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革命共产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智利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

智利革命共产党(RCP)与中国共产党(中共)13年前建立政治关系,当时她只是一个名字叫“斯巴达克”的马列主义小组。“斯巴达克思”小组第一次和中共的会面是1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和小组的领导人会面时,毛泽东同志鼓励和支持他们建立一个杰出的共产党的想法,并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例如(以下为意译—译者注):“不要照搬中国或另一个国家的经验 ; 同任何尾巴主义倾向做斗争,使用自己的头脑, 根据你的国家情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直努力保持忠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这封公开信就是这种表示。在1966年初,在所有当时的的拉丁美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均出席的制定党章大会上, 以“斯巴达克”组为组织核心的智利革命共产党宣布成立 。只要我们一有机会就与每个国家的代表会面,智革共继续保持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的马列主义运动的政治关系。

1963年的“斯巴达克”小组,以及后来1966年智革共的人们,已经一些年前开始的中苏论战中,采取了反对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旧 “智利共产党”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立场。“斯巴达克”小组随后退出了旧的“智利共产党”,成为独立的小组。“斯巴达克小组”和后来的智革共与中共的关系,是基于对马列主义的相同理解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立场。为了回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中共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九评苏共公开信。这些观点我们完全同意。这些共同观点也是我们党际关系的基础。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我们建立了我们的政治关系。随后,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一贯坚持了革命的国际主义政策,反对修正主义者。在此期间,在中国人们可以出席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大型群众集会,或者反映这些斗争的许多的艺术表演,并且可以找到宣传这些斗争的电台和杂志期刊。这时的中国出版物登载马列主义政党对自己的国家的帝国主义走狗、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反动派的揭露材料,例如奈温、蒙博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铁托。

随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恰逢像邓小平和其他的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谴责的人“复出”, 中国的国际政策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导致了我们之间的许多分歧和矛盾。 然后,在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讲话,在其中他炮制了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路线迥异,却与赫鲁晓夫及其弟子类似并在本质上与其相同的国际路线。在我们与中国共产党关于邓小平演讲的1974年8月的会议上,我们对他的机会主义国际路线做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的争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们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带着最大的冷嘲热讽的话:“这是毛主席的国际路线,” 在1975年初,我们党的领导被告知中国共产党拒绝讨论其国际路线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坚定地重申我们对邓小平的国际路线的批评,尤其是这个路线导致了一个反动政策,中国官方人士的倾向开始转向智利法西斯军政府。这是我们两党之间的最后联系。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尽管有几个兄弟党有被虚伪的告知)中国与智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表示了深深的失望并无法保持一致。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声明,如果可以叫它声明的话,在智利事件中,前总理周恩来致电慰问前总统阿连德遗孀,他表示对阿连德去世的“悲哀和愤慨”,根本未提到数千数万的工人未经任何判决即被法西斯军队执行屠杀,酷刑和监禁。

关于在智利镇压各方面的新闻只在政变的月份里仅仅出现一次,并且报道没有任何评论或意见。此外,出版物似乎不想谴责军政府犯下的暴行,它转载了几则谴责声明,但都是别人发出的。我们指出,这一切与世界各地对智利的法西斯暴行的谴责形成了对比。此外,我们还指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会议在当提出谴责皮诺切特和他的心腹的提案时离开不参加投票。我们发现中国官方界的态度被智利法西斯政权官员热烈赞扬,例如外交事务副秘书长1975年1月主张:“人民中国在国际会议中支持智利”,而没有任何语句或文字上的冲突。

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更严厉的指责你们与血腥的智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没有比比今年八月(译者注:1977年)中国大使亲自赠送独裁者皮诺切特礼物,在此过程中与其合影,并做了大意是 “两国关系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且中国有意加强和扩大这一关系的发言。最后,十月中旬,这位大使离开智利前他的亲法西斯活动达到了顶点,声称他留下了“对智利和智利政府非常好的印象”。讴歌对智利人民实施大屠杀,酷刑,并进行超级剥削的屠夫难道不是对智利人民的侮辱吗?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中国扮演的不是一个公开破坏革命的角色吗?

在1975年初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期间,当时同法西斯军政府的合作还没有变得像后来那么可耻,我们已经指出邓小平在中国实施的政策路线对我们人民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斗争造成了深刻伤害。我们指出,这一政策危害中国人民和智利人民之间的兄弟般革命情谊,也损害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中的威信。最后,我们指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给我们自己的政党动员人民群众,反对独裁和谴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带来了困难,开创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并且现在有助于维护它的权力。当然,智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之前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关系,要求我们解释你与刽子手和酷刑执行者的友谊与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不能从一个革命性的角度解释,我们也不倾向于自圆其说,因为它强烈反对我们坚决的反法西斯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政策的根本原则。

作为支持的一个例子,我们指出,我们已经收到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通过出版物,会议或其他形式的声援支持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谴责专政罪行,揭露修正主义的理论如“和平过渡”和其他,这使得智利建立法西斯专政并在现在阻碍推翻它,我们本来希望收到来自中国的支持。

最后,我们要求真正讨论我们关于邓小平的国际路线分歧,在以前的访问中,我们的批评都没有被回答。在这条机会主义路线被重新确定后,仅仅给予我们发言的权利,我们被剥夺问问题的权利,我只是被告知:“在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你将能够这样做。”

