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共产党
一九九二年
我们在《纠正错误，重建政党》、党章、党的纲领等一系列重建工作的文件中阐述了我们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我们必须按照这些原则来衡量自己。有以下原则：1）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坚持以下原则：2）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3）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4）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5）工人阶级通过党领导革命；6）人民战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7）革命统一战线；8）民主集中制；9）社会主义观点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这些年来大多数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坚持这些原则，在推进菲律宾革命上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同时也出现了少数偏差和错误，给党和革命群众运动造成了一定损害。
今天，坚持正确路线的势力压倒了错误路线占了上风。1992年到1993年，敌人做着击败党和人民的白日梦。日益恶化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动摇着他们的统治体系，剥削阶级内各政治派别的暴力活动日益增长。前工业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继续忍受着本国剥削阶级和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掠夺。这些危机驱使着广大群众走向抗争，为武装革命和民主平等运动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我们要坚定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现代修正主义，古典修正主义者统治第二国际时布尔什维克做的那样。我们要像二战时期和二战前后的共产党坚定反对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必须立场坚定，在这个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政权崩溃，被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看起来不可战胜的黑暗时代，保持坚定的立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痼疾日益加重，给我们长期的武装革命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列强和日益增长的债台高筑的殖民地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本国统治阶级与外国主子和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最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只要党正确总结经验，批评，否定并纠正会严重损害党和革命群众运动生命力的重大错误和偏差，一切反革命暴力和欺骗都将走向失败。党要立足于过去的和当前的成就，通过提出新任务以及在全方位的整风运动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增强自己。
面对敌人的进攻和我们中存在的错误和偏差，我们再次呼吁全党干部和普通党员重申我们的基本原则，认识和纠正重大的偏差、错误和缺点，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
最严重的偏差和错误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和主观主义。这种冲动和主观主义的特点是脱离具体条件和当前的革命力量，将城市武装暴动和“正规化”捆绑起来，把不少干部和资源从群众工作中带偏了，过早地贸然建立更高级但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军事单位（联和营）和头重脚轻的人员结构。这种行为被错误解释成对人民战争理论和实践的调整和完善，被错误解释成高级的理论和战略。现在，我们因此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的流失和其他相关问题。
但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许多方面还是比1968年，1977年，1980年大有增长。在进一步领导群众（发动、组织、动员群众），发动力所能及的进攻（群众行动和武装战术进攻）上，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些地区力量已经急剧衰退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人抱着错误观点负隅顽抗。还有一些人从“极左”跳到了极右。我们很有必要追根溯源，找出我们重大错误和缺陷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上的根源，纠正我们的方向，加强党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
有无数具体的成就和具体的问题可供列举。总的来说，党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来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克服这些对现状与党和革命运动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偏差，错误和不足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挫折。我们会进一步强大自己，推进革命。
一 意识形态领域
我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宝库从中汲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阶段的基本原则。我们要这样坚持下去，不然将重蹈修正主义执政党（包括他们的跟班）的覆辙，他们在30多年前就修正背离了革命基本原则，最终在近些年走向解体。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巩固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能坚持革命斗争，促进人民权益的提升，坚持正确路线，取得进一步胜利。因此我们要认真进行理论研究。
政治研究与行动主义对于唤醒，组织，动员群众是绝对有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不能将自己局限于研究国情，不能随着资产阶级大众传媒的宣传炒作摇摆不定，也不能屈服于不稳定不可靠的盟友的压力。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保持清醒的认识，对国内外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保持清醒的认识。
我们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升我们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党的建设、人民战争以及统一战线建设的知识水平。
党重建以来，理论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次是菲律宾历史、社会和革命以及我们的基本文件；中等层次是运用七册《毛泽东选集》进行菲律宾革命与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运动的比较研究；高级层次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供党员个人阅读和学习，供党支部使用。
但 70 年代晚期以来，我们偏离了先前理论教育的结构，忽视了毛主席的著作，一些不甚重要，与革命斗争关系不大的肤浅著作在党内流行起来。
也是在70年代晚期以来，除了一些覆盖面有限的短期教育，初级、中级和高级理论研究都相当缺乏学习资源和研究材料，甚至党重建文件和其他重要基础著作的副本都长期短缺甚至消失，广大党员很难获得伟大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领袖的著作。
二 理论教育水平低
这种对理论教育的忽视不可否认的结果就是党员干部理论水平普遍偏低。因为无法对本党、人民革命与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总结评估，过去和现在，理论知识水平不高的干部在组织上得到了提拔，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中都容易发生严重的偏差和错误。
党内主观主义的产生，包括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倾向有着广泛的基础。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促进理论发展和对事物的综合、完整和全面的看法，而是对这些问题，有一种狭隘的、片面的、支离破碎的看法，这取决于某些党员希望促进何种偏差。
例如，有些党员夸大了他们当前城市地区工作的作用，并且从某种戏剧性事件中脱离了历史背景。比如彼得格勒起义与莫斯科起义、1945年越南起义、1968年的“春季攻势”与 1979年的“尼加拉瓜最终攻势”，其目的是设计出一种城市武装起义的“新战略”，并武断地将其与整个人们战争理论与实践相对的叠加、对立起来。
人民战争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发起武装起义，如在1896-98、1898-99年广布于菲律宾多省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的革命热潮、而后反对美国侵略战争与那些1944、1945年在吕宋岛中部对日本崩溃军队的反抗。在其各自的时代，菲律宾革命军队和虎克党都是有组织、自发群众的集结点。
成功的群众起义除其他因素外，前提都是存在反革命军队的解体与新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产生。在敌人还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否认发展人民战争，分阶段建设人民军队的必要性，不仅是蛊惑人心地利用速胜论的白痴愿望，且会引发革命力量自我毁灭。
即使某个事物或过程的整体性得到充分认识，即使识别出两个相矛盾的方面，要么犯下在已给定时间，一定条件，分辨主次要矛盾的错误，要么犯下已经识别出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后几乎完全否定次要方面的错误。
以导致1986年抵制错误的思潮为例。中央领导正确地宣称1986年突然举行的总统选举是一场闹剧，马科斯将在选举委员会(COMELEC)中作弊并获胜。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马科斯的主要方面显然是继续掌权。事实上，马科斯将会通过选举委员会和巴塔桑潘班萨(国家立法机构)公告“获胜”。
但次要矛盾也可能会在形势变化时上升到主要位置，比如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以及由于有组织的反动势力（包括天主教会）和进步势力融合而引起的民众起义。早在1985年11月，就可以看出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地位的巨大潜力。
在处理矛盾方面时，也可能由于试图将主次方面混淆导致错误。辨证唯物主义要求既要了解整体事物或过程的主次要矛盾，又要了解复杂单一的事件或过程中的主次矛盾。
例如，人民战争理论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线路是正确的一样，另一条力争全面胜利或很快地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而不需要分阶段建立人民军队直至强大到足以摧毁城市中反动国家官僚军事机器的线路就是错误的。
以党的团结为名义，错误的路线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因为它只是口头上支持人民战争理论和党的领导，而且还因为它包含了某些短期有效性因素，如由更大规模军事编制发起的更有效率的攻势在缺少群众基础时会大打折扣甚至失败。实际正确的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混合使后者效果更为显著，直到党因最终的失败醒悟。
没有认识到某一事物或过程主次矛盾的最粗俗的例子就是棉兰老岛的反告密狂热。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并不公正的杀害同志与剥夺其他人的生命，以及随后对于革命力量的破坏是如此的明显与令人反感。但党内的一些得以升职的人士狡辩道这场运动是正确的，因为它很可能成功的清除了真正的深层渗透分子（DPAs），即使成百上千的优秀同志与无辜的群众被杀害。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86年后半期，在棉兰老岛委员会的责任下，为了将这种狂热的症状归咎于外部因素，提供了各种与一系列事件无关的原因来切断错误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路线与反告密者狂热之间的真正联系。有些人提出最糟糕的观点是认为反告密狂热是个革命性的成功。
在理论教育结构中应有很大一部分应当用于研究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著作并不是一个武断的选择。毛泽东代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阶段。它的作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东方世界。而这由半殖民半封建引起的情况与菲律宾的国情基本相符。
中国与越南人民战争的例子与菲律宾人民战争的关系比与其他任何国外武装斗争革命的关系都更加密切。这些例子说明，半封建导致的长期危机是人民战争持续进行的基础，直至今天，它仍然是我们斗争中最有力且最关键的条件。
我们和越南革命者一样，是从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杰作中学习到了基本原则。我们已经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应用它们，而并没有以教条或机械的方式复制任何经验。让我们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点：（1）除了利用农村地区分散、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还要利用我们国家的群岛特性进一步的分裂削弱敌人。（2）中国的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中普遍的使用运动战。和越南同志一样，我们也是通过游击战来做到这一点的。（3）在抗日战争前经过包括了农民起义与没收（地主）土地运动的土地革命，才有了较为成功的减租与消除高利贷的运动。但在土地革命最高阶段之前我们追求的是其所谓的较低阶段。
