民党政府并没能满足群众巨大的、急需满足的需求。一如既往地,他们蛊惑地向人民许下诺言,企图掩盖他们的实际行动,即发展反动的经济关系,压榨人民的分配所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他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呢?利润是从剩余价值来的。他们当然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尖刻的对立,因此,他们采取了反群众、反工人、反工会的镇压政策。这一点是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的。但是他们还得面对其他的情况,那就是人民战争,尽管他们并不想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但人民战争对于秘鲁人民党政府而言,已经是它的头号敌人了。

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秘鲁人民党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以应对他们的两难处境。但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解决它的呢?这个困境实际是借1986年大屠杀的机会解决的。由于风起云涌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大屠杀以及最主要地,由于人民战争的推动,秘鲁人民党终于选择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此,法西斯党派就这样获得了胜利。我们认为,正是在那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不仅在秘鲁,而且在整个世界,秘鲁人民党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已经变得声名狼藉。

我们为何把它叫做法西斯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于秘鲁人民党政府当中的法西斯主义党派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以推动统合化的进程。这一点,是加西亚·佩雷兹在1985年所做的第一次演讲中就提到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法西斯主义与统合主义呢?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的反面。而现在它正被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陷入危机,然后我们见证了对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的否定;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没有哲学定义的折衷体系。它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按照实用主义原则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加西亚·佩雷兹就很清楚地承认过这一点。当他去到哈拉雷时,他就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非洲人,向非洲人民和肯尼思·卡翁达致敬;而当他来到墨西哥时,他就像一个萨帕塔主义者那样对他们的领袖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当他去苏联访问时,假设他曾经访问过,他将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狂热拥护者。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它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相反,它是便于处理眼前事务的折衷教条。

谈到统合主义,我们则把它理解为将国家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公司式组织上的一种政治思潮;这种思潮构成了议会制度的否定。这是马里亚特吉在谈到“世界性危机”的历史时所着重强调的一点。他指出,议会制度的危机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危机的最为显著的表现。看看我国所谓的议会制度吧: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是行政部门制定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但在秘鲁人民党政府统治期间,行政机构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垄断了一切法律的创制权,议会根本就没有在制定重要的法律的问题上有过什么实权。这就是事实:所有政事的要诀就在于,把权力移交到行政部门的手上,这样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一切都显示出对于议会制度的否定。

在我们国家,统合主义的问题已经存在了不止一天两天了。早在1933年,也就是本世纪秘鲁第二次修改宪法的时候,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拉翁德就试图推动秘鲁社会的统合主义进程。当时的宪法报告委员会主席维拉伦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并指出:“既然我们没有统合主义组织,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统合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问题的说法。既然他们如此热衷于讨论最近发表作品的贝拉翁德先生,那么我们就应该记住他的立场:他既反对满脑子是钱的自由主义,也反对否定个人的共产主义,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以中世纪行会组织为蓝本的那些东西。”记住这一点是有教益的,它使我们能够看到我国统合主义的产生及其根源,能够使我们看到它与上世纪教皇的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维拉斯科也曾经推动过统合化的进程。这就是他组建例如农业生产者统合组织的原因。他提出的土地法和工业组织法就表达了建立统合主义组织的政治目的。在工业组织法中也是如此。靠什么?靠的是工地区。他著名的政治组织尽管从未得到统一,但也大大推动了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的观点,他们从来就没有将这些政治观点成功实现过。他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呢?他们想要做的是组建统合主义的组织,也就是说,将生产者和一切社会成员按照统合主义的秩序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行会。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小企业主、农场主、商人、技术人员、学生、神职人员、军人、警察都推举他们的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社团组织。这就是他们的目标,这也是秘鲁人民党政府正在做的事情。还有那些地区和微型地区,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完全是为了推动我国统合主义的进程而服务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公开地反对它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了秘鲁人民党政府操纵选举的工具,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统合主义的体制,将使一个甚至没有较为巩固的民族团结的国家陷入巨大的危险当中。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以上诸种原因,我们说秘鲁人民党政府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统合主义的政府。他们试图开辟的道路解释了他们为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对那些地区加以如此密切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看法。这或许可以解释,无论是什么样的议会都不能满足加西亚的要求。就在去年,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地区一日不建成,我就一日不叫阿兰·佩雷兹·加西亚!”一年过去了,这些地区还没有建成,我们还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叫自己什么呢!现在他们又改口到今年年年底,那就让我们走着瞧吧。

