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神话不在——从反帝革命到社会帝国主义走卒

革命共产党
一九七六年

序言

古巴今天在世界上的作用使揭露其领导人的阶级本质和古巴社会的真正性质变得愈发重要。

名义上,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古巴军队在非洲作战,据说这是为了推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但在那里作战的美国有偿雇佣军也挥舞着自由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译者注:疑似指UNITA,该组织原为一个打着Maoist旗号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中国当时也提供了部分援助,但在安哥拉独立前后已经开始和西方资本和南非种族政权勾结)。显然,有必要透过事物的表象去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了解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问在这个国家里是哪个阶级在掌权;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我们必须问政治服务于哪个阶级。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领导的革命是古巴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它清除了美帝国主义、古巴地主、依附的资本家及其一切寄生虫、皮条客和匪徒的统治。正因为如此,也正因为卡斯特罗和他周围的人所宣扬的革命目标,全世界许多人都从古巴的斗争中寻求指导和灵感。

但是,古巴领导层倡导的阶级观念、政治路线和方法,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对革命斗争的发展是有害的。

在古巴,革命已经走向反面。今天的古巴是苏联的殖民地,正如它过去是美国的殖民地一样;它的经济以制糖业为主导,它的劳动人民是工资的奴隶,他们努力工作来偿还苏联无止境的抵押贷款。1959年反帝国主义革命的领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依附资本主义阶级。

古巴问题目前尤其突出,原因有二。在国际上,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试图推翻美国的统治地位,以便自己抢夺果实。苏联把古巴当作胡萝卜和大棒。在安哥拉,古巴军队充当了苏联进攻的急先锋,在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名义下去征服这个国家[(美国)同样在反对苏联名义的掩护下做同样的事]。苏联以古巴为例,说明苏联“援助”为古巴买来了社会主义,并对安哥拉和其他国家推销相同的东西。这种“反帝国主义”卢布和“反帝国主义”坦克的结合,对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努力至关重要,因此古巴对苏联来说是无价的。

党代会上的谦卑话语

在古巴国内,1975年12月,该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在经济和政治上巩固了的古巴进入苏联集团;并且在被“革命”言论掩盖多年之后,资本主义关系正式在古巴重见天日。

这届大会批准了古巴新的“经济规划和管理制度”,将“盈利标准”奉为国家的最高原则。卡斯特罗也对于没有早早的接受苏联的思维方式做了很长的自我批评。在这种“自我批评”中,他试图证明为古巴现状和对新沙皇卑躬屈膝辩护,这对于目前古巴正处在新殖民主义地位是一个很好的展示。

“如果我们没有变得更谦卑,没有过度的自尊,”卡斯特罗解释道:“我们本来能够理解,革命理论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实际上还缺乏有深刻见解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真正重大的贡献……”。(卡斯特罗的演讲和其他国会文件可以在古巴官方出版物《格拉玛报》上找到。)(《格拉玛报》1976年一月第4期。)

如此谦卑的话确实出自古巴领导人之口。然而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把古巴领导人描绘成是第三世界和其他地方的革命灯塔,并且认为是(苏联)修正主义者是“保守主义”,把真正的马列主义诽谤为“教条主义”。(译者注:指卡斯特罗曾经攻击中国为“教条主义”,又批判苏共“保守”,并大力推行格瓦拉主义这种脱离群众的游击战略,曾经在实际上有很大影响。在这一战略破产后卡斯特罗很快全面倒向苏修。)

在20世纪60年代,古巴领导层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谦卑,只要需要支付租金,他们就会充当苏联的政治跑腿,比如在1966年攻击中国和毛,在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但那时古巴还试着和苏联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虽然这只是为了保持古巴的威望和 “超级革命”的形象,毕竟在当时,苏联新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在越来越多的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们中名声越来越差。

但是现在,苏联对古巴政权已经束缚得非常紧密,古巴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谦卑”。卡斯特罗说,今天,古巴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同苏联这个世界进步的堡垒的坚定友谊之上”。

苏联对古巴“坚定的友谊”的利用在过去一些年中发生了变化。之前,苏联帝国主义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处于弱势,更倾向于投降和合作。如今,随着与美国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和暴力,苏联所谓的“缓和”,主要是为了掩盖苏联的侵略和备战,而美帝国主义同样如此。时代已经变了。但似乎苏联统治者想要的任何东西在古巴都不成问题。

卡斯特罗竭尽所能,通过追溯1962年的导弹危机来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当时苏联在古巴匆匆设立了远程导弹,然后在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挑战时,苏联不仅采取了完全投降的态度撤出导弹,而且承诺美国可以对古巴进行检查,以确保导弹已经运走,但这些行为却压根没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 当时,卡斯特罗为此谴责了苏联。

现在卡斯特罗却说,他当时错了,因为他“未能理解”这种胆怯地将古巴作为筹码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行径,“客观上”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

但这并不是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上被强迫吃下的唯一一只乌鸦。 (译者注:吃乌鸦为英语谚语,意为对强者屈服。)古巴领导人不仅应该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谦虚”,而且应该“正确地应用苏联在经济管理领域的主要有益经验”。

资本主义规律统治着古巴经济

卡斯特罗指的是什么经验?那就是“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支配着社会主义建设”,“货币、物价、财政、预算、税收、信贷、利息等商品门类要作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决定哪项投资最有利;决定哪些企业、哪些单位、哪些职工集体表现是最好的,哪些是最差的,因此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卡斯特罗在党代会上的讲话。)

在这里卡斯特罗声称,这是由“现实”决定的,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工人阶级必须考虑这些规律和范畴,以便能够自觉地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并创造条件以便永久地消除它们。但是社会主义不能被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否则这两种制度就没有区别了!卡斯特罗的这段话就是从苏联最近的经济教科书中摘录的——而教科书总结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

卡斯特罗继续描述的“新经济制度”是基于同样支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更为突出的原则:价格根据生产成本确定;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工厂和工业应该是最大的扩张部门;这些单位的经理应根据其社会地位以及其企业的盈利能力获得报酬;根据工人所在企业的利润向他们支付工资,如果解聘工人可以降低成本则让他们失业;此外,对于工人的报酬,严格执行计件工资的规定(按卡斯特罗报告,现在这一法则已经用于确定20%的古巴工人工资)或者通过工人是否达到为他们的工作设定的生产配额——换句话说,工人是否能够为赚钱服务(这项规定已经对古巴48%的工人生效)。

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比卡斯特罗说他对古巴严重的住房短缺感到遗憾更丑陋的了,只是“革命至今还不能做太多”——然而后来卡斯特罗透露政府正在建造14家新的旅游酒店,并在扩建其他酒店。显然,他考虑的不是人们需要什么,而是什么才最有利可图。当然,就像苏联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一样,卡斯特罗不把这叫做资本主义。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声称这种事情只是社会主义的“现实”版本。