三 二阶段革命
当前菲律宾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已经足以实现列宁首次确定、并由毛泽东阐述的二阶段革命（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因此，菲律宾革命与中国革命、越南革命、朝鲜革命、古巴革命和其他革命相似，可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比那些必须从更落后的殖民统治——甚至种族主义——政治和经济统治(非洲大部分地区)中崛起的革命或是那些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如尼加拉瓜）要高得多。
对党造成最严重破坏的最恶劣的教条主义是把桑地诺模式移植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成功实践上，把何塞·拉瓦对党和革命运动中要在大部分地区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思想未被认可地重复利用——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棉兰老岛开始，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CCP文件缺页[No.8]）
对布尔什维克理论应用于菲律宾革命的努力与对毛泽东著作重要性的削弱——这些与菲律宾的情况更相关的因素，助长了一种偏离基础、中级和高级理论教育的综合结构的趋势。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历史热衷的学者最终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1978年与1986年的选举问题上，并巧妙地将其本身分为了抵制与参与两派。由于党被敌人禁止参加，所以抵制派总是在内部辩论中胜出。尽管党的干部对这一问题的制定提出了异议，但没有充分考虑我党在1969年与1971年选举中的表现，当然，也包括在反动机构、组织，以及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同志如何推翻西贡政权的选举经验。
最后，提倡所谓的“政治领导”课程，集中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战略战术和列宁的工作上。这被一些人利用推行暴动思想以排斥人民战争理论和其实践的进一步研究。这一教条式的伏击不仅可以用于我们的理论教育结构，而且可以总结丰富我们的人民战争理论，将其提高到基础理论水平上。相反，人们倾向于退回到单一的国外例子或部分例子来证实一个错误的路线、城市暴动主义路线并将其强加于我们人民战争的生活实践中。
减少毛泽东著作的阅读和研究，偏离适当的和正确的理论教育和知识结构的趋势似乎是受攻击毛泽东在中国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减少中国党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战斗性的鼓励。但即便这样，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教导而攻击毛泽东。这些教导对菲律宾革命运动仍然是有效且有启发性的。
四 最糟糕的偏离
棉兰老岛委员会将中美洲自发群众起义和武装城市起义的想法纳入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并提出“将起义和叛乱作为城市斗争的最后方向”的想法，或作为“达到最高形式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最糟糕的偏差形式。(参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注释》，1982);以及白区发展政策与运动在棉兰老岛人民全面战略中的作用（菲律宾语）(在棉兰老人民战争的整个战略中，白区运动的发展和作用的基础)第六页)
棉兰老岛委员会显然缺乏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在几份主要文件中重新定义了“政治”一词，并将其与“武装”或“军事”对立或放在同一面上。这些文件将政治斗争定义为 “主要基于城市地区发动民众力量”，而“武装斗争”被定义为“主要在农村发动，依靠武装部队或军队集中力量打击政权的军事力量” （“Batayan ……”第 6 页。）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不具有革命的群众政治运动的性质。仅仅是希望有武装的城市起义，实际上就把人民军队降级为仅仅是一支象敌人的军队那样的“正规化”军队。
让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人民战争具有革命的政治性质，人民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武装的群众组织。我们的人民战争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框架内进行的。在反封建主义框架内，武装斗争，真正的土地改革和群众基础建设有必要进行政治整合。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人民战争——一场革命的政治群众运动，包括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成长并战胜强大的敌军，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参与和支持。
那些通过夸大武装叛乱完全胜利的可能性，不论人民军队的实力怎样的人民战争理论（尽管过去仍然有效，或者过去有用）的实际贬低并没有触犯棉兰老岛党和人民军的负责人，因为后者本身对快速的军事胜利感兴趣而没有艰苦而坚实的群众工作。因此，城市起义的支持者和“正规化”的支持者（即以牺牲群众基地为代价建造更大的军事单位和工作人员）有可能同意相同的文件。
通过采用一种成功但不稳定的外国模式，将其从历史和特殊条件的背景中剥离，并将其移植在党和菲律宾人民自己的革命实践上，这种偏离呈现了最糟糕的形式。说党应该学习国外的一切革命经验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根据它们对菲律宾革命的意义和相关性来评估评价它们。
尽管在菲律宾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尚未取得全面胜利，但党已经获得了许多可以研究并提升到理论水平的经验。它已经创造了各种形式的革命力量。它在菲律宾相当一部分领土建立了红色政权。它已产出了一些重要著作。但小资产阶级时髦者对党的路线感到厌倦，对巨大成就视而不见，除非取得了城市中的胜利。
即使在现阶段，菲律宾革命运动的发展水平也高于国际媒体上更为人所知的其他革命运动。他们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是更为落后的压迫形式（如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或者因为他们的国家地位在联合国决议中得到承认。 但是，那些不认真学习理论的人会仅仅根据世界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基于两阶段革命道路上的潜在和实际的进展而低估菲律宾革命的成就，高估外国模式。
五 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路线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党对反修正主义路线的偏离是由于对军事上迅速进步的渴望，无论是何塞·拉瓦式的快速军事胜利，或者是战略防御中的“战略反攻” 类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解放运动一样，民族民主阵线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试图与修正主义的执政党和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但是，有些党员希望推翻拉瓦与修正主义执政党之间早先的关系，甚至想要否定党的反修正主义路线，以便与这些修正主义执政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并获得物质援助。
1984年，即使苏联与其在拉瓦集团中走狗的合作比与马科斯法西斯政权更密切，这些人已制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路线的政策文件草案，讨好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且不必要地攻击中国。1985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读了这篇论文，并决定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无论如何，它由国际联络部分发和推广，直到1987年被取消，并于1988年由一份新的政策文件取代，该文件坚持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这篇新政策文件也从表面上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并带有一些委婉的批评观察。
因此，即使在1989年之后，党内仍有一些人对戈尔巴乔夫过于简单化的反斯大林主义观点(自1956年以来，斯大林甚至要为修正主义的执政党和政权负责)表示赞赏。他们不相信修正主义的统治政权已经解析崩溃，他们的“堕落”领导人（误导者）和他们的亲属本质上是伪共产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和商业企业家。（他们现在正在公开挤压国有企业，并公然与那些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人民并迫害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反共政权合作，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社会财富私有化。）
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重建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一个主要的机构可以在没有新一届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废除代表大会的基本文件。那么在这一点上为什么现在有人考虑应该废除对现代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呢？事实上这种批判已经被明目张胆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东欧苏联资产阶级专政所证明。理应属于拉瓦修正主义集团的耻辱不应该转移到党身上，也不应该由党来分担。
在党内外，有一些但很明确支持暴乱、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的人，受到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成员欺骗和破坏行动影响的人，还有曾经嘲笑过，诋毁和攻击党的基本原则的人。正如让其中最负责任的人来解释过去庆祝阿基诺成为民主和经济复苏的斗士是多么重要一样，让我们来解释继续庆祝戈尔巴乔夫成为社会主义复兴和民主的思想家是多么重要。
戈尔巴乔夫油嘴滑舌的宣传工作被证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整个历史进程的彻底否定，是资本重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兴起，是发动民族主义、民族冲突和内战的掩饰；是包括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猖獗的犯罪行为等各种各样的怪物的出现。
帝国主义者和那些附和他们的人希望菲律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的崩溃而感到羞耻和沮丧，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菲律宾革命。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证明是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正确指南。
六 新的重大挑战
与此同时，党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工作真正的新的重大挑战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多年来，这一尝试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1871年的巴黎公社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也失败了。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没有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失效。四十六年后，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诞生了。
在十多亿人中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又过了三四十年，现代修正主义又和平演变为明目张胆的资本主义，并在好几个国家全面恢复了资产阶级专政。
菲律宾革命的一个好处是，它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能看到社会主义在其他地方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结果却被颠覆和摧毁。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 优势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前瞻性地从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复兴中吸取教训。通过学习革命历史上积极和消极的教训，菲律宾革命将有机会以更有效的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对修正主义执政党政权的垮台和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之后，今天我们目睹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问题。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多。高科技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不可化解的危机。世界市场继续萎缩,只有靠无法偿还的贷款维持, 因为这些借款国无一例外地负债累累，并在出口贸易中相互排挤，没有产生任何顺差可以使它们免于进一步负债，同时还造成更多的预算和贸易赤字。
