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第二部分

贡萨罗主席
一九八八年

三 关于党

《每日新闻》:那么来到这次采访中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党。从秘鲁共产党的发展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贡萨罗主席:关于党的发展和它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通过把它的历史划分成与当代秘鲁社会相一致的三个时期来理解他。第一个时期,即第一部分,是党的成立时期。那时,我们有幸拥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这样的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马里亚特吉不可避免地被人反对和否定,他的路线被抛弃了,并且他所留下的制宪会议也从未召开过。之后所谓的制宪会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通过了一个与马里亚特吉的理论完全相反的所谓的民族团结路线。这样,党轻率地陷入了机会主义之中,受到了与德·普拉多有关的白劳德主义,以及不久后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这整个的过程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期——党的重建时期。总的来说,是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时期。这个阶段以一定的斗争烈度在60年代初期展开。这个过程使党的成员联合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并且,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在1964年的第四次会议中将他们逐出党内。重建的过程直到1978-1979年依然在党内持续。当这结束时,第三个时期便开始了,就是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时期,也是我们当下正处于的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经验教训?第一个经验教训是党内团结作为基础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两条路线斗争的关系。没有了这一基础以及它的三个要素(1.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2.党的纲领;3.总政治路线),那就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建立党的基础。但没有两条路线斗争,那党内团结就没有基础。没有党内的彻底的、坚定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没有办法坚定地把握意识形态、党的纲领,亦或党的总政治路线,更不要说,捍卫、应用并发展它们。对我们来说,两条路线斗争是根本的,这与我们依照矛盾普遍规律认为党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的观点保持一致。第二个经验教训是人民战争的重要性。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党一旦成立,并基于具体的条件,它就必须努力去夺取政权,而这只能通过人民战争才能实现。第三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建立领导集体。领导是关键,它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必须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尤其是在为人民战争提供领导中形成的。第四个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概括为,为夺取政权作准备。正如夺取政权必须要靠人民战争一样,我们必须为实现夺取政权的条件作准备。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创造优于那些反动派的组织形式。我们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教训。最后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永远把革命当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去发展人民战争,正如我们党的口号说的那样,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什么?因为归根结底,共产党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并且正如已确定的那样,要么所有人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要么一个人也进入不了。我相信这些是我们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每日新闻》:主席,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对秘鲁共产党有多重要?

贡萨罗主席:对于秘鲁共产党,马里亚特吉是创立者。他以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建立了党。因此,他给党确立了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对他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为党提供了总政治路线。马里亚特吉是美洲到目前为止所诞生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留给了我们他最伟大的事业——秘鲁共产党的框架。我们很清楚他的去世对党意味着什么,但我们都应清楚他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想表达的是创建这个党占据了他的一生。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巩固和发展这个党。只要想一想,他在党建立不到两年后就去世了。一个党需要时间去巩固,发展,以实现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想指出一些事情。早在1966年,我们就声明马里亚特吉的道路绝不能被抛弃,并且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他的道路,并进一步发展这条道路。我想强调,进一步发展。为什么?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即今天的毛主义。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与从未放弃过斗争的无产阶级和秘鲁人民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一起不断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着手继续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并进一步发展。正如我解释的那样,我们重新发现了马里亚特吉在普遍规律方面的正确性,这些规律是相同的,并且只需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应用即可。这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方面可以说出很多,但我相信强调一些事情会更有价值。1975年,《继续马里亚特吉的道路并重建他的党》发表。在这份简短的文件中,我们表明与那些自称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相反,这些人认为马里亚特吉“罪名成立”,正如一个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声明了组成马里亚特吉政治路线的五个要素。我们表明能从马里亚特吉那儿发现那些与毛主席相似的理论。这足以指出有关统一战线或暴力的重要问题。马里亚特吉说:“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以专政保卫政权。”“今天,革命是新事物诞生的血腥过程。”并且在他那光辉的一生中,他始终支持革命暴力和阶级专政。他也说无论你在议会里有多少席位,你只能解决一个内阁,但无法撼动整个资产阶级。事实很清楚,而且因为这是他思想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反修正主义者。