在我们看来,用使用恐怖手段和镇压来定义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国家本身就是有组织的暴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一切国家,由于其专政的本质,必然使用暴力镇压的手段,又有哪个剥削阶级能够不使用国家机器来进行剥削和压迫呢?因此,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覆盖得更加广泛、武装得更加邪恶的暴力。但是将法西斯主义视作暴力本身则毫无道理。这个错误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秘鲁得到了普及,这也是德·普拉多提出并推广的观点。打马特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用恐怖主义来定义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没有理解马里亚特吉的教诲。他在《世界局势的诸方面特征》中谈及H.G威尔斯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经历着一系列的发展进程,并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和统合主义。如果我们研究前文曾经提及的马里亚特吉著作《当代世界局势》,我们就会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他生活在这一时代,并对这一时代有着直接的体验和深刻的研究。

我们必须从不同的方面来审视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形式,即它是如何使用它有组织的暴力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如何精湛地使用它那更进一步的、更广泛的、更残酷的、更邪恶的暴力。这就是所谓的恐怖。然而除此之外,白色恐怖也一直存在,难道不是这样么?对于反动势力而言,当他们遇到棘手的困难时,总是乞援于白色恐怖。我们不能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归结为单纯的恐怖;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更加系统和完善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全部,而只是一个部分罢了,它是法西斯主义运用暴力的特殊手段。

加西亚·佩雷兹在青年大会上说,秘鲁人民党内部存在着一场与下一届大会相关的激烈的斗争。实际上,问题在于加西亚·帕雷斯是否会在与武装部队的勾结之下,维持他对秘鲁人民党的控制。正如在阿亚库乔举行的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秘鲁人民党的年轻成员一直在质疑政府的工作。因此,加西亚·佩雷兹不得不拼命地为自己辩护,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的模样。显然,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了青年人的支持对于他成为元首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这一解释触及了事情的本质。至于他对我们党所说的那些话、所表达的那种“钦佩”,不过是反映了秘鲁人民党内部的斗争。其原因是很简单的:他是一个屠杀的鼓吹者,整天都在谋杀群众、革命战士和共产党人,是不可能对我们表达真诚地敬佩的。这些煽动性极强的做派是与秘鲁人民党大会和他的政治前途以及他无法控制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年纪不大,还有时间玩很多花招。

关于派塔。“派塔演讲”实质上是一次法西斯主义的演说,一次公然的法西斯主义的演说。它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给那些发起骚动的议员一次温和的惩戒。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次演说,实际上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演说。加西亚·佩雷兹想要成为元首,这就是他的党徒叫他“导师”的原因。众议员罗卡本人就常常叫他“导师”,在德语中,“导师”和“元首”难道不是同义语么。因此,许多人甚至正确地称他为“准元首”。但他最终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他只是一个拥有无底洞般欲望并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满足它的野心家。我认为,自我崇拜可以说是他的性格之一。

当然,不可避免地,没有人认可新内阁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人民群众,这一点很有趣。这样就产生了双重的矛盾。第一个矛盾与买办资产阶级相关。由于经济政策远远达不到预期,买办资产阶级要求秘鲁人民党政府解释他们的计划,因为现有的为期18个月的计划仅仅包括一个非常粗略的大纲,而没有解决重要问题的具体性计划(在秘鲁人民党执政的五年间,当局仅仅满足于从一个紧急计划到另一个紧急计划,从一个紧急状态到另一个紧急状态。这就瓦解了他们原先制定好的总体性计划,我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文件做出这个论断的)。第二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在于,资本无止境的增殖和积累欲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资本积累怎样才能进行下去呢?当然要从工资中克扣出来。这就是这些经济政策的实质,这也是它们之所以给当局带来比以往更多的问题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却在以蛊惑人心的方式企图延迟他们的“秩序”,以及他们长久以来与美国、与帝国主义勾结并充作其傀儡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恶果。他们与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的联系是极为清楚的,这些手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誉之江河日下恰恰成为了帝国主义渐渐惯用的伎俩。因此,这些经济政策非但不会解决现存的问题,反倒会加重现有的困难。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极其危难的局面,这一局面甚至会逐渐恶化,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每日新闻》:主席,你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及发生政变又或是政府支持政变的可能性?