事实上，尽管有“新世界秩序”的和平论调，但世界各地的社会动乱和暴乱正日益频繁地发生。在第三世界和东欧的帝国主义新附庸国，食品问题的骚乱、政变和反政变、种族冲突、内战和各种各样的暴力正在爆发。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也造成失业，削减了社会福利措施，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滋生了针对第三世界移民工人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
在适当的时候，从新的世界混乱中，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因势利导，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整，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修正主义政党分裂、堕落的国家里，有些政党会重新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在新的更高水平上进行革命斗争。
七 政治领域
党和菲律宾人民最突出的成就是自1968年以来菲律宾革命在新的更高历史水平上的恢复和推进。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超过了1896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党来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的视野。党处于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中心地位。
党对菲律宾历史和现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在理论水平、政治知识以及革命活动上已经有了提高，远高于1939 – 38年期间建立的旧菲律宾共产党和随后的时期原有合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包括拉瓦机会主义者及其伪共产党继承人)。
凭借其对菲律宾革命的性质和当前阶段的明确定义，从其动机和敌人,任务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 党能够建设自己，有效地运用革命武装斗争和当地剥削阶级形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推进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
由于党的领导，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意识和斗争水平空前提高。沿着民族民主革命路线，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基本劳动群众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尽管城市仍处于反动势力控制的情况下，但红色政权出现在广大农村地区，由新人民军和人民群众保卫。
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实施和贯彻，在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下，城乡基层群众达到千百万人。在菲律宾73个省中65个省数千个村庄和数百个城镇中，共产党、新人民军和其他革命力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并在整个菲律宾群岛发挥影响。
武装斗争的革命政治性质(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是由民族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决定的。如果我们的武装斗争偏离了这条战线，那将毫无意义。人民军队本身就是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它在它在农村的武装斗争是真正的土地改革和建立群众基础(政治权力机关和群众组织)的组成部分。
八 问题和偏离（党的路线）的本质
但是，我们对菲律宾社会的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却在“创新”、“提炼”和“调整”的幌子下蒙上了一层阴霾。
在漫长的马科斯政权和随后的阿基诺政权期间，菲律宾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并未改变。事实上，它的程度已经加深了。与重建党时相比，菲律宾的社会经济变得更加的落后、农业化、前工业化、半封建化，并且受到无法克服的危机的破坏。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以剥削阶级的政治和军事形式的暴力为特征。
但是，受到帝国主义宣传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一些人却说菲律宾一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在发展，特别是在马科斯政权期间，因大量外国贷款资助而增多的大买办活动而发展。
拉瓦集团与马科斯政权合作的原因之一是后者使菲律宾工业化，它只需要从新殖民主义者转向民族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不知何故，党内的一小部分人似乎也被这种观点所影响，并质疑菲律宾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张，特别是在1983年做出的彻底解释菲律宾的生产方式之前。其中一些人玩弄水手中的“城市”一词，偏离了党对菲律宾社会的阶级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他们辩称，菲律宾的城市人口超过百分之四十，而且远远超过中国或越南。他们重复那些达到这个数字的统计学家的数据——增加了马尼拉大都市的人口（包括大量来自类似吕宋岛农村的季节性临时求职者、学生等）、省级城市和首都的人口（有小型商业核心）和直辖市的人口。
他们还辩称，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农村人口由农场工人组成。他们没有将操作现代机器的农场工人与绝大多数仍为贫困农民或直接产生农民的传统农业工人（超过百分之九十五）区分开来。
在这些误导性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指责——指责党过分强调农村工作而忽略了城市工作。把城市武装起义和“正规化”相结合的错误路线，或者是过早地建立不可持续的军事编队，都是在推动取代人民战争理论和逐步建设人民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白区（仍然由国家控制的区域以及地下运动处于防御和秘密的地方）棉兰老岛的党委员会声称毗邻小型省级城市和省会的平原地区作为根据地并且尝试过将新人民军限制在该岛某些地区的腹地。
这是对人民战争理论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缺乏了解。这条战略路线不是永久不变的教条。它只是意味着当人民军队还没有占领城市时，革命力量必须首先在反动势力的力量和控制相对较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在农村，人民军队在广阔的地域内进行战术进攻，壮大武装力量，从事群众工作。
未来形势的发展将使人民军队和人民在党领导的群众起义中最终占领直辖市、省会城市、小城市和主要城市（按照这个可能的顺序）。但是，如果认为马尼拉都会在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中解放，甚至在农村的敌军主力被摧毁之前，或者在这些部队进入最终解体的过程之前，都是鲁莽的。
尽管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EDSA）包含着军事叛变和反马科斯/法西斯起义。但美国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天主教会仍然能够决定起义的结果。他们支持对它们有利的力量。尽管民众举行了起义，但他们还是把一个反动统治集团替换成另一个反动统治集团。
某些人对分阶段建立人民军队的策略进行冷嘲热讽，但这些人从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人民战争理论，显然也不相信新人民军能够粉碎反动武装力量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已经看到新人民军如何在1969年从零开始并且成长起来的。人民战争必定要经历一个发展的中间阶段才能彻底击败敌军并取而代之。
人民战争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不是那些持有机会主义观点的人所认为的无用概念从而摒弃它，即城市武装起义和进口重武器并不能取代人民战争的全面发展。当用“很可能”（更接近现实而非术语“可能”）而非确定性来指人民战争的阶段时，这是为了避免因为诸如棉兰老委员会对人民战争细节所犯的偏差和错误而导致的不现实和失败。
“左倾机会主义”这一表达方式很恰当，它指的是蛊惑人心地利用快速和轻松胜利的正常愿望，同时致使革命力量受挫和自我毁灭。 自1968年以来，城市起义和军事冒险主义一直是党内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的最严重形式。这些都是城市游击战（卡洛斯·马里盖拉）和中心理论（瑞吉斯·德布雷提出的）的倒退。一些党员试图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党内进行宣传，但却得到了党的有效抵制。
在1968年重建党之前，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干部和一些退伍军人在工人和青年中进行了几乎整整十年的城市工作。重建党时，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干部多于农村干部。他们是在以马尼拉大都会为基地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
在党重建后不久，党在马尼拉大都会有近200名党员，党能够在1970-72期间组织1970年第一季风暴和其他所有群众行动。在这些群众行动有数千人加入了党。
戒严法令的实施迫使许多党员和党的活动家于1972年前往农村。但是，自重建以来，党的信誉一直是在人民战争保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1969年，来自马尼拉大都会的无产阶级干部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旧人民军残余组织的改造，便在农村组建新人民军队的原因。
这种模式是由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城市群众运动产生的干部。如果没有党的引发和指导这样一个模式，就会很少有干部或根本没有干部来建设人民的军队，群众组织和农村的政权机关。这种模式促进了人民的战争。
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马尼拉大都会派出的一些人员将自己留在了棉兰老岛的小城市，并在桑迪诺胜利的假定影响下产生了城市武装起义的路线。他们把这条路线与冒险主义路线结合在一起，让人联想到1949年至1950年何塞·拉瓦领导层对于组织军队的狂热，而没有对建立党和群众组织（政治权力机构和群众组织）给与必要的关注。棉兰老岛委员会中这两条合并路线的拥护者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在一个又一个省级城市。
九 起义路线的应用和后果
在少数过早扩大了的新人民军(NPA)的帮助下，通过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路线是缺乏广泛和深入的群众基础的，也减少了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去农村从事革命工作的兴趣。干部被鼓励留在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合法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队伍中。他们没有认识到农民群众自己不会培养这种干部和工作人员，而这是城市地区的群众所能够培养的。
地方党委执行委员会与城市起义分子一起，按照军事上迅速胜利的路线，在地区军队的指挥部服役的同时，又增加了人员层次，建立了连队，没有考虑必要的平衡以及军事编队与群众基础的互动。军队规模扩大，人员层次增加，使干部和物质资源脱离各种形式的群众工作。
在1981到1983年一段时间内，军事进攻连队、规模过大的连队和协调的连队都是有效的。战士们被迅速地招募。但同时农村的群众工作群众基础在不断恶化和缩小。随着敌军力量的增多，人民军队的连队和过大的连队被迫陷入纯粹的军事局面。因此，敌军可以利用他们军事力量的优势。
人民军队如果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基础，就能够最有效地运用集中进攻的原则。但在纯粹的军事形势下，它当然是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上风并取得胜利。到1984年，由于错误的路线和敌人的进攻，大约15个新人民军连队中的多数失去了群众基础。这些连队既不能发动战术进攻，也不能赢得战术进攻。
在棉兰老岛那些小而且容易被监视的城市里（达沃市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除了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商业中心外，就是农村。），在敌军搜捕名单上的干部，被他们的“起义”心态迷住了，不是去影响和指导坚实的组织工作，而是以群众行动表现自己。
城镇罢工（人民罢工）更多的是使交通瘫痪，而不是民众的大规模集会。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设置“检查站”封锁公路。在集结点，几百到几千人聚集在一起。同时，武装的城市游击队使这些小城市运动升温起来，超出了被追捕的干部藏身的能力。1984年，显然棉兰老岛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留在棉兰老岛会有极度的困难，被迫迁往超出了委员会管辖范围的宿务市。
由于敌人在城市和农村的有效行动，在挫折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棉兰老岛委员会那些留下来的成员对于在他们中间会不会有深层渗透分子策反的可能性倾向于过度怀疑和恐慌。他们相信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是胜利的，只可能被党内和党内的敌方特工和运动破坏了，他们愿意相信1985年初某些政治犯的报道，即党、人民军、群众团体和机构中有大量的敌方NDA 成员。他们认为党在白区工作被渗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1985年底或1986年初就动员了这些特务们来镇压和摧毁革命运动。因此，在1985和以后，反告密者开始歇斯底里并狂怒起来。