古巴的50亿美元抵押贷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古巴领导层一直辩称,苏联的援助和购买食糖让他们可以买到“在古巴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需的一切东西。现在,这个岛国欠了苏联50亿美元(约翰·E·库尼,《华尔街日报》,1974年12月16日。),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苏联。很明显,真正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苏联能够给自己买下一个新殖民地。这一事态发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古巴领导人的战略与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毫无关系,事实上,古巴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古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它被推入相反的方向,以致今天的古巴非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还没有赢得独立和民族解放。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掌握政权

这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利用古巴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统治这个国家的目的。苏联人现在的伎俩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他们把自己涂上红色油彩,但苏联人与美帝国主义者多年来的做法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1898年,当古巴人民经过多年的战斗, 即将从西班牙统治下赢得独立时;美国在帮助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名义下介入,从而控制了这个岛国,并将其作为美国的新殖民地。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刚刚形成,这是美国第一次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为美国资本输出和夺取原材料开辟了新领域。

美国对古巴的大量投资再次强化了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殖民主义在古巴已经造成的具有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特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了古巴的地主统治,造就了一批依赖美国资本的资本家,把古巴从西班牙的殖民地变成了美国的新殖民地,扼杀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性。在1959年革命时,古巴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与西班牙帝国时期相比几乎没有改变,该国单一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这个系统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城乡工人阶级和无地农民身上。与此同时,除了一小撮最富有的地主以外,这个统治机制也阻碍了小而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局限于制造少数非美国子公司或非进口的产品)和数量相对较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获得财富。

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古巴工人在该国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盟友发动了一场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浪潮,甚至包括发动武装起义和在糖厂里建立苏维埃(革命工人委员会)。

当时的美国傀儡政府被推翻,但是很快取而代之的是军事政变领导人巴蒂斯塔。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工人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但他们并不能巩固自己的成果,最终还是被打退了。随着以前的一些错误暴露出来,共产党变得越来越修正主义。20世纪40年代,其领导层与巴蒂斯塔政府开始合作。然后,巴蒂斯塔把他们赶下台并抓进大牢,并一直关到1959年革命前夕。尽管工人们从未停止过斗争,但这大大削弱了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到20世纪50年代,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古巴最不稳定的阶级。由此产生的政治团体在当时组织度最好,并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来自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占据古巴人口25%的群体:成千上万的商人没有生意可做,成千上万的销售人员没有商品卖出,成千上万的老师没有学生可教,成千上万的律师和医生没有客户可以服务,大批建筑师和工程师几乎没有工作,等等。在七二六运动1956年的“纲领宣言”中,它将自己定义为“以杰斐逊式民主中有关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正义的理想为指导……”,并宣称,“民主不能是一个种族、阶级或宗教的政府,它必须是一个全体人民的政府。”(《7月26日运动纲领》,载于《古巴革命》,罗兰多·E·波纳查和纳尔逊·P·瓦尔德斯编辑,纽约,1972年。)

这当然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对压迫它的大资产阶级的仇恨,对工人阶级革命的厌恶,对超阶级“民主”的幻想。其实际纲领通过以下措施:终结美国对古巴甘蔗生产配额制度的控制,限制中等种植者以上的最大地主的统治,将未使用和被窃取的农田分配给小农, 以及为城市工人提供利润分享计划,以扩大国内制造业市场、刺激新投资;来达到限制美国和地主权力的目的。

有了这个计划,卡斯特罗和一小群人在锡耶纳马埃斯特拉山区拿起武器反对巴蒂斯塔政府,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在城市组织抵抗。除了与大地主和美国有直接联系的少数人外,这场战争赢得了几乎所有其他阶级的支持。很多工人支持并加入其中。就战争本身而言,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农。他们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从地主和军队手中保卫自己的土地。巴蒂斯塔的军队也主要由农民组成,很快就开始瓦解。

在与仅仅只有几百名武装起义者的反叛者团伙战斗了两年后(译者注:此处数据疑似有误,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82名革命者1956年11月25日登陆古巴,三天血战后仅剩20人左右,转战马埃斯特拉山脉。1958年下半年,起义军发展到40000多人),巴蒂斯塔政府宣布土崩瓦解。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就连美国政府也放弃了对巴蒂斯塔政府的部分支持,认为七二六运动更有可能达成协议,而巴蒂斯塔政府可能难以为继。(美国驻古巴大使史密斯,《四楼》,纽约,1962年。)

就在1959年夺取政权之后,卡斯特罗前往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他在纽约宣称,“我已经明确声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大门对有助于古巴发展的私人投资是敞开着的。”他甚至呼吁美国对拉丁美洲实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计划,以避免共产主义的危险。但这些话不足以让美国统治阶级放心。(拉丁美洲报告,1959年5月。)

尽管卡斯特罗公开表示希望与美国政府和睦相处,美帝国主义者也希望卡斯特罗支持他们的利益,但如果不占领糖厂,终结美国企业在古巴的垄断地位,古巴就不会有任何改变。而这些都是导致起义爆发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支柱,挑战他们就意味着挑战整个殖民制度及其主人。但是在整个殖民制度及其主人面前不放弃一切而实现退却,这是不可能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秘密的“马列主义者”

于是,当卡斯特罗颁布第一部限制最大规模庄园(其中很多为美国糖业公司所有)的农业法令时,瞬间天崩地裂。美国开始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来推翻现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反叛者,而古巴人反过来也开始接管那些其利益妨害这个岛国独立的势力的财产。到1961年,古巴政府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经济的关键部门,而美国实施了经济封锁。这一年4月,美国发动了徒劳的猪湾入侵。

那一年早些时候,苏联向古巴派出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赫鲁晓夫提出用苏联的导弹保护古巴。5月1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从此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年晚些时候,他又宣称他现在是,并且一直是马列主义者,并解释说:“很自然地,当我们站在[Sierras]的Pico Turquino山顶时,我们只是少数几个人,如果我们自称马列主义者,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踏上平原。” (《革命》:七二十六运动机关报,1961年12月22日。)(译者注:卡斯特罗意思是“不早早宣布自己是马列主义者是为了减少夺权中遇到的困难”。但是卡斯特罗在夺权后访问美国时,还在公开宣布自己并非“不人道的红色”,而是“橄榄绿”,并正如上文提到的,为美国缓和拉美阶级矛盾积极建言献策。)

美帝国主义立即对此大肆炒作,声称革命领导人在虚伪的口号下隐藏其真实意图,以掌握政权。换句话说,美帝国主义就是用这个借口而非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来解释为什么古巴革命一触及他们的财产,他们就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还利用卡斯特罗的突然宣告来诽谤共产主义,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运作方式——通过走后门偷偷溜进来,不告诉群众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依靠群众,而是以“欺骗能手”的身份行事。