当时,我们党已经发现自己面临着公开谴责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的国际路线和政策的选择,这种路线和政策强烈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我国人民的反帝和反法西斯斗争是特别有害的。我们党的激进分子,我们的盟友和广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更执意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随后在1975年初,在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会谈不久,正是开始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迹象,在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特别希望这一状况将被整改。在1975年初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警告说,只要这个事实继续存在,“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段时间毛主席及在他的领导下下达这些指示–从1975年底至1976年9月他去世时–广泛开展和持续动员群众批评和斗争,反对由邓小平刮起的旨在反对文化大革命所谓“右倾翻案风”。此外,在1976年4月,由于邓小平煽动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项决议,如你的出版物解释道: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的会议通过。因此,完全有理由乐观的期待毛泽东同志的国际路线将重新建立,这条路线在高度的思想斗争影响之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斗争中出现这些有利条件,以及在加倍努力这个问题弄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十分必要的运动中,邓小平的一些代理人在我们逐渐与新修正主义的趋势斗争并公开批判与其决裂之前企图挑拨混乱,我们通过革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以及在国际会议发言和双边讨论中联合兄弟党发表我们的声明来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发生的悲惨事件–那些文革中杰出的人物和在他的身边与中国修正主义头目斗争的人被捕入狱,许多在 “文化大革命”被批判的人可耻的“复出”,如被谴责为屡教不改者和残酷镇压决心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及其他进步的部分群众和干部的邓小平,毫无疑问,一个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已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谴责和公开打击那些篡权者。这样,我们呼应了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的号召,他宣称:“如果未来中国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篡夺,所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应坚决揭露和打击他们并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这类修正主义斗争。”(译者注—未找到毛主席原话)

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国际政策和路线而言,我们有权利拥有发言权。任何一个党,无论它在革命运动中多么重要,都无权声称它可以把它的国际路线强加给其他各党,或者甚至是在它自己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变成修正主义路线时要求其他党应遵循这一机会主义转变。如定义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声称应该与本应坚决反对的敌人建立统一战线、应主要面对战争的危险,或者统一规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先锋队的作用等问题。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写成的二十五点公开信的中我们可以读到:“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至于我们党而言,机会主义分子暂时控制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施加的压力如:拒绝讨论甚至拒绝了解各党不同观点;污蔑打击他们,使他们分裂和促使机会主义者取代他们的努力,等等。 。 。这些不会让我们放弃我们的立场,不会阻止我们谴责这条我们认为是反动的国际路线,它也不会阻止我们揭露反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本质使得其企图强加给别人,并把它作为活动的指导这一行为。不论结果如何,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邓小平及其同伙将其说成是“毛主席的国际路线”并试图以此蒙混过关的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什么?这不是别的翻版,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的修正主义国际路线的旧调重弹,他们推出这条路线以防止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起义,从而为取代传统帝国主义成为这些人民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创造条件,二者几乎完全一样。苏联这条路线旨在帮助它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同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这条路线在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国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恩维尔同志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有力批判,特别是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期间。在中国有关的文件是我们在开始时提到的二十五点公开信和九评苏共的公开信,中共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这些文章,谴责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的国际反动政策。这些文件代表了“毛泽东的国际路线”,这个概念在他的著名作品中体现,而不是邓小平和他的团伙通过弄虚作假来偷换成的东西。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74年4月联合国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的一些著作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在一开始他就和赫鲁晓夫过去做的一样,用同样的措辞否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他指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在另一处,他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没有经济实现经济独立;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整的,不安全的。”对于这个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忠实弟子来说,因此,被称为“发展中”的国家“只是”过去压迫的受害者(掩盖了政治上的不独立阻止或损害了他们的发展这一事实)。今天,他们已经赢得了“政治独立”,他们唯一必须要做的是消除殖民主义形式的“残余”。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是一个“维护”和“巩固”独立的问题,他已经赢得了他所需要的,只需反对殖民主义势力“残余”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活动的“”危险。就这一部分而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使已经获得的政治独立是“完整”和“安全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和那些和他一起起草名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批判苏共中央的文件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份文件中指出:“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并进一步指出:“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结论是“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这个答复与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分子声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实现的“政治独立”观点相一致。

在联合国演讲的另一部分,邓小平指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于这个赫鲁晓夫的忠实信徒来说,问题不在于打破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锁链,通过战斗赢得真正的政治独立,而只是仅仅要求改进“国际上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要实现“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这种肯定,相当于说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你是‘自由’的,向你的老板要求更好的工资足以解决你的问题”。显然,邓小平上述语句针对的不是世界上正在遭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的人民,恰恰相反,他的目的是激化超级大国的走狗与他们的主子之间的一些矛盾,以便获得其中的一些盟国和建立自己的霸权。关于邓小平的这个“原始”的“对抗”帝国主义的方法,上文提到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作者是怎么看的呢?它指出:“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邓小平的想法绝不是来自于毛泽东,在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般情况下是来自于他的苏联修正主义老师。

