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联盟
一九七四年

马列主义者还不过刚刚开始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活动进行调查。前面的分析只是该项调查的一部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解释还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还认识到，这一基本分析虽然是必要的，它清楚地表明苏联是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而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分析本身还有局限性。我们必须更具体地了解资本主义复辟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

一、生活水平在提高吗？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应该抱有幻想。社会主义虽然给苏联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使他们的劳动性质和生活起了质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乌托邦。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在苏联的具体条件下，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人们还必需作出巨大的牺牲。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掌握住政权，保持工农联盟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并为人民的利益建立一个合理的计划经济的基础。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被用在两个方面，对国防和对将来的投资。大力建设工厂和生产机器、拖拉机等，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于日用必需品的发展，将重要的物资转用于国防武器的生产（但不是用于建立今天那样巨大的帝国海军）。这在帝国主义包围、纳粹入侵和“冷战”的严酷现实面前是必要的。因此，美国人（包括许多工人在内）认为当然应该享有的东西，苏联人民常常是没有的，而且也只能这样算了。*

*显然，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今天看来，或许是比较过分地强调了发展重工业，致使消费品生产和农业生产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在今日的中国，各类轻工业同更为生气勃勃的重工业是同时发展的。但即使在中国，为了国防和今后发展的长远利益，作出牺牲仍是必要的。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伸出指头谴责社会帝国主义，要它注意苏联国内现在确实存在着住房不足、食物或耐久消费品匮乏的问题，而不承认这些问题在一九五六年前也存在，那就有点不太客观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问题存在于今天，其情况同以前是迥然不同的。

我们对不少苏联公民今天享有似乎比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没有什么不满。我们也不会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出发，趾高气扬地说这种生活上的改进本身就是“腐朽的腐蚀人心的”而轻视他们生活上的改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强调：经济进展造福劳动人民，决不是出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宽宏大量，而是共产党、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整整一代的苏联工农传给今天苏联公民的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精神的成果。

并且，我们充分相信，在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总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提高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早在一九二七年，当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奇迹”欣喜若狂的时候，恰恰是斯大林指出了这些“奇迹”的虚弱本质。他精确地预示了“大萧条”和帝国主义新战争的来临，并指出：“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岀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1]今日，就社会帝国主义和它所大吹大擂的“胜利”来说，情况正是如此。

其次，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极端不平衡的。实际上，这种提高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所表现的是向后倒退。在斯大林时代，不平等现象确实是存在的，马列主义者也认为这种不平等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熟练工同非熟练工之间工资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高薪。但那时经济的全面发展还是根据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了，日用必需品的定价，也是尽可能的低。那些供应不足的地方，分配制度可以减轻最贫穷的人的苦恼。

在那时，集体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比个人的消费品生产来得重要。因此，生活水平不能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其他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指数来衡量，而必须同时也以社会产品和各种社会服务的分配方式来衡量。

在今日的苏联，财富的分配愈来愈不平等，统治集团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特权阶级。随着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社会服务事业却遭到削减。对某些人来说，虽然物质享受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了的只是资产阶级，工人充其量不过得到一些残羹剩汁而已。

二、不平等现象的增长

以往，苏联在生产上是很注意那些关系到广大人民利益的各个方面（如戏院、公共交通等）的改进，但今天，生产上强调的主要是那些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这一现象的存在，可能有利于维持图表上的生产不断上升，但对苏联广大人民毫无贡献，并且反映出苏联人民无权控制生产。为了生产更多的奢侈品，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上文提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十五种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二，甚至《苏联贸易报》这一政府刊物也不得不承认，商店中只备高价的衣着，许多顾客对缺乏廉价的秋冬服装颇有怨言。[2]

这些现象或多或少说明了，苏联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喜欢夸耀他们在赶“时髦”方面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勃列日涅夫的十四辆华贵小轿车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的个性。我们还可以指出，新兴的苏联时装工业是多么卖力地在模仿狄沃斯和圣劳伦滋，步它们的后尘。

苏联新闻界也注意到了官员们购买“乡村别墅”越来越盛的风气。这些别墅在沙皇时代原是贵族的产业。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一位集体农庄主席造了一所有十六个房间的别墅，在全区中可算得“美焕绝伦无岀其右”。[3]更近一些时日，社会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吵架迫使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夫人的事情暴露了。这位赫鲁晓夫从前的老相识，也是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她盗用国家资金建造了一所豪华官邸作为她私人的乡村别墅。[4]

至于涉及到直接剥削劳动力因而最能暴露问题的，可能是许多专家和官员的家庭开始雇用女佣这一现象。这些妇女，象她们的美国同行那样，所得工资极微，受到的待遇极为恶劣。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女佣常常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刚来自农村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人。

以前，这些妇女，在获得训练加入工业大军之前，往往被安插在街道清洁、托儿站等等社会服务部门工作。但今天，她们只得迎合她们的新主人的需要。毫无疑问，苏联的资产阶级在抱怨缺少“好佣工”时，同西方资产阶级唱的是一个调子。[5]

苏联一位出名的女诗人蓓拉-阿赫玛杜莉娜的故事是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它说明了苏联的资产阶级是如何以苏联工人的血汗来过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的。她是著名修正主义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前妻，现在改嫁给作家尤里·纳齐巴尔。根据《纽约时报》对她进行私人访问后的报道，她是一个“百万富翁”。她雇了一个全天工作的女佣，还有一个男管家。她有一辆最高级的汽车，由司机驾驶。当然，她还有乡间住宅。苏联的领导人却自称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那种根据需要来分配财富的制度！对此，我们无需多加评论了。[6]

但是，公然夸耀财富只能到此为止，因为苏联的统治者还必须挂出工人阶级统治的招牌。这样，官方的贪污形成了另一种方式，使规章制度成为笑柄。例如，苏联的公司经理们向他们的西方阶级弟兄那里学习：将费用开支项目作为不断地捞取油水的隐藏的财源。法定的费用开支在苏联是很小的。但经理们和官僚们自有办法。他们互相给对方单位，而不是给自己单位开报销单！显然，在名胜区有那么一些单位，它们之所以存在，看来就是为了给其他单位的经理们提供便利，为他们的游宴作乐开报销单。例如，在黑海之滨索契（游览胜地）的第二工程公司，为克拉斯诺达尔南方贸易建筑公司经理A·B·孟维列安和他的一位女友（不是他的妻子）的一次进城访问，付出了一千三百卢布作为额外费用支出。[7]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让我们来看一下，譬如说，他们是怎样利用“业务会议”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克拉斯诺达尔的一家公司在索契开了三天业务研究会，取得了一纸三千四百卢布（将近五千美元）的账单，但是，却没有迹象能表明他们确实开过业务会议。账单里面有餐馆账、观光费、雇用一位女打字员和女速记员的支出（这笔支出后面又掩盖着什么？），就是没有会议议程和会议记录。[8]

对索契乳品企业的一次生产会议（有一百八十个在郊区的代表参加），我们又将会作何感想呢？根据《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会后除了发现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外，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件。而这个决议早在会议前两个月已经印好！”[9]

当然，这些例子不过暴露了那些经理和技术专家随心所欲已经到了怎样程度。但是，正象我们以前指出的那样，真正当权者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他们构成了新的国家垄断资产阶级。

这个统治集团虽然有时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揭发下属的“漫无节制”，这部分是为了不让他们做得太过分，也为了平息一下愤怒的工人们的情绪。但不管怎样，贪污已成为苏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库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一个美国记者作了总结：在苏联“你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你必须有朋友，否则你得有钱”[10]

但是工人怎样呢？他们的遭遇怎样呢？统治集团虽然对有些工人作了一些让步，给了较高的工资，然而大部分工人却在人身安全、工作条件和生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一章叙述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车间里给工人带来的一些影响，它造成了劳动强度的提高，遭到解雇等其他灾难。除此之外，在工厂外面，工人的地位也已经急剧降低。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工人阶级掌权的那样一种社会里，当个工人是光荣的，受人尊敬。这在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但在苏联却不是这样。

一九七一年六月，在苏联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曾举行过一次选择职业的调查。这些毕业生是从头至尾完全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培养出来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们普遍认为，科学家、外科医生、工程师、作家等小资产阶级的传统职业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最高。至于工人的职业中，那末车工和磨工最热门，因为是技术工种。可是在新西伯利亚的调查中，车工和磨工的名次却是第三十九和四十名。在科斯特罗马这一工业城市，它们的名次更降为第七十五和七十六名[11]。这证实了斯维尔德洛夫机器制造联合企业经理格奥尔基·库拉金的话。他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中抱怨说，一九六七年以来，青年人不愿当工人，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尊严”。[12]

经常阅读苏联报纸的人，一般不会认为苏联有任何失业问题。报纸上满是对劳动力不足（主要指熟练工）的抱怨。这种抱怨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的报上（特别在招聘栏）也可以找到。一九六七年设立的那些劳动力利用局多半就是这一问题所引起的反应。这些局的任务是在工厂和工厂之间合理分配熟练工，不让有成就的厂超额抢雇。它们只是勉强地担当了一些属于正式职业介绍所的工作。

但是，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工人这种职业的声望降低，以及熟练工同那些资产阶级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等原因，青年人已经变得不愿在技术上求进步。毕竟当一个人可以有更高的目标、可以指望成为一个工程师，为什么要去当车工或木工呢？当然，困难在于工程师现在已经太多，而补充的新工程师基本上限于特权阶级，因为新资产阶级已经把篱笆扎紧了。