绝大多数古巴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非常赞成革命已采取的措施,如接管庄园和工厂,保证小农民对其所耕种土地的权利(在许多情况,甚至给他们更多土地),减少租金,电费和其他费用,让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去建设医院、公路、学校等,发起规模巨大的扫盲运动等。还有一些措施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使得他们在行动中表现出了对改革的热情。许多人对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很感兴趣。

但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理念,也不只是一个词语,更不只是政府接管经济。它是社会革命,一场阶级关系的革命。工人阶级不仅仅在理论上是物的主人,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来管理生产,管理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要同资产阶级进行反复的、成功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改造物质环境,改造自己,并逐步地消灭阶级。

这不是卡斯特罗和他周围的人所走的路,尽管其言辞与此相反。他们的确背叛了新殖民主义,半封建的老古巴, 但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观点,使得他们对迅速和彻底的改变极度渴望,同样这也勾起了保持和加强他们在工农群众之上的优越地位的野心。

而这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给他们。这种阶级观念也使他们憎恨和害怕无产阶级统治和古巴的真正变革所意味着的严峻阶级斗争和多年艰苦努力。虽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实憎恨资本主义的丑陋特征,特别是因为它压迫了他们,但他们不想改变社会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把他们置于群众之上,让他们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像工资奴隶一样劳动。

革命初期,革命领导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观念表现在唯心主义的政治路线上。这条路线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要看到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的愿望。但这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中唯一能够引领世界变革进程的力量——工人阶级的蔑视和恐惧。

这种所谓的“古巴路线”,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浮躁。不经过阶级斗争,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想要立即得到他们的“理想社会”。古巴领导人谈话让人觉得,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仿佛消灭阶级很简单——只要消灭私有财产就行了。

事实上,这种古巴领导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早期形式本质上是空想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建设依赖于把群众利益记在心上的“开明”统治者。古巴领导人自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救世主”之一,他们相信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社会。事实上,这条路线对许多来自这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怀着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份子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想要看到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又赞同古巴领导人对工人阶级的看法。

来自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同一“左倾”政治路线也在国际事务中古巴领导人的活动里表现出来。他们在农村斗争中发展了所谓的“游击中心理论”,声称革命者应当充当群众的“雷管”,群众受到他们的鼓舞后自发起义,推翻旧政权,把“英勇的游击队员”推上权力的舞台。

这与每一次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都是相违背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基础上的。例如,在中国,这就意味着人民战争: 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动员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当切·格瓦拉试图在玻利维亚将“游击中心理论”付诸实践时,他被杀害,整个行动彻底失败。

决定性的是人,而不是物

这条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政治路线很快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并且越来越明显的是赤裸裸的修正主义。古巴领导人不是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去改变实际存在于古巴的阶级关系,不是消灭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而在古巴创造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而是寻找群众和阶级斗争的替代之物。尽管古巴领导人嘴上说要塑造“新人”,但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所有修正主义者的共同路线,即决定一切的是物,而不是人;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要在古巴取得胜利,就必须从国外获得生产能力。古巴领导人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彻底改变生产关系才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他们更不能理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古巴领导人没有进行群众的自觉斗争,而是试图通过把经济抵押给苏联来购买社会主义。

列宁说:“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伟大的创举》。)

这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路线。在古巴,这当然意味着动员工人打破从旧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这特别意味着将改变这个岛屿的劳动组织形式,因为它的目的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生产糖。但是由于古巴领导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他们拒绝走这条路。

卡斯特罗说,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生产共产主义所需的大量物资”——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用糖交换生产资料和机器这些他认为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生产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古巴领导人的计划就是把形式上做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变,但仍然是旧的生产关系的实质内容,——即社会分工及其糖料种植园——用最快的速度生产商品然后出售,以获得财富。只不过现在的买家和“供应商”不再是美国,而是苏联。

一旦这条路线被采用,群众改变旧社会的热情就愈发被扭曲,因此工人阶级的角色不是彻底改变社会,而仅仅是努力工作以赚取必要的钞票。因此,工人阶级为了利润而从属于生产这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保持和加强。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只是旧社会换了新主人。工人的任务是努力工作,而古巴领导人越来越成为依赖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官僚国家资本家。

甚至古巴人民支持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热情和愿望,例如他们对越南人民的支持,也被扭曲为支持苏联在海外击败其竞争对手美国的冒险,如在孟加拉国和安哥拉就是如此。

一旦古巴走上购买“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而不是通过依靠和动员工人阶级和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彻底改变社会的唯一办法,接下来古巴修正主义者的基本经济政策如何,就像白昼之后必然是黑夜一样毫无悬念。卡斯特罗寻求的资金只能通过保护和加强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经济来获得,而正是这种经济导致了古巴革命。向苏联出售的制糖业成为了经济政策的基础,所有的快速致富计划、“社会主义”宣言和花招都依赖于此并为之服务。而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反过来又成为古巴领导层政治路线的基础。

糖衣里的新殖民主义之路

糖业已经成了古巴的诅咒。美国通过控制糖业市场来控制古巴。美国和古巴的糖业大亨阻止人民在未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其他食品,从而保持人民的穷困,让人民除了种糖毫无选择。糖业大亨们将整个岛屿都用来制糖以出口,如此肥沃的土地上,粮食反而要进口。当然了,这种安排对土地所有者和帝国主义者简直是再好不过了,利润可观。食物如此之贵,古巴绝大多数工农只能吃米、豆和草根。

革命的头几年,随着土地和其上的劳动者砸破旧秩序取得解放,庄稼也趋于多元化,原有的糖地仍然种糖,新开的土地则用来种植其他作物。群众在这几年生活水准获得了很大提高,空闲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获得了极大地释放。一些工业门类开始起步,学校、医院和其他工程也开始逐步建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美国关闭了原有的糖业市场,古巴靠苏联和中国的糖业贸易才摆脱了困境。1963年古巴经济呈现衰退,物资匮乏开始显现,为此卡斯特罗专程拜访苏联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展开磋商。他回来后,就有了一个新计划。古巴将要制造更多的糖,以取代农业多样化的模式。

苏联“援助”的背后

那时古巴已经从其他国家借了许多钱,苏联却大幅增加对古巴贷款,并每年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五百万吨糖——远超古巴当时的年产量,以便于古巴从苏联购买商品(Edward Boorstein著《古巴的经济变革》,纽约,1968)。“援助”是个饵,糖就是勾,把古巴领导人给勾住了。

对苏联统治者来说这是个绝佳的生意。自打推翻了劳动人民掌权,苏联的资本主义新贵即为帝国主义法则所驱动——垄断原材料、出口商品谋取高额利润,与美国抢夺对世界的控制权。他们看到,将古巴打造成自己的卫星国,不仅可以经年从古巴获得大量的利润,还能把古巴作为对抗美国的政治军事工具。

