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不是“阴谋”

加拿大革命共产党
二〇一一年

在围绕G20峰会的一系列事件中,通常被称为“极左”的某些人发现自己谴责黑群(Black Blocs)和其他看起来在从事非法活动的蒙面激进分子。有些人甚至声称,针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行动是由特务煽动者进行的,甚至是警察自己策划的。人们可以从托洛茨基主义作家的笔下读到这种分析。“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米格尔·菲格罗亚(Miguel Figueroa)也站在了反对黑群的立场上,呼吁公开谴责“无政府主义者”。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指责采取行动的激进分子是特务煽动者,这并不令人惊讶。当然,那些属于或梦想属于资产阶级工会或社区团体的人,很害怕看到群众肆无忌惮的行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直害怕革命。对于这些懦夫来说,最好有某种“联合阵线”,能够囊括公开与阶级敌人合作的人,而不是由真正的革命和民主力量组成的真正的战斗阵线。事实上,如此多的成员在工会和社区团体中获得工作,当然不会损害这些团体的预算。毕竟,过分的革命性会损害你的工作保障!

不管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动机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他们对多伦多事件的政治评价狗屁不通。也就是说,警察煽动了非法行为,以证明1100次逮捕是正当的!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些成员置于人身危险之中,仅仅是为了证明镇压是正当的吗?当然有可能的是,警察的指挥犯了一些战术错误,而想要向围栏走去的抗议者利用了这一点。警方的目标是保护峰会现场周围的边界。他们采取了一种威慑策略,其中包括影响某些抗议者的行为。

抗议者宣称的目标是攻击围栏(fence)。这一行动是关于攻击权力、压迫和剥削的象征的。如果警察阻止了他们,那么还有其他目标-也许不太重要,但仍然具有象征意义-一部分抗议者强行带走了他们。警方使用的强大威慑力量不足以阻止那些攻击其他目标的抗议者的合法表达-主要是警车、媒体车辆和大型连锁店。小企业没有受到攻击,公民没有受到伤害,没有抢劫。事实上,在蒙特利尔的斯坦利杯骚乱(Stanley Cup riots)中发生了更多的暴力。2008年,当加拿大人击败波士顿熊队时,有11辆警车起火燃烧。

很容易宣称,对围栏的攻击会更有意义,也会得到更多的公众支持。对群众来说,政治意义会显得更加直接和明显。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警察和公共当局认为这是对他们权力的攻击。他们明白这是一种政治行动。在斯坦利杯骚乱之后还没有1100人被捕过!

警方也明白,这是群众中的一部分正在造反。尽管受到了所有的恐吓,抗议者中的的激进派还是进行了“非法”行为。抗议结束后,不属于任何活动人士网络的多伦多人前往市中心,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为了加入“党”。在这里,这也是一个关于一部分群众的问题。

如果公共当局和警察认识到一部分群众是在政治上行动,那么革命者就有责任捍卫这一行动的政治方面。这种野蛮的镇压可以用资产阶级在那天下午遭受政治失败的事实来解释。加拿大资产阶级想要表明它允许“自由”示威(因为他们是有秩序的,不打扰任何人);它想要表明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全世界都看到,一部分加拿大人愤怒到足以蔑视资产阶级的权力。全世界也看到,加拿大资产阶级可以对他们的反对者非常严厉。镇压显然是不成比例的,实际上,连资产阶级左翼甚至也试图与警察的“过分”保持距离。

至于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传教士和修正主义者,他们通过将群众与警察联系在一起,与群众保持距离。毕竟这是群众的过分行为(一种阴谋)!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相信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赞同统治阶级天才论,这是中国毛主义者在文化革命期间所谴责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群众太笨了,不会自己思考,所以他们总是会被统治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所操纵。先锋队只能从统治阶级内部产生,这将把革命文化带给愚蠢的群众。

