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叛乱”中心的日子

盖塔姆·纳拉卡
二〇一〇年

在印度,毛主义者一直被外界妖魔化,各种不实的谣言和诽谤充斥于媒体,但我们想要了解真实的毛主义者。对于毛主义者以及他们与政府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爆发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毛主义者是谁?他们真的是印度内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吗?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合理的?他们如何看待 “人民战争”,看待他们的政治目标,看待他们自己?他们打算如何将其影响力从目前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了解真实的毛主义者,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能单从政府宣传和媒体报道途径获得关于他们的信息,而是要直接前往他们的根据地实地考察获得一手的信息。过去有两次我差点成行了,第一次因为两位和我约定同行的年轻记者爽约而作罢,第二次时间太仓促,我来不及做准备。但是这一次我不会错过机会了。于是在2010年1月,我和瑞典作家简•缪尔达尔在印共(毛)的游击区域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长途旅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政府(Jantanam Sarkar,JS,People’s government)。目前,印度政府已经被毛主义者逐出这里的游击区,但仍然不断集结军事力量,试图夺回这块区域的控制权。

介绍

战争首先蒙蔽真相。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印度政府否认这场正在对毛主义者进行的战争。相反,政府声称他们只是在执行“警务行动”,维护公民权利。这给人一种假象,即根本没有战争,只不过是警察们在维持治安,结束一场暴动,以恢复秩序。然而事实上,政府为了对付毛主义者,已经调动了75营受过丛林战训练的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超过100个营的武装警察、预备营和特别警务队,而且这些部队都装备了重武器[1]。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声称,印度政府拥有“合法权利”来使用“必要的武力”对付毛主义者(2010年3月)。现在,民众进出毛主义者游击区都要遵守特别的制度,携带由政府警务处警司签署的身份证明,否则无法进出该区域。游击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也被限制,每周一次的集市已经被政府转移到部队营地,集市内的商家必须注册,提供需要购买口粮的人员的名单, 并且一次出售的口粮只能维持一周。过去森林里的居民步行到达集市需要几小时,现在则需要一天甚至二天的时间,因为路程更远,而且又多了许多麻烦的事(办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时的检查,在营地登记等等)。

虽然毛主义者为了推翻印度政府已经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2],但是政府现在对毛主义者发动战争,主要的不是因为毛主义者要推翻政府,因为毛主义者的军事实力仍然弱小,借用印共总理的评价:毛主义者的军事实力很一般。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要实现推翻印度政府的目标,还需要再奋斗50-60年。

在我看来,政府发起这场“绿色狩猎”行动,是因为政府和国内的大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签署了在印度的部落区域发展采矿业的协议,而毛主义者在这些地区受到人民的拥护[3],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协议的执行。如果不消灭毛主义者,政府发展矿业,吸引外资的政策就无法实现。我们应当了解,在国会,人民党和印共(马)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削弱左翼极端主义的影响力,用印度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而这就是这场自印度独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的直接原因。政府一心要消灭“左翼极端主义”,而毛主义者则决定武装保卫自己,因此这场战争没有和解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投入巨大,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事实上,政府甚至不顾公众意见,以“商业机密”为借口拒绝公开各邦政府和企业签订的协议。毫无疑问,政府肯定隐瞒了很多真相。

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反对政府以任何借口镇压人民,任何政治主张或诉求,都不应该用武力去镇压,而且在每场战争的背后,都是长久的和平和公开的斗争。印度独立的62年之中,有15个政党进入国会,然而民众依然贫困,生存艰难。过去的经验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政府不仅可以将民众的合法行为当成是犯罪,也可以把自己的非法行为合法化。这意味着,一旦当局取缔了某个组织,限制他们的活动,包括宣传、组织等,那么任何给这些被取缔的组织的成员提供过帮助的人(例如,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甚至帮助该组织的成员就业或与他们会面等)都属于犯罪行为。这样,在“国家安全”名义下,最无害的行为都可以被政府当作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当局为了让那些批评政府的人闭嘴,还伪造证据,扭曲事实,对这些人进行打压。