贡萨罗主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说关于这次选举的主要之点就是抵制它,甚至阻止它的发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没有从选举或者是重新进行的选举中得到任何东西,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当中清楚地看到。在《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这份文件中,我们指出了这一点,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并且至今还没有人否认这一点。我们证明了联合左派的得票率是如何阻止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能指望秘鲁的大选或新政府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抵制大选。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正好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势力在持续推动大选。那么,关键点是什么?就是如何去揭露大选的真实面目,揭露它除了允许当局恢复腐朽的旧秩序以外没有别的意义的事实。他们绝没有那个底气告诉我们大选能够维持真正的民主,现在再也没有人相信关于民主的老旧故事了。这就是今天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的朋友们在召开制宪会议时告诉我们的东西。在1980年,他们宣称我们拥有民主的氛围,处于革命前夜;利用议会制度的庇护,我们则可以迎来革命。然而他们随后却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全力维护现存秩序。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拒绝大选的主要原因。即使人们只是投空白选票,即使仅仅是这样也说明了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在他们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大选这条路根本不能提供任何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有些人为了促使人民关心大选,会想要利用大选,推进竞选运动。但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使他们的希望落空。第一个是群众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们的斗争精神每天都在发展,而人民战争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第二点则是使所有的政治机构陷入混乱的那些矛盾。联合左派是一堆复杂矛盾的大杂烩,所谓的FREDEMO亦复如是,而秘鲁人民党则是耍滑的投机分子的游乐场。这就是现实的状况。这样一来,他们以选举斗争转移人民注意力这一策略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如果人民战争果真具有光明的前景的话,一切想要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革命者就必须拒绝这一道路。让那些拘泥于议会斗争的人们去研究如何取代当局的权威吧,这是需要他们而不是我们绞尽脑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关于武装政变的可能性。实际上,在我国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我们发现,军队已经自乱阵脚了,他们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和人民战争相对抗。如果军队都这样认为了,那么政变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政变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当然,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加西亚·佩雷兹在我国发起的政变,可能类似于波达柏瑞在乌拉圭发起的政变。这也有可能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政变。这种计划是他袖子里的第二张牌,因为一场政变可能会使他成为一个受害者,而非一场政治败犬。此外,由于他年纪尚轻,或许将来他还可以东山再起,成为用生命捍卫民主制度的烈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是这位极善于玩弄煽动术的政治掮客的第二张牌的原因。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些就会发现,军队确实也需要逐渐开展反革命的活动,以增强自己的力量。政变就恰好是他们的一条出路。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矛盾运动将会指向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两股相对立的势力,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尤其是秘鲁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另一方面则是反动势力,特别是反动军队所领导的反革命战争。

《每日新闻》:主席,请问你会与阿兰·加西亚会谈吗?

贡萨罗主席:这种主张谈判的论调之被大肆宣扬,实际上是大国博弈的结果,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所想看到的。我们这样看待这种状况:在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当中,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往来是必要的并且业已发生了。例如,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会谈就广为人知;在越南我们也看到了相似的情景。它是革命战争乃至人民战争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我们必须把这一点作为前提:在会谈中签订的协议只能反映先前战场上已经确立的东西,因为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还没有失去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就会问了:秘鲁现在具有这样的条件吗?我们的回答是:显然没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大肆宣扬这种论调呢?这样,真相就很明显了:这种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甚至破坏我们的人民战争。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真实的情况是,举行谈判和进行外交往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现在着手做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我认为这是自贝拉翁德执政以来他们一直在鼓捣的纯粹的闹剧。当时联合左翼的人向当时的总统提议,说没有一个合适的说客。呵!说到底这不过是廉价且毫无根据的煽动,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是谁在一直谈论着谈判这件事情呢?当然是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以及那些对秘鲁人民党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和反动统治秩序抱有幼稚幻想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人。但是,难道他们同时不正企图镇压进而毁灭我们吗?难道他们不正为维持“秩序”,以满足自己贪婪胃口的邪恶迷梦,而将我们赶尽杀绝而出谋划策么?这就同一批人。太巧合了!。因此,这些胡扯无非是邪恶的背叛。此外,那些与加西亚·佩雷兹签订过大赦协议的人竟然主动要求对话,要知道加西亚·帕雷兹本人可从未将这个大赦放在眼里。

所以我认为,这些关于和谈的喋喋不休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重复一遍,而是一种企图破坏人民战争的方法,因为它不符合现实的进程。当人民战争的进程走到那一步时,进行外交往来自然会被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即使到了那时,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为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服务的。我们不想让秘鲁分裂为南秘鲁和北秘鲁,就像朝鲜和韩国、北越和南越那样。我们只想要一个统一的秘鲁。我们的和谈条件是:反动派必须完全、彻底地向我们投降。他们现在难道打算投降吗?显然不是。他们正在实行的阴谋,其目的是想让我们完全毁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和谈的问题,不论他们如何吹嘘和煽动,本身就是反动派的阴谋的一部分。