“评论接着批评这些概念:“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结论是:“按照苏共领导(我们可以加上他们的弟子邓小平)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邓小平–赫鲁晓夫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鹦鹉和他的继任者–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邓小平取消民族解放运动任务的努力毫无限制,面临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他提出了一个经济主义的方法建议。这些经济主义的内容与在中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相同,在经济主义的概念中,他使用了新殖民主义性质这一名词。邓小平是否认为新殖民主义是“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帝国主义“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统治的形式,例如智利的皮诺切特?绝不是。在他的联合国讲话中,他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因此对邓小平来说,新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一种“阴险和毒辣”的形式,不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而只是一种剥削和掠夺的“方法”以及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干扰”。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行使的对国家统治的形式(例如,遍布几乎整个拉丁美洲的法西斯军政府和东欧的伪社会主义官僚),而只是“跨国公司”输出资本形成的“国中之国”。因此,只需要采取经济措施反对“跨国公司”,消除他们的“政治干预”和“经济掠夺”,就可以从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方法”中获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对邓小平来说)状态。

邓小平推断的本质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这源于他的愿望:离间超级大国和他们的资产阶级走狗,以便自己与这些走狗结盟,从而扩展自己的影响区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反对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在真正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人民应该赶走帝国主义和推翻的他们的走狗这一事实。我们决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在提到像邓小平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时指出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后来在同样的问题上,在反对由邓小平刮起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时,毛泽东同志在他去世前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如果他们对中国的计划是使革命倒退回资产阶级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对他们希望同他们所谓的“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资产阶级势力达成协议,并反对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下还有什么疑问吗?在国际层面上,他们的国际政策只不过是“大官们的利益”的投影,这是毛泽东同志谴责和与之斗争的。

为了反对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团结受到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侵害国家的资产阶级(包括部分是超级大国其中之一的走狗),邓小平炮制的最大神秘事物之一是他尝试提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经常谈到被压迫的“民族”。这个术语是指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处于同一个国家内(country),拥有共同语言和传统的居民的统称,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另一方面,国家(countries)的概念,一般情况下仅仅是指一个民族(nation)位于的地域和领土范围以内。对于那些居住在该国(country)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代表是控制着国家机器和特别是国家政府(the government of a country)的统治阶层。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就那些居住在一个国家(country)里的人民而言,他们的真正代表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讲人民是历史的动力,无论在奴隶制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抑或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被认为是最后一种建立在人剥削人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其中无产阶级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另一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提出了以下创新:“第三世界”国家(countries)是历史的动力。这并不是中国语言的复杂性造成的翻译错误。邓小平和那些支持他或为此机会主义思想提供灵感的人,特意选择了“国家”(countries)这个词。说到“国家”,他们留下的与含糊不清的距离使得人们认为他们关心那些国家中人民的命运,而事实上却是与那些国家的政府,与资产阶级统治者达成谅解。正是用这种方式,邓小平联合国讲话中谈到了“发展中”国家(countries)的构成:“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在联合国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讲话定位国家(countries)被他们的政府所“代表”,而这些政府一般情况下反对他们国家的人民,服务于极少数的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毫无疑问,当邓小平谈到“国家”(countries)时,他指的是那些政府而绝不是人民。我们认为对邓小平来说,“国家”是指他们的政府,这个事实可以从他在联合国的如下讲话中,从其后我们知道的众多发言中,以及那些灵感来自于他的想法的中国出版物的宣传中都可以得出这一事实。例如,在他联合国的讲话中,他列举了“第三世界”国家(countries)的反帝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很显然,所有参与这些“峰会”的人是各国政府,资产阶级,并且经常是这些国家的半封建统治者,而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进一步的讲话中,邓小平亲自进一步就此与人民斗争的真正代表作出区分,他说:“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在他演讲的另一段落中,他说:“我们主张,国家(countries)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就说明他刚才所阐述和展示的是什么。对他来说,“国家”(countries )是与“国家”(states)的代名词,他立即补充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country)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在另一个场合,接待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时,邓小平用下列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们两国(countries)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三周年之际,施密特总理访问中国。”毫无疑问,“国家(countries)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指与西德的反动政府,而不是指和他的人民。

中国出版物中的支持邓小平路线的文章毫无疑问的把“country”视为“state”的代名词。例如在北京周报1974年11月44号,我们可以读到:“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这一情况已经改变。现在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为第三世界国家(countries),这改变这个世界组织的组成。”因此,对邓小平及其团伙来说“国家”(countries)是指:皮诺切特,班塞尔,魏地拉和拉丁美洲谁其他法西斯军政府成员,他们向联合国派驻本国政府代表。在北京周报1974年10月第43号,我们读到:“实际上,一般性辩论已经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countries)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曝光和拒绝。”另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已经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尽可能提供帮助。”我们可以肯定是,提供给皮诺切特政府的那部分“援助”和合作与智利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但是罪恶不止这些。邓小平不仅认为他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country),即其政府,构成了“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他还认为人民为其解放而斗争的先锋不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而是由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成立的政府——这经常是法西斯主义的和充当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走狗角色。在邓小平接待施密特的同一讲话中,他指出:“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斗争,把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算是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的侮辱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将载入史册——修正主义的历史——他明确区分“国家”和“人民”——把后者置于本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他提出了一个“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的“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正确的,关于邓小平,他说邓“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的论断与邓小平完全相反。他说:“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在他的号召中,总是认为世界人民是历史的动力。 1958年,他指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1964年,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他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关于在圣多明各的美国侵略行为,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方面形成的口号是:所有人民和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在严酷而又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赶走帝国主义。他的其他谈话声明也与此观点相同,如《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963),《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1963年),《就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1964年),《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 1969年,他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