事实上,对于毛主义者而言,要想成为先锋队,最重要的是能够总结群众的正确思想。因此,必须联系群众的直接革命经验。同时,必须正确地总结群众的间接经验,即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先锋队应该有一种革命文化(revolutionary culture)。另一方面,如果不联系群众,不参加群众的革命活动,就决不是先锋队。没有与群众的联系,就只是一个自以为高群众一等,对人民充满蔑视的小资产阶级团体。先锋队必须采取行动。一个革命者也必须这样做。

指责革命群众是特务煽动者,是一种掩饰自己拒绝充当先锋角色的不诚实伎俩。这相当于将自己定位为希望取代目前的精英的精英。有人否认群众的作用和他们的政治地位;否认他们有能力改变社会。就像不承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局也可以犯错误一样,不承认他们犯错误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精英们理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唯一合乎逻辑的反应就是希望加入他们,因为据说群众是愚蠢的,是很容易被操纵的。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对群众充满蔑视的自以为是的资产阶级崇拜者。

事实上,我们并不指望这些白痴会有更好的表现。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一直是制造混乱,使群众远离革命。更可悲的是我们看到一些诚实的激进分子也采用了这种阴谋论。在《基础报》( Basics)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一篇名为“让它燃烧:警察在周六的破坏中共谋”的文章,这意味着警察挑起了财产损失。在另一篇文章“《基础报》关于G8/G20和TCMN的声明”中,报纸编辑重申了他们对黑群的策略的不同意,但还没到指责他们是特务煽动者的地步。然而,不承认抗议者攻击资产阶级目标的政治层面有助于维持区分“好”“坏”抗议者的主导话语。

毛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采取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方法。他并没有带着向所谓落后的农民群众讲授革命的学究式教学的想法。相反,他向他们学习。他没有从对群众革命行动的正确水平作出决定开始,而是从他们的行为中吸取灵感,包括那些可能看起来过分的行为(见下文)。

当我们谈论群众路线时,我们指的是与群众一道进行革命行动。革命行动必然会使特定地域的权力和阶级关系受到质疑。工会的某些罢工和基层组织的某些行动,如果对权力提出质疑,并提供机会组织人民群众的阵营,就可能成为革命行动。否则,它们就只是资产阶级体系内不同部分之间的协商。当工会或社区团体的工作不超出经济主义水平时,就不称其为革命群众路线。

在加拿大英语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已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方面名誉扫地。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把共产主义和革命联系起来。在现在这个时候,对革命感兴趣的无产阶级将共产主义者视为参加选举却几乎得不到选票的人,或者只是出售他们的报纸而对革命没有任何帮助的“害虫”。无产阶级对这些白痴争论的斯大林的罪行或不同托洛茨基主义教派之间的争吵并不真正感兴趣。

在加拿大英语区工作的毛主义者应该远离这种无聊和机会主义的活动。仅仅发行一份大众报纸,即使它提出的想法偶尔是正确的,也是完全不够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污染已经完全驯服了所谓的极左翼。允许自己接受训练的野狼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就变成了平静的小狗。

在加拿大英语区的人民中存在着造反的可能。在2008年和2009年失去工作的数千名工人中,许多人对他们为之工作的资本家和政府感到愤怒。他们对从不做任何事情的小讨论组不感兴趣!这种兴趣的缺乏绝不是政治落后的标志。相反,如果那些以先锋队自居的人在实际上不是任何先锋,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同对革命行动感兴趣的群众建立任何真正的联系。后者在多伦多取得了一场胜利,但大多数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却对他们啐唾沫。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肯定不会激励无产阶级组织革命。

要使加拿大英语区的民众相信共产主义和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就需要开展广泛的意识形态净化运动,铲除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加拿大英语区的毛主义者应该采取这种行动。周围的意识形态情景固然是有感染力的,但在深化意识形态斗争时,是有可能摆脱机会主义倾向的。多伦多一战和随后的辩论一劳永逸地证明,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主要威胁。

所谓“过分”的问题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毛泽东(192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