《每日新闻》:你对联合左派及其政治路线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个修正主义阵线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秘鲁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大会的立场又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简短地说说。这是因为,首先我们要问联合左派目前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在早些时候的文件当中,他们宣称联合左派是“代表社会主义趋势的群众阵线”,但显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议会迷式的斗争上。当时他们的核心立场是什么?这是能够很简单回答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接管政府进而接管政权。显然,他们没能理解这样一件事实:只有掌握政治权力,才谈得上接管政府。此外,之所以说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建立新政府,是因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制度的问题,即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在实行专政?从这个根本问题才衍生出政权结构的问题。除了这个根本问题以外,其他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腐朽的修正主义者们一文不值的发明。如果你观察他们的声明,就会发现他们并不致力于彻底消灭反动势力把持的国家机器,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并发展这业已过时、走向腐朽的秩序的政府。这就是他们关于他们如何借助这种政府和改革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说辞。这一切只不过是已经被列宁深刻批判过的毫无廉耻的修正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他们在政治方面做的一些论断以及他们在国会里的表现。他们的政治论点至今还没有正式宣布。我相信在联合左派这个政治阵线中我们看到的是老旧机会主义式的选举行动,这种声势浩大的行动在秘鲁已不少见。这种选举阵线是对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的否定,如果没有这种起领导作用的先锋队组织,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变革甚至革命。革命从来就不是在议会里创造出来的,它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样。而他们正企图将在1965年已经讨论过的那些话题改头换面。简单地说,我是如何看待联合左派的呢?他们不过是各种矛盾以及各派互相勾结和斗争的大杂烩。是什么使他们联合到一起的呢?是互相勾结、贪婪的欲望、拘泥于走议会迷式的道路,以及作为反动势力手中的一张牌,就像德国的艾伯特那样充当1919年革命的刺客那样为其效劳的这一共同身份,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我认为就是这些。那么,又是什么使他们互相分裂呢?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的普通成员、他们不同的欲望,以及他们分别效力于不同主人这一事实将他们分裂开来的。因此,他们如何为主子效力取决于他们主子对形势的判断。在联合左派当中,既有为苏联共产党服务的修正主义者,也有为邓小平服务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对他们的主子和中介人言听计从,更别说他们和其他反动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了。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问题,是但凡真心想要革命并且对责任负责的人都应该仔细思考的。他们必须与这种无用甚至成为革命障碍的选举阵线决裂,根据自己所保卫的那个阶级的性质,最终形成一个真正革命的阵线。让真正的革命者们放开手脚干吧,让他们组成真正革命的阵线吧!仅仅指责别人是宗派主义是不够的;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宗派主义者才行。为了表明这一点,首先就要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对于其他人而言,我们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试图把我们引向基督教社会主义死巷的愚蠢举动。如果他们想投入革命大军的话,请他们自己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立场,即抛弃他们正在顽固地坚持着的错误路线。他们首先应该停止效仿中苏联修正主义的举动,并且,我再重复一遍,不要试图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加入我们。他们必须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只要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指导思想,他们就不会前进一步。他们必须理解通过开展人民战争进行革命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睁大眼睛认真观察现实世界,因为真理是无可辩驳的,他们并不能否认他们以外的世界的客观性。他们必须立即停止对权力的贪婪,必须正视他们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接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这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关于全国人民大会。全国人民大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东西。一方面,他们自称“权力的来源”。很好,“权力的来源”。但是我要问:“难道他们是想要组成苏维埃吗?难道他们想要重现胡安·何塞·托雷斯时代玻利维亚的历史吗?难道权力能够被这样创造出来吗?提出这个“权力的来源”的论断,不过是为了与我们在斗争中形成的崭新力量抗衡。另一方面,他们还宣称全国人民大会是一个“群众阵线”。因此,它难道不是同为“群众阵线”的联合左派的一个竞争对手吗?好吧,我们就让他们来自己定义自己吧。它到底是“权力的来源”,还是“群众阵线”呢?它到底是什么呢?让他们自己清楚地说明一下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吧。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修正主义在经营全国人民大会。我们有很多证据。他们组织的罢工,在模式上甚至在日期上都与修正主义者通过秘鲁总工会制定出来的一模一样。因此,修正主义势力在这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革命者可不会追随他们。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参加革命的人,我重复一遍,必须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动机,必须理解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作为真正革命性进程的人民战争。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就不能发挥他们当中许多人本来能够发挥出来的正面作用。这些人只有好的本意,却看不清事实,虽然他们相信事实刚好相反,明晰的思想确实能够使他们在革命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日新闻》:主席,你怎么看待现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情况,你对现在的组织问题有什么看法?