总而言之,我们努力继续并发展马里亚特吉的道路。但请允许我说些别的。明确并具体地质问那些自称为马里亚特吉主义者的人过去是怎么看待马里亚特吉的是很有益的。这些人过去明确而具体地反对他。我指的是当今的马里亚特吉主义统一党(Partido Unificado Mariateguista,PUM)的那些人,是的,那些来自所谓的“新左翼”(New Left)的人,那些之前声称马里亚特吉是过时的、已成为历史的人。这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真正的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吗?让我们看看巴兰特斯·林甘(Barrantes Lingán),如果他完全否定马里亚特吉在他那个时代坚定而果决地提出的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他怎么能算是一个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呢?马里亚特吉从来不是一个议员,而他提议用选举来实现宣传和鼓动。只有像阿科斯塔(Acosta)这种修正主义者才会在1945年认为这种观点是过时的,并认为当前任务是在议会中赢得席位。而这就是冒牌的马里亚特吉主义者和死不悔改的议会迷今天所做的。

总之,这是我们对马里亚特吉的看法:他是党的建立者,他的功绩刻在历史中,谁也不能否认,他的事业也不会消失。但是还需要有人继续他的道路,更加深入地发展它。马里亚特吉的理论与毛主席的理论是相似的,而实现一个像马里亚特吉一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教导的唯一符合逻辑的途径,就是像我们秘鲁共产党一样成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我们认为马里亚特吉作为创始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例子,并且我们也为他建立了我们党而感到自豪。

《每日新闻》:主席,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对秘鲁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贡萨罗主席:马里亚特吉在激烈的斗争中完成了很多事情,此外如果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也插入其他内容的话还请原谅我。他在去欧洲之前就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我们想要强调的第一件事,因为人们总是说他是在那儿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欧洲那里获得了发展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显然,欧洲的经历对他极为重要。马里亚特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一场代表着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如他解释的那样,这正是他所使用的名词,因为这名词在这里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被贬低。但他坚持和宣传的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为了建立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而这和马里亚特吉与哈拉·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的论战有关,这个论战今天被围攻,被无耻和冷嘲热讽地加以扭曲。这个问题的实质非常重要:马里亚特吉提议建立一个共产党,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然而哈拉·德·拉·托雷提议组建一个与国民党相类似的阵线,他声称秘鲁无产阶级太过弱小,无法支撑起一个共产党。记住,这不过是一种诡辩而已。但此外,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这个党创立于秘鲁时,它和蒋介石的国民党非常相似,也就是那个发动1927年反革命政变的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这是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一些事,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哈拉-马里亚特吉主义(Haya-Mariáteguism),甚至是哈拉-列宁主义(Haya-Leninism)。荒唐!马里亚特吉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哈拉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是!他始终反对列宁的理论。很有必要强调这件事,因为我们不能放任他们这样无耻地歪曲而不管,归根结底,这些歪曲只不过是一团糟粕,一个为了让今天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联合左翼(United Left)联合起来的大杂烩。这是我们的底线。其余的,不过是些廉价的笑话。

好吧,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马里亚特吉所做的一切都与群众、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关。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参与了秘鲁总工会(CGTP)的组建,这是他工作的主要成果。但他在二十年代后期所创建的秘鲁总工会,并不是今天那个完全否定他的秘鲁总工会。他也与农民开展工作,对他而言,农民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土地问题,基本上是与印度问题相似的问题,同时他解释的十分出色。同样,马里亚特吉和知识分子以及妇女和青年一起工作。马里亚特吉推进了与群众有关的工作,向他们展示了前进的道路,建立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并且果断的采取行动来发展无产阶级和秘鲁人民的组织。

《每日新闻》:继续讨论同一主题,秘鲁共产党为什么如此重视重建党的派别?