苏联,像一个老练的毒贩一样,起初以低价卖出样品。早年的贷款援助都是零利润。随后利率提到了2.5%,实际的利润率要比这高很多。早期协议中规定80%的贷款和经费只能用于购买价格畸高的苏联商品。(为了利润率,一俟古巴完全依赖,苏联就提升额度,要求所有的贷款都用来购买苏联商品。)有人对古巴统计数据研究发现,苏联卖出的机械与西方同类型产品相比,价格要高出11%至53%(Jaime Suchlicki著《古巴、卡斯特罗与革命》,珊瑚岛,1972)。让这种劫掠更恶心的是,苏联既然为这些糖付出了更多的钱(你能猜到的,当然后来这种做法也停了),于是他们就将其中的大部分又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东欧国家。

苏联在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通过不平等交易,苏联赚取利润,输出资本”,本质上,区别仅在于流回苏联的利润是究竟是记在利息簿上,还是把以协议方式实现资本输出获取的超额利润记在利润簿上,仅此而已。(《红色文件7: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及其对世界斗争的影响》,重点号是原文加的。)

但苏联有着比控制古巴更大的野心。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欲望与日俱增,妄想控制全世界。对苏联来说,古巴重要的政治“资本”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供其渗透拉美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为了获得这个重要的拉美落脚点,并寄望古巴能够在对美争霸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其他国家相比,苏联也愿意给古巴一个更好的“待遇”,只要在其控制下就行。

极不“划算”的自给自足

古巴领导层对于本国对苏大肆贷款的理由是这样的:古巴拥有大量的糖地和工厂,还有许多闲置土地。但是只有少量的工厂、初级铁矿业和少量的钢铁厂。种植并在国际市场上卖糖获利颇丰,发展多样化的农业和工业则非常的缓慢和昂贵。

正如卡斯特罗在演讲中所说“要实现大米的自给自足,要占去33万英亩的灌溉区的土地,投入我们本已紧张的水资源……毫无疑问,在这33万英亩的土地上放弃本可产出的150万吨糖是极不划算(重点号是译者加的)的,因为150万吨糖可以换来1.5亿美元,但付出相同的努力获得的大米却只值2500万美元。”

为什么不放弃大米转种甘蔗,再用一部分卖糖的钱买同样的大米呢?这就是古巴政府的逻辑。为此,古巴政府决定将甘蔗生产从1964年的年产390万吨提高到1970年的1000万吨。

简直是完美的经济意识——非常“划算”——从资本主义经济来看的确如此。

客观地说,这种发展古巴的方法和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尽管不平衡且充满依附性,但却是最赚钱的方法。如果1000万吨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则是灾难性的,不过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古巴经济对帝国主义的结构性依赖也仍然存在。这种情势下古巴只会更加钟情种植甘蔗而不去发展工业——要不然美帝国主义不早都推动古巴工业化了吗?即使在过去的几年,高企的蔗糖价格让古巴在对外贸易中收益颇丰,“经济性”仍然指导着古巴将之用于扩大蔗糖生产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原文注:1976年下半年国际市场糖价大幅下跌,从65.5美分每磅下跌到7.5美分,此前苏联一直以30美分每磅的合同价来进行收购。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种植更多的蔗糖以出口,同时古巴人需放弃每人在配额外能购买的4盎司咖啡,以便将更多咖啡用于出口。)

利润挂帅

1975年党代会上卡斯特罗发言中暗示,好像“盈利标准”在古巴已经多年不适用了。但事实上,扩大制糖业的决定则表明古巴政府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建筑在“利润”之上。这绝非失误,而是阶级选择,是一个决定古巴道路、受益阶级的基本政治举措。

诚然,即使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下工人阶级也仍然要考虑利润的问题,但利润反映的终究是老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简单说,劳动者通过国家必须考虑货币成本来生产产品(包括工资、原材料价格等),并合理定价促使商品卖出——而这个价格涵盖了成本和利润。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标绝非利润。(重点号是原文加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和政权,有意识的制定政治路线,决定经济政策,制定生产计划和生产方式。经济计划根本上是对社会资源的统筹(包含工人、机器和原材料等)以满足对社会的需求——食物、衣物、教育和新工厂等。工人阶级使用“盈利标准”的唯一目的即是通过斗争来限制、缩小并最终消灭它。建立在“盈利标准”基础上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毫无社会主义的味道。

没有任何工人阶级能够依靠对外贸易或援助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物资充裕。但这就是卡斯特罗给群众的解释,许诺的美好未来就像在空中画的大饼。为了自身的解放,工人阶级需要带领群众在所有国家实行变革,扫除产生阶级矛盾的物质和社会基础,给群众教育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人人成为工人,并在生产和社会各方面成为自觉地主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阶级才会消失,共产主义才能胜利。

各国的自力更生、自我解放、自我组织和自我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劳动者砸碎资本主义锁链的唯一出路。

单一的农业

古巴不可能任由蔗糖烂在地里而浪费,或者忘了用它来进口一些商品。鉴于古巴不仅是农业而是整个产业都严重的以来制糖,只有实行多元化种植,才有可能改变其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

当一个体制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基于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追求利润这个前提时,这个体制才是满足且很好地满足人民需求的基础。事实上,糖业的逐利性导致常常把利润较少但对群众十分重要的作物推到一边,人民物资紧缺。

更深层次来说,除非实行多样性农业,否则古巴根本无法建立实现完全的工业化,无论是对包含农业在内(古巴严重依赖农产品进口原因就在这里)的原材料、生产机械还是消费品都是如此。

卡斯特罗辩解说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要便宜很多,苏联的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拖拉机,古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拖拉机,建立工厂很不“划算”——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又一次“算计”。如果古巴不发展工业,从短期来看当然是效率更高,但从长期来看要严重依赖进口制成品。

苏联如此“慷慨”的给予古巴“援助”并大肆的扩大制糖业,实质上是步美帝国主义后尘,都是在不断退化古巴经济的短板——对制糖的严重依赖。这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的把戏——输出资本到殖民地,让殖民地对帝国主义“母亲”保持依赖。这也意味着古巴统治者通过控制古巴迅速成为糖业大亨和买办资产阶级。

在制糖业上的决定绝非古巴领导者的一时失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与古巴革命同期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经验,为社资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鲜明的例证,绝不可能搞错。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领导新的剥削者成为苏联的统治者,通过突然切断技术援助和缩减重要物资供应,妄图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牢牢握于鼓掌,颠覆两国的工人阶级政权。他们甚至对阿尔巴尼亚实施经济制裁,并威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尽管中阿两国仍然很穷,中国与苏联接壤、阿尔巴尼亚被敌对政权环伺,但两国的工人阶级在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上尽最大的努力来发展经济,并在付出代价的基础上成功抵挡住赫鲁晓夫的进攻。