同时，非熟练工的人数却在不断地增加。由于苏联的统治者采取谢基诺试验方式，解雇非熟练工，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就发展了非熟练工不断增加同对他们的需要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此外，使这个问题更尖锐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给修正主义者带来了农业上的严重破产，促使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年青人不断地、越来越多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例如，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间，莫斯科附近地区的农村人口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13]

对熟练工不足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反应将会是在政治上动员群众进行技术训练，消除专门知识同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象。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掌握政权，这当然是不可能办到的。苏联资产阶级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增加物质刺激，鼓励人们成为熟练工。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国外投资所得的巨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一个小小的熟练工阶层。这样做对资本家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可以在工人阶级内部培养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因此，在苏联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存在于美国、但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在美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官方发表的失业数字掩盖了成百万久已放弃寻觅工作机会的人。总的说来，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劳动后备大军，资本家利用它来更有力地压制在业的和失业的工人。在美国和苏联，当许多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在挨饿的时候，熟练工的位置总是有一些还空着的。

尽管社会帝国主义者还不承认失业问题的存在（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在苏联还不象在某些国家那么严重，在那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存在的时期更长，没有受到过社会主义的“干扰”），但在苏联的报纸上，已经有迹象表明失业问题在发展。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当然是那些同失业的劳动后备军结伴而来的偷窃、行乞、酗酒等等罪行的显著增加。我们不久就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类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六日《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在这一天的报上，一个名为阿·波里亚特科夫的青年工人叙述了他如何为了找寻工作，长途跋涉到几百哩外的卡马去。在那里，苏联人正在用福特汽车厂的大量援助兴建一所世界上最大的卡车厂。他到达卡马后，当地的共青团组织对他说，这里找不到工作。显然，同他处境相同的人很多，因为不久他就听说，“这样地来了又去的人，每天有二百个左右！”

报纸的编辑对这件事并不怀疑，但他自己加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他描绘了八个乌克兰青年妇女如何为了找工作，花尽了她们的毕生积蓄到西伯利亚北部雅库茨克去。她们没有找到工作，在归途中只能沿途干零活，依靠所得的微薄报酬，勉强地回到了家乡。最为使人毛骨悚然的是编辑对这两件事的评论。他提问，“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混乱现象？”答复是：“我认为主要罪犯就是那些没有受到召唤、贸贸然自己去的那些人的轻率和考虑不周。”

资本主义复辟也意味着工人们所必需的社会公益服务减少了，因为这种服务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所垄断。据说在立陶宛，专供党和国家高级官员作为俱乐部用的蒸汽浴室，已经用公款盖起来了。[14]主要为特权阶级服务的保健设施也在办起来了，而地方设立的诊疗所却正困于经费不足。

三、再一次成为“各民族的监狱”

列宁称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为“各民族的监狱”。解放一切被大俄罗斯压迫的民族，争取民族间的完全平等，曾是那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沙皇、资本家和地主被打倒后，苏联在人民自愿联合并保证以前被压迫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苏联的民族政策有过一些错误，但在消灭民族不平等现象方面的进展迅速。这有力地说明，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统治下才有可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对殖民地的千百万受到民族压迫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巨大鼓舞和力量。

但是，在新沙皇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事情已经完全倒过来了。对苏联国内各少数民族权利的越来越多的非难，引起了少数民族人民和苏联全体人民的普遍的、强有力的抗议和反抗。

起初，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内容是，怂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以此作为策动苏联社会中一切资产阶级势力的一项阴谋活动。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期间，赫鲁晓夫为了分裂苏联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在利用并煽动民族分裂（但即使在这个时期，赫鲁晓夫也绝不犹豫在适合他的需要时，采取俄罗斯化的政策，象在哈萨克干的那样）。

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已经放弃了以前的民族政策。这可能因为他在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权力斗争中，靠这种政策在战术上已捞不到多大好处。因此，这时流行的提法就变为民族“接近”甚至民族“融合”。从一九五八年直到现在，苏联领导人一贯执行的是“民族和睦”政策，它的实质就是强迫同化，就是在被压迫民族俄罗斯化形式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一九六一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纲领最全面、最充分地表达了这个政策。这一纲领提倡“各民族进一步接近”：“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意味着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接近和达到完全的一致。”[15]

社会帝国主义现在的官方观点仍然反映了这个立场。勃列日涅夫说：“共产党认为阻止各民族接近、用任何借口对此加以妨碍、或人为地加强民族孤立的一切企图是不容许的。”[16]

一九七三年，党刊《共产党人》宣称，苏联正在进入“达到各民族完全统一的阶段”。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还指出：“现在有可能更加具体地设想达到民族和睦甚至一体化的过程。”根据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说法，在苏联，“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民族正在形成”。[17]

只要把修正主义者的立场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的那些观点不过是在为强迫苏联各少数民族俄罗斯化作掩护。正如新近一期《北京周报》概括的那样：“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随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谈到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时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18]实际上，斯大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为以前受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19]

在今日苏联，只有最恶劣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才会认为，“各民族接近”或“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存在。这些条件，即使在以前大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享有的优势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并不存在（虽然那个时期，在达到真正的、具体的民族平等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由于苏联今日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决不是处在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阶段”！），提倡“民族和睦”只能意味着提倡民族不平等、民族特权、俄罗斯化和民族压迫。

实际上，苏联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全部虚伪宣传的目的，不仅在于掩饰苏联社会的资本主义实质，也是为了要在苏联人民中，尤其在大俄罗斯人民中，促进狭隘的自身利益，特别是要促进民族沙文主义。这种宣传告诉人们：“我们正在向共产主义（被说成是基本上就是更多地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最终目标迈进。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即使意味着对国境内外各民族的压迫或掠夺，都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和正当的部分。”当然，苏联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掩盖下复辟了的资本帝国主义，给整个苏联人民，特别是各被压迫民族带来的不是什么更好的生活，而是更多的痛苦。（绝对不是带来了共产主义！）

在转向今日苏联国内民族压迫的一些具体例子之前，我们花一些时间概括地研究一下苏联几个主要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是有用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那些发言人为了掩饰他们的民族政策的沙文主义实质，竭尽全力歪曲和否定马列主义。

一个权威性刊物《历史问题》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以“讨论民族概念”为题，主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座谈会对民族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一位曾经研究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各种文件的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说：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自从党的纲领通过以来，为迅速‘打破民族之间的界限’提供理论根据而作出的最认真的尝试。虽然会上发表的各种文件被说成是同志式的学术思想交流，但是某些考虑使我们联想到这次学术讨论会可能是有政治动机的，它得到了那些惧怕非俄罗斯民族主义、主张加速少数民族同化的权贵们的支持。”[20]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出现了两个动向。主张民族迅速融合和修正民族的定义以利融合是主要的动向。另外一个是少数人的动向。那些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马列主义立场，但这是出于他们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辩护和打后卫战的机会主义态度。他们攻击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执行的基本上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倾向于把多民族联合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概念。

但是在这里，真正重要的还是那个“同化主义者”的主要动向，因为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意见，总的说来同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一意见在《历史问题》这一刊物的喉舌是巴维尔·罗加契夫和马脱维伊·斯维尔特林两院士（一个俄罗斯人，一个犹太人），巴维尔·谢苗诺夫（俄罗斯人），苏连·卡尔塔赫钦（亚美尼亚人）和尼古拉·阿南钦科（乌克兰人）。

从思想意识角度来说，这批人竭力用几乎完全是经济学上的用语来重新给民族下定义。这些修正主义者说，这样做可以使民族具有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最狭义的形式，从而在社会主义来临时不会有阻碍“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存在。（当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也认为民族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到完全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它仍具有资本主义的机能。但是他们认为民族起源于资本主义前存在的社会形态中，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还将长久地存在。）

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路线同列宁所抨击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论点基本上是相同的。列宁指出，这个机会主义的立场是“因为社会主义将为政治上消灭民族压迫打下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作者不愿意表述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任务！这简直是可笑的！”[21]象他们的机会主义前辈一样，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承认社会主义意味着以前被压迫民族的发展，它促使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如前所述，列宁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意味着民族消亡，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就是消灭民族。正象共产主义意味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但并不是指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取消无产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加强，正象各族人民的权利和发展必须继续予以维护一样。这样做就是为了最后消除阶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别，并最终消灭阶级和民族这些范畴。但是，同列宁时代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他们的后代，在今天的苏联挖掘出老机会主义的货色，为当权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新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社会帝国主义的那些辩护士（例如斯维尔特林和罗加契夫）持有这样的观点：“必须……注视这样一个事实：总的说来，民族融合在苏联必须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得早一些。”[22]早在一九六一年，谢苗诺夫就宣称，“……民族间相互同化，实质上使那些民族的地方自治机构，甚至加盟共和国，失去民族地位，它使苏联社会从这个观点向前发展到另外一个观点，即融合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就能够实现。”[23]

为了给这个沙文主义的政策辩护，那些作者拒绝接受斯大林在一九一三年给民族下的马列主义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4]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和美国的民族问题在某些地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有相类似之处。因此，扼要地探讨一下这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对待民族的定义，以及在他们国家里民族如何发展，会是有益的。