由此造成的破坏在菲律宾革命的整个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敌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革命力量造成如此多的损害。错误的政治路线导致了1984年的明显挫折，然后1984年开始自我毁灭。仅凭怀疑，就有近千人（包括干部和群众活动家）成为公民权利被侵犯和严惩的受害者。由于恐慌和歇斯底里占了上风，正当程序被完全忽略了。党员人数从9000人突然下降到3000人。有效的武装力量下降到了1982年的水平。
这场针对个人受害者、人民、党和革命运动的犯罪主要煽动者、规划者、实施者和教唆者以“比科尔初稿”(unang borador ng Bikol)为指导，以牺牲党内和革命运动中许多无辜的同志和个人为代价，声称消灭敌特取得了革命性的胜利。它们造成的破坏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是敌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未达到过的。他们践踏了1972年颁布的《临时革命政府章程权利法案》和党章、新军章程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
尽管棉兰老岛干部同志和人民遭受了的巨大破坏，但是那些责任人没有说明他们的政治和刑事责任，而是被提升到党内的全国一级的职位，允许在党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和更大的代价中散布他们的错误路线。
十 人民军队的代价
未加批判、未加拒绝、未加改造的城市武装起义与快速军事胜利相结合的路线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挫折。
城市武装起义的路线通过夸大错误来利用1986年党对抵制错误的拒绝，即使在整风之后也是，为了能够掩盖棉兰老岛革命力量的空前的大错误和早期的破坏。它还利用拒绝抵制错误的理由, 将其解释为对城市武装叛乱路线的辩护。
城市武装起义的路线本身是孤立无力的，但是对党和革命运动是有害的，因为它鼓动农村所需要的党员干部留在城市里，以及更糟的是，它同军事“正规化”的拥护者相结合。
一九八五年，通过新人民军总参谋部（后称总指挥部）军事会议，在有限区域内迅速建立连营、配备重兵、把干部在人民中扩充整顿的工作中抽离出来的路线开始蔓延开来。这就提出了以下幼稚的前提：我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战略要地；游击阵地的数量是足够的；我们的群众基础很广；等等。因此，现在是纵向建立新人民军，规范新人民军，与党分开建立军队组织，专门从事军事工作和战斗的时代。
党的中央领导层每年都试图强调需要在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基础上进行广泛而密集的游击战，同时不妨碍建立可持续的游击队连队，这些连队在没有战斗或不参加训练时分散开来做群众工作。因此，在某些时候，对迅速组成的连队或者根据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重新部署的连队数量进行了向下调整。但总的趋势是，尽管口头上支持党的绝对领导，新人民军总司令部仍要主张和推行自己的路线。
其后果对革命运动具有破坏性。农村群众基础在1989年比1986年减少百分之十二，现在根据估计减少百分之四十，考虑到棉兰老岛1985-86年武装力量的急剧下降，新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已经下降到1986年的水平。
二十年来，重建党每年都宣布革命运动的力量全面增强，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敌军可以集中到某些地区，造成破坏，但它的行为将增加其他地方和全国范围的力量。
1971年，革命力量主要被压制在打拉省第二区，从1969年到1971年，敌人使用全师（拉完特遣队）、准军事部队（BSDUS，即巴里奥自卫队）和“公民行动”试图歼灭一支只有200个战士的新人民军部队。但是1969年初在伊莎贝拉开始的革命工作，已经建立了比打拉省大几倍的群众基础。
1972年至1976年，由于三个连在敌军围困中的固执和错误的坚持，伊莎贝拉的军队被敌军控制在森林地区，但游击队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群众基础从1974开始明显增长。最终，领土不仅恢复了，而且1972年后又从吕宋中心多收复了几个外省。
只有在1989年，党才开始登记全国范围内减少的农村群众基础。我们安慰自己说，鉴于敌人的攻势加强，那并不多，事实上，我们的力量增加了，因为我们在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倾向于将减少归咎于敌人的攻击，而不充分考虑我们队伍中的错误。
我们的一些“新”战略家通过对敌人的“速决战”和“渐缩战”表示迷惑揭露了他们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教导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敌人使用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他们就目瞪口呆。这些都是老方法了。
在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地方，当我们有听从指挥的好干部时，我们就克服了敌人同样的战术和战略。
鉴于他们军队在兵力、武器、后勤、训练等方面的军事优势，与敌军进行快速决战或战略进攻是合适的。但他们希望在战术层面上赢得战争，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民众支持。
因此，他们诉诸他们所谓的“逐步收缩”或“碉堡”战争，并联合“特别行动小组”的守备、准军事部队的组织，以及从事一种虚假的群众工作。
快速军事胜利的支持者所做的是过早地建立庞大而不稳定的单位，从群众工作中抽走干部，大多数时间里呆在一、二或者三个贫民区（行政单位）或森林营地中。结果是敌人可以迫使我们在纯粹的军事形势下作战。如果我们不纠正这个错误，敌人就可以继续对革命力量造成严重损害。
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80年代初敌人向萨马岛投入了十至二十个营。新人民军没有值得一提的营队，但新人民军和革命力量在游击战中成长。现在敌人在岛上只有八个营，人民军有自己的营，党、人民军、群众基础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营队”完全被后勤需求所困，它的部队和人员从1990年的500名战士的最高兵力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在优秀干部中，有一个很强烈的认识：过早组建不稳定的连和营不会造成迅速的军事胜利，而会集中造成在后勤需要、孤立和被动、失败和其他形式的灾难。
各部门、各层级人员从群众工作中带走干部和资源。其结果是群众基础的减少。因此，当粮食供应、群众的贡献和当地商人地主的赋税不足以满足连队和营队的需要时，就有向上级和向外寻求后勤支持的倾向。
如他们应该的那样，一些连队和营队在尽可能在进行群众工作和生产。但是红色战士们抱怨，为什么还要集中成大型编队即使他们没有像以前想的那么多地同敌人作战呢？当然，如果他们在没有群众基础和物质支持的情况下更频繁地战斗，战争中的情况会更糟。
不成熟和不稳定的连队最糟糕的情况是呆在在一个、两个或三个贫民区或森林营地中。
他们用自己的团队规模作为一个借口，不分散和从事群众工作和生产，或帮助人民。他们说，他们必须像常备军一样，时刻保持警惕，专门作战，因为敌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以分散的方式抓住他们。
这些连队获得了懒惰、贪婪、规模大而不活跃的名声。人们常常把所谓的第一代新人民军说成是真正的新人民军，把在连队里的说成是假的，因为他们不搞群众工作和生产，也不帮助人民。“正规化”意味着与群众的疏离。
有段时间，我们有几十个连队和一些营队，但是大连队规模的进攻数量与连队的数量的比例十分小。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军队规模越大，军事单位发动的战术进攻越少，武装力量也下降了？
十一 人民军队的胜利路线
党必须正确地部署党干部，从而对人民军队发挥绝对的领导作用。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权决不能体现为一方面空口大谈全面为党服务，另一方面却在安排干部时主动让他们去建立“独立王国”。因此，党及其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干部不应该后知后觉，因为军队在人力和资源上能够做到先发制人，如果等到他们的十指都被切掉时再去想到建立并巩固群众基础时便为时已晚。
如果没有战术性攻势或者训练演习，那么保持绝对集中的大编制便是错误的观点。人民军队应该像一张网，它既可以包围吸收必败的敌人，又能在没有战斗任务时摊开来去做群众工作和其他任务。
考虑到新人民军拥有的武器数量，让地区指挥部领导连队作为整个地区的集结点的作法更为明智。在没有战斗时，连队应该相对集中于与排指挥部相隔若干贫民区的半径中，而可以让其他排的各个班控制更多的贫民区。这样连队既可战斗又可执行其他任务，也可以从一个游击战线转移到另一个并发动进攻，还可以增援或协调其他游击战前方的单位。
将游击战战线的数量以排为单位扩大，并以排为中心，将班和小队广泛地部署去做群众工作的做法是更明智的。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而激烈的游击战，我们要让怪物从成千上万的伤口中流血。
认为游击战战线数量已经足够了，并且认为将武装力量纵向化，使编制化零为整才是重点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观点，并且敌人也希望看到我们以这样的姿态应战，因为他们有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快速决策和渐进收缩将我们一举击溃。在我们的人民战争的现阶段，周密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相结合仍然是我们胜利路线的内容，这为人民军队能够在适当时候得到发展提供了基础。
无论敌人部署的是这个旅还是那个营，我们必须不能被他们吓倒。让我们在战争中运用矛盾法则：敌人并不是总是以大编制行动，而破烂的乡村和群岛从客观上就分割了敌军。敌军没有哪个大编制部队内部连个分工都不分配，而一旦有分工就会出现让我们可以攻击的薄弱环节。我们可以用游击战术或者利用他们自己去分割他们自己，并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制造一个又一个我们可以消灭干净的小部队。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袭击一个大军营，那我们就必须得找到能够在路上埋伏他们，然后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方法。即使如果我们不能与敌人的常规军相抗衡，那我们还可以通过筹划适当的行动反复地夺取警察和准军事单位的武器。
说我们在不能取得胜利时的诱敌深入的战术是过时的，认为让敌人在失去耳目的状态下晕头转向，最后只能对着空气挥舞拳头的战术是过时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战术在人民战争的任何阶段都很适用。我们的胜利路线要求我们只打那些能打赢的仗，而好高骛远和自负只会让我们失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并巩固群众基础。
我们群众工作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武装部队中的党组织对只成为一个政治权力机构或地方性质的机构的现状感到满意，然而群众组织中的人数很少。我们必须尽可能充分地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和文化积极分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们也必须发展政治权力机构，使其获得来自组织、教育、国防、土地改革、生产、财政、卫生、仲裁、文化事务等工人委员会的支撑。这些位置可以从群众中提干。
组织群众是迫切需要的，但是光组织起来还不够，还必须开展群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群众可以为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
使农民群众受益的关键运动是实现最低限度的土地改革计划和增产运动。在执行最低限度的土地征用方案方面，有些因素没有取得多大成效。我们在这种过度激进的方面有太多的负面经验——即总是去试图实现我们尚不能实现的目标。
这项计划的最大幅度方案可能会只针对那些专制地主（即那些伤害农民群众和农场工人并拒绝与他们谈判的人）和土地掠夺者，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专制地主和开明地主之间的分歧。我们必须防止大中小各路地主联合起来一起针对我们，以便我们不仅只在现有的游击战线上发展我们的农民群众的力量，更可以到我们必须要去的、更加广阔的地区去发展力量。
十二 抵制决定和起义主义者
1986年的抵制选举的错误已得到纠正。但本文仍要对它进行讨论，以便将其与其他错误进行比较或将它们联系起来。这次错误的影响被夸大和鼓吹，这就掩盖了更大、更具破坏性的城市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一个典型的主观主义案例，它完全没有看到所有的主要错误并对其进行正确评估。
在党重建之前和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在反动机构、组织、选举中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干部和党组被分配到反动工会、教会、敌军等工作是允许和必要的。当然，某些合法组织，即使是爱国进步组织，也可以在遵守法律的条件下运作和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例如，他们不能在文件中声明他们支持武装革命。但认为他们无条件宣布反对武装革命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他们总能维护人民的主权权利，决定如何捍卫他们的自由。
党员有合法职业，携带合法证件，不是没有原则的。一个党员或者一个红色战士被逮捕，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防止敌人对自己不利，而保留律师的服务，进行法律斗争，这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但是，关于在合法政党和联盟以及反动的政治选举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过程的问题，引起了过去的激烈争论。这些辩论是在马科斯法西斯政权发起1978年和1986年的选举时进行的。每一次都有一方支持抵制选举，另一方支持参加选举。
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派，包括党和反对马科斯的反动派，使用抵制这一术语，以在1981年选举中孤立马科斯政权。在1984年的选举中，党的领导层再次提到了抵制的立场，这与广泛的反法西斯民众运动和大多数反对马科斯的反动派的抵制立场相吻合。在1981年和1984年的选举中，1978年的党的抵制决定似乎是正确的。但在1986年，抵制立场出现了问题，因为这次，反法西斯运动的中间和落后分子选择了批判性参与选举。即使在群众的先进部分中，也有大量的人反对抵制。