25点公开信的一部分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随后,提前宣布了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判决。该文指出:“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至于殖民地或受到新殖民主义侵害的所有国家的解放途径,这必须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这存在于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中,与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完全相反。民族解放是被征服国家革命的果实,这种革命旨在推翻服务于帝国主义并充当其统治支柱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自己也是人民的大剥削者,也是人民群众民主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一个目标。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也意味着要面对帝国主义为企图维持其统治而发动的武力干涉。在目前的时代,这种解放斗争不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即使是反帝国主义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更不用说资产阶级中的亲帝国主义部分、帝国主义走狗与合作者了。我们发现所谓的“第三世界”中大部分政府由这种人组成,邓小平却说他们构成了“历史的动力”。在资产阶级支配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可能无法取得独立和民族解放。这是由于在目前这个时代,殖民地或受到新殖民主义侵害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弱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要配合帝国主义并屈服于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

早在1939-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他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的著作中全面的提出了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立场。他指出:“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他补充说:“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无论在革命的什么阶段,无产阶级的领导都是十分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他补充说:“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在他的另一篇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译者注:毛主席还有一句更深刻的话“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在更近一些的1964年,在他的指导下起草的25点公开信,他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邓小平也一样)的论调“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在这个文件的另一处写道:“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并进一步说:“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文件接下来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并补充说:“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部分,小册子《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出:“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邓小平却与之相反,他声称包括在他的“第三世界”内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政治独立。这样,他就否认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开展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唯一剩下任务就是在采取措施巩固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消除帝国主义干涉的“残余”。对邓小平来说,这一进程中的“动力”将是他所谓“第三世界”,包括法西斯分子,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走狗的资产阶级或半封建政府。邓小平及其集团事实上是要阻挡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的真正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为了他们修正主义“大官”们能够控制中国,在那里复辟资本主义并使其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他们需要最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风格,同样的资产阶级盟友(甚至是半封建的)。他们努力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他们只是想在服从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中,离间某些顺从于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资产阶级与他们的主子的关系,以便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地盘上充当自己的盟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鼓励他们提出大量的经济要求。这一战略的主要敌人和障碍不仅仅是两个超级大国竞争对手,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和他们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先锋队。他们正在瞄准所有压迫、剥削和霸权,解放自己,并在向社会主义前进,邓小平却正试图在本国消灭社会主义。为了消除这种危险,邓小平否认殖民地或遭受新殖民主义侵略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成为他们解放的动力这一作用,并试图把这个角色说成是他通过外交关系和共处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时所了解到的统治阶级。

试问,邓小平及其同伙编织的所谓联合新旧殖民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两大超级强权开展竞争赢取强权的反动理论,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什么相同之处?混淆附会二者只不过是为了让人相信世界上充满了黑猫白猫。

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些反革命理论,还不足以充分展现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走资派所实行的国际路线。为了进一步推行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目的,他力图抹去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所承担的无产阶级国际义务。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其他场合,他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统统归为他的“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在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建议之后,他断定只要这么做就能“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我们看到邓小平如此斩钉截铁好像能洗清自己一样,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但也和那些被超级大国控制的国家一样属于“第三世界”。事实上在后来的规划中,他彻底抹杀了中国人民用血换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就像他抹杀了社会主义中国同新旧殖民主义政权的本质不同一样,取而代之的是,他认为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能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并不需要像中国一样发动革命把自己从帝国主义桎楛中解放出来并取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结论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根本无关紧要,其他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无需革命而取得同样的结果。除了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之外,他还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发展规划——发展资产阶级,这种被帝国主义者广为推崇的理论无非就是欺骗人民更加努力的工作——接受更加严酷的剥削——就会“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拒绝承认社会主义政权和新旧殖民政权的巨大不同,而代之以经济发展指标的共同点,充分显示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蔑视和仇视,这是他成为文革斗争对象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统治阶级、政权性质、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都无关紧要,经济发展指标一个足矣!根据这个判断标准,中国只要加快发展步伐,就会快速成为“第二世界”国家,并在未来成为“第一世界”超级大国。对邓小平来说,中国并不致力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走一条不同于被剥削压迫的新旧殖民国家的道路。因为对亚非拉当权者而不是无产阶级更感兴趣,他刻意忽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角色定位,混淆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区别。他还诽谤社会主义,宣布放弃无产阶级政权的先锋队职责和义务,贬低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一句话,他曾经坚持也必将继续坚持的就是在中国用经济参数来反对文革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方面,正如在批判赫鲁晓夫及其党羽25条意见中所陈述的:“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邓小平则走的更远,并不满足于“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是彻底抹煞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本身。在联大讲话中他说道:“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当世界上还只有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的时候,列宁坚持说:“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毛主席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阵营的角色呢?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变修前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写道:“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1939年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对比一下毛主席在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的宏伟视角,邓小平却无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把中国比作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邓小平的态度不正是他要清算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并因此受到毛泽东和马列主义者的讨伐)的伏笔吗?这不正意味着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就要承认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预料到邓小平之流的立场,毛泽东写道:“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根据我们的分析,邓小平整个的修正主义策略可以浓缩为“三个世界”理论。这也是邓氏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路线的典型。根据我们的证明,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也被刻意回避了,对邓及其支持者来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单词,毫无意义。“三个世界”理论认为,第一世界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包括一系列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国家”。根据三个世界理论,联合所有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来反对第一世界国家,即美苏超级大国是可能且必要的。如很多马列主义政党所证明的,这个理论充满了单边主义、机械主义的、和经济主义的论调,毫无阶级分析,是彻头彻尾反马列主义的。这只不过是将资产阶级所谓“不发达国家”的陈词滥调改头换面变成“发展中国家”,以此来散布这些国家不需要革命摆脱枷锁就有可能“发展”的谬论。唯一的新奇之处就在于这个理论意识到超级大国的存在并将之归类为第一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仅仅依据经济发展阶段而不是统治阶级的性质和阶级分析将国家予以分类,而这恰恰是马列主义对所有政权进行分析最为重要的依据。这种机械、单边且荒谬的分类就是为了忽略一个事实,即在所谓的“第三世界”殖民主义国家中,掌权阶层正是为超级大国服务的,新殖民主义国家更甚。在发达国家,则忽略了垄断资产阶级正是美帝国主义同盟军甚至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