对美国革命运动的某些势力来说，革命联盟对苏联修正主义者否定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标准的行为加以批判，可能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事。这是因为在说明今日美国黑人这一民族并不严格地符合斯大林所下的定义时，我们已经作过不少分析并进行过漫长的论战（例如在《红色文件》第五和第六期中）。但是我们的分析和阶级立场，同苏联修正主义“理论家”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析和立场，完全相反。

他们的目的在于取消民族问题，为强迫民族同化这一帝国主义政策效劳。而我们的目的是：支持民族革命斗争，具体分析今日黑人解放斗争的特点和物质基础，并驳斥美国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动派关于黑人解放革命斗争不再有（或者从未有过）基础的谬论。

我们的论点的本质是：在美国内战和复兴后的这一时期中，黑人已形成了象斯大林所解释的那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虽然已经同它历史上的故乡分离，而它的组成也已经从以农民为主转变为以工人为主，但是黑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反而更为有力，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全面斗争也结合得更加紧密。黑人这一民族，虽然今天同以前相比，同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相比，它是生存在一种新的、不同的条件下，虽然解放并控制南方“黑人聚居地带”的问题不是黑人斗争的中心问题或最高表现，然而他们必须坚持民族自决权。在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必须击败强迫同化政策，以团结这一多民族的无产阶级。

我们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作出了这个分析。斯大林指出：“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25]即使它们在被反动统治“摧残”和“蹂躏”的条件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斯大林强调说，在总的意义上来说，民族问题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具有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26]

机会主义者（他们以马列主义外衣掩盖资产阶级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在某些场合表现为教条主义，把民族问题看成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和永恒的、在历史进程中基本上不变更自己的方向和性质的东西”。[27]在其他场合，则表现为修正主义，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阉割这一主义的革命精神。不论机会主义表现的形式是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它总是宣扬一条取消的路线，跟帝国主义同流合污。

修正主义者不但用赤裸裸的修正主义，而且还用教条主义的办法来攻击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例如，美国共产党主席亨利·温斯顿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大民族（汉）沙文主义，说它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不同于苏联，不采取单独设立民族共和国的形式而只有少数民族自治区。同时，美国“共产党”辩称，黑人已不再是一个民族，黑人解放的革命斗争并无根据。他们的主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也争辩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以及马列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的整个态度是不正确的，一直是不正确的。

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在于破坏苏联国内非俄罗斯民族的团结，破坏国外受到新沙皇压迫并抵制新沙皇的其他民族的团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极度轻视民族（或种族）的心理、文化因素。例如斯维尔特林和罗加契夫拒绝承认“民族特性”概念和斯大林握出的共同心理构造这一标准。这些修正主义者只承认“民族的亲密忠诚关系意识”，他们指的是，就象在填人口调查表格时那样，只要简单地承认一个人的所属民族就行了。因此，他们所否定的，正是共同联结成为民族的一个主要形式。

根据同样的论点，卡尔塔赫钦提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民族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现象，它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民共同体。民族的主要特征是这一共同体的领域，人民的语言和经济上的纽带。”[28]在这个小丑看来，斯大林不懂得“维护一个共同体或者一个民族内人民心理上的稳定，必然能促使一个对抗性社会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稳定，而这意味着把民族看成为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共同体。”[29]这种说法当然是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在任何民族内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列宁甚至提及在现代一切民族内，“两个民族”同时共存。斯大林在断言存在着明显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时也认为是这样。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谅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30]但这同我们那些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态度本质上是单纯经济观点和机械唯物论（因而是唯心主义的）的态度。

马列主义者的论点是，归根到底心理和文化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在任何民族中，资产阶级的心理和文化同无产阶级的心理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根本差别。马列主义者认为，它们的发展形式决不是到处都是相同的。在现实世界中（毕竟一切都是同它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特定的民族环境里得到发展，而那些不同的民族环境对两个阶级及其心理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

例如在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对孔丘的反动思想进行伟大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截然相反。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路线要为孔丘辩护，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则要消灭孔丘思想的一切残余。

这个斗争在形式上是中国所独有的，但它的内容却具有普遍意义。在整个地球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无数这类问题，每天站在对立的立场准备厮杀。在民族文化的每一个问题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但在中国，由于它的人民的确有着一个在共同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因此孔丘（不是柏拉图、耶稣、真主等）这一特殊问题突出来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它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战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下面一段话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31]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斗争因此显示了它的国际性质，也显示了它的民族性质。在每一个民族里，确实也出现了表现在共同文化方面的共同心理特点。当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有一个打破民族界限并取消心理上和文化上差别的强烈倾向。但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它的发展还要以包括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因素在内的民族特征和差别为转移。

如果不是这样来认识，那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认为阶级斗争只有国际性，它的发展阶段到处相同。这种立场以唯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理论为基础，实质上也就是那些苏联作者的立场。它尽管通常披上了“左”的外衣，但仍然再一次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民族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充满了修正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们企图否定资本主义消灭后民族有继续存在的任何基础。这些修正主义者否定不同民族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特征，企图取消民族问题，促进为时过早的同化，使少数民族回到遭受沙皇压迫那样的日子里去。

实际上，斯维尔特林和罗加契夫这两个作者甚至声称，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在沙皇时代已“非常巩固”！他们宣称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使苏联公民结合为一种“苏联民族”——一种新的、包括所有苏联各民族在内的种族共同体，它是介于民族不统一与“无民族”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这一观念在苏联的宣传人员和辩护士中是共同的，也是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人所正式接受的。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声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我们的国家里出现了历史上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32]为了掩盖他的真意，勃列日涅夫又强调说：“这不等于要消除各民族间的差别，漠视各民族的特征、语言和文化。”但是，尽管他支吾其词，显然这一新概念是为了企图消除同它对抗的民族概念而炮制的。例如《苏联民族学》杂志说：“民族概念和种族概念将越来越被苏联民族这一概念所取代。”[33]

卡尔塔赫钦给民族下的定义使他作出了更加荒唐和沙文主义的结论。他甚至指责斯维尔特林低估了“苏联的真正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民族特性。”[34]（当然，我们且不管卡尔塔赫钦曾因斯大林用了他认为不正确的“民族文化”这一词而加以指责）。他争辩说：“随着社会对抗的消失，民族对抗在苏联也消失了。”当然，社会对抗（阶级对抗）在苏联并未消失，而是再一次在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着。同时，社会主义时代一直存在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条件下也已经再一次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我们为这些卑劣的理论家花这么多的笔墨，不仅是为了阐明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理论”是多么荒谬，重要的是应该认识，民族压迫的复活不是简单地由于现在的统治者是俄罗斯人或者是坏人（虽然他们两者都是）。更确切地说，民族压迫复活的直接根源是修正主义者在一九五六年采纳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包括对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伟大贡献进行攻击，并为苏联共产党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制造根据。

这一沙文主义路线造成的具体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加速“融合”各民族，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整个苏联国家范围内分散了许多少数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根据一九七〇年苏联人口调查，在这以前的十年中，占摩尔达维亚人口百分之十四点六的三十九万以上的摩尔达维亚人被迁离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占乌克兰人口百分之十三点四的五百万以上的乌克兰人被迁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35]

这样的政策确实使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彻底消灭了一些较小的民族。一九七三年苏联出版的《多民族的苏联国家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问题》一书中说：“随着每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统计所涉及到的民族数字不断减少。”这样，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间的人口调查中，一百二十六个民族减少到了一百十九个。此外，在这些年里，卡累利阿人减少了两万一千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维普人减少了八千八百人（约占百分之五十一），蒙德维尼亚人减少了两万两千人。在人口数字上完全没有变动的民族有拉脱维亚、埃文基、亨季、阿列岛、以及乌杰格伊楚。[36]

在强迫少数民族迁出的同时，社会帝国主义者又通过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大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俄罗斯化。这导致了就业上越来越大的差别待遇。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在一九七二年，十七个党龄都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年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抗议这个小小的民族内几乎全部拉脱维亚族官员都被撤职。信中还指责大群俄罗斯人继续不断地迁入拉脱维亚，优先就业，而拉脱维亚人常常长时期找不到职业，或者被雇用做低于本人才能的工作。

也是在一九七二年，乌克兰共产党员伊凡·久巴出版了他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为题的著作，尖锐地控诉在乌克兰实行俄罗斯化。在这一著作中，久巴举出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民族政策如何进行活动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用修建乌克兰大型建设工程之一的基辅水力发电站作为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底，在这个工程使用工人最多的时候，劳动力中乌克兰人占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白俄罗斯人占百分之二，俄罗斯人占百分之二十，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民族的人，……这个水力发电站主要是乌克兰人修建的，可是工程的一切高级职务（工程领导人、总工程师、处长、科长）几乎全由俄罗斯人充任。他们在一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也占多数。俄罗斯工人中的高级技工的比重比乌克兰工人中的比重要高得多。许多乌克兰工人在工程将近完成时被解雇。在工程主要设施管理部门中工作的一百二十七个俄罗斯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乌克兰出生，其余都来自俄罗斯。”[37]