古巴领导层经常宣称是美国的封锁、恐吓才是古巴关键物资短缺并最终投向苏联的决定因素,但无论古巴在建设真正社会主义过程中面临着多么真实的障碍,也并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环境险恶多少。比如古巴最重要的资源,工人阶级自身,就要比阿尔巴尼亚规模大得多。

事实上,与其把封锁作为依赖苏联的借口,还不如作为自力更生的理由。为了避免经济被遏制就依赖苏联不过是幻想物资总能在古巴靠岸。

苏联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的确会反对美国,并把古巴当做面刺美国的匕首,但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所证明的,如果对苏联有利,苏联是很愿意把古巴当做交易筹码的。一切的迹象表情,苏联的军事“保护”,和苏联“援助”及贸易一样,只能保护苏联的财产并毁灭古巴的“独立”。

中古分歧

1966年发生在中古政府间的事件充分说明古巴领导人在新殖民主义道路上堕落的有多快,无论用多少革命修辞也不能否认他们在政治上迅速的投靠了资本主义法则。1965年中国应古巴请求将援助的大米翻了一番,但当古巴要求将此标准长期维持时,中国政府回应将认真讨论此事但国内存在很大的异议(《北京周报》,1966年1月14日)。

中国的援助和贸易与苏修存在根本差异。中国的援助并不是投资。由于在中国是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掌权,所有的援助和贸易就不采用“盈利标准”,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和平等互利的基础。

古巴政府提出用糖来支付米价,如果中国不愿意,就用中国用以帮助古巴实现经济多元化的贷款来现金支付(《格拉玛报》,1966年2月5日)。中国回复说,尽管糖价与现金等同,但他们并不需要糖,而是需要大米。这不仅是为了国内需求和战备的需要(原文注:当时印度在美苏的武装和支持下武力攻击中国),也是为了支援越南对美帝的斗争。

中国先后经历过艰苦的环境,非常懂得经济依赖是造成革命停滞、人民受苦的障碍和负累。因为中国把大米供给翻了一番,古巴人民才得以维持粮食配额,而古巴基于“盈利标准”把土地都种了更“划算”的蔗糖。中国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古巴打破对制糖的依赖,卖米只会让这种依赖更加恶化。

对此,卡斯特罗在亚非拉革命者参加的哈瓦那会议上大肆攻击中国实行“经济侵略”,污蔑毛泽东并将其开除会议(原文注:卡斯特罗在1966年3月13日的讲话,转引自hugh thomas《古巴》,纽约,1971年)。在苏联攻击中国并引发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般路线大论战的背景下,卡斯特罗的行为给苏联提供了支持,这也充分说明古巴在“盈利标准”治下多么让人生厌。

国有化——目的为何?

当然,卡斯特罗呈现出的又是另一番样子。政府给民众说明,每个步骤、每个措施都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更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但每次新的国有化、新的“革命攻势”、每次向群众展示他们革命热情的机会,都是在“盈利标准”和古巴统治者的利益指导下进行的。

1963年,卡斯特罗访苏归来并发布新的制糖指示后几个月,他宣布在没收大企业和美帝财产的基础上,没收中等种植者的土地。在此影响下,拥有160-990英亩土地的大约10000户种植者及其家庭都被控“破坏糖业生产”并支持CIA(原文注:Leo huberman和Paul P Sweezy著《古巴的社会主义》,纽约,1969年)。

这些当然都不是贫农,更不可能是古巴斗争变革的基础,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剥削者。但不管怎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受到糖业巨头的限制支持过1959年革命。

我们不能断言对这些人采取何种政策是正确的。真正的重点也不是对他们采取哪种措施才是正确的。但错误要留有补救的余地。重点就在于,对古巴政府来说,这一政策绝不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甚至可以说不是为了保卫革命,这种全盘征收的政策只能充分的表明,为了最大化的扩大种植规模降低制糖成本,可以不惜牺牲一切。

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变成巨大的制糖工厂,与那种依靠千百万贫农发展农业的路线决然不同。当古巴人民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这些农民就有可能成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强大力量。但政府的大政方针却不是引导他们进行自愿的集体化。

并未集体化

基本上国家对农业保持原状。一些土地脱离流转成为国家农场的一部分,其中少部分长势良好。这导致小型所有制经济停滞,而古巴不得不把24%的进口资金用在食物上(原文注:转引自Eric N Baklanoff著《古巴的革命转变》一书,匹兹堡,1971年,数据来源于古巴政府统计数据)。这些都被古巴的领导者忽视了,因为他们发展经济的动机并不是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破旧有生产模式去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盈利标准”和“快速致富”的把戏来推动糖业出口。

在合作化、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对农民的领导失败,导致他们深陷于资本主义的方法和世界观,而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国有农场来源于征收的资本和中型农场,转而成为农业巨鳄,拥有百万英亩的土地。这是一个推动糖业生产更有效率——更有“利润”——的办法,特别是包含苏联在内的市场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但绝不是一个更高级、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因为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者在其中的角色——并未改变,他们原本只在糖厂几个经理的管理下工作,现在换成在政府二三十个官僚的管理下工作。他们劳动的目的仍然是利润。

过了几年,当国有农场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制糖时,农场雇员甚至被禁止拥有自留份地,这些雇员本来可以用这些份地种植少量的蔬菜和粮食以供己用。

在社会主义中,工人阶级的确要为最大化的利用社会资源而不断奋斗,还要在大规模、机械化、农业多元化的过程中针对小生产的资本主义倾向开展政治斗争。但在很多国家包括古巴,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并不意味着应当和必需取消这些副业,哪怕这些副业产品会用于交易,因为它可以满足群众的食物需求。如果农场工人可以在业余时间生产出足够的口粮自给,那就是件好事,可以将节省出来的资源用在别处。

但对古巴政府来说,自留份地使人民脱离了主业——制糖。因此,政府成了新的地主,就像从前一样让劳动者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服从于政府的需求。

95.1%的热狗商贩都是“反革命”?

蔗糖生产上的人手短缺造成了60年代晚期的国有化狂潮。在所谓的1968年的“革命攻势”中,当时糖产量大大落后于目标,卡斯特罗宣称95.1%的热狗商贩、百货店主、酒吧老板和其他小企业主都显示出“反革命性”(原文注:卡斯特罗在1968年3月13日的讲话),甚至,“这些手脚健全的人”在“妇女都在地里劳动”时“游手好闲”。

共计有55000家此类企业被处置。这些企业要么被永久关闭(根本不考虑工人们或许需要工厂前有一个热狗店),要么被官方代管,企业主则被派遣到制糖队伍,其中一些人直接干成了老弱病残,其中的一部分加入了约占古巴人口10%的偷渡队伍逃离古巴。