邓小平抛出的这个对抗超级大国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斗争策略,实则是针对超级大国的盟友——垄断资产阶级自身的。

大部分作为超级大国附庸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不仅被邓小平视为盟友,更是被奉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动力。

有人厚颜无耻的频繁论证——根本不用怀疑,这个修正主义和反马列味十足的“三个世界”理论正是毛泽东的创见。邓小平和他的反革命集团积极地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阻止第二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来换取某些经济或其他承诺,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霸权。

而这跟广大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资产阶级利益紧密相关,其目的是为了逐步切断他们同超级大国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目前中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都开始宣传和支持这种为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控制的所谓“独立”的研究机构(特别是那些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所接受的经济衡量方法。人民斗争则闭口不谈。

更重要的是,为了营造苏联是“最危险”、“最具战争性”的超级大国,宣称他为了瓜分世界已经到了和“美帝寸土必争”的地步,实际上邓及其同伙则是接受了美帝霸权并在多方面支持和强化它。这些机会主义者的“逻辑”还真是让人好奇。为了应对苏联扩展霸权发动战争,我们不惜支持那些反革命政府和阶级,无论他是大剥削者还是美帝的统治工具(现实的而不是潜在的)。

因此,只要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就必须要加强欧洲共同体以及北约这类经济、军事协作,并且要加强美帝及其他垄断国家的傀儡统治。总之,让我们接受并加强美帝和反动政权的剥削和强权,放弃革命和解放的想法,阻止可能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的迫近危险吧!纵虎毁屋,防狼破窗。

邓及其同伙受到了攻击,并对拉丁马列主义共产党共同宣言十分愤怒,因为其中写道,对于超级大国,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是致命的错误。如果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又何必如此气急败坏的阻止他公开发表呢?

从邓小平的反对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所谓加强美帝傀儡政权并否定美帝霸权范围内的人民斗争,客观上正是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

他们为了给通敌正名,不惜歪曲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这个正确的公式。在这个问题上,25条意见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界定:“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要问:邓氏集团对美帝集团如此谦恭,对其在拉美的专政如此支持,如此激烈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否“便于打倒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呢?显然不能。或许拉丁美洲人民的基本任务不是推翻由美帝强加的法西斯政权,破坏超级大国顽固的现实统治。一些西欧国家的所谓“领导人”,像法国的儒尔盖、葡萄牙的维拉尔等机会主义者就呼吁加强资产阶级军队,同垄断资产阶级联盟,同所谓“反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团体共同集会,并为北约和欧共体表示了支持。当中国官方会见这些欧洲“领导人”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呢?我们能否考虑到,他们借口可能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和镇压来歪曲无产阶级政策,从而同剥削人民的垄断资产阶级和超级大国结盟。

最为无耻的是,邓及其同伙不仅将这个充满实用主义、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理论用于中国外交路线,还伪装成“马列主义策略”加以推销,收买恐吓其他马列主义组织采用这一策略来反对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这就不难理解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德国总理施密特让邓感到十分开心,并达成了若干协议:“北美与欧洲的大西洋同盟仍然是联邦德国不变的基础”,并说:“我们十分高兴的看到贵国政府对欧共体的积极评价”。一群自称马列主义者的人,却抛弃了革命目标和国家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并用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将国家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公共交往。25条对发达国家的革命分子是如此定义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并补充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他们也试图将三个世界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之为毛主席统一战线理论的具体应用。然而,统一战线理论却是基于现实的阶级矛盾,并始终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根本不是邓小平荒谬的反革命推销品。在邓的统一战线中,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必须服从于美帝走狗的统治;第二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则要服从于垄断资产阶级和被美帝控制的军事、经济组织,以此来“反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危险。一个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大加管控的“战线”如何能向前发展?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文中写道:“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对发达国家来说,此理同样适用。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目标只能是封建势力残余和亲帝资产阶级势力;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只能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抛开阶级矛盾来组织世界性的统一战线,何况还是在反对每个国家具体革命任务的前提下。