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依靠“专家”去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移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也越来越多。由于移民主要是俄罗斯人，这就不能不导致民族特权的永久存在。如果苏联正确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去消灭“专家”和工人之间的差别，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共产党的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路线阻碍了它们实行自力更生，当地的一些领导人就宁可放弃发展经济而不愿看到外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蜂涌而来。据报纸报道，在格鲁吉亚的阿扎尔自治共和国，“一些最高级的领导人力劝党组织拒绝修建新工厂、发展游览区和旅游业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这种发展会使这个共和国对其他共和国人民的移入大开方便之门。”[38]

当然，这只是那些被社会帝国主义者挑选为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地区的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全神贯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向“广度”发展，这就导致他们集中投资于经济已经获得发展的“欧洲中心地区”。他们无视人口增加最快的是中亚细亚和阿塞拜疆的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也无视这些地区由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移入而加剧的劳动力日益过剩的情况（有人估计并预测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三十年内将增加一倍。另据一九七〇年的人口调查，在中亚细亚的四个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二十岁以下的人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二至五十六，而在西部的一些主要地区则占百分之二十九至三十八）。[39]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考虑到投资效果、对外政策和地区间的平衡等因素。事实是：在苏联的全面发展中，那些当初最落后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指数增长得突出地快。这主要是由于动员了那里的人民并对他们进行了培训。但是，象有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倾向看来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已经倒过头来了。”[40]

教育阵地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政策和斯大林时代共产党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又一领域。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儿童学的是被压迫人民的传统和他们的真实历史。但今天，却对儿童灌输一套俄国人炮制的否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冒充无产阶级历史的谎言和被歪曲了的事实。苏联刊物《统计评论》透露了这一点，它在一九七二年宣称，“成百万的各民族各部族的人民都以俄罗斯文化为自己的文化。”[41]

苏联对待哈萨克人民的历史的态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只要把官方发行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一九四三年版和一九五七年版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篡改历史的。一九四三年版是这样对待沙皇并吞哈萨克这一事实的：“哈萨克的沦为殖民地，标志了哈萨克民族独立生存的告终和纳入军事封建的剥削体系，这一体系是沙皇为统治其‘民族监狱’里的一切被剥削民族而建立的。”[42]

但一九五七年版却这样说：“俄罗斯并吞哈萨克对哈萨克人民在关键时刻的历史命运有着进步的意义……它使哈萨克人民在准噶尔封建头子的奴役下得到了解救……并吞哈萨克最重要的成果是：俄罗斯人民和哈萨克人民在对沙皇统治和俄罗斯地主资本家以及哈萨克封建头子的共同斗争中达到了团结。”[43]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刊物对待克涅萨里运动（哈萨克人在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七年反抗沙皇统治的民族革命运动）前后态度显著地不同。

一九四三年版是这样说的：“在那十年中，三个哈萨克游牧部落的大部分牧民，在他们的首领克涅萨里·卡西莫夫的带领下为争取解放而起义，同俄罗斯殖民者和他们的那些苏丹统治者代理人进行斗争。这次起义是以前历次运动的综合，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是在俄国沙皇整个殖民政策时期内哈萨克人民最大的一次起义。哈萨克人民用他们热爱自由和战斗的精神，有力地、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民族独立。”[44]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修正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五七年版的历史中是怎样诬蔑这次光荣起义的。根据这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修订的版本，克涅萨里运动是“反动的、具有封建和君主色彩的，它的目的是阻止哈萨克人民前进，加强封建和家长制度，使哈萨克疏远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45]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了。

当然，从教育这一方面来说，篡改历史只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一小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因为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使俄罗斯语言成为苏联的唯一语言，这显然是同列宁所阐明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列宁一再谈到决不应该有强迫性的法定语言。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今天却规定了“（非俄罗斯族的）每一个公民应该掌握俄罗斯语言。”[46]社会帝国主义者剥夺各被压迫民族自己的语言，就是为了要消灭这些民族。有一本苏联教科书公然声称，“居民共同体改变了他们的语言后，最后也通常改变他们的种族（民族）出身。”[47]

革命前的教育实际上只用俄罗斯语言，从而阻碍了那些不讲俄罗斯话的民族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权致力于纠正这种情况，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语言学校网”。此外，苏联学者们苦干了好几年为那些只有方言的民族创造了前所没有的文字。这一方式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但根据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布赖恩·D·西尔弗教授所说，“尽管仍然缺乏系统化的入学数字，现在已经积累的十分可靠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充分说明，那些非俄罗斯族学校的入学率在六十年代显著地下降，这不仅在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的时期是如此，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当权时也是这样。”[48]入学率下降是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教育“改革”的直接结果。他的法律名义上授权家长们为自己子女的学习选定一种语言，但是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一着是为了便于那些在进行俄罗斯化工作的官员对儿童的家长施加压力。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

在一九五八年，甚至在正式宣布“改革”之前，卡累利阿人被完全剥夺了教学民族语言的权利。卡巴尔达人和巴尔卡尔人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遭到同样的命运。卡尔梅克人教学民族语言的期限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从四年被减为三年，到了一九六八年已整个被取消。在伏尔加地区，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几乎所有非俄罗斯族学习本族语的只能学到初级课程。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

事实很清楚，这些变更是为了加速使那些被压迫民族俄罗斯化。一个苏联教育家说：“对小学生的教学改用俄罗斯语言，在教育领域是一个重要现象，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49]

共产党员的目标一贯是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交往和交流，在各族劳动人民中发展合作，增强团结。因此，苏联用俄罗斯语言作为在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语言，并不特别使人震惊——虽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俄罗斯人在苏联的人口中现在不过占半数略多一些。但是，谋求俄罗斯语言迅速代替各民族语言，并以此作为加速推行民族“接近”和将来“融合”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大国沙文主义。

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即赫鲁晓夫获得胜利的那一年，“在那些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边区的国家机构和其他组织中，俄罗斯语言已代替了当地语言作为通讯和业务活动的工具”。[50]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

当然，我们还可以叙述好几百个，甚至成千个例子来说明起源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民族压迫。但是这样做会显得啰嗦，实际上，说明民族压迫复活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正是被压迫民族自发的、日益增长的各项运动，这些运动有时已经发展为暴力起义。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谈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一件事。这是一个典型事例，说明了赫鲁晓夫的轻率的“垦荒”运动如何夺去了哈萨克人几乎一半以上的家园。我们相信这种轻举妄动是现在苏联领导阶层无情地漠视民族权利的缩影。叙述这件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其中的罪魁之一正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本人。

事情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斯大林逝世六个月之后的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开始的。那时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了他那使人感情冲动的垦荒计划。这个提议大胆冒失，过于野心勃勃，并且计划得很糟糕。它要在哈萨克及西伯利亚西南部一千三百万公顷（即五万多平方哩，超过路易斯安那州的面积，相当于英国的面积）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粮食。扩大耕地面积算不得是什么新奇的想法，也完全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赫鲁晓夫计划规模之大必然会给苏联的财源和物力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这个计划充满了无法估量的因素和数不清的冒险。”[51]

没有人比茹马巴依·沙亚赫米托夫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沙亚赫米托夫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已达八年之久，他是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第一个哈萨克本地人。他和其他哈萨克领导人指出这个计划太过分了。虽然他们也渴望为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而开发哈萨克的资源，但他们都认识到，赫鲁晓夫提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只会给当地的哈萨克人带来悲惨和不幸。

实施这一计划需要几十万俄罗斯人定居在这片土地上进行耕作。哈萨克人是传统的牧民，他们将会以极快的速度被赶出草原，以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来得及学会耕作。哈萨克的语言和文化将遭到威胁，所有得到宪法保障的哈萨克自治的痕迹也将一概受到威胁。

但是赫鲁晓夫是不会接受否定的回答的。他幕后牵线，暗中指使，企图削弱沙亚赫米托夫在哈萨克的权威，同时又到处物色一个言听计从的人来取而代之。他看上了当时任苏联海军政治部主任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事情遇到了麻烦。当时赫鲁晓夫尚未独揽大权，党的其他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主要敌手马林科夫，也要安插他们自已的亲信。因此，勃列日涅夫起初没有被委以主管职务，他的名义上的上司名叫潘捷列伊蒙·波诺马连科，是以前日丹诺夫的同事。尽管如此，人们都一致认为勃列日涅夫是操纵这出戏的主要角色。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时才发生变化，那时波诺马连科突然被送到华沙担任苏联驻波兰大使。于是勃列日涅夫就一手掌管哈萨克事务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沙亚赫米托夫和其他哈萨克政治局成员被召到莫斯科去晋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波诺马连科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人员。沙亚赫米托夫及其副手伊凡·阿福诺夫被解除职务。一个星期之后，勃列日涅夫和波诺马连科到达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接着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他们替代两个遭到革职的领导人。

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哈萨克共产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沙亚赫米托夫被斥以“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领导”的罪名而放逐到哈萨克南部某地担任区委书记（该地区不在垦荒计划范围之内）。一九五五年六月，在勃列日涅夫亲手策划下，又撤去了沙亚赫米托夫的区委书记的职务。

现在反对势力已经清除，勃列日涅夫就着手执行赫鲁晓夫的命令。到一九五六年，五十多万名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来到哈萨克，新建起五百多个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九年，哈萨克人仅占他们故乡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还不到。哈萨克的欧洲移民人数超过了在非洲的全部欧洲人。

垦荒冒险的规模之大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初期计划要求运进五千台联合收割机和收割机，一万辆卡车，六千台中耕机，三千台耙土机以及五万台以上拖拉机。还要铺设一千二百哩铁路。也许如此宏大壮观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困难的。