贡萨罗主席:这是一个对党外人士来说不为所知的话题。让我们由此开始:列宁提出了派别的概念,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并且必须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以便开展斗争和发展党。我们用来建立我们党的派别的,就是这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一派别在60年代初开始形成,其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世界性斗争且在我国明显得到的体现有关。这一派别开始提出如何在秘鲁发展革命的问题,并发现最后这些问题已经在抵达我国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得到了解决。我们关注哪些问题?我们提出,秘鲁革命需要一个有着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党,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力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必须遵循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开展行动的方式。这一派别促成了与德·普拉多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是所有那些团结起来将德·普拉多集团从党的队伍中驱逐的人中的一部分。

这一派别继续在框架中发展,而这个框架中还有一个由帕雷德斯(Paredes)领导的派别和另外两个没有公开行动的派别,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列宁对派别所定义那样的水平,此外还搞党中党。我指的是红色祖国(Patria Roja)及其所谓的“井冈山小组”(Ching-kang group),以及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小组”(Bolshevik group)的人。然后我们的派别集中在阿亚库乔地区。我们竭尽全力提出考虑革命的三个工具的问题,而这条路线已经在1965年的第五次会议中提出。这引起了不好的内部斗争。由于党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党分裂了。因此,首先红色祖国离开了党,因为它走上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否定毛主席,否定马里亚特吉,否定秘鲁存在的革命形势。到这里还剩下三个派别。

后来在1969年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我们在党的团结和重建党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就像1967年我们在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提出了根本性问题一样。帕雷德斯和他的团伙抵制党的重建,也否定党内团结的基础。他们因为无法控制党,所以制定了一项旨在摧毁党的计划。这就是他们恶毒的计划。我们对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留下了两个部分,我们这一派别和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正在发展成为左倾取消主义者的派别。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稳定,因此不存在革命形势。他们说法西斯主义会把我们毁灭,而群众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小组来训练我们的干部,等等。

由于这场斗争,我们派别必须承担起重建党的任务。列宁说,总会有一天,党内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派别要重建党。这是派别所承担的任务。在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派别承担了重建党的任务?为什么它没有像当时或者到现在都流行的那样,去建立另一个政党?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党在1928年以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成立了,所以它从积极和消极的教训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列宁说当一个人在一个正在偏离正轨或者陷入机会主义的党的时候,他有责任去竭尽全力将其重新放回正确的道路上。而不这样做则是一种政治犯罪。所以,这个派别的重要性在于它完成了它的职责,并从奠定意识形态与政治基础开始开展党的重建。我们立足于当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毛主义,并且建立了一个总政治路线。这个派别在重建党这件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完成,那么该工具就存在了:“英雄斗士(heroic combatant)”;一种新型共产党,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党;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先锋队——而不是一个常常被误称的“政治军事组织”,但党需要用手中的武器,发动人民战争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每日新闻》:党在人民战争中是怎样转变的?

贡萨罗主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领导人民战争的工作帮助我们意识到毛主义是一个新的、第三个和更高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它帮助我们发展了党的军事建设和党中央的建设。人民战争锻造出了人民游击军。它在不久前,即1983年才被建立起来。

人民游击军十分重要。它是一种与以斗争为首要形式的人民战争相一致的首要组织形式。我们所建立并且大力发展的人民游击军就是建立在毛主席和列宁关于人民武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上。列宁鉴于军队的领导权可能被篡夺并被用于反革命,因此坚持人民武装应当承担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的职能。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并且尽管列宁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将它付诸于实践,但这个观点还是十分重要且有效。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毛泽东主席十分注重发展人民武装这一任务。所以我们的军队具备这些特征并且在建立时已经考虑了这些经验教训。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也有具体的特征。我们有一个由三种部队组成的结构:主力、地方武装和基本武装。我们没有独立的民兵组织,因为他存在于军队的序列之中。我们遵循的是上述的这些原则,但我们也认为,鉴于我们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建立人民游击军。同样,这支军队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在将来必要时进行调整和重组。