我们已经目睹了政府对权力的肆意滥用,除了逮捕,酷刑,当局还无耻的将所有持有异议的人们当成是“纳萨尔派的同情者”进行打压,好像成为纳萨尔派或毛主义者本身就是犯罪[4]。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提醒政府同情毛主义者并不是犯罪。最近我们又目睹了中央和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官员在2010年2月9日恰蒂斯加尔邦丹德瓦达地区的“伏击事件”中是如何在最高法庭误导法官的[5]。此外,一个因涉嫌轮奸而被地区治安官通缉的逃亡犯,竟然在巴斯塔地区警察的包庇纵容下肆无忌惮的犯罪:警察们威胁,攻击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团体,阻止他们前往战争地区了解真相,政府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有关这场肮脏战争的消息被公众所知。政府内政部长曾经在采访中承诺参加在丹德瓦达的听证会,告知民众真相,但是最后却拒绝出席。政府安全部队殴打,驱逐甚至逮捕这些社会团体成员和社会活动家,并且偏袒涉嫌犯罪的暴徒,这些行为,使得我们觉得有必要自己深入战区去了解毛主义者。

初入游击区

进入巴斯塔的“游击区”后,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人民政府(JS)区域里,人们进行问候的方式。每个人,老的少的,男人和女人,村民或党员,互相问候的时候,先是握手,然后举起拳头向对方说一声“Lal Salaam”。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妇女在毛主义政权以及在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当中的数量。许多队伍中有女性指挥官。事实上,负责护送我们的那个排就是由一位女性领导的。她们不仅负责指挥,也要执行危险的任务,而男人也和女人分担同样的责任:收集木材、水、生火,做饭。他们每个人都携带20-25公斤的负荷,里面有他们的武器,口粮和衣物。队伍中的男女都擅长修补缝纫,他们不仅擅长修补,还会缝纫自己的背包,他们把他们的衣服、书籍、弹药、杂志和卫生用品放在里面。我的背包的带子坏了,它被队伍里的一个手艺很好的年轻人修好了。事实上他们肩上的工具袋也是他们自己缝的,里面有两件衣服,卫生用品,弹药等。军服是“游击区”统一定制,鞋子和卫生用品则从外面的市场上买来。第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卫生情况。他们一直饮用开水,还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洞作为厕所,我的同伴缪尔达尔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让他想起了瑞典军队的野外厕所。第四,也是最深刻的事情是,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完成了工作,几乎所有的队伍成员都拿出书本,读书和写作。每个分区的政府都出版自己冈德语杂志[6]。总共有25本杂志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定期印刷。所有这些杂志都是内部出版和发行的。事实上,我发现了一本一周之前印刷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介绍2010年1月25-27日的罢工情况。大体上人们看得懂新闻报道,但是有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就不容易理解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小组讨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首先把一篇文章读一遍,鼓励队伍中每个都发言说出他们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这样文章的概念和意思就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教育是优先和受鼓励的。人民政府已经为一到五年级的学生准备了四本教材,数学、社会科学、政治和印地语,还有四本正在准备中,它们是文化、生物学、科学以及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历史。

连队中每个人都轮流做杂活,从放哨到做饭。我们由于是客人,自然没有活让我们干。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烧开。一旦他们完成了的早晨的仪式,就到锻炼时间了。到了早上8点,他们开始吃早餐。早餐主要是灯笼果,大米和亚麻籽等,里面混合着花生,配着茶。午餐和晚餐主要是米饭配一些木豆。食物很简单,但营养丰富。他们每周吃一次肉,除非革命人民委员会(RPC)另外提供鱼和猪肉(RPC是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负责管理3-5村。14-15 RPC组成一个地区的ARPC。3-5 ARPCs去构成一个分区政权)。在Abujmaad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大米,亚麻籽和花生,虽然食物很简单,但是美味营养。当然,每餐都有绿辣椒,富含维生素C。牛奶在他们那是很稀缺的,奶粉往往被用来泡茶,而香蕉、木瓜等水果在当地却是很丰富的。他们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但一般到晚上10点左右,每个人就休息了。营地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转移。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展开一块塑料布,把毯子盖在自己身上。对于他们的客人,也就是我们,他们铺了一条围巾在塑料布上,在我们的头上又展开一块塑料布,以遮挡晨露,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喝茶。他们在森林里生活了很久,已经习惯了森林中的生活。