设备运到了，但火车站没有机械能将沉重的拖拉机卸下。年青的共青团员渴望工作，但没有训练计划。卡车运到了，但缺乏燃料。第一个收获季节因缺乏麻袋而损失了无数吨粮食。至于住房，尽管向新移民（当然不是向当地的哈萨克人）许了愿，但始终连影子都不见。第一个收获季节过后，百分之七十五的移居者只能在临时帐篷内挨过冬天。

总之，对于成千上万名志愿者来说，哈萨克的现实是，“由于没有提供卡车或贮藏设施，粮食大批腐烂，收割机的驾驶轴损坏了但没有零件替换，夜间在帐篷和地洞里冷得发抖，缺少肥皂还缺少水，缺乏手套和暖和的靴子，望穿了眼也盼不到家信，因为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送什么信。”[52]

尽管情况糟到如此地步，但是，由于一九五四年取得了好收成，垦荒计划还是被认为获得成功。这却成了勃列日涅夫成功的标志，于是他很快回到莫斯科去荣获高升了。至于哈萨克家园被搞得乱七八糟犹如经过了一场浩劫，至于由于将大批设备和人力运往东方使传统的乌克兰和南俄粮仓的农业完全陷于混乱甚至险遭毁坏，至于一九五四年以后由于连续干旱、计划不当和劳动力斗志涣散而一再出现歉收（哈萨克所遭受的灾难尤为深重），所有这一切都全然不必在乎。

时至今日，对哈萨克人民的掠夺还在继续。现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等还在继续不断地向垦荒运动中开垦出来的农业地区移居。但是很少人留在那里。苏联的研究材料表明，一个典型的移居者在乡下只呆两、三年，然后就迁入哈萨克共和国的居民已经过分稠密的城市或工业地区结果，近年来农业停滞不前，而哈萨克的新兴城市里却人酒为患，到处是求职者。

当然，毫不奇怪，好的工作绝大多数都落到了那些移居者手里。从理论上说，这些移居者是被派到农村去定居的。与此同时，当地的哈萨克人被赶出他们放牧的地方，在城市里徘徊，并日益成为城市里受剥削的半失业甚至全失业的少数民族。

四、劳动妇女的“双重负担”

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还恢复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的那种压迫和歧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男女平等的思想受到广泛宣传，妇女被吸收参加各级生产。妇女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即使在今天，妇女构成了苏联医生的大部分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相当大一部分。在工业部门，妇女仍然占据整个劳动力的一半左右。

但现在，社会帝国主义者由于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就吵吵嚷嚷地说什么现在苏联妇女已变得多么“男性化”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重新把苏联妇女关进家庭的牢笼，给她们套上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种种旧风俗、旧思想的枷锁。修正主义诗人伊里亚·赛尔文斯基不久以前曾写道，妇女应该学会走路时举步轻盈而优雅。他说：“不幸，我们很多女郎都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步姿身段。”接着他又抱怨说，“我们需要一种对女性美的崇拜，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家庭中都要发展这种崇拜。我再重复一遍，有必要将女人‘理想化’。[54]

苏联妇女当然不愿意让赛尔文斯基之流的无聊文人把她们当作“花瓶”陈列起来。普通的苏联妇女无心，也无暇为了取悦于赛尔文斯基那样的丑老头而考虑什么“举步轻盈”。她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单位，整天辛苦操劳，忙碌不堪！

苏联女社会学家卓娅·A·扬科娃认为，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上，苏联妇女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花更多的时间。[55]这是引起埋怨儿童保育设施不充分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据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真理报》说，在过去十年间，苏联没有一个州建造的日间托儿所达到原定计划数量！仅仅在轻工业部门，目前申请日托的母亲达十五万之多。[56]

家务的负担对女工来说尤为沉重。一九六九年对列宁格勒劳动妇女的一个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妇女在工作时间感到疲惫不堪，生病率为男工的两倍。当问到她们：“你们得同时应付家庭的责任和车间里的活，能受得了吗？”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回答说“可以忍受”，百分之三十一的人说“难以忍受”，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简直受不了”。两位苏联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道：“把妇女从‘双重负担’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妇女参加生产，结果有利有弊：体力衰竭，精神疲惫，影响夫妇和家庭生活，限制社会和文化交际。”[57]

减轻劳动妇女家庭负担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廉价家用器具的生产，并伴之以夫妇分担家务。社会帝国主义者年复一年地许愿要将苏联变为“消费者的乐园”，但并未见诸行动。

象美国一样，苏联生产的重点在于炫耀技术上的奇迹，而不考虑经济实惠。一个恼火的苏联经济学家在总结这种情况时抱怨说：“我们早就不需要那种‘经济奇迹’了。我们需要价廉耐用的器具，不是供展览观赏，而是供家庭使用；不是为了工程师和主张一切为未来的人，而是为了家庭主妇！”[58]

所有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将妇女逐出劳动大军，将妇女变为接受施舍、甘受压迫的管家婆和“生男育女的人”。尽管苏联妇女身受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但是她们必须工作，就象一个铁路工人说：“我家有五个小孩，家务很重，但是老婆还得工作，因为我一人的工资不够全家用。今天，工作还不是妇女精神上的需要，不是的。工作是物质上的需要。”[59]

但是即使在工作单位，妇女依然受到歧视，即使在那些妇女劳动力占多数的部门里，妇女也难得担任有权威的领导职务。例如，尽管男人只占医护人员的百分之十五，但百分之五十的主任医生和医院领导人却是由男人担任的。同样，在工业部门中，担任工厂经理、车间主任或与此相当的领导职务的妇女和男人的比率往往只有一比六或一比七。[60]

妇女并且还集中于工资最低微的工厂或职务。根据苏联权威A·Г·哈尔契夫统计，在工业部门妇女的平均工资比男子低得多。以下的表格表明，妇女一般说来都集中在低工资部门：类似的统计还表明，在这些部门内部，妇女再一次地集中在工资等级的最底层。

然而，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社会主义阶段继承过来的。那时不平等依然存在，人们普遍承认，只有一方面在增加生产和发展技术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意识地、长期地开展反对男尊女卑思想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当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一九六七年苏联劳动力部门妇女就业情况及工资等级
部门 妇女占全部雇员％ 月薪（卢布）（全体工人乎均数）
科学与科学服务事业 45 122.1
建筑 28 119.4
运输 24 115.5
政府机构、经济管理部门、 58 112.7
合作社及公共组织
工业 47 112.0
全国平均数字 50 103.4
教育 72 96.4
信贷保险 75 93.3
卫生保健 85 82.2
商业 74 82.2
住房和城市建设 51 78.7
交通 66 78.1
引自洛塔·伦农：《苏联妇女》。
来源：《一九六九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版第654页。

近年来，尽管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第一次将妇女充分吸收进重工业（这一部门报酬最高）的条件，但上面谈到的妇女就业和工资情况事实上却在不断恶化。例如，教育部门（妇女占在职人员百分之七十二）一九六七年妇女每月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低七个卢布，而到一九七一年差距扩大了一倍多，即妇女每月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少十四点二个卢布。[61]今天，一个男性官僚，成天坐着不干事，其工资却要比一个纺织女工或一个集体农庄的女庄员高出好几倍。

苏联妇女另一个深为忧虑的问题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家庭稳定每况愈下。当然，共产党一贯主张充分的离婚权，并为之而斗争。每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总有成千上万名妇女运用这一权力摆脱了老式的、压迫性的婚姻关系，心满意足地作为从事生产的个人踏上社会。成千上万件婚姻也由于双方完全出于自愿而关系得到加强。

但是共产党决不提倡由于曲解“自由恋爱”或反对家庭而要求离婚的权利。我们支持离婚权，目的是为了加强家庭的联系，因为只有在夫妇双方享有充分的离婚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平等互敬的婚姻关系。

共产党主张加强家庭，但并不把家庭作为一个和社会隔绝的掩蔽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充分参与社会活动的单位。比如，今天在中国，尽管保障男女双方享有离婚权，离婚事件相对来说是罕见的。当家庭冲突确实产生时就要尽一切努力来解决困难。离婚被认为是最后一着，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是一种失败。

苏联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但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62]今天，苏联的离婚率在世界上属最高之列，并在继续迅速上升。一九六〇年全国有二十七万零两百起离婚事件，一九六七年上升到六十四万六千三百起。或者用另一种方法计算，一九五〇年每一百件婚姻中仅有三起离婚事件。但是在一九六〇年，每一百件婚姻中就有十起离婚事件。及至一九六七年，每一百件婚姻中离婚事件竟达三十起之多，十七年之中足足增长了十倍！苏联统计人员自己确信不疑地指出，离婚事件的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同报告程序的改进和法律的某些自由化有关。