由人民战争中出现的另一件事,就是人民战争的重要成就,即新政权。我们认为新政权的问题与统一战线有关。我们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为依据。我们也牢记那漫长而腐败的秘鲁统战分子的教训,他们不断地侵蚀统一战线,之前他们是所谓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今天主要是自吹自擂的左翼联合和其他的正在形成的像鬼喊的“社会主义者大合流”这样的庞然大物。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考虑我们的原则和现实的具体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叫我们教条主义者的原因。总而言之,事实就摆在那儿。这使我们创建了保卫人民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de Defensa delPueblo, FRDP),这就是另一件事了。我们是在阿亚库乔地区第一个组建保卫人民的阵线的人。红色祖国窃取这一成果,但是把它改组成了他们的“FEDIP”。就连它的名字都不是正确的。如果这是一个为保护人民而存在的阵线,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保卫人民的利益?我们只在农村组建保卫人民革命阵线,并以人民委员会作为政权的基础。这些在一个地区的人民委员会形成一块根据地,所有的根据地合在一起我们统称为新民主人民共和国。在我们建立了保卫人民革命运动的城市,这些运动也能服务于在城市开展人民战争,集结力量,破坏反动派秩序,并促进阶级力量团结,以为未来起义做准备。

其他的变化与锻炼干部有关。很明显,战争通过别样的方式锻炼人。它能让人鼓起勇气,让我们能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愈发感到坚定,并锻造出钢铁一般能直面死亡的干部,从死亡的魔掌中抢夺胜利的桂冠。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能指出的党内的另一个变化与世界革命有关。人民战争让党能够展示出,如何通过把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去开展一场人民战争而无需成为任何势力的附庸,哪怕对方是超级大国或任何其他势力。也能够展示出,我们为什么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人民战争。所有的这些能够在国际层面上给予党前所未有的威望,这不是虚荣的问题,远非虚荣,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它也能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服务于世界革命。在这种方式下,党通过人民战争,正完成它作为秘鲁共产党的任务。

《每日新闻》:工人和农民如何参加人民游击军?

贡萨罗主席:农民,尤其是贫农是主要的参加者,他们作为战士和指挥官活跃在人民游击军的各个层面。工人们也是如此,尽管目前工人的比例还是不够的。

《每日新闻》:主席,新政权在哪里发展的最迅速,农村还是城市?

贡萨罗主席:我们只在农村发展新政权。只有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才会在城市发展。我想我们在分析人民战争时,我们能更多的讨论这点。

《每日新闻》:主席,偏一下题。共产党的文件将你描述为党和革命的领袖,这表明了什么,这和个人崇拜的修正主义理论有什么不同?

贡萨罗主席:我们必须明白列宁是如何看待群众、阶级、党以及领袖之间的关系的。我们认为,革命、党和我们的阶级会产生领导者,一群领导者。每个革命都是这样。举个例子,想一想十月革命,我们有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人的一个团体。类似的,在中国革命中,也有一个领导团体,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同志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其他人。所有革命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我们不会是例外。要知道,不是所有规则都有例外,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某些规律的实践,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有领导者,但他们也都有一个走的比其他人更远或者率领其他人的领袖,而这是基于具体条件的。不是所有领袖都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毛主席是毛主席。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

在党,在革命和人民战争中,无产阶级通过历史的必然性和机遇的结合,得到了一批领导人。在恩格斯看来,产生领导者和最高领导者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是由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一系列特定条件决定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产生了一个伟大领袖(Jefatura)。这在1979年党的全国代表扩大会议中首次得到承认。但这个问题涉及另一个不容忽视且需要强调的基本问题:每一位伟大的领袖的成功都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思想上,无论他的成就有多高。正如决议所述,某个人作为党领袖和革命来发言的原因,与必然性和历史机会有关,显然,与贡萨罗思想有关。我们都不知道革命和党将要求我们做什么,所以当一项具体任务出现时,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承担责任。

我们一直按照列宁的被公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行事。个人崇拜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表现。列宁警告我们否定领导权的问题正如他强调我们的阶级、党和革命需要我们提拔自己的领导人,然后是顶层领导和伟大领袖。有个区别值得强调。领导者是占据某个职位的人,而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顶层领导和伟大领袖则代表了此人在党和革命政权中被普遍认可,而这是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才得到和证明的——理论上和实践表明,他们能够带领和指导我们走向胜利,实现我们的阶级理想。