在实践他们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同时,邓及其同伙还以和平共处、互不干涉来大肆歪曲列宁和毛主席的战争与和平理论。较之苏联的领导层他们的表述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苏联领导者用核战争来威胁人民,以此限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以此来加强渗透建立霸权,以待掌权之后阻止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反抗。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在美帝统治体系之下,还有各国资产阶级和反动力量的支持,那么苏联用高呼全球核战争的危险来反对革命,和邓小平高喊苏联入侵的迫近危险来破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加强美帝统治体系和反动势力联盟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是苏联看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扩张和霸权,借此提倡和平共处并以原子战争恐吓,邓及其同伙则看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张,因此支持美帝大老虎打击苏联饿狼。

实际上通过大肆散布战争迫近的恐慌,邓及其同伙不仅仅是为了呼吁民众来反对这场战争,同时也是呼吁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加强军备、加强军事同盟以及军事合作。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实力的增长主要是针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因此,通过呼吁加强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同盟的军备竞赛并赢得某些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称赞,实际上加强了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的锁链。要阻止战争危险必须要动员无产阶级和人民困住侵略者的手脚发动革命,而不是指望加强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马列主义者真正关心的,不是阻止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战争本性,也不是参与其中使人民从中从中受益,而是发动革命。假如发生了超级大国间的战争,马列主义者不应该逼迫人民来选择阵营,而是像列宁一样将这场战争转为夺权的国内革命战争。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中,毛主席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并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25点意见也反映了毛主席的思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利用战争危险来进行讹诈,并称之为“不可避免的”、“迫在眉睫的”,邓并不是第一人。蒋介石早已做过此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强调:“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这篇文章批判苏联领导层战争讹诈的评论,非常适用于邓小平:“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这不正是对当今中国修正主义者回报美帝国主义的图景的预言吗?正如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遵从一样,邓小平也是赫氏族战争讹诈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为了发展自身霸权,切断超级帝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机联系,邓可以强化“和平共处理论”,并将“互不干涉内政”作为基本的外交政策。任何政权只要和台湾杜绝外交关系,并以中国取而代之,则无论曾经对人民犯下何种罪行,中国执政者(原文为外交政策掌管者)都不会予以批评或者谴责,更不用说这帮官僚主义分子会对人民反抗暴政的行动予以支持了。各种法西斯政权、非法政权、通过粗暴干涉强加给人民的反动政权,甚至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邓的外交准则一律适用。通过这种“开放”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便放心无忧的买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利,只要不超出执政当局的关切。邓小平外交路线确立之前,中国的公开出版物称大独裁者蒙博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刚果人民的叛徒”、“刽子手”、“杀害卢蒙巴的凶手”、“美帝的奴才”——短短一夜之间就成了饱受赞誉的知名人士,全无批判。新的外交政策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判断是非的标准(原文为大肆褒奖或者沉默),同样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组织的是非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各类政治势力、新闻媒体、集团、个人等形形色色的势力,无论和中国有关系与否,怀揣不同的动机,开始自由的发表对于中国事务的见解,提出形形色色的见解。

总之,邓小平及其同伙对美帝国主义确立了“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的新外交政策,从而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难道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外交政策吗?难道这是列宁在苏联推行的外交政策吗?毛主席自己给出了答案,九评系列中的第六篇《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文中写道:“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

邓小平和他的同伙是如何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替换为“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的呢?一如往常,跟他的老师赫鲁晓夫学的。六评引用到:“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在对赫鲁晓夫路线进行一番剖析后,六评补充道:“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我们不禁要问:不正是邓及其同伙通过签订军事、经济协定以及各种方法来支持美帝及其资产阶级同盟吗?面对美帝在拉丁美洲大肆推行法西斯独裁干涉的事实,不正是邓及其同伙闭口不言,不对这种流氓行径予以谴责,也不对人民反抗运动予以支持吗?美帝干涉拉美扶持起来的独裁者,不正在接受邓及其同伙的有力支持吗?这不正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吗?

六评更进一步写道:“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

我们不禁要问:不正是毛主席领导的马列主义政党准确的揭露了邓所沿用的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本质吗?邓在他的联大讲话中将“和平共处”定性为国家关系的特有形式:“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他不仅绝口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外交政策,甚至连自己提出的准则都不遵守,经常默许甚至赞许美帝及其盟友的干涉,对待法国帮助扎伊尔平叛就是一例。相反他对美国中情局在智利推动政变一事却保持缄默,此事直到后来才被中情局自己揭发出来,并引起了美国参议院的注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当然,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民主世界的广泛批评。

此外,将“历史前进的动力”归因为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取悦其盟友只不过是为了反对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对解放运动的革命领导权。这与“第二世界”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统治而呼吁加强军事力量和美帝主导下的经济军事合作的要求是何其相似?他们(中国)忽略了自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任务,却不舍得放弃和平共处的优先性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不正是为了建立自身的利益范围和世界霸权吗?