五、酗酒和犯罪：社会帝国主义的祸患

酗酒是目前在苏联议论得最多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或许是苏维埃大家庭日益动荡不定的最主要原因。在我们对苏联社会的调查中，修正主义者统治下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使我们大吃一惊。酗酒的蔓延已经成为当前在苏联到处滋长的一切衰败和腐朽的象征。事实上，如果我们对酗酒的发展及其有关问题作一比较详细的调查，那末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兴起对苏联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我们就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当然，酗酒在俄国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即多达三分之一的收入是从酒的专卖中得到的。其结果是积极鼓励饮酒，既可作为生财之道，又可作为慰抚之用（沙皇预算曾被称为“饮酒预算”，因为它依靠酒类税收）。一个苏联记者写道：“几个世纪以来，酗酒似乎是俄罗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阴暗、单调的农民生活，加上经常发生的饥荒的威胁和劳累折骨的苦役，肮脏的城市贫民窟中的污秽和堕落，商人家中的令人窒息的空气——这一切都成了伏特加酒应运而生的温床。‘伏特加’是驰名世界的沙皇俄国的少数几个词汇中的一个。”[63]

这是一九一七年后布尔什维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迹象相当清楚地表明，平均每人酒类消费量在革命后到一九五〇年间稳步下降。在革命前的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每人纯酒精消费量是每年三点四一公升，到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下降到二点八公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的数量达到低点，为一点八五公升，比革命前明显地减少了百分之五十。[64]

许多资产阶级观察家敏锐地指出，这些数字只包括合法的产量；另外还有长期传统性的私人酿酒没有计算在内。这虽然是事实，但不但不会削弱我们的论据，反而使它更为有力。因为在这些年代里，苏联不断地在城市化。农民迁往城市在新的工厂里工作。城市工人和农村的亲戚失去了联系（在沙皇时代，城市工人通常回农村收割的习惯在一九一七年开始消失）。而私自非法酿酒主要是乡村的活动。

当时对付酗酒的主要武器是革命政治。对酗酒的危害性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用社会主义的热忱和献身于困难的、但又激励人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取代人们逃往醉乡的愿望。例如，在二十年代里，成立了全苏禁酒协会。这个机构出版定期刊物《禁酒和修养》，发行其他科学和通俗小册子，并组织了禁酒宣传。国营企业生产的伏特加急剧下降，调整了价格以劝阻过度饮酒。此外，对酗酒者本身不是作为罪犯，而是作为需要帮助的受害者来对待。醒酒所内“有洗浴、清洁的床铺和丰盛的早餐，这一切都是免费的。”[65]

然而在今天，情况就大不相同。根据可靠的统计，苏联的伏特加、果酒和啤酒的消费量在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间增长了一倍，在一九六六年又上升了百分之五十。[66]据各方面报道，目前仍在上升。一九五八年开始，苏联当局对此采取了“惩治的措施”，但并不见效。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根据《消息报》报道：“由酗酒造成的危害大得异乎寻常。”[67]

目前，典型的工人家庭花在酒类饮料的费用（每年九十三卢布）同花在电影、剧院、报纸、其他文化用品以及文化生活上的费用几乎相等。[68]据称，一半以上的交通事故是直接由酗酒造成的。

工业部门报道，每年有几十万起由于酗酒造成的旷工和怠工。在明斯克州的若季诺，付薪金用的支票是直接转入工人的储蓄帐户的，以削减在伏特加上的支出。[69]在一条南俄铁路线上，人们对火车里喝醉酒的年轻人的抱怨如此之多，以致必须组织铁路人员中的志愿民兵分队来保护乘客。[70]这使我们想起了乘坐美国城市的地下铁路的情况。

甚至在苏联的报纸上，也可清楚地看到酗酒已接近泛滥成灾的程度。然而最严厉的法令，例如一九六七年通过的对过度酗酒处以两年的“强迫治疗和劳动教养”，也不奏效。为什么苏联人民，特别是工人，会转向嗜酒？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他的著名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工人饮酒主要是逃避在资本主义下生存的疾苦：“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71]其他作家也指出，沉闷的社会状况是酗酒的主要原因，包括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是这么说的。*

*高尔基论俄罗斯人酗酒的原因：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精力。在一生中又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挨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眼下还能休息和尝到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也就心满意足了。……长年的积劳损害了他们的胃口，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就大量喝酒，用烈性烧酒来刺激食欲。……一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甚至常常挥舞拳头痛打她们。年轻人常下小酒馆，或者晚上轮流到各家聚会，拉手风琴，唱淫荡难听的小调，跳舞，说下流话，酗酒。疲惫不堪的人们，很快就喝醉了，郁积在心头的那股病态的无名火，顿时发作起来，非得找个地方发泄不可。因此，只要一有发泄这种焦躁心情的机会，人们就从不放过，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便会象疯狂的野兽一般互相厮打，往往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残废，甚至把人打死。（高尔基：《母亲》）

无疑地，这是苏联酗酒泛滥的主要原因。工人们对于他们不再掌握政权这一点心中有数，并且在生活的各方面感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影响。酗酒问题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结果。

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报刊上最初提及纵酒问题。当时的主要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工人。虽然我们还不至于把苏联无产阶级描绘成在任何时候都是禁酒阶级，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期，问题确实是集中在那些新兴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子女们。就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党的高级官员、技术人员或大学学者，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看作是特殊人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虽然肯定是少数），就在公众前以纵酒来夸示他们的特权地位。

在一九五三年末，《共青团真理报》登载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道，有一伙青年组织了一个饮酒联谊俱乐部。他们依靠犯些轻微的罪来资助该俱乐部的活动。在试图向警方掩盖他们的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其中有几个青年人可悲地成了杀人犯。当这案件被揭露时，发现大部分的参与者有着我们美国人称之为“从小宠坏了的浪子”的背景。[72]

这样的报道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酗酒的斗争并不是和持续的阶级斗争没有联系的。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一个内部的党派斗争。它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发生在社会各阶层中。

然而，尽管有过这种持续的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篡权，资产阶级的复辟，标志着酗酒的东山再起。为了迷惑、安抚工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伏特加开了绿灯，任其泛滥。对放荡的特权阶层青年的批评和揭露停止了，伏特加冲向工人。而对那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呢？却是回收到了利润。

一个美国观察家在分析了苏联报刊一系列广泛的有关酗酒的资料后，作出如下的结论：“商业机构和销售商对销售含酒精的饮料十分感兴趣，这种饮料在特种商店、食品杂货店和餐馆、咖啡馆内出售。经济计划的完成取决于达到这种饮料的最高销售量，因为它们占了饮食业销售计划的大部分（约三分之一）。因此，企业的经理、推销员、男女侍应生对酒类交易的兴趣特别大。此外，为了增加利润，商业部门把酒和伏特加的销售点设在大众市场附近。这并不意味着酒类只在工厂附近销售；在国内有些地方，过分积极的职员在公园和海滨推销烈酒，他们在公共场所装置了出售酒类的机器。商店精心布置了吸引人的陈列品为含酒饮料做广告，使年轻的孩子和成年人同样堕落。与此同时，电影、电视和大众宣传品都对过度饮酒的乐趣作了称颂。显然在剧院、电影和电视中经常能看到无节制的狂饮。一位著名的法学家说：“我们看到电影内的英雄们喝得津津有味，我简直找不出一部没有饮酒场面的电影。”其他苏联评论员也支持这种看法。[73]

这个问题在一个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是明摆着的，在一九七一年致《消息报》的一封信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信中指出，在过去，商店必须完成某些商品的具体销售量。换句话讲，它们按照指示出售多少肉类、黄油、蛋类等等。然而，目前每一个商店规定必须争取完成总利润额，这样就使经理们去推销最容易脱手的商品，其中之一就是伏特加。写这封信的人尖锐地问：“为了要在报表上显示盈余，经济机构是多么惯常地急于从事任何只要有利可图的业务……（但是）你又怎样去计算那些破裂了的家庭、堕落的人格的损失……”[74]这个呼吁不是真实地揭露了今日苏联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了吗？

在苏联，酗酒之所以成为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也正因为它同越来越普遍的道德败坏有着联系。举例来说，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不包括少数边疆地区，例如种植罂粟的格鲁吉亚）出现了吸毒问题。关于它的扩展情况，现在证据还不多，当然，问题还没有象美国那样严重，但肯定在滋长。

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二年，颁布了严惩贩毒的法令。今年又制订了一条严厉的补充法令。在一九七〇年，讽刺性周刊《鳄鱼》第一次公开揭露了塔什干大名鼎鼎的毒品贩子的一生，一个名叫“骗子大王阿波罗”的近于传奇式的人物。[75]

更为触目惊心和广为蔓延的是青少年犯罪的迅速增长。这同酗酒直接有关，一帮帮喝醉了的青少年无赖常常无事生非，这种情况比五十年代更厉害。例如，在哈萨克的一个纺织城中，*由于可供利用的文娱设备减少和现有活动的费用上涨，很多青年出没于街头巷尾，漫无目的地游荡，相互传递一两瓶酒，多半是伏特加。象在美国一样，这往往是工人阶级青年唯一能得到的一种社会生活。也正如在美国一样，它能使人堕落为无赖、阿飞或小偷小摸。近年来的苏联报纸充满了对这种活动的抱怨。在莫斯科，盗窃案的增加促使警察部门开始出售一种自动盗窃探测系统，并在报刊上大登广告。[77]