赫鲁晓夫提出了反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问题。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今天,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是如此。因此,它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论点,实质上是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以及革命进程中的伟大领导者,让革命群龙无首。对我们而言,它的目的是夺取人民对人民战争的领导权。我们还未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确实有一个正在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规范,以工人、农民和进步人士的联合专政来发展的新政权。对我们而言,反动派正试图夺走这种领导过程,反动派和为他们服务的人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要产生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领导集体并不容易。一场人民的战争,就像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战争,需要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领导集体,那些代表革命并领导它的人,以及能够坚定地领导革命的团队。总而言之,个人崇拜是一种险恶的修正主义形式,与我们的革命领袖的概念无关,这与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每日新闻》: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你和你的党来说有多重要?

贡萨罗主席: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我们需要提及一些要点。我们反复重申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这履行了创立者所提出的义务,我们举行了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表明了什么?我们重申,直到1962年,这个我们在当前的党中发展的时期所举行的四次代表大会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框架。我们强调,在历史的这个时刻发生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代表大会。并且因为毛主义是第三个、新的、最高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是这三个思想中最重要的。不过,这也是贡萨罗思想的大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建立在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过程所形成的理论结晶之上的。综上,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会,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大会。

这次大会让我们得以总结我们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并且吸取经验和教训。这个大会让我们重申了党的团结的基础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1)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与贡萨罗思想;(2)党的纲领;(3)总政治路线及其中心要素和军事路线。这次代表大会为我们未来,我重申,“未来”,夺取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处于人民战争时期才会使我们能够进行代表大会。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早在1967年我们就提议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1976年提出进行一次重组大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大会的召开做不懈的尝试,但我们无法成功办到。为什么?因为这是许多准备拿起武器,进入武装斗争的政党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陷入了大规模和爆炸性的内部斗争中,导致党的分裂并最终打断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进程。这导致我们推迟了本该在1978年举行的大会,直到我们在人民战争中才召开它。我们推断,一旦我们处在战争中,没有人能够反对人民战争。当拥有武装力量的代表大会和党发动有力的人民战争,怎么会有人反对发展人民战争呢?那时候反对者无法对我们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也推动了我们的发展。它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待和理解人民战争的进程,特别是需要为夺取权力做准备。代表大会也带来了斗争的巨大进步,这很好。有必要说清楚,虽然有些人可能想要扭曲它,但简而言之,我们不再被误解或被外部的和非革命的成分所困扰。大会澄清了这一点说,在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方面,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威胁。

这一点需要一些说明。在这个时候,党内没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有孤立的右翼态度、思想、方法,甚至是一些孤立的右翼立场。但正是通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得出结论认为,将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是党能够抵御和阻止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出现的最佳方式,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将成为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强调,我们必须始终提防修正主义,因为它是世界革命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我们也考虑到我们队伍之外的情况,因为党内任何右翼倾向,表现在态度、思想、方法和右翼性质的立场,都与意识形态进程有关,与阶级斗争的影响有关,和反动政权的行动有关,以及与我国国内修正主义本身的行为有关,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有关,特别是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有关,以及和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罪恶的角色有关。所以党让我们准备好并提高警惕。因此,通过在人民之间进行坚定而有远见的两条路线斗争——我重复一遍,因为没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我们可以避免修正主义路线的出现。我们所说的可能会被误解,但有必要明白地说出来并指导人们。代表大会武装我们并要求我们:警惕修正主义!并坚持不懈地战斗!无论它出现在哪里,并从防止和打击党内可能采取的任何形式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将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对抗我们队伍外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这是大会最重要的一点。

代表大会使我们达成一致。是的,一致。我们坚定地遵守列宁所要求的,一个党,为了面对像我们每天面对的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为了面对在正在展开和将要展开的决定性时刻时能够面对更多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达成一致。我们必须进行斗争,以便有一个明确界定的路线,一个共同的理解,以便像铁一样团结起来并进行强大的打击。所以代表大会也给了我们一致意见,但我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达成共识。这就是我们的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我再说一遍,党是矛盾的,每一个矛盾都包含对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规律,没有人能避免。