卡斯特罗辩称革命根本不需要这些“寄生虫”就可以经营好这些产业。但这种方法和无产阶级的要求根本对立。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在斗争中赢得最广泛的人民联盟,以此反对和消灭敌人。工人阶级在从大资本家手中夺取了政权后,必须逐渐去除小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但采用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教育劝导,而不是武力强制。工人阶级可以赢得广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来建设社会主义,也可以改变人民群众的政治观点和经济地位。但是卡斯特罗的资本主义把他们变成纯粹的工资奴隶。对古巴政府来说,一切都是经济账:“55000个手脚健全的人”=“55000个合适的蔗糖工人。”

这种欺诈式的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就算政府宣称它是多么的“革命”也无济于事。国有化并非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化。国有化仅仅意味着强化国家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一直就在做这件事,从美国的国家邮局到宾夕法尼亚中央,从英国的钢铁工业到矿石产业,都是如此。

关键的问题是哪个阶级掌权。工人阶级掌权,就有可能发展计划经济服务人民和大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主动参与,当然也包括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广大工农非常了解生产,也知道他们共同的和个体的需求。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这些知识可以汇聚起来制定计划发展经济,满足革命需要,推动革命发展。劳动群众可以被组织起来、受到教育并充分信任他们去执行计划、管理社会,以此扩大他们对经济的掌控和参与度。若非如此,发展经济就只有一途——追逐利润。

这就是古巴的样子。古巴工人拥有定期举行集会的所有权利。但是政府对他们解释说:“讨论政府决定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让工人的热情讨论必须服从政府的主要原则。”(原文注:阿玛多·哈特的讲话,古巴共产党组织部长),这跟美国常见的管理层训话并无什么不同。

工厂,国有农场,热狗店,等等等等,从劳动者的角度看,都不是在计划下运营的。尽管有计划,但由于要服从一般经济路线,糖业也必须相适应,以利润为基础进行生产。

但是60年代的经济管理和现在的经济管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60年代管理者和官僚们并不对特定的企业或者行业进行过多的干涉。打着立刻“共产主义”的名义(还有苏联“援助”带来的自由),对企业绩效并不进行核算,除了上级指令也不过度参与。原有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可以“特殊项目”和“微型计划”的方式自由发展经济,像风一样自由,直到这种自由的代价如期而至。

卡斯特罗解释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肮脏的货币媒介”(原文注:卡斯特罗在1967年全国小农协会代表大会的讲话)。但在现实的社会建设中,生产和意识的力量以及生产者有意识的控制始终受到限制,工人阶级必须使用一定的核算手段以及生产控制来理解规律并提升计划的可执行性。这就意味着让经济服从于政治,否则,如果计划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被严格的执行,资本主义的法则又会重现人间。

尽管新晋的管理层和官僚想要摆脱“肮脏的货币媒介”,却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和市场法则。在这种体制下他们无法控制生产的本性,避不开这种本性创造出的严重经济短缺和糖业欠产。

起初卡斯特罗和其他领导人用利润指令直接干预那些看起来可以快速回报的糖业和其他出口产业。大约在60年代晚期,政府尝试把一切置于苏联援助的整体部署下,并根据一个哈佛经济学家的指示来设置数字报表(原文注:W Leontief著《古巴访问笔记》,纽约评论,1966年8月21日)。这些用“分”和“比索”来计量的方法被用来计划最大“效益”,其实不过是将利润计量法改头换面而已(事实上这种方法在资本主义美国和苏联早已被广泛应用)。到70年代早期,这些方法也显出缺陷,于是政府开始在同一原则下逐步替换,从形式到内容,最终依照各种外币——美元、特别是卢布进行计划。

真实的生产关系,真实的阶级关系,都已经不能被马克思的革命话语所遮盖。同时,工农在虚幻的“马克思主义”照耀下劳动时间翻了一番。

广告牌上号召古巴人民力争到7月10日达成产糖六百万吨的目标,并承诺这是对美帝的严重打击。卡斯特罗将“革命的荣耀”以及更加重要的——古巴的大部分资源都用于决胜1970年的一千万吨的竞赛目标。然而最终的失败让经济风雨飘摇并使整个国家亏欠苏联更多。

“义务”劳动

打着“有意识的创造财富和创造新人”的名义,工人们被召集起来从事大量义务劳动。在1960年代尤其明显,越来越多的制糖工离开农村寻找待遇和条件更好的工作,制糖业人手开始短缺。

大量的工人、学生甚至一些官僚被运送到甘蔗地里,但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义务劳动并无共同之处,在社会主义下开展义务劳动是为了社会发展、巩固阶级统治并将其工人阶级化。

在社会主义下,劳动者当家并将社会向共产主义改造,人民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义务劳动具备现实基础。但在古巴,“义务”却不是如此。因为古巴的“义务”劳动常常以牺牲劳动者的正常工作为代价,同时古巴人民之所以“热情无私”的参与此种劳动不过是为了购买冰箱等耐用品(原文注:Robert E Hernandez和Carmelo Mesa-Lago著《古巴的革命转变》中《劳动力组织与工资》一节)。许多工人都反对这一计划,因为“义务”劳动的效率仅是取酬工人的10%——当然给付的工资也更低。(原文注:Carmelo Mesa-Lago著《革命中的古巴》中《无酬劳动的经济重要性》一节)

就在卡斯特罗宣称必须聚精会神产糖从而为共产主义“全面提高效率”的时候,他同时强调义务劳动也是一个重要方法。事实上,60年代卡斯特罗不停地承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原文注:1966年9月28日的讲话中宣称十年内)并一举解决古巴的增长问题,很多工人已经对“社会主义”下的发展存有深深地怀疑。

这是对共产主义本义很“划算”的滥用,事实的发展很快证明这不过是天上的馅饼。即使再多的劳动力、义务劳动或者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而这个才是引发古巴一切问题的根源。古巴政府动用了一切的手段——压制人民的革命热情、大搞物质刺激、明目张胆的削减工资——来掩盖这一事实并压榨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

工业中的工人尤其是熟练工被大量的削减工资,声称是为了“放弃构成特权的各种收入”。很多次卡斯特罗谴责这些“特权”让工人们更怀念巴蒂斯塔(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美国的工人)。但真正制造不平的是资本主义,根本上绝不是给少数人给多了,而是给所有人太少了。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原则意味着不同工不同酬,因为对社会的贡献不同。限制这种差异并最终消灭这种差异必须依靠提高工资标准——而不是强制削减。

只有资本主义才把“平等”认为是所有工人应该一样的贫困,其中的一部分就应该为其他人实现的发展付钱。这就是古巴政府的“同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真相。与此同时,毫无疑问,阶级差异扩大了。在工人们为了建设一个“除了纯洁只有纯洁、真正纯洁的社会主义”而降低工资的时候,高校老师等的工资却涨了60%。在新的经济计划下,管理层还可以按照利润绩效取酬(原文注:卡斯特罗在1975年党代会上的报告)。