我们最关心的是在1978年和1986年选举时期的激烈内部辩论。了解这些因素可以大致了解反动选举的过程以及党的正确立场和方法。
辩论的问题始终是抵制选举和参与选举之间的选择。那些站在抵制选举方面的人易于用简单的理由赢得辩论。首先，党被禁止活动并且不能参加选举，无论如何，选举过程总体而言是反动的，如果不是完全反动的话。
但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总是作为抵制和参与之间的选择来表述?难道党不能部署党外不知道的干部和党组织到反动选举过程中工作，促进民族民主路线，攻击敌人，并支持进步方的政党、联盟或候选人？党本身没有参加选举，因为选举不能作为革命的原则。即使它想要参加选举，那也会由于敌人的禁令无法参加。党本身的武装革命路线将选举视为荒谬的。但党当然可以通过革命性的双重策略，通过不公开的党干部和团体来做点什么。
党采用革命性的双重策略来接触更多的人，并抵制敌人的反革命双重策略，即将选举活动硬说成民主选举。当然，它实际上是由反动集团或所有剥削阶级通过多种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垄断的。它旨在欺骗人们相信他们参与民主进程。
在1969年和1971年的选举中，党坚持其反修正主义路线，不将这些反动选举视为实现革命性变革或基本改革的唯一或主要方式，并将这些选举描述为整体上实质上的闹剧。但是党可以就什么是民主或什么是真正民主的行为发表声明。它可以促进民族民主路线，鼓励合法的进步力量和候选人接受爱国和进步的路线。
中央领导层决定抵制1978年的选举。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马尼拉-黎刹党组织的领导层主张参与选举但未获得党内多数支持，因此他们必须遵守该决定。但是他们没有执行抵制的指示，由于当地党组织未能或拒绝执行党的立场并向其他地区分发表明自己立场的文件，当地领导人受到党纪惩罚。
中央领导层决定重组马尼拉-黎刹党组织。原党委员会成员被开除党籍、停职或重新分配。但是几年来，没有党员有效取代原马尼拉-黎刹党委员会的成员。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试图通过中央工作人员机关管理马尼拉大都会的党组织和群众运动。
在没有有效的区域领导的情况下，地区党委，地方党支部和以农村为基础的群众组织被忽视并陷入混乱。马尼拉大都会党组织的混乱使党无法掀起群众运动的高潮，群众运动已经被广泛的政治力量介入。在闹剧选举之后，所谓的“喧闹声”立即表明了这种高潮。
在一九七四年工人和青年取得进步的基础上，党预料到这一高潮的到来。人们曾预期工人和城市社区在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但是，由于 1978 年的抵制决定和1979年的党纪处分，这些期望无法实现。
中央工作人员机构，特别是全国群众运动委员会，准备推动以马尼拉为基地的全国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在当时还很弱小。但对基层发展中的社区组织和基层党支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强调大规模的宣传，建立与以城市为基础的增长的全国群众组织相关的管理结构，并协调这些组织进行大规模动员。这为官僚主义奠定了基础。
这种官僚主义涉及中央工作人员机关在群众组织内部进行工作分工，获得过多的政治决定权，并建立单边自上而下的指挥制度。这些参谋机关在实践中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并倾向于将党员干部和成员纳入群众组织的行政结构。到1986年，党员已经批评除了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外的“两三个党中心”的存在。
社区、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的基本政党生活将长期被忽视。所以，直到今天，全面的政党生活——思想、政治和组织——在基层仍然薄弱。党的干部和党员是在各级群众组织的行政岗位和党组中堆积起来的。基层党缺乏基本党内生活。
正是在1983年至1986年期间，党和进步的城市群众组织得以显着恢复，因为阿基诺遇刺事件释放了强大的反法西斯浪潮。杀害阿基诺是一个意味着法西斯政权和整个统治体系出现极端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事件。
1978年的抵制决定比1986年的抵制错误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性后果。但是后者的错误已经被诚实的人所夸大，他们寻求1978年抵制决定的补救。它还被其他一些人所扩大，它们长期以来成功地掩盖棉兰老岛中更具破坏性的错误的其他因素，这些错误在1984年削弱了那里的革命力量，导致在1985年至1986年反告密狂热（anti-informer hysteria）。他们继续推动导致错误的错误路线。
正如中央领导层正确描述的那样，1986年的抵制是一个重大的战术错误。在短暂的竞选期间，它将群众的先进分子与其他认同反法西斯和反马科斯路线的人隔离开来。没有人认识到马科斯在选举中作弊会引发人民前所未有的起义，并导致反动武装部队的严重分裂。在短暂的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党积极努力地将其宗派意志强加于具有群众性和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和联盟。
然而，党的领导层在民主选举后立即与所有反法西斯和反马科斯力量联合，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民众起来抵抗，恢复了冷静和主动。
尽管如此，党外人士夸大了1986年的抵制错误，以推动他们自己的错误路线和议程。
但他们并没有被党严肃反驳。有些人反对无可争议的事实，声称由于 1986 年的抵制错误，党、群众组织和联盟错过了导致马科斯垮台的人民力量革命。他们甚至否定了党和革命运动。在1983年至1986年的群众行动中以及在破坏和孤立法西斯政权的长期斗争中的作用。
有些人过分强调自发的群众的作用，认为缺乏参与革命的、合法的进步力量，强调他们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作用，并模糊了美国和天主教官僚和反动阶级在群众起义和相对不流血的兵变中的作用。事实是，有组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和自发的群众联合起来反对这个广受憎恶的政权。
然而，最荒诞的说法是由一些城市反叛主义的支持者所做出的。他们声称，如果不是因为抵制错误，革命力量本可以通过引导自发群众取得胜利，在推翻马科斯的同时推翻整个统治体制，如在1979年的尼加拉瓜，或者至少与阿基诺集团、菲律宾军队改革运动（RAM）共享权力。因此，他们认为1986年的抵制错误是党的最大错误，尽管他们要对自1985年以来严重得多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反告密狂热负责，这种狂热摧毁了党和棉兰老岛的群众运动。
在人民力量革命前，棉兰老岛的革命力量和人民已经被错误的城市起义和军事冒险主义在逻辑和现实中的结果所摧毁，他们怎么能指望党夺取政权呢？但他们通过夸大1986年的抵制错误掩盖他们自己更大的错误，在党内提升了自己和自己的错误路线。
十三 民族民主阵线（NDF）的性质
党沿着革命阶级路线建立民族民主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要有一个符合要求的结构以沿着党的革命阶级路线存在和发展。
首先，统一战线必须通过共产党由工人阶级进行领导。共产党从工会、青年和城市群众运动以及过去革命运动的残部中招募成员。
第二，必须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基本联盟。党要组织、动员群众，领导、建设新人民军和农会。
第三，必须通过地下民主阵线和其他地上联盟，使劳苦的工农群众同革命的第三个基础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更广泛的联盟。
第四，革命的积极力量必须有更广泛的联盟，把革命的基础力量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和团体在武装革命运动和工会运动较强的地区同革命运动合作，但积极力量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还没有明显的表现。
第五，可以与某些反动阶级结成联盟，以反对最反动的集团。这在全国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开明的地主、商人通过向人民政府纳税的方式与人民政府进行合作，在土地改革、工资关系、选举等问题上同党、新人民军、民族民主阵线、群众组织进行了合作。
第六，最广泛的联盟可以针对最狭隘的目标——即反对正在执政或最受美帝国主义青睐的反动集团。我们应一个接一个地打败最反动的集团，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革命力量。
党必须在代表工人阶级眼前和长远利益方面发挥先锋作用，在阶级问题上区分稳定可靠的同盟者和不稳定不可靠的同盟者。
但早在1975年，在提到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Diosdado Macapagal)和华金•罗斯(Joaquin Roces)等盟友时，特别是要使用政治上精确的术语“反马科斯反动派”，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废除昂巴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有一种误解，比如像洛伦佐•塔纳达(Lorenzo Tanada)和何塞•德约科诺(Jose W. Diokno)这样的盟友，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实际采取了明确的爱国和进步路线，他们会觉得被这个词所指，并被拒之门外。
因此，这个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意识形态术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个词曾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辩论中使用。直到1986年，中央领导才广泛地使用这个词。把革命的一些基本的和积极的因素和力量同反动分子和反动势力混为一谈的做法导致了党内许多认识上的混乱。
一方用这个词来支持宗派主义的立场。另一方则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来扭转这一局面。
一个极端孕育另一个极端。因此，民族组织委员会(NOC)的某些成员甚至将阿基诺政权描述为一个自由民主政权，而不是美国支持的大买办-大地主政权。他们与美国资产阶级大众媒体相呼应，宣传新的反动政权是自由民主的。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不断出现错误。有些人把统一战线等同于全体人民，当党说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党的武器时，他们又指责党把人民作为工具。他们不理解通过党来进行工人阶级的领导、通过新人民军来进行武装斗争和通过民族民主阵线和其他的机构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来实现统一战线全都是革命运动的功能性方面。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中它们全都是菲律宾人民的武器或工具。
也有一些人希望将民族民主阵线与整个的战线等同起来并且使民族民主阵线成为一个取得对菲律宾的革命领导权的全联盟。在这里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仅从属于一个“同盟中心”，而且是从属于有相当多的小资产阶级成分的联盟。
有一些人把党在它的机构中的角色和主动权抹杀掉并且排斥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角色。在排斥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同时，民主革命被想象成为仅仅是旧的自由革命的循环以及较多小资产阶级成分和代表今天的剥削阶级的想法的统治。事实上，民族民主阵线已经写过很多次了并且有几次是在（现在已经失败的）关于多党民主和“混合经济”（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的桑地诺计划（无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取消工人阶级领导权为基础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政策的影响下，被认为甚至是在夺去政治权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以后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民族民主社会的错误想法削弱了。
尽管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是扩大民族民主阵线，它仍然是革命基本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地下统一战线组织，它接受新民主主义路线、武装斗争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否应该后退，还是应该重申民族民主阵线作为基本革命力量的正式统一战线组织？
即使民族民主阵线仍然是在1973年所设想的那样（当然1973年的还没有实现的期望已经有了适当的缩小。那个期望就是建立所有爱国的和进步阶层的统一战线）。在内部加强它，然后继续来寻找不希望处于民族民主阵线的范围内，但在不同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框架内的盟友。
在内部强化它意味着重申民族民主阵线是新民主主义路线上基本革命力量最先进的统一战线组织，发展党和新人民军以外的地下成员组织（即使是由党领导或影响），并创造理事会和委员会为各级人民政府提供协助和铺平道路。
不是拥有联邦制的观点，在民族民主阵线内部采用组织机构进行协商、一致同意和咨询的原则更为灵活。这是解决这些关于民族民主阵线是处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下还是处于别的方式之下的问题的途径。这也是依据革命运动的情况和力量无限地为希望加入我们的集团和个人打开方便之门。
寻找能够作为同盟的集团不仅意味着与想要加入民族民主阵线的人打交道，它也意味着在协商和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关系。这样的盟友可能更愿意从外部与民族民主阵线打交道, 并可能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平等地与民族民主阵线打交道。自从1986年，更加扩大的合法同盟已经展示了如何把他们建立在协商和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方式，这不必在同盟性的和单一的组织形式中做出选择或不混淆这些组织形式。
十四 和平协商