贡萨罗主席:谈到我们对于群众性阶级斗争的观点,首先我必须要强调这样一点:我们有英雄的人民,有更加英雄的无产阶级。由于群众和无产阶级才是阶级斗争的永恒主角,他们从未松懈过,以后也不会松懈,直到我们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群众、我们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并对此表示感激,没有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将会什么都做不了,一事无成!这是十分显然并且无可反驳的事实。因为群众乃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像我们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深信不疑一样。这是关于群众的另一条重要原则。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群众呢?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欢欣,我向不断涌现的群众问候。他们正在重现过去的辉煌,并且正在历史上书写崭新的篇章。群众业已开始参与并将会持续参与紧张的阶级斗争过程当中;此外,正如红色祖国的领导莫雷诺先生所意识到的那样,在联合左派中间居统治地位的悲观主义将不会在群众中间有什么市场,因为群众根本就不是悲观主义者。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这句箴言吧:只有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才会是悲观主义者,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永远是乐观派,因为未来是我们的——这是必然的,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群众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堕入悲观主义的泥潭。有人说他们是悲观的、无力的,这实际上是荒谬的诽谤。群众永远是战斗的;但是群众斗争需要领导,需要一个党。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就不能展开并持续下去,更不用说使自己得到发展了。

当我们看到这些群众是如何战斗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充满了革命的喜悦,正如他们的行动所展示出来的那样。我们也从已经投身于人民战争的革命群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看见人民群众是如何践行“反抗并战斗”这一革命口号的。仅仅靠索取不能成功,相应地,我们必须慷慨地给予;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更多,这样双方也会收获更多。我认为群众就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他们以身作则,给人们以极佳的范例,使我们看见了光明的未来,看见了群众他们自己也将看到的未来。群众才是革命的创造者,而党只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这是人尽皆知的原理,但是此时重复它将是有教益的。

至于你所说的组织问题,我认为我们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认真学习列宁在他的名著《第二国际的破产》第八章里的教导。列宁指出,凡剥削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反动势力的国家,都允许那种维护并服务于它的组织的存在,因为这样它就能够加强自己的统治。这些组织为了维护自己都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为了一点残羹冷炙出卖革命。我相信这句话就像手套适应双手一样适合他们。但是列宁还告诉我们,不能依靠这些组织来进行革命,革命者必须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自己的组织,就像我们正处于其中并将一直处于其中的那些组织一样。这样,在未来,革命将会迎来胜利。因此,列宁还教导我们必须建立服务于革命的新型组织,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那些出卖工人出卖革命的叛徒。我认为,列宁的这些话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和认真地反思;否则我们将不能很好地服务我们的阶级和人民。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更高层次上激发每个人的阶级意识的极端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究竟是哪个阶级,意识到自己具有和剥削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利益。他们还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通过罢工而中断生产所具备的强大力量。此外,还需让他们理解、感受并推动罢工变成将来军校和共产主义学校,并将罢工作为经济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斗争必须与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将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与人民战争结合起来,因为这样做是真正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的。这就是我们迫切需求的,也是我们坚信群众运动正在向前推进的东西。

在我们党内,我们很久之前就得出了关于群众的规律以及关于把群众纳入到战争和革命当中去的规律的结论,正如我们曾经业已展示的那样。这些规律在现在就是适用的。群众参加斗争的高潮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大。这就是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我们将会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秘鲁人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能够使群众获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使他们在八年前开始的斗争达到顶点,并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继续前进。因为革命实质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革命实际上来源于群众生活,来源于群众生活的深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我们党不过是一个领路人,我相信这是对的。

《每日新闻》:主席,秘鲁共产党寻求哪些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盟友?你和我国的政治团体有什么关系吗?机会主义者声称你是宗派主义者,那么作为回应你如何定义你的统一战线政策?从整体来看,我们党在农村中、工运中以及在人民中开展工作的力量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如果可以的话,我将从我们对于统一战线的看法开始论述。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是如何推进这个统一战线的建设的,但是我们需要加以详细说明的是我们对毛主席所说的统一战线这一概念的理解。当我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声明,是毛主席确立了统一战线的六条一般原则。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过这些原则。根据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一般原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在这个战线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盟友,同时也必须特别注意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对于革命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特殊的条件下,甚至民族资产阶级也能参与进这个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形成于农村的工农联盟。我们正在锻造这个统一战线,同时,我们已经有了八年武装斗争的经验。为什么说工农联盟是不可或缺的呢?因为没有它,无产阶级就没有支配地位;同时,这个战线也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是与在中美洲广为流行的修正主义观点直接对立的。他们认为,“人人都是革命者”、“人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存在共产党领导的必要”、“只要把每个人联合在一个战线底下就能够引发一场革命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否定。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轻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从哪里来呢?只有通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即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全心全意地持续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建设这样的党。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统一战线的问题与前面所述的论点有密切联系。我们党是群众中最优秀分子的选择,也正起着领导革命的必要作用;但它并不是直接参与革命的单位,因为这是群众的事情。因此,必须通过统一战线将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团结起来,将居民的绝大多数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