尽管如此,人民的工资也名不副实。租金很低廉甚至为零,许多价格较之从前低了很多。但要知道60年代末期,商品依然十分短缺,流通货币是市场产品价格的两倍(原文注:毫不妥协反对怠工,格拉玛报,1969年11月9日)。人民的工资大部分都毫无价值,因为根本无货可买。(当然只能用涨价来“解决”这个问题)

风雨飘摇的经济

到1960年代末期,古巴经济风雨飘摇。1964年与苏联达成糖业贸易协定后,卡斯特罗宣布到1970年达到年产一千万吨糖的目标。这个计划意味着让糖年产量达到目前的三倍。

三成以上的经济被作为投资(原文注: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罗讲话中的数据),用来清理甘蔗地,购买收割机,建设新的工厂,建设新的铁路、港口——同时用于扩大其他作物出口和镍出口。过了两年糖产量就开始明显滞后于目标(原文注:Carmelo Mesa-Lago著《古巴的革命转变》中“中央计划”一节)。糖产量越是滞后,资源就越是倾泻到糖业生产中,其他产业的工作也越是被转移到糖产业中。即使住房尚未完工,工人就都被抽调去砍甘蔗了。

这个计划终于成了噩梦,古巴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实现卡斯特罗所谓“革命荣誉”般的目标而投下的疯狂的努力,榨干了人、机器和土地,但也只在1970年达到了850万吨产量,两年后,糖产量却跌至古巴历史上的新低。不仅没有完成一千万吨的目标,出口额也没有达到约定,到1970年他们还欠苏联一千万吨的出口数。(原文注:Carmelo Mesa-Lago著《七十年代的古巴》,阿尔布科克,1974年)

古巴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出,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家的工业生产一直增长到1968年,这一年古巴糖也生产达到了狂热的巅峰。然后开始急速下降。铁和马蹄铁的产量就像石头一样自由落体,直线下滑。非糖农业生产跌至五分之一。(原文注:古巴统计数据转引自联合国数据)活牛畜养量三年内从七百万头跌到五百万头。古巴的家禽和蔬菜供应依然严峻。(原文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农业署根据古巴政府报告作出的统计,同时也参考了多种古巴政府的讲话中的数据。转引自Carmelo Mesa-Lago著《七十年代的古巴》。)

根据美国有关“专家”的说法,统计数据说明群众的生活水平在20年代末期逐渐降低。即使他们的话不值一提,根据古巴政府的说法,人民的商品额度基本保持未变,甚至有所较少(比如牛奶),连古巴最有名的两大个人消费品——糖和雪茄,也明显被削减——以便于出口,但同时消费品价格却明显提高了。工人尽管不知道真相为何,但根据古巴劳动部所说,1970年古巴工人平均有20%的旷工。(原文注:同上)他称此种现象是“普遍的积极抵抗。”(劳工部部长Jorge Risquet的报告,格拉玛报,2970年9月20日)

对古巴民众来说,政府承诺在达到一千万吨年产量后,经济自由、供应充足就能实现。但这种驱动和失败的结果把古巴人民陷入更受奴役的境地。到1970年古巴欠苏联20亿美元,古巴则变本加厉、敲骨吸髓、索求无度。(原文注:Carmelo Mesa-Lago著《古巴的革命转变》中“政治经济与发展”一节。美国政府的数据更高,参见美国政府官方区域手册(古巴),1973年。)

苏联发令,卡斯特罗挥鞭

1975年古巴党代会正式对自1975年来所开展的一系列变革进行了确认和巩固。

最重要和第一位的,就是对于工人阶级进一步地进攻。伴随着本文开篇所介绍的工资政策,一切都越来越依赖旧有的暴力强制,对于群众热情的依靠却越来越少。这都与1973年的决定相适应,该决定重建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世界非常熟悉的惩罚体系:严厉打击旷工、怠工、疏忽以及不尊重管理人员,惩罚方式包括克扣工资、考评不合格、转岗、延缓休假、暂时停职甚至事实开除。(原文注:1965年古巴劳动法中即有这些条款,但直到古巴贸易联盟代表大会1973年成立后才开始完全执行,转引自Robert E Hernandez和Carmelo Mesa-Lago著作)

个别企业其实早已经开始解雇工人以提升“效率”。古巴总统Osvaldo Dorticos在1972年的讲话中提到,在糖业生产最大的两省中存在着明显的失业现象(原文注:Carmelo Mesa-Lago著《七十年代的古巴》)。现在党代会也承认这一现象开始在其他产业中大肆蔓延。

此次古巴党代会确立了沿着资本主义路线运作古巴经济的一个正式体系。官僚和管理者再也不能自由任性地破坏利润了,因为这样的自由就连社会帝国主义用钱也买不到。整个经济现在更加“有效益”了,每一步都用来创造利润。工人们的工资取决于工作企业的利润(以此来让他们更勤劳,剥削程度却毫无减少)。管理者根据他们管理企业的利润来取酬(以此来让他们督促工人更勤劳),这些成绩突出者被给予“成效奖励”(原文注:卡斯特罗在党代会上的报告)。毕竟,难道他们不应该负责管理一切吗?

古巴党的角色

古巴政府对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经验的学习,绝不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版本。古巴共产党在其成立十年后才最终作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这个决定就是最好的说明。

1965年古巴共产党成立时,党的作用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既然古巴要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得不需要一个“共产”党。最终由卡斯特罗726运动、革命指挥部(一个反对巴蒂斯塔的学生武装组织)和人民社会党(这个老派修正主义党早就放弃了 “共产党”的名号,直到最后一秒还反对发起针对巴蒂斯塔的武装斗争,甚至把一些斗争学生出卖给巴蒂斯塔的警察)联合组建了古巴共产党。这个新党的组织实体极少现身,很少有人加入,其存在主要是为了作秀。

对工人阶级来说,其政党是发起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武器。只有把最具有阶级觉悟的战士组织起来,才能总结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制定领导工人阶级前进的路线和方针。

古巴革命领导者得到了许多群众的支持,但是他们却从未把工人阶级作为其基础,当然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党。

但是随后,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的附庸资产阶级的经验使得其在保卫和强化自己的统治上更加“务实”。他们组织并带上舞台的政党当然也只是为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视野而服务。党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国家、军队、工厂和农场的统治者。卡斯特罗在报告中提到党内40%的成员是行政人员和全职官员,10%是教师和卫生工作者。剩下的都来自工厂和农场,我们无从确切的知道究竟有多少工人和农民,究竟有多少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我们可以从前述报告中确切地知道,至少在1970年,管理层和党的领导层常常是同一拨人——国有农场更甚,军队也不遑多让(原文注:劳工部部长Jorge Risquet1970年7月31日的讲话)。

当然,我们判断一个党派的阶级性质并不是主要依靠成员构成,而是它所执行的政策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正如当今苏联的修正主义者一样,这个党已经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不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统治。它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完全是为了保护和加强对群众的统治。

卡斯特罗的“自我批评”