因此,今天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因为必须以坚定的态度执行崇高的任务。另一方面上,代表大会显然选举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于它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了第一个中央委员会。这就是代表大会所能提供的,最后,正如我们所知,由于这是一个党的最高级别会议,因此所有事宜都以在最高层面上得到了批准。今天,这一切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但有些事情值得再次强调。代表大会是党和战争的产物。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这项历史性的任务,那么自1928年党成立以来已有近60年的历史任务将无法实现。但重要的是,代表大会推进了人民战争的发展。人民战争为举行代表大会做出了贡献,而代表大会为人民战争带来了百倍于此的反馈。现在人民战争更加强大,并且将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代表大会对我们这些秘鲁共产党员来说是一个不朽的胜利里程碑,我们确信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们期待代表大会为秘鲁无产阶级,秘鲁人民,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每日新闻》:有人说,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因为它发生在激烈的人民战争中。你对此有何看法?

贡萨罗主席: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准确的评估,它表明这个国家有一个阶级和一个民族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党在做什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表现出认可的重要表达,它迫使我们更加努力,以配合这种信心,这种希望。

《每日新闻》: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否有必要进行一场党内的整风运动?

贡萨罗主席:没有。对于我们而言,全面的斗争发生在1979年的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以便发起人民战争。那时,我们与反对开始人民战争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在那里,党开始了驱逐和自我净化。如同历史一样,这种清洗使党的力量得以增强,放在我们党这里也适用。证据是我们发起了人民战争并且已经执行了八年。在代表大会中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斗争了。

《每日新闻》:很多人都想知道秘鲁共产党干部的力量和决心来自哪里。这与有力的意识形态训练有关吗?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贡萨罗主席:党员的力量来源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学习。通过接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具体应用,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党的纲领、总政治路线及其中心要素,以及军事路线而得到强化,干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我们在发动人民战争时就关心干部问题。准备人民战争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加强干部队伍的问题,我们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与旧社会决裂,对革命的绝对的奉献,以及敢于献出生命。当人们回忆起1980年中央委员会和军校的全体会议时,这一要求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些事结束时,所有干部都做出了承诺,即我们都有责任成为人民战争的发起者。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后来党内的每个人都做出了这一承诺。

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首先在加入党之前,这是从如何在阶级斗争中锻造未来的每一个干部开始的。每个人都参与阶级斗争,不断进步,并开始与我们更紧密地合作,直到那个人自己做出要求加入党这一重大决定。党分析了这个人的情况,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因为我们都有优点和缺点——如果这个人值得加入的话,就接受他们加入。一旦入了党,系统的意识形态训练就开始了。我们是在党内把自己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正是党使我们成为共产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干部在战争中已经得到了锻炼。此外,那些加入的人成为领导战争的党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率先将自己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为人民游击军的战斗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我们正在组建的新政权的各级管理人员。

因此,人民战争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助于锻造干部。总而言之,尽管我们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出发点,党正是战争本身锻造了干部。在那火热的锻造上,我们按照党的方式塑造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都会进步并做出贡献。然而,我们思想中占主导的革命路线与对立路线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两条路线都存在,因为没有人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在我们看来,要进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锻造干部的关键,目标始终是保持革命路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被锻造的方式,事实表明他们能胜任革命英雄主义,就像其他秘鲁人民儿女一样。

《每日新闻》:你认为秘鲁共产党干部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之一发生在1986年6月19日的监狱里吗?

贡萨罗主席:这的确是英雄主义的高度表现,是的。但我们相信,当我们面对1983年和1984年的大屠杀时,当我们与刚刚加入战争的武装部队作战时,那才最大程度地展现了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这是一股汹涌的英雄主义浪潮。迄今为止,这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屠杀。它作为一个主要和重要的方面树立了人民斗争精神的伟大榜样。除此之外,它是对英雄主义、奉献、牺牲生命的展现——不仅是共产党人,还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人民的儿女。这是迄今为止大规模革命英雄主义的最大证明,也是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经历。

那么为什么我们将6月19日视为“英雄日”?19日是向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展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始终如一的革命者能够做到什么的一天,而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战死的一天。他们其中大多数是革命者。这一天因为这特定的日期已成为一个象征,然而大屠杀持续了两年,涉及了许多分散的事件。19日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一个榜样,它震撼了秘鲁和世界。因此,我们纪念6月19日为“英雄日”。

《每日新闻》:主席,秘鲁共产党是如何维持包括人民游击军在内的庞大党组织的?