在1983—1986年时期，同盟中的著名的领导人和各种势力公开发表关于革命力量和新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和民族团结的提议以反对法西斯政权。这些提议是为扩大和巩固所期盼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战线服务的。
阿基诺（Aquino）在上台以后就像她自己所保证过的那样释放了政治犯（为了寻求民族民主运动的支持和号召停火，她在成为总统以前就表示对此感兴趣）。
对于党来说宣布它参与和平谈判的愿望是正确的，否则就好像是阿基诺政府更愿意号召他们进行停火谈判。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否则在面对阿基诺提出的停火谈判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反对和平。首先，党的民族民主阵线对当时的和持久的和平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决定了民族民主阵线的协商谈判框架将代表所有的革命势力。
但是在就正式的双边协商达成一致或签署一个停火协议以前，民族民主阵线（NDF）应该花全部时间来参与和平谈判，直到实质性的议程和条款能够在双边都满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为止。甚至是在达成六十天停火协议以前民族民主阵线就能够积极主动地开展宣传。它也能暴露出其它方面例如不妥协态度，尤其是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每一次对方威胁着结束预先停火谈判的时候民族民主阵线都能够拒绝对方。
允许停火前的谈判只在马尼拉市区举行是错误的。反政府议员的谈判代表之一何塞.W.迪奥诺（Jose .W.Diokno）深深地受民族民主阵线的尊重，但情况不好，他决定了马尼拉市区成为预先停火谈判的常设会场。没有在实质性的议程中就重要的和平谈判就同意六十天停火协议也是错误的。宣布停火协议的目的仅仅是为在停火期间的不确定的实质性对话创造一个环境。
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原因是它将为实质性的议程和正式的和平谈判铺平道路。一些党员给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将允许革命势力展现他们的“人性”并且通过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大众媒体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
还有其他党员给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位于棉兰老岛的新人民军需要通过停火来缓解来自于势不可挡的敌军的压力并且作为一种手段来使供给能够被允许送达被孤立和围困的新人民军（NPA）部队那里。事实上，由于马科斯-维尔和恩里莱-拉莫斯阵营之间的巨大分裂，敌人在棉兰老岛的势力陷入混乱。至少棉兰老岛的一些干部已经达成独立于党的中央领导的地区性停火。他们处境很困难不仅是由于敌人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由于错误路线的破坏和反告密狂热。
棉兰老岛拥有地方主义观念。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遥遥领先于其余的地区，通过扩大正规新人民军队伍发动进攻和军队的城市起义结合起来解放棉兰老岛。在自我毁灭性的情况下，即反告密狂热和纯粹军事方法的有效性，他们希望通过地区性的停火来找到一种途径，即使这些途径能够引起民族革命运动的破坏，即使这些途径不能真正解决由他们在棉兰老岛所推行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有一种由极左立场转向极右立场的情况。
在停火前的谈判过程中，民族民主阵线的谈判人很容易受到敌人的监视。敌人的情报机构很容易覆盖反政府的谈判代表并且跟踪民族民主阵线的这些谈判代表。在预先停火谈判期间。至少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被捕。
在停火期间，民族民主阵线谈判小组和联盟代表进行了群众活动，显示了人民对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和同情。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下干部、红色战士、可靠的盟友、一些可靠的村庄等地区暴露在敌人的情报机构面前。
民族民主阵线从资产阶级的大众媒体那里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关注。但两周后，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从而更有力地传达了他们的信息。
当民族民主阵线谈判小组要求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的时候，比以前更明显的是新的亲美反动政府对停火谈判感兴趣仅仅是由于下列原因：
1）由于前马科斯和马科斯阵营之间的大的分裂需要为整顿反动军事力量争取时间；
2）装成民主、人权与和平的拥护者；
3）要求革命势力屈服于反动政府的宪法并且要求新人民军投降并且以此来作为特赦与和解的交换条件；
4）停止武装革命的势头并且可能在此过程中分裂革命势力；
5）为了增加大批情报机构的监视。
反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和马科斯政权在1983-1986年期间的衰落，导致了那些在敌人的追捕行动中，但属于城市中心机构的党员干部在安全方面松懈了下来。停火谈判诱使他们更加粗心和松散，这种状况甚至在停火谈判崩溃以后还继续存在。敌人从情报机构那里收获很大。
在1988年3月29日，敌人开始对核心组织的房屋进行精确的突袭。他们俘获了新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官员、设备和金钱。在同一年他们继续突袭民族民主阵线的房屋并且继续俘获其他的地下组织的成员和大批的文件。
在1988年由敌人成功的突袭所导致的恐慌感使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会的一些成员容易产生错误。一种认为突袭和逮捕很可能是由于深层渗透分子的观点传播开来。然后有人声称调查有突破。因此，反告密狂热在几个地区出现了，尤其是在马尼拉市区和南方的塔加路区，并且造成数十人死亡。这种狂热严重威胁着党直到党的中央领导以正确的原则和调查方法、审判和证据评估为明确的指导采取坚定的措施来检查和纠正这种狂热。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反告密狂热能够产生于敌人有效的打击也由于以前极左或极右的错误。为了预防这种狂热的进一步复发，党的中央领导自从1988年11月就已经发布了调查、审讯和证据评估的原则和方法。《临时革命政府条例》的权力法案中规定的这些原则和方法被用于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且用于对党章和新人民军条例中规定的法定诉讼程序的保护。自从1989年党的领导层也已经发布了《综合指南和详细说明书》。
由于从1989年就开始努力推进民族民主阵线和反动政府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党和民族民主阵线已经进一步制定出了一个和平谈判的全面的框架，从而为了挫败敌人颠倒黑白地把自己扮演成和平捍卫者并且把革命势力展现成暴力的来源以便将革命势力于人民分开的企图。框架中的要点如下所示：
1）战略路线是推进民族民主阵线获得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条件之一。
2）民族民主阵线是国内战争中的一个交战势力并且不仅仅是一种造反势力。如果没有国际法中的平等地位就不能与反动政府谈判。
3）法律和政治框架是一套可以共同接受的准则、国际惯例和可以达成的协议。
4）实质性的议程包括以下几点：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社会和经济改革；宪法、政治和选举改革；以及军事势力。
5）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表。
6）为了相互便利和双边安全会场必须是在国外。
7）必须有一个经过双方同意的外来国家或以某种身份行事的国际第三方（中间人士、调停人或目击者）。
8）民主的和国外的作为第三方的非政府的和平倡导者能够被征求意见并且对和平进程是有帮助的。
反动政府的框架是直接地反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框架并且一点也不是一个为了和平协商的框架，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结束和平进程。它包括以下几点：
1）民族民主阵线必须向菲律宾政府宪法屈服。
2）新人民军必须交出武器并且被清除掉。
3）作为与前面提到的两点的交换条件，菲律宾国防政府将提供特赦并且为特赦者提供恢复名誉的措施。
4）谈判必须在菲律宾举行。
5）如果民族民主阵线领导拒绝同意上述观点，那么菲律宾国防政府（GRP）和菲律宾武装部队（AFP）将不会与民族民主阵线进行任何正式的双边会谈，但会寻求地方对话和停火，以便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和民族民主阵线地方领导人投降。
这种与之相对立的框架是绝对清楚的。那些责备党和其他革命势力在民族民主阵线和菲律宾政府之间的正式的双边谈判中缺席的人给革命运动的利益造成了损失。那些对民族民主阵线和菲律宾政府持上述看法的人公开承认自己只对消除人们在国内战争上所要付出的代价感兴趣，并且简单地认为内战的双方同样暴力，实际上掩盖了公正和合理的武装革命的起因，实际上使保留暴力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合理化。
我们必须拒绝这些人，他们在不了解长期停火对革命意志和人民力量的代价的情况下，夸大这些作为扩大统一战线和加强群众运动以实现武装城市起义目的的方式。
我们必须挫败反动努力，那些把民族民主阵线与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叛乱派别以及所谓的和平进程中所有政治种类（包括最反动的）的多种非政府组织来取得“中期武装叛乱”的广泛反帝主义阵线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幼稚的伎俩。
我们还必须挫败一些神职人员的企图，使革命运动通过一个简单的名称改变接受战略小村庄，如“和平区”或“生活区”。我们的革命群众根据地是和平的，富有生产力的，除非反动势力侵入并释放死亡和破坏。
我们还必须阻止在敌人追捕名单上的民族民主阵线的干部前往马尼拉，和一些可能或已经被监视的人物见面并讨论和平前景的行动。这种会面的代价一再证明，和平谈判的商讨最好交给最安全、最不易收到伤害的人。
在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制止极左的和极右的想法。即如果不可能发生武装起义，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求与敌人和平解决并离开武装革命。我们还必须将民族民主阵线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因为它应该是世界的趋势）这一概念作为和平谈判的前提。菲律宾的公正和平基本上是菲律宾人民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
如果还没有和平谈判那是由于反动政府是不妥协的。缺乏和平谈判只意味着革命力量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工作和斗争，以改变菲律宾的力量平衡。
十五 在组织领域
菲律宾共产党的杰出的成就是它已经成为深深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辛苦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全国范围的组织。党和它所领导的群众遍布于城市区域和乡村的广阔区域：平原、丘陵、山谷和海岸。
在菲律宾的整个历史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像这个党这样的如此全国范围的和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组织。党的成员成千上万，由干部和成员组成。由于革命群众的积极分子的增补，党已经超越了1898年的卡迪普南并且更是超越了菲律宾共产党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党随处可见。党存在于人民军队、地下的与合法的群众组织以及它创造的政权机构。党处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前列和核心地位。它存在于发展起来的新的领域以及传统的机构和组织中。
由于干部和成员，坚持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烈士并且跟随党的领导沿着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当地剥削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党拥有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和菲律宾革命的先锋队。没有这个先锋队，沿着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革命群众运动就不能产生和发展。没有党和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甚至是这场运动的副产品例如小资产阶级集团和不同程度的爱国主义和进步的思潮都不能蓬勃发展。攻击这种先锋角色和党的发展就是企图挫败革命和恢复最糟糕的反动形式。
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们广泛引用党章。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 各级领导机构将由选举产生并且将对选举他们的党组织或会议负责。
- 经过自由和充分的讨论，由党做出的决议会被执行。
（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体成员服从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 - 领导干部始终关注下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反映和意见，不断学习具体经验，及时帮助解决问题。
- 下级党组织定期、专门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情况，对需要上级组织作出决定的问题及时请示。
但是，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民主和集中的决议制定过程。决议必须坚持党的基本原则。
这些要点已经在党章和党纲中宣布了并且有关于《成就、问题和任务的解释》 和 《党内民主和纪律》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施》的指导。
民主集中制不允许违反党章、党纲和党的基本生活的指导，不允许有官僚主义以及极端民主或自由主义的行为，并且不允许忽视个人、其他人以及整个党的安全。