即使卡斯特罗的“自我批评”也不过是为了阶级利益服务,他在不久前说到:“可能我们最大的唯心主义,就是让我们坚信在几乎保留着资本主义外壳的社会,可以一下子进入到每个人都能高尚而道德地行事的新社会。”(原文注:格拉玛报,1970年9月20日)

在党代会上,卡斯特罗继续阐发这一主题:“革命通常有一个空想的阶段,这个阶段中的主要人物为了把梦想变成现实的高尚任务而勇于献身,用理想指导实践,简单地认为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人们的愿望、理想和目的可以达成一切。”

这可谓是新资产阶级回顾过往的绝佳回忆。他们在小资产阶级革命中夺权。领导层的政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阶级的蓝图,包含它所有的游移、主观、唯心、急于求成、对于斗争缺乏耐心、追求快速富裕以及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处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特质。古巴领导层在60年代的“左倾”路线及其真正的、潜在的保守主义本质,以及他们在困难面前迅速转向修正主义怀抱,都证明了这种观点。

当然这种唯心论却绝非卡斯特罗希望我们相信的是什么过高的估计了群众的力量。真正的唯心论在于他们希望社会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改变,而不需要千百万群众有意识和有组织的斗争。古巴领导层这一观点,在他们认为“一小部分坚定者”就可以在拉丁美洲独自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反映,同样也在认为无需群众自身的斗争,只需要苏联的金钱及卡斯特罗的思想结合起来就会给古巴带来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得到了反映。

期待改变并不是唯心论,坚信必然改变亦然。最大的唯心论,距离现实最远的,恰恰是古巴领导者认为他们可以维持资本主义的分工,并站在人民之上,充当构思者、计划者和管理者,而工人阶级会欣然认真执行他们的计划,却不对剥削和压迫展开斗争。

成熟的资产阶级

古巴今天的改变,充分反映了那些曾经的反抗者已经蜕变为新资产阶级,虽然仍保留着“社会主义”这一表象,但他们以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方式已经教会自己,所有资产阶级所共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他们仍未抛弃旧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斗争观的唯心主义论调,但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仍然用花言巧语和幻想来支撑他们的统治,但现在他们以其掌握的强制和直接武力为后盾,依赖“市场纪律”来迫使工人们工作。

“他们过去掌权,现在该轮到我们了”——列宁就是这样描述小资产阶级对于被推翻的俄罗斯统治者的看法。这点同样适用于古巴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对他们来说,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胜利并不是一个变革那些导致了新殖民主义体系的社会条件的机会。反之,他们以新的形式取代旧的,恢复了革命所推翻的一切。建立在这个阶级的愿景之上,结合苏修分子的慷慨供给,这些曾经的小资产阶级斗争者,摇身一变成为依附于苏修的、标准的买办资产阶级。

古巴过去几年在同苏联阵营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曾经与美国贸易中扮演的角色相差无几。出口始终占到古巴产品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糖),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苏联阵营。(原文注:卡斯特罗在党代会上的报告)

既然肥沃的突然都用来生产糖,食品就仍然在一长串必须从外国买进的清单里。这一点始终掣肘着古巴。古巴对苏欠款达到50亿美金,为了还款又不得不下更大力气生产糖。近期古巴加入了经互会,成为这个苏联对东欧贸易的主要媒介的一份子。无休无止的依赖、债务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依附、单一的农业,其实同其他拉美国家与美帝的关系一模一样。

古巴的政治角色

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下的古巴政治角色,就是作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拓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和仆从。

对苏联来说,(对于)古巴(的政策)绝非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是为了长期投资,获取更大利润。毋庸置疑,为了投资,苏联甚至可以忍受短期的亏本。但这并不影响古巴之于苏联的殖民地属性。帝国主义经常为了整体的政策牺牲在某国的短期利益。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以色列,美国为其投注了千百亿美金,即使全部控制以色列也换不回。以色列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作为美国政治和军事的工具,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苏联帝国主义当然希望在古巴的投资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回报。但古巴的真正价值在于,打着反对美帝的革命外衣,充当苏联反对美国掌控世界的关键工具——当然,一切都在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名义下。

“革命”形象

作为一个依靠革命反对美帝并试图持续强化“革命”形象的国家,古巴帮助苏联帝国主义的行动延伸到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苏联都不好公开露面行事。

古巴的一部分服务就是针对人们对于苏联帝国主义的揭露和谴责,进行掩盖和反驳;颠倒黑背,掩盖真实的本质。

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举办的不结盟运动会议上,古巴的这种价值被凸显出来,当时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谴责了苏联是美帝侵略柬埔寨的帮凶。卡斯特罗站则起来对西哈努克等人展开了攻击,为苏联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辩护,坚称苏联是所有被压迫国家忠诚的天然盟友。

今天,古巴领导人的这种把戏更加肆无忌惮。1975年党代会上,卡斯特罗说:“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懊恼苏联的强大,如果没有这种强大,过去30年间为自由奋斗的人民就会失去决定性的帮助,毫无立足之地,所有小国、发展中国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是如此——都会因此再次陷入殖民地的境地。”

这句话背后的信息十分清楚:发展中国家不依靠苏联就无法取得解放。为了达到使得苏联取代美帝成为世界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之目的,苏联统治者向全世界极力兜售“古巴样板”,希望鼓动别国掀起反美的浪潮。

但很显然,苏联领导人并不指望光靠卡斯特罗的嘴巴就能扩大自己的利益。更多的,苏联和美帝一样,依靠枪炮来攫取利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巴领导人见到了苏联“现实主义”放射的光芒。

武装干涉安哥拉

这些日子以来,古巴已经不满足于用“游击中心论”取代人民自己起来进行解放斗争了,而是派出了开着苏联坦克飞机的自己的武装。

成千上万伙同苏联坦克在一起的古巴军队,只是古巴统治者在实际中给苏联主子输诚的款项之一。

社会帝国主义者不仅仅利用古巴军队试图把安哥拉置于掌中,他们还把这种行为描述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硬把古巴作为例子,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像其一样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及其援助上,说这是多么的幸运。但事实却是,成千上万的古巴士兵只是在这场反革命犯罪中被派去充当走卒,并进行战斗,甚至遭遇死亡;这一事实极大的暴露了苏联帝国主义的本质,再多的话也掩盖不了这一谎言。

苏联帝国主义分子声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如果不接受苏联援助、接受苏联控制,则必然无法打破被欺压的锁链。美帝国主义者也早就利用经济和军事援助对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实施奴役、强化压迫,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重复着同一套说辞——如果被剥削压迫的国家胆敢反对美帝的“保护”,那么他们必然要受到苏联走狗掌控。

我们能从古巴革命的失败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反对这套帝国主义的逻辑。各国的人民群众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并且要主要的依靠人民自身的斗争来解放全人类,决不能指望世界上剥削者的所谓“援助”。一句话,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