关于你所说到的政治团体。我们已经在不同的时候与许多政治组织进行了联系。当我们和他们联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平等地、用他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此外,我们还和他们交流了经验和信息。在一些时候,这些组织会请求我们党提供政治上的帮助,我们也尽力地帮了他们。这种例子有很多,但现在讨论这些有点不合时宜。

关于我们是否是宗派主义者的问题。请允许我引用《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中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创立者的观点,我们尽可能精确地使用这些语汇;这也是一个自称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所应该做的。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宣称他是马里亚特吉的追随者,却否定他自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马里亚特吉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全面战争的时代。那些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人,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偶然性,都不能与那些代表旧势力的人联合。事实上,在新旧两股势力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历史鸿沟。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历史的理解也截然不同。”

“我认为,我们应当团结和我们立场相近的人,而不应当团结那些和我们立场相背的人。我们应该团结那些根据历史必然性会和我们走到一起去的人;那些按照历史命运应该团结起来的人们,理应团结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的精确有效理解的基础上的。”

“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我相信,那些思想明晰且坚定的人即使在相互斗争的时候也会相互欣赏。我永远无法与其达成共识的是另一个阵营:平庸的改良主义者、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以及伪善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我们坚信马里亚特吉的这些观点。我们并不是宗派主义者,我们党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没有宗派主义的作风。我们只是认为,没有人有权要求我们走进泥潭。列宁教导我们:如果有人想往泥潭里走,那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他并没有权利要求我们也跟着他陷进泥潭。列宁说,我们必须一直前进,沿着险峻的道路一直走到山顶,即便迎接我们的是敌人的炮火。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或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坚信马里亚特吉的正确观点。此外,我们还要求所有声称自己是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用实践证明这一点,即真正地践行他的思想和道路。

至于我们党在农村地区的力量,我所能具体断定的一点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我们党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工人党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局限性,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尽力去弥补它,因为我们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工人阶级具有极强的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精神,正是他们钢铁般坚强的毅力,构成了工人阶级鲜明的特征。

此外,我们还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如何在全体人民中增长的。可以说,人民游击军是由群众组成的,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数以千计的人民。我们在根据地组建了数百个人民委员会,数以万计的人们在我们的治下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党的影响力正在增强。我们正在群众中间积累自己的影响和威望。我们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用强有力的行动教育无产阶级,教育人民群众。我们相信,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的增长已经迎来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东西。使我们的群众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我国的群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更多的武装斗争,通过持续不断的人民战争,借助我们党更大的力量,我们能够完全了解无产阶级,完全了解人民群众,并且真正地赢得他们。我们为什么要理解并赢得群众呢?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每日新闻》:主席,现在有很多政治组织要么根本就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做断定,要么模糊其词。为什么秘鲁共产党说秘鲁革命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什么是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什么样的?在击败反革命势力以后,将由秘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又是什么样的呢?它会和毛主席在中国领导的文化革命一样吗?

贡萨罗主席:对革命性质的界定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我们党代会的观点,现在正处于民主革命段阶。在毛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对我国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我们认为秘鲁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也获得了发展。因此,革命必然是民主革命。我们认为,民主革命必须消灭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民主革命要求我们开展一场人民战争。这就是我们坚持这一路线的原因。通过人民战争,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消灭这三座大山,并掌握国家政权。这最终取决于我们大家在人民战争的进程中做出的更大的努力,取决于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参加人民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紧随民主革命进行。我必须强调这一点。根据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教导,在我们掌握全国政权并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民主革命即宣告结束。随之开始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进行深刻全面的改造。

此外,我们认为还有第三种革命。通过研究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我们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缺乏这一环节,革命将会中途夭折,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我们相信将会有一连串的文化革命,但是它们应当是在实践当中逐步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将毛主席的论点和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史无前例的经验作为一般基础,我们仍然需要将它们具体地应用到我国的革命实际当中去——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反对那种僵化死板的教条主义的。我们决不能机械地照搬中国的经验,这种做法是与毛主义的基本观点完全对立的。我们认为,作为共产党,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一样都有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个最终目标,——原谅我再重申一遍——要么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进入共产主义,要么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进入共产主义。我们的观点与赫鲁晓夫的在1980年苏联有关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根本对立。毛主席一再重申,要么所有人一起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么就没有人能进入。这就是我们的革命之所以要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的原因。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其余的一切只是阶段和里程碑。我们坚信,在达到共产主义之前,我们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也相信毛主席关于这一道路的观点是正确的。