他们喜欢观看精选过的电影。我们在那的时候他们正好有两部电影在放映,分别是“Rang de Basanti”和“Mangal Pandey”。但是只有在一些级别较高的党员带着笔记本电脑过来的时候,才能用笔记本放映电影。笔记本电脑?那他们如何给笔记本电脑充电?每个连或排的队伍,都携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用于给电灯电脑等供电。他们也有办法可以访问互联网,还从YouTube下载了一些电视辩论节目观看。我很惊讶地知道,很多我参加的电视辩论节目过他们都看过。有人认为我在电视上看起来更健康!当然,永远受欢迎的是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但是她说英语,他们怎么听懂她的话?他们说一些懂英语的同志会翻译她的话。我被问了很多关于她的问题。是的,她在丛林里也有很多的追随者!他们也听收音机,在一个排中,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收音机。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非常喜欢收听一个广播节目,里面会播放一些按士兵要求进行特殊演奏的印地语电影歌曲。但是,永远受欢迎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收听。而当地电台的总是在播报他们的负面消息,但他们认为即使是负面的消息也是消息,因此也一直收听。报纸和杂志要在出版几天之后才能到达他们手中。书籍主要是从网上下载下来打印的。在夜间,太阳能灯使得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读书,或围坐在火边聊天。

里面喝酒和吸烟的情况怎么样?在巴斯塔地区,所有部落的原住民都酿酒。虽然党不允许在其区域内销售印产洋酒,但他们不阻止民众酿造传统酒。但是党员很少喝酒。我预计党员他们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虽然他们不像禁止喝酒那样禁止吸烟,而且当地盛产烟叶,但是他们仍然提倡戒烟。人民政府也进行宣传活动。当我在那参观时我被告知有两人将在民众集会上公开宣布戒烟,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们。事实上,在营地的时候,没有一个游击队员愿意陪我们抽烟或喝酒。

开始了解他们

在最初的几天里,游击队员们不怎么和我们交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我们。他们也许在想,我是印度人吗?如果是,我为什么和简•缪尔达尔用瑞典语交谈?他们的印地语也不太流利,而且他们也不确定我是否能理解他们更熟悉的恰蒂斯加尔语,当然他们知道我肯定也不懂冈德语。但是几天之后,好奇心战胜了戒备心理,他们开始和我们交谈。当他们发现我懂印地语,而且是一个住在国外的印度人,现在就住在德里,他们开始对我好奇。当我们开始一起唱歌后,他们就逐渐信任我了。他们向我询问德里民众的情况:他们有工作吗?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时候,欧洲革命没有成功?欧洲现在还有阶级斗争吗?为什么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用炸弹袭击清真寺,把自己的民众而不是美国军队当成袭击目标?为什么克什米尔人没有一个政党为自己争取解放?每个问题都需要回答,不能敷衍了事。但是这些问题有些我了解,有些不了解。三十年的斗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森林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受压迫人们正在为了自由而抗争。斗争中的人是敏感的,因此尽管他们被封锁,但是思想并不封闭,他们居住在丛林中,但他们的心却与其他地区的人民连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生活在革命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森林居民,住在城市里的印度知识分子思想反而更加狭隘,他们对其他地区民众的斗争熟视无睹。