*酗酒与犯罪：在哈萨克的费尔干纳纺织城，每年约有六百个来自周围农村的年轻妇女到丝织厂工作，又有同样多的人失望沮丧地离开了。为什么？
《共青团真理报》说，问题是酗酒。厂内的女工宿舍不时陷入被包围状态。当然，包围者是喝醉了的青年人。但是他们不是闲着无事来恶作剧的。有时妇女幸免被强奸，但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下流的凌辱和谩骂。众所周知，有一帮经常侵袭宿舍的特别凶恶的家伙，是在厂共青团支部书记领导下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种解释可能是工厂同女工宿舍相隔大约有三条街之远。在其间，国家开设了不少于九家伏特加酒吧间。年轻的妇女说，她们必须成群结队并以砖头武装自己才能安全回家。[76]

同样严重的是所谓”别嬉”（按字义讲是“讨厌的家伙”），这是一帮在边沿地区的流浪者。这些人被诱至象西西伯利亚那种缺少劳动力的地方。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前银行董事、建筑师、不得志的落魄艺人、五金工人、马戏团学校的毕业生、钢琴校音者”及其他。作为被社会所摒弃的人，他们当零星的临时工，通常由当地农民以毛皮、肉类和牛奶作为报酬。然后“别嬉”将这些东西在黑市出售谋利。

在没有工作时“别嬉”就从事大吃大喝和做一般违反社会秩序的轻罪活动。尽管他们自己也是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的反抗已发展到痛恨整个社会的地步，并对多数勤劳和受压迫的苏联人民嗤之以鼻。[78]

苏联并不公开透露犯罪案的数字，但是当局当然知道它在增加。在公众的压力下，成立了各种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些问题。象在美国一样，一个完整的研究犯罪学的机构在发展中，并定期发表深奥的“研究报告”，这种“报告”只不过是用来证实一般工人早已知道的事实。尽管有很多好心人为这种研究工作和委员会服务，但其目的是转移对犯罪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罪犯的注意力。

一九七一年，工会的《劳动报》刊登了访问苏联司法部长弗拉基米尔·伊·捷列别洛夫的谈话。捷列别洛夫对改善犯罪情况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也不特别说明为什么。他对犯罪率增长作了如下的解释：“只要少年还在犯罪，我们无从盼望犯罪减少。”[79]说得多漂亮！这个家伙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那些专讲拙劣的双关语的两面派“领袖”们媲美。

这些只不过是近年来在苏联发展的社会问题中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意思并不说管理上的腐败、失业、民族压迫、酗酒和犯罪全部是新的东西。这些情况在斯大林领导下也存在的。但是在那个时期，这些问题代表了陈旧的、衰亡着的东西，重要的是党和国家政策的目的是有系统地从苏联社会中根除这些落后的东西。如果有时候这方面的工作的效果不大，有官僚主义或是麻木不仁，那末，我们在学习它的主导方面的特点和真正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必须从那个反面经验中吸取教训。同当前社会帝国主义统治者相反，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是把劳动人民、苏联广大人民、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的。

资本主义的复辟是我们在本章中叙述的每一个“恐怖故事”的中心内容。我们并不是象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所谓“革命者”那样，抱着高兴的心情来叙述这个报道。托洛茨基之流根本不顾苏联工人阶级面临的是严重的考验和必须重新开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却是装出一副教皇的架势，数说斯大林（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罪状。

当然，我们这里已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成长篇文章，甚至是书。我们并不要求来一个“全面的评价”。我们欢迎别人把我们对诸如民族压迫和在苏联的妇女地位等问题所作的肤浅的调查更深入下去。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调查工作要能为革命运动服务，就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并且以苏联蜕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个问题为课题。

最近，一种所谓“同一化”理论在美国某些资产阶级学术界颇为流行，也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引起某种程度的反响。这个“理论”试图为这么一种说法辩解：苏联同美国自然而然地变得更为相象，因为它们都进入了先进工业社会的阶段，也就是“新资本主义”，“后期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化”这种说法是十分害人的。

诚然，两个超级大国在几个主要方面（我们已提到好几处了）变得更为相似，这是事实，但它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决不是什么“先进工业主义”的问题。这个“先进工业主义”被说成是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据说它将代替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一些十九世纪“过时的”现象，说什么这一阶段有朝一日总得为中国和印度、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以“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事实决不是如此。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阶级统治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

财富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不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瓦解、幻想破灭和道德败坏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特性”的问题同雇佣劳动一样，是和社会制度的性质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在解放前的吸毒问题比目前任何一个“先进”国家要来得糟。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十年内，它就消失了。目前，在无产阶级继续统治下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个问题也没有再发生。

在当前，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尽管他们面临的问题跟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们在一九一七年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全部相同，但却又出现了好多同俄国沙皇时期共同的现象，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并进一步恶化的问题。正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前一样，除非资本主义被推翻，再一次把它从苏联的土壤中根除，这些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六、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

如果我们一点也不谈在修正主义下的文化发展，那末我们对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调查就算不上完整了。

毛泽东这么讲：“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他又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80]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艺术方针是按照这些原则贯彻的。在那些年代里，曾经不遗余力地发展并普及无产阶级形式的文艺。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艺术时，我们指两件事。第一，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是一种教育工人的艺术，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历史、斗争的传统和取得的成就。为的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树立起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决心。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党性的艺术。它无畏地支持工人阶级的事业和领导。它拥护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是斗争和战斗而不是和平主义，是受苦的大众而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剥削者。

但是无产阶级艺术必须是为工人的。无产阶级艺术家不能对群众夸夸其谈，必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然后以艺术的较高形式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带回给群众。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艺术必须使用群众的语言。

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中，有些艺术家和作家受到革命的鼓舞，试图用艺术来表示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和忠诚。但是由于他们中很多人对工人和农民缺乏了解，而对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固有的、狭隘的世界却比较熟悉，因此，很多人走上了抽象艺术的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道路。这在绘画和音乐方面尤其如此。

但是工人阶级是不欢迎这种艺术的。因此，到一九三〇年，党已经着手纠正这种情况。党制订了指导文化工作者的准则，使他们能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很多人在参加国家工业化、打败纳粹、建设社会主义的英勇道路中得到了改造。

这些无产阶级艺术家同劳动人民并肩工作，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感情。可是其他一些人却坚持他们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认为只有他们那样的艺术和文学上的“天才”，才是真正的英雄，才能给迟钝而又愚蠢的群众解释生活的真谛。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文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从未停止过，正如阶级斗争从整体上来看一直在继续一样。在这个时期中，一般地说无产阶级路线是统帅一切的，它是通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表现出来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资产阶级所大肆诽谤的。在本质上，这个理论主张艺术应当反映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现实。换句话说，革命的文艺应当从表现诞生中的新世界这一观点出发，如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的现实。这个概念同安德烈·日丹诺夫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四十年代后期这一概念的主要倡议者。
资产阶级爱把日丹诺夫说成是艺术的敌人，是生活本身的敌人。真是荒谬透顶！我们只要指出当列宁格勒被纳粹包围、整个城市饥寒交迫、每天都在同死亡作斗争的时候，在该城的中心召开了作家会议的，正是日丹诺夫（那时他是列宁格勒党的书记）！

日丹诺夫确实是资产阶级艺术的敌人。通过持续不断的批评，他试图在苏联文化工作者中提倡这样一种态度：在文艺方面，象在生活的别的方面一样，政治必须统帅一切。由日丹诺夫支持的这个运动，是苏联共产党人给修正主义的一个有力的打击。（见第二章）

苏联工人阶级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最著名的当然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他的写作生涯在革命前就开始了。他的作品如《母亲》和《底层》是整整一代无产阶级作家的典范。其他杰出的作家有法捷耶夫，他的作品《青年近卫军》，叙述一群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战线后方英勇作战的故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在电影方面，有谁能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家谢尔盖·爱森斯坦？

然而，随着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一伙的上台，这些人都被打入冷宫。他们的作品被扣上“过时”的帽子。起而代之的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伊利亚·爱伦堡和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等人，他们这些人占了最显著的地位。

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代表了较老一代的苏联作家。他们是些抗拒自我改造的家伙。几年来工人“对他们的创造性加以限制”，他们是怀恨在心的。现在他们是自由了，可以公开发表长期来隐藏在他们脑袋中的一切垃圾。在爱伦堡写的《人民·岁月・生活》的六卷回忆录中，他大肆吹捧美国，称颂美国统治阶级取得的伟大“进步”。他公开攻击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他是得到了赫鲁晓夫特别鼓励的），并再次鼓吹他那一套一听即令人生厌的把抽象主义引进苏联（文艺）的号召。[81]

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反革命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以完全歪曲历史真象的眼光来看苏联革命的，它讲一个人在历史跃进的时候却袖手旁观。难道这部小说是为了指出持这种态度是愚蠢的行为而写的吗？当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断言十月革命是一个“历史错误”和“不可救药的大灾难”它扬言在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说十月革命是个大灾难，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语言！

在这个时期内，象曼特尔什德姆、左琴柯、阿赫玛托娃等人也纷纷出场。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都成了畅销书。

同时，叶夫图申科成了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在赫鲁晓夫所谓的“全民文化、全人类文化”的旗帜下，叶夫图申科声称只有他们这样的青年作家才称得上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产儿”。[82]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污蔑苏联工人阶级的成就，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典型，公然和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流合污。例如，在作家格拉吉林的一本书中，他的“英雄”是一个只想在星期天驾车取乐的人。为了立刻买到小汽车，他就千方百计搞钞票。难道这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吗？[83]