《每日新闻》:有人说,秘鲁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以后,将会采取没收全部私人财产的政策。这是真的吗?另外,秘鲁共产党对外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贡萨罗主席:我们党的纲领已经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具有自己的目标,即消灭三座大山。这就是说,民主革命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坚决抵抗包括社会帝国主义在内的其他任何帝国主义势力。我们还要消灭半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伟大口号。强调这一点是有益的,因为现在有很多话题与此相关。毛主席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口号,对我们而言,这句话意味着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并将土地作为财产分配给农民,尤其是贫农。此外我们还致力于没收一切官僚资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举措为新政权提供了指导经济发展和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总而言之,我们反对的是这三座大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而言,我们的政策是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我们将会坚持这一点。如果我们改变了革命的这些特征,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没收一切财产”这句话不过是一个胡诌,一个谎言,它是用来诋毁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正如马克思当年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动势力总是无耻地捏造谎言。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就受到过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诽谤、诋毁和对他的理论体系的歪曲,我们认为,对我们党的纲领的一切歪曲也不过是对反动势力的古老伎俩的拙劣模仿。

《每日新闻》:我们党对于外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贡萨罗主席:因为这属于帝国主义的财产,所以它应当被没收。此外,这还是真正地摆脱使许多国家和人民遭到压迫并陷入贫困的重担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摆脱外债的压迫,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而他们提出来的其他所有办法都仅仅是想摆脱帝国主义的纠缠而已;我们相信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每日新闻》:共产党将会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秘鲁人民党政府和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的计划又是怎样开展的?

贡萨罗主席:土地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和前述其他问题比起来,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就是摧毁半封建生产关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首先是贫农阶层,其次是中农阶层。如果还剩下一些土地,或者某一块土地被认为是合理的私有财产,那么它就会被分配给富农;同样地,如果道理在我们一边,并且现存土地不够分配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分得田地。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即使是地主阶级,只要他们想干活,也能有机会靠自己的汗水来换取面包。正如老话所说的那样,这些老爷也能学会自食其力,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收租。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政策。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曾做过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起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其中,在拉利伯塔德省的运动中,有16万农民参与了进来,总共分配了30万公顷的土地。纵观我们所有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是调动农民最多的一次。这场运动是为了破坏秘鲁人民党农业政策的执行,我们在普诺地区也发动了类似的运动。当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和秘鲁人民党还在争论农业政策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普诺地区分田运动的先驱者了。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理。后来,政府不得不为普诺地区颁布特殊的法令——然而这法令也从未得到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安第斯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秘鲁人民党就倾向于执行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当政时提出的土地再分配计划。他们与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的争论就围绕于实行计划的具体方式、计划应该由政府独立实行还是与其他组织合作等一系列问题。

政府和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试图做了什么?他们阻止事态升级。这就是他们试图做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按照他们在1974年所做的那样重复,当时他们是“革命先锋队”,在阿普里马克进行了“土地征收”,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什么?为了根据第17716号法进行谈判,这是维拉斯科法西斯主义的统合法。著名的杜莎马和万卡华乔(Acts of Toxama and Huancahuacho)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真应该想想答案,这是帮他们找回记忆的好方法。他们有没有帮助政权?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的分析是第17716号法律是一部好法律,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法律。这是政治上的愚蠢,因为土地问题是基本的民主要求。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这个问题做出改变。这就是他们如今与秘鲁人民党勾结所想要的复兴。好吧,有些事情说了很多。但是,如果他们有所改进,他们就会把手放在胸前做出一些忏悔,并且弄清自己是否曾为敌人服务甚至充当告密者,以致我们的部队遭到袭击。那样就好了。如果他们考虑过这会很好。事实已经证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一点,而且通过我们在70年代进行的一项新研究,人们已经知道,如果不与人民战争和努力夺取政权联系在一起,获得土地的行为就只是简单地将其纳入体制中,并成为体制的支柱,而同样停滞的半封建过程仍在继续。证据遍地都是。比如在阿亚库乔的波马坎查(Pomacocha)和卡卡马卡(Ccaccamarca)。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 1974年在阿普里马克的经历,即先锋队的“土地征收”,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统合的体制,发展联系的形式。这是不是维拉斯科想要的呢?因此,这代表了它们被整合进了体制中,即封建制度的演变,而不是要摧毁它。这是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如今仍然不理解的东西。他们以后也不会理解。它需要从另一种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事物,以便掌握武装占领和保卫土地的方法。这才是重点所在。