在与游击区以及毗邻区域的土著农民交谈后,我找到了最近巴斯塔地区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三个原因。首先,政府发起战争,是为了让大公司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当地农民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出售土地并接受现在的补偿,那么他们不仅会失去土地,而且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我听到这消息时很好奇,问他们“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是什么意思。我被告知,公司的“代理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补偿给他们的钱,那么这些钱将会转给他人。他们解释说,这意思就是公司会签发空头支票或将支票签发给非土地所有者,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第二,货币补偿能否体现土地的公允价值,因为这土地的不仅是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后代生存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他们指出,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树林的价值,也应该体现在补偿中。第三,他们在看到发生在Bailadilla(恰蒂斯加尔邦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事情后,就意识到了政府整天谈论的“发展”都是假话。过去那些年来,部落民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仅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现在,当有公司希望占有他们的土地,政府就提出“发展”。他们希望政府能让他们就这样过下去,不要折腾他们。一个当地老农民说,如果“政府如此热衷于“发展”,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不帮助部落民发展农业?”

在一次会议上,一些老人的言论让我们震撼,“我们已经很老了,生命已经快要结束,所以为了阻止政府夺走我们的土地我愿意献出性命,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仍然能够保留这片土地……我们所有老人都会这么做”。他指着他的后代说,“我们就呆在这里战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被军队杀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杀死我们所有人吗?”“我们知道如何战斗”。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我问我们应该告诉外面的人什么?“请告诉他们政府对他们撒了谎。今天他们拿走我的土地和森林,明天将带走我的生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森林和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对他们复述了印度内政部长的话:“除非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否则不可能发展。矿产资源是财富,必须开发并为人所用。为什么不呢?你们想让部落永远过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吗?我们应该让部落成为人类学的博物馆吗?是的,我们可以继续保留这些矿藏10000年,但这会给这些人们带来发展吗?我们可以尊重部落民崇拜Niyamgirhi圣山,但这会让他们有鞋穿,让孩子有学校可上,改变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吗?这样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吗?对于采矿业的争论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他们说,我们现在并不在挨饿。但是,外面的人们呢?“如果允许人民政府接触他们,他们也可以受益。”“所以你们不想发展?”我坚持问他们。“现在我们不希望这些外面的大资本家掠夺我们。我们知道在Bailadilla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句关键的口号,“看他们在Bailadila做了什么”。(见Gautam Navlakha 和Asish Gupta所著《巴斯塔的真正的分歧》,第30卷四十四章, 2009年,8月15日)

他们如何看待杀戮行为

我向我们的同伴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外界说毛主义者喜欢滥杀无辜,村民哪怕有一点“告密”的嫌疑就会被杀害。但和我一起的同伴们反驳说“我们从不杀人,抢劫或强奸”,我们只会帮助人。Chetu说,我来自南丹德瓦达,在那里“和平行动”(Salwa Judum)的军警肆意强奸和杀害女性。他们专门针对无助的平民。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战斗,而去杀害村民?Sukhlal说,他的弟弟在监狱中被残酷虐待,仅仅因为参加了印度农民协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杀戮?“不,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只杀‘人民的敌人’。”但人民的敌人又是谁?凡是反对党的人就是敌人吗?“不,不是。对我们来说,敌视,反对和批评党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帮助政府军队,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我问你们怎样惩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杀掉的所有被认为是敌人的人。党会阻止人们杀害告密者。只有被一再被警告却屡不悔改的人才会被处死。”

我记得2010年1月毛主义的总书记在我和简•缪尔达尔对他的采访中讲到:“…在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地区,曾经发生一件事,两个村子中有33个村民与警察勾结,成为他们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想给间谍头子判死刑,但是党给那个人说情,让他有机会认识到错误。如果在自己的政权控制区域内,毛主义者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会有不同吗?还是他们只是选择性的提起这件事以表明死刑是不受欢迎的?还是我多虑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如果毛主义者们滥杀无辜,那么他们的政权不可能在这片区域坚持这么久。