要很好地解释党没有增加党员人数，没有进一步全面发展党的生活，特别是在基层党的生活。有一些特定的成员和特定的思想和行动趋势阻止了这些。
十六 中央组织和成员机构
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开过了。但是这已经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举行所弥补了。在其它党进行军事斗争的历史上，由于敌人造成的极度困难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出现了很长的时间间隔。这种时间间隔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大，也必须要处理。
但比时间差距更令人不安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成员无视和背离了党章和党纲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组织规则。只要基本原则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干部可以重申，推迟召开代表大会就可以看成是因祸得福。
如果现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时候一样，一定的成员已经成功撤回关于菲律宾社会和反修正主义的批判文章以及来自党章和党纲的人民战争理论的分析，那么这将完全是灾难性的。事实上，这些基本的文件在1985年就被中央领导援引了，用来保卫党的路线，反对通过将过早地扩大军队编制与武装起义相结合来尝试推进加快推进军事上的胜利的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这种错误的路线已经造成了灾难，但那些推动路线的人的声誉很高，因为他们在1981-83年在棉兰老岛的军事进攻中暂时取得了成功。
至少有另外一种明显违背党章的行为已经存在很久了。党章所要求的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宪法规定的秘书长职位实际上已经取消。任何领导机关都不能废除党章赋予的代表中央领导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职务。
但是，中央直属的中央工作人员通过执行委员会不断增加。这是为了帮助中央领导(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执行委员会)，而不是阻碍、耗尽或忽视它。
但是，就这些中央工作机构日益获得自由裁量权和权力而言，它们已经变得如此自治，以至于无需中央领导事先批准，就可以自行决定政策;以草案为幌子散发所谓的方针、战略、计划和政策文件;长期与综合领导机关特别是执行委员会隔绝;并与其他工作机构(例如，国家劳工委员会就口号和程序问题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行争论)和下级领导机构(例如，国家劳工委员会就工人运动的国家民主或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与国家劳工委员会进行辩论)进行长时间的会议、产生冗长的文件和有争议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和文件不时被扔给中央领导，否则中央领导就必须追着他们跑。
中央领导要对这种使自己成为中央领导的日常核心的官僚主义状态承担责任，执行委员会必须及时发表关于国家和国际重大公共问题的声明;及时果断地解决问题;并以简明扼要的说明或指示管理中央工作人员机关。还必须恢复总秘书处对日常机关的管理，明确职工机关职能的界限，纠正职工作风，将属于农村的财产转移给农村，将超过城市基础的财产转移给地区和农村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敌人追捕名单上。
当工作人员机关之间或工作人员机关与下级领导机关之间出现重大意见分歧或争议时，应立即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不得拖延，也不得造成冗长的会议、文件和工作中断。正如期望执行委员会及其执行干事及时发布指导方针、声明和指示一样，中央工作人员机关和下级领导机关必须及时提出报告和建议。
地方性的（跨区域的）委员会是委派的工作人员的机构。他们必须在执行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之间进行及时的交流。他们能够为执行委员会提供合适的申请，包括推荐信。但是在涉及到服从还是不服从党的路线的主要问题上，他们不能预先假定他们能够代表任何上级领导机关做出决定。
新人民军中央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和党的组织必须注意，军队的指挥工作不能忽视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和全面要求。即使是新人民军队的总指挥，也不可能产生与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相抵触或背离的战略文件和会议。党的绝对领导，就是党决定干部队伍的路线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参与和支持。
在任何时候，党和人民都不应该“落后”于任何一个军队指挥的所谓“独立和独立”的计划。当在过早地建立更大的和不可持续的军事编制和工作机构这件事情上的偏离了战略性路线的主动性吞噬干部和资源的时候，党的领导并不是故意怠慢。党和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追上一条狭窄地吞噬干部和资源，最终导致群众基础急剧减少和全面灾难的路线。维护基本原则并且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不是走错误的路线是党的干部和成员的始终不变的职责。
参谋机关以及设在马尼拉和其他城市的领导机关的某些分子倾向于起义路线，不顾人民战争和人民军的发展而将其作为寻求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并且以此来凸显他们的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实际后果是受过好的教育的、专业的、有技术水平的和愿意为农村的人民服务并且参加人民军的党的干部的数量大幅减少。
农民群众和农村不能通过他们自己产生这些干部。如果没有城市地区的供给，那么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将会衰退和瓦解，并且合法的进步群众组织和武装的城市游击队将容易成为敌人的牺牲品。城市斗争的主要特点是合法和防御，背离这个具体路线能够使高度容易受到攻击的合法的民主群众组织甚至是地下工作人员机构招致敌人的镇压。没有游击队阵地和农村群众基础，城市里的同志如果不能在城市里有效地工作，到哪里去从事革命工作呢?
“武装城市起义”的概念不应该成为把干部从农村留给武装城市游击队和城市参谋机关的理由，或片面地注意招收立下不可靠的承诺的“勇敢的”或“身份暴露的”成员进入城市武装游击队的理由。
虽然中央参谋机关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有些甚至达到独立王国的程度，而下级领导机关对其管辖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威，但是有一些成员企图剥夺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权威并且把它降低到已经取消的总秘书处的地位。
党中央领导的日常核心是执行委员会。它能够根据党章和党纲政策里规定的基本原则、政策以及上级领导机构的决定来做出决定。它在这个框架内承担责任和危险。如果中央领导没有日常的核心，如果执行委员会和它的官员在任何上级领导机构的会议之间没有政治权威和自由裁量权，那么将会变得每天都无头无脑。
如果没有执行委员会每日的政治权威，那么某些人（包括敌人）可能会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间隔。任何破坏者都能够声称代表政治局（PB）或中央委员会（CC），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殊观点来传达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且做一切反对党的路线的坏事，因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或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会。
必须理解的是从普通党员到代表大会到中央委员会再到政治局再到执行委员会有一系列的授权并且从下级到上级机构或组织都有一系列的职责。党章甚至把执行委员会说成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直属机构。尽管它服从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但是它的地位比任何个人都要高。
十七 城市中心与官僚主义
马尼拉大都会和其他城市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是武装革命开始以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能力的农村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初始来源和持续来源。
1972年戒严法颁布后，大量党员和群众活动家想前往游击区，但当时游击区只能接纳一小部分。因此许多干部和群众活动家必须留在城市，特别是马尼拉大都会的几个机关和区域领导机构做地下工作。
1974年游击战线和游击区取得很大进展，留在马尼拉大都会的党员和群众活动家被派往各地工作，增强了革命武装运动的力量，为全国规模的合法民主运动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1979年马尼拉-黎刹地区的领导组织实际解散后，中央领导机构开始负责首都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利用在敌人搜捕名单上的干部和前政治犯建立起了中央机关。
不久后，在80年代早期，这些易受敌人攻击的人员就被敌人监视或者逮捕。这种人员不应该留在马尼拉大都会管理在城市中的中央机关，一些机关也不适合留在马尼拉大都会，但那时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教训。
当时的组织路线与70年代完全相反。70年代的路线是把城市地区产生的干部系统派遣到农村地区支援武装革命，确保已经暴露给敌人，被敌人追捕的干部的安全。
党的领导机关曾经允许城市地区的机关和行政机构聚集大量干部，甚至新人民军的总司令部（那时候叫总参谋部）直到80年代都待在马尼拉大都会。当时的想法是加快城市暴动的进程，并利用现代通讯设备指挥农村地区的新人民军。但这些特殊计划并不能说明新人民军总司令部应该待在马尼拉大都会。这些计划没有托付给能在城市更安全效工作的人。
这些计划对人民战争有口惠而实不至之嫌，同时一条损害党和革命运动的路线也成长起来了。这种错误路线从没有被彻底批判过。尤其要指出在最早实施这条路线的，棉兰老岛主要领导人，城市地区的委员会和其他机关，早在1984年就被赶出棉兰老岛或者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新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党的其他中央机关，根据错误的路线期待形势发生不可预计的“突然转折”引发城市暴动，留在马尼拉大都会。由于城市高科技电子手段的便利，能够向全国人民军队发出命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势，新人民军总指挥在实践中忽视了集中领导和分散行动相结合的原则。与这条路线紧密相关的是新人民军总司令部过于重视获得通讯工具和武器，获得外国的资金支持来扩军，但在群众基础衰退的情况下这些项目根本支撑不住。
一些地区司令部也待在城市里。同时，从地区到联和营的各级指挥人员深陷冗员危机和干部数量暴涨的危机中。
有人说正规化实际上是指各级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官僚化，他们在纸上勾画出的正规化远超当前的人员水平。不管怎么说，偏好建设行政机构，使得上级工作人员过多，导致了党内严重的官僚化现象。
党的干部缺少群众工作经验和城乡基层的政治生活（就被提升），党的干部越是晋升到领导机关和参谋机关，就越是脱离党的基层生活。这也意味着疏于招收新党员，基层的一般党员数量减少。
有限的党员招募主要是由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组织内的党组人员进行的，而且他们觉得由于需要工作人员而不得不这样做。出于绝望，他们往往优先招募曾长期脱党的人或者从青年运动和别的什么地方招收党员，没有好好审查，也没有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水平。或者招收一堆党外干部，不给他们党性教育就托付给他们很多工作和责任（甚至是应该由党员干的）。
机关单位是培训干部的好基地。但是，有一些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能力不足，思想政治和组织水平低的人，只是因为来自机关单位就获得提拔甚至成为领导。他们通过任命“政治委员”或者“秘书”来进行管理。
在党章规定的候补期间，他们热衷于制造办公人员而不是发展党的基本生活，从革命群众运动的先进分子中系统招募党员，成为正式党员需要的基础教育和考验被大大拖延。
所谓组织工作，就是经常把同一数量的党员重新组织和多次组织成委员会、工作队、秘书处等等。问题和职能，虽然已经被一个现有的机构很好地覆盖或可以被现有的机构覆盖，却成为创造新的机构的借口。有些人满足于或专注于单纯的行政、联系和协调工作。他们的想法或行为就好像这就是组织工作或聚会生活的全部。
在思想、政治、技术等方面，机关工作人员不一定比领导下级党组织、群众组织和法制机构的干部高。但是，他们利用党的权威和他们所隶属的领导机关，把自己强加给后者，并且容易威胁或使用纪律行动来维护他们的权威。
机关单位长时间以来成为了“政治委员”和“任命秘书”的来源，这群人在上层机关和下级机关建立起个人权威，而这傲慢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基于下级机关的成员没有资格获得提升。
这套政治委员制度是新人民军运行良好的政委制度的拙劣翻版（新人民军的政委很好地整合进了军队单位），1986年被废除。但是官僚主义分子只是将其改了个名字“秘书”，“秘书”由上级机关任命，不属于他担任“秘书”的机关。
官僚主义日益增长，城市中央机关建立，群众组织的基层党内生活的窒息造成了党的基层对主动行动和发表意见的恐惧，1979年马尼拉大都会对干部、机关和组织的处分也起了一个恶劣的示范作用。
只要还有党的干部、党员参加党的基本工作和群众工作，只要有群众组织继续发展或者能够发展，就有了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斗争的基础，而不是行政机构或官僚中条条框框的生活方式。
党分支机构和工会、农会、学生和青年组织,人民军队,妇女协会、文化活动组织等等,都需要了解他们党内生活和成长是全面的,并敦促他们当前党和群众成员在建立更多的地方分支机构创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当地群众组织成员。
十八 极端民主的问题