这一艺术流派对电影的影响极大。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制片厂抛弃了爱森斯坦的战斗传统。苏联电影越来越从资产阶级“人性的”、和平主义的立场，而不是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来衡量生活。《时代》周刊在评论苏联爱情片《一年中的九天》时，特别提到过去苏联影片中的英雄都是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英雄和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而在这部影片里的英雄却更象西方的资产阶级。这说明了《时代》周刊的观点：悄悄而来的自由主义已经跑得多么远了。同一时期的另一部影片《我漫步在莫斯科》，是一部极端恶劣和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的翻版。[84]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影片不惜改弦易辙，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把“和平共处”作为总运动的一个部分，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的战略实质。例如《士兵之歌》这部电影，以“战争违反人性，和平带来幸福”为主题，在美国受到了热烈喝采。可是这种在一切条件下和平必然会带来幸福的观点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和命运是要以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来消灭一切战争。同帝国主义讲和平，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更多的战争。但这部电影所鼓吹的恰恰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没有阶级性的和平空想。

苏联的辩护士在回答这类批评时，常常指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怎样大的苦难。他们争辩说，苏联人民在遭到了两千万人死亡后，比任何人更懂得和平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当然是确实的，但是和平的真正意义却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和平不是人民乞求得来的。人民群众不是不愿意为和平作出牺牲，但和平必须在自由、独立而最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赢得。它决不是没有阶级性的模糊的空想。

让我们把苏修如何对待战时的牺牲同越南共产党人的态度对比一下。越南人民当然遭受了同任何国家人民所遭受的一样严重的战争损害，但是他们讲过战争违反人性吗？他们只是渴望停止炮火吗？没有！因为正如胡志明宣布的那样：“没有东西比自由和独立更宝贵。”

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一伙的上台，苏修开始稍为改变了一下他们的调子。在赫鲁晓夫的年代里，艺术、文学和电影方面的“自由主义”似乎走得太远了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等人对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感到不满。当全部作家随着大流吵吵嚷嚷“揭发”斯大林和他的“罪状”时，人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信任他们的领导。毕竟，象爱伦堡那样的蠢才如果一直懂得“真理”，勃列日涅夫又怎么能够存在？

于是新领导开始加紧控制他们的新资产阶级艺术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艺术家中的大部分人也就心领神会跟着走。例如，叶夫图申科觉得很容易把自己这样一个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顺利地转变为御用诗人，不过要求准许他到国外旅行，熟悉一下西方生活作为条件。他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其他的作家则拒绝认真从事所谓艺术“重新斯大林化”，其中的许多人今天已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核心。（见第六章）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苏联作家抛弃了赫鲁晓夫时期的那种艺术方面的和平主义特征，因为这个主义已经过时。现在苏联统治阶级正在图谋改变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更需要好战精神。

在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爱国题材”。[85]在第五次苏联作家会议上，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格·马·马尔科夫强调指出，“文学对陆海军人员负有特别责任。”他接着又说，“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发展并加强苏联文学中的战斗传统。”[86]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最近的作品称颂了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冒险。纪录片《捷克斯洛伐克：一年的考验》竭力为社会帝国主义对该国的野蛮侵略进行辩护。它获得了“国家文艺奖”。

另一部纪录片《海洋》，它通过描写一个指挥大西洋、太平洋、巴伦支海、北冰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等舰队的苏联舰队司令，大肆渲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海军扩张。在《核潜艇闻警出动》这部小说里，局限“在自己领海里游弋”的观念受到了批评。作者写道，“在战前我们不常到海洋去，但是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军国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的作品的另一主题是歌颂沙皇时代的军事传统。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竟然公开歌颂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者为“爱国”英雄。老沙皇亚历山大虽然是以侵略和扩张而臭名昭著，但也由于他的“爱国”伟绩而受到了称颂，《黄金狂》这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公开为沙皇侵略中国的罪行辩护，自称在不平等条约下（该条约后来为列宁所否定）从中国夺得的土地最先是由俄罗斯的移民开垦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作品曾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战斗精神，鼓舞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原则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但是，这些作品对真正的“保卫国家”同彻头彻尾的侵略作了审慎的区别。这些影片是用来动员并教育群众使他们保卫自己的。

然而，现在苏联的艺术家在贬低群众的作用。象他们的同行美国一样，他们描绘技术万能而人民无能，从而把赫鲁晓夫时代的和平主义同今天的军国主义连结在一起了。它们的区别无非是：赫鲁晓夫时期是社会主义正在被破坏，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还处在它的初期；而现在的苏联已成为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国内矛盾使它焦头烂额而不得不到处侵略，恣意扩张，所以它的对外侵略是全球性的。

让我们再以《驯火记》这部专门描写核优势竞赛的故事片为例。这部电影的内容是荒谬的，它的论点是一般帝国主义所共有的，即强大的核保护伞是对战争的最好防御。因此这部影片大肆鼓吹苏联火箭的“威力”。它敦促科学家为军事效劳。根据《真理报》的意见：“《驯火记》是我们的政治影片”“它具有最深远的历史意义”。长篇小说《火箭轰鸣》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一个火箭司令的幻想：核战争爆发了，他受命用核武器去攻击敌人。他赢得了胜利，而敌人却被消灭了。

注释
[1]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4页。
[2] 《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30页。
[3] 同上书，第20页。
[4] 《新闻周刊》，1974年7月17日。
[5] 《纽约时报》，1967年10月9日。
[6] 《纽约时报》，1967年10月9日。
[7] 《共青团真理报》，日期不详。
[8] 《共青团真理报》，日期不详。
[9] 《共青团真理报》，日期不详。
[10] 《纽约时报》，1971年12月8日。
[11] 《真理报》，1971年6月18日。
[12] 《文学报》，日期不详。
[13] 《纽约时报》，1971年10月4日。
[14] 《共青团真理报》，1971年6月16日。
[15] 《苏联共产党纲领》，1962年。
[16] 勃列日涅夫：《苏共二十四大报告》。
[17]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18] 《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19]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6页。
[20] 格雷·霍内特：《民族是什么？》，载《共产主义问题》，1967年9-10月合刊。
[21]列宁：《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页。
[22] 霍内特，前引著作，第7页。
[23] 霍内特，前引著作，第7、8页。
[2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页。
[25]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9页。
[26]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0页。
[27]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0页。
[28] 《哲学》杂志，1964年第5期。
[29] 同上书。
[30]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3页。
[31]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页。
[32] 勃列日涅夫：《苏共二十四大报告》。
[33]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34] 霍内特，前引书，第12页。
[35] 《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36] 《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37]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110-111页，伦敦，1970年。
[38] 转引自特里萨·拉科甫斯卡-哈姆斯通：《苏联民族主义辩证法》，载《共产主义问题》，1974年5—6月合刊。
[39] 同上书。
[40] 同上书。
[41]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42]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1943年），第307，308页。
[43]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1957年），第244，245页。
[44]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1943年），第220页。
[45]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1957年），第321页。
[46]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7月19日。
[47] 同上。
[48] 布赖恩·D·西尔弗：《苏联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最近变革的评价》，载《苏联研究》，1974年1月。
[49] M·巴拉古诺夫：《民族学校中低年级俄语教学》，转引自西尔弗著作，第34页。
[50] 西尔弗，前引书，第39页。
[51] 约翰·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权力的伪装》，纽约，1974年，第132页，开垦处女地运动的全部统计材料均引自本书。
[52] 多恩伯格，前引书，第139页。
[53] Г·维契卡诺夫：《提高劳动资源在地区间重新分配的效果》，《经济科学》，1969年第5卷。
[54] 《纽约时报》，1967年10月9日。
[55] 《纽约时报》，1971年1月25日。
[56] 《真理报》，1971年7月17日。
[57] 转引自洛塔·伦农：《苏联妇女》，载《共产主义问题》，1971年7—8月合刊。
[58] 《文学报》，1969年6月4日。
[59] 《文学报》，1967年7月12日。
[60] 洛塔·伦农：《苏联妇女》
[61] 同上。
[62] 离婚的统计，引自《纽约时报》，1969年9月7日。
[63] 叶莉娜·卡林涅夫斯卡娅：《苏联在同酗酒作斗争》，《酒精学研究》季刊，第27卷，第1期，第97页。
[64] 维拉·埃弗龙：《苏联对待酗酒的办法》，载《社会问题》，1960年春季号，第7卷，第4期。
[65] 卡林涅夫斯卡娅，前引书。
[66] 戴维·E·鲍威尔，《苏联的酗酒》，载《综览》，1971年冬季号。
[67] 《消息报》，1965年6月27日。
[68] 《消息报》，1967年12月3日。
[69] 《真理报》，1971年6月18日。
[70] 《真理报》，1971年5月16日。
[7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7页。
[72] 《共青团真理报》，1953年11月19日。
[73] 戴维·E·鲍威尔：《苏联的酗酒》。
[74] 《消息报》，1971年6月18日。
[75] 《纽约时报》，1969年7月270，1970年12月20日，1972年9月13日。
[76] 《纽约时报》，1969年10月6日。
[77] 《纽约时报》，1970年4月28日。
[78] 《纽约时报》，1970年8月17日。
[79] 《纽约时报》，1971年1月10日。
[8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822页。
[81] 《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34页。
[82] 《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40页。
[83] 《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40页。
[84] 《苏修怎样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第45页。
[85]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5月31日。
[86]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4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