Sukhlal问我,“你看到那些高压电线了吗?“是的”,我说。“你应该知道,去年当地的民兵组织炸掉了一些输电塔,党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批评了他们。”党说了什么,民兵又为什么这样做,我问。“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城市里的穷人将会比富人受更多的苦,因为富人有发电机,供电不会受很大影响,停电造成的损失主要由穷人承受。”那么民兵组织的成员说了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把警察引诱过来,然后伏击他们。”这意味着民兵可以擅自采取伏击行动?“不,他们会先通知人民解放游击军。”

“如果党是不主张伏击的,那么怎么会频繁发生伏击,爆炸事件?”我对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官Ramu抛出这个问题。

他说,“当然,我们会组织伏击,但每个伏击是精心策划的,需要很多时间来计划,因为我们弱于敌人。我们不能随意发动不计后果的进攻。除非我们做好准备,否则我们通常避免与敌人交战。而且我们发动这样的袭击主要是为了得到武器。”他说,几天前,有两人据说因为加入政府军队被杀,根据2010年1月21日内政部长P Chidambaram的说法,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只要是我们做的,我们就会承认,即使这对我们不利,这就是为什么类似你们这样的人喜欢批评我们。”他补充说,他们认为这是“积极的批评”。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道歉,但我们不能为与我们无关的杀戮受指责。他说,我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是计划好的。”

“那么毛主义者的斩首事件或在恰尔肯德邦火车爆炸事件呢?也是计划好的吗?”“这是我们的失误,”他说,“党已经承认了错误。”我指出,每次你们犯下这样的错误,即便事后道歉,但对你们的运动有何帮助呢?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暴露出组织纪律的问题吗?他说,“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这里,我了解丹达卡兰亚地区,但不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

我质疑他们杀害印共(马)成员的行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是腐败分子还是压迫了人民?还是仅仅出于一些毛主义成员的报复欲望?如果是这样,党有没对他们指出,不计后果的杀戮只会伤害党,而不会帮助自己赢得朋友? 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反对这些杀戮,他们将如何去争取他们站在革命的一边?如果革命的战士不能遵守纪律,该党打算如何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认真的倾听我的话,但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们不支持盲目的暴力。”我也把这些问题抛给一个高级领导人,他说在阅读委员会的报告核实情况之前他无法回答。他们拒绝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接受批评,即便这批评来自一个“支持者”。但是我注意到,他没有轻视我的批评,我告诉他,如果党不能维持纪律,那么他们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军队是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为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做好了准备,他问这是我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我说这是许多人的观点,他点了点头。

但是我仍然想知道,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一个行动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是由党来决定,还是由游击队或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决定?如果一支队伍在没有党的允许进行行动会被给予什么处罚?例如是谁批准了Jamui的屠戮行为[7]?或是袭击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8]?如果党是反对一些行动的,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一直强调他们会考虑我的批评。他们告诉我,也许公众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直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清晰的回应。但他们也坚持认为他们所在的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与比哈尔-贾坎德地区不同,所以我不能妄下结论。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很沮丧,因为我不停地提到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情。我同意我可能是错的,和其它地区不同,党在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建立政权已经超过20年了,因此他们通过赢得民众的认同而不是暴力来维持领导地位,这也反映在他们政权的宪法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丹达卡兰亚和其他地区之间不同的现状,但是这差异有多大,以及是否会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我去过比哈尔-贾坎德游击区域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得到了一份2009年4月28日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特别委员会的公开道歉声明:写给那些在2009年4月16日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的家属。声明上写道:

“我们知道说对不起也不能挽回您家人的生命,我们的道歉也不能抹去你们的眼泪。但是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党对你们的家人没有敌意。那是一次意外。政府公务员包括警察和普通军警以及准军事部队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袭击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为什么我们安置地雷?或者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是制度的问题。你们都很清楚,每一次和平的鼓动和抗争,我们都遇到政府的镇压。我们不是剥削阶级的政府宣传的那样是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我们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我们在落后的部落地区组织民众反对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继续指出, 2009年1月4日在南巴斯塔的Singaram1地区,19个原住民被杀,包括四个妇女,她们被轮奸和杀害。在西巴斯塔的Minkapalli,6个原住民被杀害。自2005年以来,至少有1000原住民丧生,数百名妇女被强奸,700个村庄被烧毁。“这样做是为了向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家移交矿产资源。正是在这种暴力下,我们不得不以‘暴力’给予回应。我们如果不反抗,他们的目的早就实现了。虽然政府士兵和警察来自普通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攻击他们的乡亲。杀人、抢劫、强奸、非法逮捕、受贿…这是警察…的惯例。我们经常分发宣传册,呼吁他们不要攻击穷人,剥削人民。这就是我们使用炸弹袭击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背景”。