此外,APRA还有其他计划。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他们对沿海荒地的计划,最近颁布的法令,以及那些有能力进行投资以生产出口产品的人的“发展计划”。这导致了在兰巴耶克、拉利伯塔德、伊卡以及整个秘鲁沿海地区的虚假土地分配。根据他们最近的法令,一个人能合法地被分配最多450公顷。穷人会成为获得这些土地的人吗?比如说为了获得水时,他们将用什么钱来挖水井?不可能。这些是贪婪的计划,其结果已经很清楚,是虚假的分配。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在拉利伯塔德干这些?为了利益,即使不是为了秘鲁人民党的利益,也是为了它的领导和跟班的,何况他们部长雷米希奥·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是几家大型垄断企业的合伙人,在经济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利于农民,在海岸上也有需要土地的农民,土地应该分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不久前我们在拉利伯塔德看到一片骚动,谴责灌溉土地的计划。

其他问题:丛林地区的土地分布达3万公顷。谁将能够管理这片土地?迪奥尼西奥·罗梅罗或类似的人。贫农是无法看管它,更不用说接收它了。但是这块土地本应给那些从事耕作的人的,主要是给贫农的。另一方面,秘鲁人民党在所谓的安第斯空中飞人(trapecio andino)的反革命计划中遭到了巨大的挫败。正如其他人甚至对他们说的,我们对他们公开地说,让他们看到秘鲁存在安第斯地区。正因为如此,加西亚·佩雷兹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安第斯空中飞人”计划,以打造自己的面子工程。但是他的错误计划失败了,它们崩溃了,瘫痪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阿亚库乔的卡奇(Cachi)计划发生了什么?这个计划是由自称总统的人发起的,他乘直升飞机飞到那儿,并大张旗鼓地解释了他既不了解也不了解的事情。那么在拉苏维卡(Rasuwilca)的计划呢?我们销毁它是因为这是一项平叛计划,并且因为我们坚持将土地分配给需要土地的农民,主要是贫穷的农民。

我还认为,应该提到巡逻(rondas)、农民巡逻队的其他一些事情。他们对这些群众为捍卫自己而创建的组织做了什么?这些组织现在处于国家、武装部队和警察的控制之下。这是明确而具体的事实。正是他们,联合左派自豪地批准了这项著名的法律,而今天,他们正与这项法律中的规定相吻合。但是法规是从法律衍生而来的,因此,如果你批准法律,就必须忍受这些规定。基本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为军队和武装部队的要求提供便利,这是一项法律,旨在制裁他们建立的还乡团(mesnadas,译注:该词意为中世纪国王或贵族指挥的武装人员)或“防御委员会”。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保护。嗯,这样的法律确实存在,它被称为农民夜间巡逻法。警察是否使用它们?军队是否使用它们?乡绅(gamonales,译注:指在镇或地区对政治或行政事务施加过大影响的人)是否使用它们?这就是现实。他们为此欠我们一个解释。他们欠我们实在是太多了,更不用让他们说说法规了。他们像什么?他们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是根据我们阶级,人民的立场制定的吗?他们不涉及印加人过时的意识形态吗?他们不表达基督教个人主义立场吗?他们不与教会紧密联系吗?如果没有,教会为什么要发布他们的文件?当我谈论教会时,我指的是教会等级制度。当你有时间并且需要一点转移注意力时,可以阅读这些规定。它们极具启发性。

我们还谴责秘鲁人民党在上瓦拉加的计划,该计划以打击贩毒为借口,允许使用致命的杀虫剂“尖刺”,而美帝垄断者自己都说这就像一组小型原子弹。

《每日新闻》:主席,你和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有哪些主要特征?

贡萨罗主席:它的本质属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我坚信这一点,因为在秘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国家问题,并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础上对它加以分析。国家问题的首要之点就是所谓国体问题,即由哪个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它应该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民族资产阶级被排除在联合的统治阶级之外,但我们一直以来都尊重他们的权利。由上述国家制度衍生出来的政府组织形式,是以人民大会为基础的。我们如何将这种政府形式付诸实践呢?它将表现为委员会的形式。这些人民委员会组成整个根据地的政权,根据地政权又组成全国的政权。这就是我们正在致力去做的,这种组织形式一直会持续到民主革命的结束。我要强调的是,党决定“播下权力的种子”让人民执掌权力,学会管理国家事务。因为一旦他们学会管理国家,他们就会认识到如何去保卫这个政权。国家政权必须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人民在夺取政权以后还需要研究如何保卫它。“播下权力的种子”意味着我们使人们意识到,一个新政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必要的,并且人们在实践中要看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基本内涵,人民将执行领导、建设和规划国家的全面职能。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说这么多已经足够了,因为其余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