贡萨罗主席:我认为这值得详细解释。关于党的问题,正如毛主席和马克思、列宁以及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教导我们的一样,党不是全民党,尽管党具有群众性。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它具有群众特征,是一个经过挑选的组织,一群被证明是最优秀的人的集合。与广大的群众相比,党员的数量十分少,党要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负责,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负责,而这种解放只能来自共产主义。但是,由于构成人民的其他阶级也参与革命,鉴于无产阶级只能通过解放所有被压迫者来解放自己这一事实,党也会捍卫他们的利益。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法了。

因此,党具有群众性,但它不是全民党。今天所说的全民党,只不过是一种腐朽的修正主义立场的表述。这些政党充满了追随者、官员和组织机器。而我们的党则由战士们、领袖们组成,是一个像列宁本人所要求那样的战争工具。我相信如果我们记起十月革命胜利时全俄有多少布尔什维克,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在一个拥有1.5亿居民的国家,只有8万名布尔什维克党员。

党是一个组织体系,显然有其需求。组建一个在数量上更大,范围上更广阔的军队,也有其需求。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主席,教会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为基础,得出结论,向党提供经济援助会使一个党腐化,是一种修正主义政策,因为党必须自力更生。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与经济需求有关,但关键在于,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它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有关。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处理始终存在的经济需求——说它们不存在是错误的。

基于这些准则,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并且我们将继续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无产阶级,我们的阶级的群众——因为这是我们的阶级——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和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农民,主要是贫农,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者,指那些想要彻底改变,即革命的人——是他们使党生存下去。但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农民和无产阶级而生存。更进一步说,是贫农尤其是那些给予我们自己的口粮,自己的衣物,自己的住所的人。他们是供养我们,支持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的人,和无产阶级一样,和知识分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基础。

这给我们带来了以下问题。既然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它使我们独立,不用听从任何人的命令。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遵从命令日益成为一种习惯。赫鲁晓夫,今天的戈尔巴乔夫或者那个阴谋家邓小平都惯于发号施令。独立,因为每个共产党必须自己做决定,因为它必须对自己的革命负责,不是为了将它与世界革命分割开,而是为世界革命服务。这使我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为自己做出决定。毛主席这样说:我们得到了很多建议,有些好,有些不好。我们接受了善意并拒绝了恶意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些错误的原则,责任就不属于那些提出建议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做决定。这带来了独立,并使我们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译者注:未找到出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承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正相反,我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热诚和一以贯之的实践者。我们相信,我们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世界各国人民和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组织的支持,而无论他们发展程度如何。我们认识到他们给予我们的第一件事,他们的主要支持方式,就是他们自己的斗争。他们所进行的宣传或庆祝活动是一种创造有利舆论的支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存在于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和他们表达的意见。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这些。如果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欢迎他们,很显然,政党之间有义务相互帮助,尤其是处于非常困难和复杂的时期时。

之后,重申一下,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世界各国人民,坚持和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组织所进行的所有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的主要具体形式。尽管如此,我们所拥有最大的援助仍然是不朽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这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数以千计的斗争中所产生的。这是我们获得的最大援助,因为它就是光,没有它,我们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有了光,我们的眼睛就可以看,我们的双手可以活动。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如何进步。

《每日新闻》:主席,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我们想知道你对由国际基金会、大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资助的修正主义政党的看法。

贡萨罗主席:他们背叛了世界革命,背叛了每个国家的革命,背叛了我们的阶级和人民,因为他们服务于超级大国或帝国主义势力,为修正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服务,在他们的路上一意孤行,成为世界主宰这一游戏中的筹码的行为,就是在背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