官僚主义产生极端民主。在党内没有行政界限以外的自由讨论场所时，党员往往在这些界限之外和党外发言。没有全面的思想生活、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组织一级的党员可以很容易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从上层划分和运行的。因此，他们倾向于变成极端民主化或自由主义来进行抵制。
1986年的抵制错误遭到猛烈抨击，几个月没有解决，极端民主的闸门在党的各级和广大党员中间打开了。当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陷入了困境。某些中央参谋机关表现得就像综合政治权威的中心。一些成员发表出版物并宣传他们自己的路线，比如 “对‘自由民主的’阿基诺政权的关键支持”和以及对城市武装叛乱和过早建立不可持续的高级军事组织的路线。党内的极端民主分子与民粹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党外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有思想和政治上的渗透，他们共同谴责1986年的抵制错误。
在极端民主的情况下，那些在棉兰老岛造成无比大错误和灾难的成员，也能够参加反对1986年抵制错误的运动。他们对错误和灾难进行掩盖或保持沉默，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勇气声称，如果不是1986年的抵制错误，人民就能够夺取政治权力或与其他势力分享政治权力。政治局仅限于让执行委员会对抵制错误进行解释。
在党的领导和工作机关达成共识或投票之前当然有很多自由讨论和辩论。在领导机关中，主题的范围自然比工作人员的范围更广。在参谋机关中，虽然有专业部门，但它始终与革命斗争的总体框架有关。
领导机关、参谋机关不是没有民主，反而是普遍认为主持会议的党魁只不过是一个不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主持人，不评估议程上的项目，其主要作用就是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平等参与讨论。事实上，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多次重复相同的观点，并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明显错误的想法也比正确的想法得到更多讨论的时间。因此，过度冗长会议的现象已经抬头，使会议和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会议冗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区分工作和研究会议，没有评估列入议程的项目，也没有确定会议的方向。讨论国家情况或某些国家问题往往是这些会议中可用的最佳讨论类型。
讨论行政和程序事务上花了太多时间。而当像婚姻问题和性侵犯指控这样的人际关系被提起时，不仅仅有几次过长的会议，而且还有一系列冗长的会议。应该有更有效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避免中断正常的工作流程
政治和组织工作被剥夺了如此多的时间。党员干部意识到这种损失，就开始抱怨。但是，由于理论和政治知识水平的下降，以及最活跃的党员都在参加政治和行政会议和文件工作，理论和政治教育时间的流失很少会令人遗憾。
在上级领导机关、组织与下级机关、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单向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在颁布和执行执行委员会抵制1986年选举的决定时，存在着这种官僚主义。长期以来，中央参谋机关的代表出席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时，已经显得像大老板、大财主了。
但在极端民主化的案例中，即使是对党的路线有重大决策的工作人员和下级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上级领导机关请教过。UFC可以启动一个削弱民族民主战线，损害革命运动的利益和平进程框架。它还在没有执行委员会或政治局检查文件和计划草案的情况下它还继续进行民族民主战线大会。并且巴扬可以发表反对中央领导和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
有一部分人不断写着关于“战略”、“方向”，甚至“政策”的文章，都在偏离和抨击党的路线。他们甚至设法利用一些中央工作人员机构来推行国家和国际范围的错误路线。尽管他们的路线有灾难性的后果，他们还是继续吹嘘。
马尼拉-黎刹委员会成员因拒绝执行中央领导层关于1978年选举的抵制决定和向其他地区分发立场文件而受到纪律处分。由于未能就1986年选举抵制问题召集政治局，党主席随后发现有必要在1986年辞职。
但是有一些秘密分子通过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表文章（从《实践》（Praktika）到《辩论》（Debate）《菲律宾左翼评论》（Philippine Left Review））来攻击党。他们攻击党的路线，在敌人面前贬低革命力量。他们利用党的人员、关系、设施，攻击党的路线即使他们还没有被要求为他们的反党行为负责。
有些人打着反官僚主义的幌子，鼓动极端民主主义，质疑和反对党的基本原则、路线和政策，向党员提供假消息；误传煽动，把党的内部搞得一团糟。极端民主或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样糟糕。它允许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民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影响，甚至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宣传（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渗入该党来混淆、退化、危害甚至瓦解一个革命党。有些极端民主分子攻击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菲律宾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点、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其他基本原则。有些采取极端地手段要求党超越或无视其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应当构成原教旨主义。他们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放弃自己的责任。
在斯大林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权下，他们简单地认为斯大林应对所有的错误负责，同样，他们也希望把他们对斯大林主义似是而非的定义，归咎于共产党。党不会让自己被那些刻板的称谓和一些类比所破坏。我们完全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以完全否定斯大林为幌子来推行否定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的路线的。
在煽动极端民主派的人当中，有一些人要对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和残酷迫害大批党和非党成员负责。无论他们鼓动多少人去回避与他们责任有关的问题，不管他们与极端民主派的其他煽动者有多少反党“勾结”，党都决心让这些人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十九 城市安全问题
中央领导机关从武装革命以来城市地下工作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对1988年以来敌人的精确突袭与逮捕给予应有的重视，1989年以来为全体党的干部与普通党员制定了一套综合的安全指导方针。
我们在方针中主要认识到以下问题：
1.党的干部与普通党员在城市中比在农村更脆弱。
2.安全意识在几年里有所松懈，1983年至1986年逐渐松懈，1986年至1987年的停火期以来更为松懈，并在继续松懈下去。
3.敌人搜捕名单上的党干部聚集在城市地区，同可能受到敌人监视的前政治犯，相关人员，组织和机构保持联系，威胁到了自己和其他党员的安全。
4.搜捕名单上的党干部和他们接触的人员，以及他们活动的地点和使用的设备实际上都在敌人特务的监视下。
5.重要党的干部、文件、设备被敌人精确捕获，严重危害了人员和资源的安全，为敌人进一步监视铺平了道路。
6.现代化的设备和设施（电话、电脑、收音机等）有助于我们的工作，但如果使用不当，会便利于敌人，因为他们会监视或捕获这些设备。
7.敌人从获取的电脑硬盘、纸质文件得到的信息和对党与相关人员使用的固定点（人员、房屋、建筑或公共场所）进行的战术监视给敌人的长期监视奠定了信心。
8.敌人尚未抓捕所有他们已知的党干部和所有他们已知的设备文件等，说明他们抓起来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放长线钓大鱼。
确保党与相关人员安全的实践指南指出对搜捕名单上的党干部与普通党员最重要的是离开马尼拉大都会和其他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切断和敌人之间的联系。其他能在城市地区合法工作的党干部和非党人员要确保在必要时随时能在农村见面。
总方针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不被执行。现实情况是许多在敌人搜捕名单上的党干部曾短时期象征性遵从安全总方针，但仍坚持留在马尼拉大都会。这样的干部和他们保管的硬盘与文件不停被敌人捕获，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要对搜捕名单上的干部和中央机关坚持留在马尼拉大都会区进行进一步批评。中央机关（包括新人民军指挥部）要集中在城市这一思想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根源必须被铲除。
为了革命运动和人民的利益，也是对他们自己好，所有不适合城市党务工作的人必须转移到农村协助扩大巩固群众基础。更适合扎根于农村的城市组织必须扎根农村。
确实从武装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认识到，鉴于菲律宾的群岛地形，必须有派驻在城市的干部来促进地区内部的交流以及中央和地区间的交流。但为什么80年代合法群众组织重建，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以来，在敌人搜捕名单上的党内干部，而不是在城市地区合法、有生存能力的干部，负责这些地区的工作和通信？为什么农村的领导机关和人事机关要立足于城市，在城市中精心组织呢？
为什么新人民军本应待在农村的总司令部和中央机关还留在马尼拉大都会呢？为什么那时总司令部说人民军队已经控制了全国所有战略要点，主要工作是建立连和营，新人民军的总司令部仍然留在马尼拉呢？
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集中在中央机关和多层群众组织里的党组织等城市行政机构，这种情况导致了危险的后果。这些城市行政机关在敌人的全面镇压和无休止的零星逮捕面前极其脆弱。
在美国的教唆下，敌人于1992年5月展开了大规模镇压。为了应对镇压，也为了武装革命的顺利进行，党必须现在立刻将敌人搜捕名单上的干部撤出城市，精简中央机关转而支持基层工作，应该扎根农村的干部和机关转移到农村。
但是仅仅将敌人搜捕名单上的干部转移到农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起整风和再教育运动。他们必须重申革命的基本原则、路线，党的战略和战术。他们必须彻底去除任何在城市里养成的错误的方便、习惯、思想和幻想。他们必须接受这一点，要长期留在农村收复失地，扩展巩固革命运动。
如果不经过整风和再教育就去农村，他们会带着不满来到农村，用错误的思想和不满情绪传染给他人，然后在短期象征性地回农村后又跑回城市。现在农村需要的是更多有志于为人民服务，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干部。
二十 整风运动
重申基本原则，坚持正确路线，批评、否定并纠正长期以来影响了半数现有党员和武装革命，给党、新人民军和整个革命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的偏差错误，现在是全党生死攸关的大事。
如果不是大多数干部和普通党员坚持基本原则，致力于推动革命事业前进，这些偏差和错误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认为党有原则，有革命志士，有群众的支持，有着全面遏制克服偏差错误带来的危险倾向的能力。
根据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对重大偏差与错误及其给党和革命运动带来的严重损失进行认识和评估，批评、否定、纠正这些偏差与错误。整风运动要提升全党的理论知识水平、政治意识与实践活动的水平。党员要组织起来参加并支持这场运动，只有那些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以及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才应该受到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党籍。不可救药的人与愿意纠正错误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而本质的区别。
有关部门就现实问题要提出最尖锐的问题，逐个质询应该对最严重的偏差和错误负责的人员。如果他们要做集体答复，会造成困难，拖延进度，因为召集集体会议很困难，也有些个人不愿意参加集体质询。只有在询问了个人意见，有必要有可能的情况下，才可以召开集体会议。
我们已经预料到，有人会利用以下策略来反对或扭转整风运动：
1.继续质疑党的基本原则，坚持教条主义和错误路线；
2.承认结果错误，否认路线错误；
3.通过缩小大错误和放大小错误来扰乱对偏差和错误的评估；
4.混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
5.提出与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和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不甚相关无足轻重的问题；
6.用毫无根据的攻击来报复有根据的批评；
7.为了掩盖少数人的错误攻击多数人
党的各个层级，各个机关，中央领导机构都要毫不犹豫开除重大偏差错误的责任人，不承担责任反而继续有系统地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或者不可救药，采取上述任何一种策略，偏离或者破坏整风目的的人。我们也必须严厉警告超出党的正当渠道脱离党的界限走极端民主制路线的人。
这是一次公平的评估，开除少数犯了重大错误的人和对革命事业与党的原则失去信心的人。在这方面，党的口号按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宁可少些但要好些。”
有一些人因为对党的全部原则或者部分原则失去信心等意识形态问题不适合继续留在党内，但是只要他们不攻击党不利用过去在党内的关系和经验给敌人当间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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