六评继续写道:“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并作出论断:“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这位推行黑猫白猫无差论的邓小平,却大大加强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在对待超级大国问题上产生尖锐的反差,其结果是大大帮助了那些他可以忘记国际主义而“和平共处”的美帝及其帮凶。

分析邓小平路线的理论表述和实践,可以确定邓及其同伙推行的是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外交路线。相反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路线,是赫鲁晓夫机会主义、沙文主义和反国际主义理论的“现代”翻版。邓和那些违反毛主席遗愿以及人民意愿为他平反的同伙会反驳说,这条外交路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经实行了多年。但是,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活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反驳,因为在中国,修正主义者能量很大并且引发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那里生活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将近三千万激进分子。最能够充分说明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路线——的复杂斗争形势的,莫过于所谓“独立王国”的存在,即被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把持的特定领域。他们正是文革纲领直指的目标:“将被走资派篡夺的领导权重新夺回”。面对这些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支持的强大敌人,毛主席领导下的马列主义主义者不可能在各个战线(文化、政党、工业、教育、军队和外交等)同时取得胜利,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在这些战线上和机会主义作斗争。《北京周报》第45期(1977年十一月刊)刊载的长文《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正是为了极力粉饰邓的修正主义路线,伪装成毛主席的“杰作”加以贩卖,文章自己都承认邓路线(当然是打着毛泽东路线的名义)曾受到了激烈的反对。文章说:“在我们国内,也有人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那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反对我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反对我国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的联合,反对我们对最危险敌人的打击。他们妄图破坏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干扰我国的反霸斗争,以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尽管反革命的文章言辞诸多不实,但这些文字也可以表明,毛主席的爱人兼战友江青同志,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邓的破坏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懈斗争的干将,同样激烈反对邓氏国际路线,因而成为“反对派”的典型代表。

此外,通过这封公开信,充分显示了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路线和邓小平所宣扬的修正主义理论是尖锐对立的。通过引用毛主席生前的著作或者在其指导和监督下发表的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公开论战文章,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些著作和论战性文章中,毛主席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以新殖民主义的附庸得以延续:只有通过发动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傀儡的革命,殖民地国家才能通过国内阶级斗争实现民族解放;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来掌握革命领导权;要想取得彻底的民族解放,仅仅通过资产阶级的经济独立政策是不够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意味着当今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党来领导人民解放事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要打倒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削弱超级大国的力量;“完全抹杀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看不到无产阶级政权和垄断资产阶级政权的矛盾”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可以改变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质和发展方向,使其通向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所谓“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根本法则,而不是提倡和平共处,更不能推行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通过发动人民斗争和革命运动来阻止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联盟来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霸权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相反,邓小平则坚持认为:殖民政治已经基本消失,仅剩殖民政策的“残余”;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来“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是可能的;那些帝国主义培植的资产阶级附庸和压迫分子掌权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完成民族独立;“第三世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不仅可以领导民族解放运动,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发达国家,即所谓的“第二世界”的无产阶级则应和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加强美帝的军事力量与统治力量,从而应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迫在眉睫”的攻势;抹杀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化身为“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各种美苏殖民地国家集合体中的普通一员;类似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倒退”的困境,无需发动民族解放运动或者革命运动;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而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美帝国主义应该加强军备和军事协作来应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时控制阶级斗争的规模。这些修正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及其党羽不仅明确的表达过,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的宣传推导出来,他们的外交实践也是无法回避的明证。

现在我们不禁要质疑:那些声称邓氏和他的师生不折不扣践行的正是毛主席的路线的人们,难道指望我们相信毛主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仅凭给邓和他的忠实伙伴们留下的秘密口头遗嘱,在一夜之间就180度大转弯,改变了自己的外交路线吗?更为严肃的事,难道指望我们相信毛主席公开驳斥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同根同源的修正主义论调,却在暗地里不停的践行这条反马列的路线吗?对我党来说他们永远做不到。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毛主席的政治观点具有很大的威望,而他也被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仰,敌人才不得不“高举他的旗帜”,假装是他思想理论的继承者,实际上却是坚决的反对并努力破坏毛主席的路线。尽管林彪和毛主席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巨大的不同,但这不正是他在自己建立的“独立王国”中的所作所为吗?这同样不也是刘少奇、邓小平等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在自己的“独立王国”中的所作所为吗?他们渗透到党政机关、文化战线和各条战线,直到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尽管现在修正主义者已经通过政变发动了攻势),这些叛徒在文革中彻底暴露并被遭遇第一次失败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认同他们或者从未反对过他们。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本人多次揭露过这种利用他的名义,或者孤立的引用他的只言片语来达到反对毛主席路线的行径。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写给他妻子江青同志的信中就表达了林彪如此利用他的著作的不满:“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他对埃德加斯诺也说:“喊万岁的有三分之一是真心的,三分之一是随大流的,三分之一是违心的。”,我们相信邓小平和他的同谋属于最后三分之一,是违心的。

邓小平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复出,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每每爬到权势高位,改变了在反驳修正主义者和文革斗争中实践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充分说明尽管毛主席和他领导的马列政党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并没有给外交战线盘踞的“独立王国”致命一击,遑论彻底粉碎。我们却毫不怀疑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马列政党根本不会把对外交路线的解释甚至修正的任务交给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此人因在文革中屡次大搞阴谋破坏活动成为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

了解了邓团伙的修正主义反动论调,我党绝不接受那种所谓邓及其追随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代表了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意愿的荒谬论调。很不幸,毛主席一语成谶,“右派掌权”,并且高举他们的反革命“黑旗”。这是通过一次右派政变实现的,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重新得到启用,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半数以上人员被清除,并且无情镇压革命分子以及激烈反对政变的马列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同志在发动文革时就说到:“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此句末尾是“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邓小平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首领,很自然在文革中被打倒。此外毛泽东在评价邓之类人时说道:“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来,邓小平假装对自己的修正主义立场表示出悔意并在自我批评中信誓旦旦的表示“永不翻案”,即承认文革的成绩和基本原则。因此,邓一伙得以利用“悔过自新”来逐步渗透并占据党政军的关键位置。1973年4月邓小平在文革后首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一次宴会);不久,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当年八月重新被选举为中央委员;1974年渗透进入中央政治局,负责整顿军队,并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1974年4月,在联合国发表修正主义演讲;1975年1月,在十届二中全会上成为党的副主席;当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毛主席未出席),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及解放军总参谋长,因为周总理健康原因实际是由邓来主持工作。当时他感到自己羽翼渐丰足以否定文革的成绩,尽管他承诺接受“正确的裁决”。为了反击文革所取得的成绩,他撰写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些文件及他的修正主义活动,都旨在反对文革,并为毛主席、马列主义者和群众激烈反对。邓进攻的核心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巨大发展和日益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未达目的,邓毫不犹豫的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主席立即否定了他的修正主义进程:“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对邓的惯用伎俩评价道:“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更近一步说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并补充到:“他这个人(邓小平)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一直坚定地领导着针对邓小平一伙的“新生右派分子”的斗争,难道还需要怀疑吗?

1975年初,毛泽东领导中共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目的是巩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限制残余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此类诸多指示就是为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分析发起一场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广泛学习运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这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阶级斗争运动中,邓小平成为反对这场斗争最为狂热的领导者。

面对阶级斗争的极大发展,他们不顾一切的策划发动了“天安门事件”。76年4月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毛主席的: “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将此公开发表。根据中国公开出版物,“数以百万的士兵和人民”庆祝并支持这一决定,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革委会主席吴德说:“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会上的讲话说道:“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毛主席仅仅死后几个月,他们便违背了先前假意尊重的毛主席的决定,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官复原职,推翻了之前政治局所做的决定。同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则被诬陷和镇压,“永远开除出党”。

紧接着,他们炮制出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妄图使人民相信其中的谎言,例如对毛主席亲密战友的镇压;邓小平的复出并宣布结束文革,都是秉承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他们甚至说:“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你们的嘲讽和懦弱还真是没有下限!!你们在毛主席死后侮辱和嘲弄他,他的思想和他一贯的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的指示。你们真的认为那些了解毛主席最终要撤销邓小平职务的马列主义者,会低能或者奴性到接受这样一个荒谬的谎言?现在,这些被毛主席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人,这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主力,摇身一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毛泽东路线的好学生”,宣告他们疯狂反对的文革“胜利结束了”。你们的确超越了自称列宁继承者的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连资产阶级喉舌都不相信你们的谎言,满心欢喜的说你们的行为“击败了毛泽东”、“粉碎了文革”!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译者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胜利,都是在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毛主席创造性的理论发展指导下完成的。这是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马列主义者的一笔重要遗产。我们绝不容许暂时篡权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修正主义者玷污、歪曲和破坏这一遗产。

当今时代,全世界很多群众都困惑于发生在这些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件,在这些国家修正主义者和你们一样已经重建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以此来打击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仍以“社会主义者”的面目示人,当此之时,我们认为保卫毛主席和马列主义者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斗争是当务之急。
此举具有辉煌的意义,必将推动在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巩固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将更有效的加强无产阶级路线的领导;必将继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必将破除在上层建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和残余的资产阶级法权;必将动员最广大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必将推翻修正主义官僚分子盘踞的“独立王国”。毛主席死后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使得文革并没有完全达成目标。但我党坚信文革的正确性已经在今天得到了印证,敌人阴险的反革命、反马列的本质得到了充分的揭露。他们还将通过他们的行为继续暴露自己的本质。

我们智利革命共产党,已经准备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捍卫中国社会主义的斗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文革成果,捍卫毛泽东思想,并与篡权的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到底。

我们坚信当前对中国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会对长久以来马列主义者对他们的斗争开启一个新的舞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列主义者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写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接着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说过:“没有斗争就没有澄清,没有澄清就没有成功,也就没有坚固的团结,今天的斗争者也没有破坏团结,团结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公开直接的斗争是重建团结的必要条件。”

我们希望这场斗争可以澄清事实并阐明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以此来对其进行更有效地打击。

面对新的修正主义趋势,我党中央一致决定,提出我们的意见,和这个依靠政变篡权的修正主义集团决裂并进行公开斗争。
我们不会断绝和中国人民以及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仅仅针对这个依靠反革命暴力和阴谋,违背毛主席和党的意愿篡权的修正主义集团。

我们确信这个集团不会得意太久的,我们对毛主席写给他夫人信中的文字充满信心,1966年他就预言了你们的结局:“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智力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7年11月,写于智利圣地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