声明所体现的态度和那些叫嚷着“我们早就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毛主义者批评者或嘟囔着“阶级战争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毛主义者支持者完全不同,他们都脱离了日常的斗争,不懂得斗争需要细致的工作,不断改正错误。对于我所有尖锐有时甚至不留情面的问题,他们没有一次表示轻视。虽然他们谈论其他地区很谨慎,但是非常乐于谈论他们自己在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工作。他们向公众进行公开的道歉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赢得人们的支持,那么他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他们为什么不害怕?

我询问每个遇到的战士,政府军队人数众多,他们处于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为什么不害怕?我得到一个回答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反抗政府的镇压,”(apni rajya satta ke liye ladna padega)”。“但是你们不害怕吗?”“如果我们害怕了,政府将更加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我向一个年轻女战士Sukhmati问道,我看到在一次任务中她前去侦察一条道路,路两侧是政府安全部队的营地,她带领部队通过这条路,并且最后一个离开。“承担这么危险的任务你不害怕吗?”她笑了笑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警察进入我的村庄威胁我们。但我不害怕他们”。“但你们如何与政府这么强大的武力相对抗?”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们不担心战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地区作战,这是一个优势,而且警察和政府部队的抢劫强奸行为,让民众更加团结在毛主义者周围。

当我对负责丹达卡兰地区的Sonu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在2005年政府展开“和平行动”6个月后,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村庄被政府军队袭击并被烧毁,党员和支持者被捕杀,人们问我们怎么办。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撤离这里。许多村落的首领,商人和教师开始相信,政府这次将取得胜利,并开始传播这种思想。但是在六个月内局势就反转了。”

那么,那时发生了什么?

到了2006年2月,党开始反击。最重要的工作是动员民众,首先,党尽最大努力,组织森林里那些失去家园的民众,动员他们,提醒他们之所以流离失所因为是政府要把这片土地交给矿业公司。党提醒民众不要忘记,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过去曾经成功的对政府林业部门,警察,森林商人以及部落首领进行抗争。党提醒他们如果不坚持战斗,就无法保卫自己的斗争成果。于是党要求民众加入民兵组织,抵抗“和平行动”。这听起来似乎不难做到。但是要庇护那些躲避“和平行动”暴徒的民众,为他们提供住所,使他们恢复过来,给他们希望与勇气,这需要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组织本身也遭受了残酷的清洗,还要面对“中立”人士的诽谤,他们试图为“和平行动”辩护,声称这是毛主义者咎由自取。然而,如果党不充分动员群众, 就不能成功反击“和平行动”。

这就是党总书记所指出的,他在采访中说:“…人民欢迎我们。即便是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干部都被人民要求前往他们所在的地区开展工作。例如,在北方邦的Sonebhadra地区,村民们自发邀请我们前往开展工作。我们计划向Rayagada和 Nayagarh地区发动进攻。于是我们开展了“索道”行动,精心安排了对Nayagarh的袭击,这使我们在8 – 10个月内能够控制这个地区。突袭Nayagarh不仅有军事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里面有战略的考量。然后我们进行了“维卡斯”行动,把我们的势力扩大到平原地区的恰蒂斯加尔邦的马恩普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迅速发展,扩大游击战争的规模。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行动,把战争拖延下去,并且不断向新的地区扩展,那么政府的军事负担会越来越大,而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必然变化,政府最终将会在压力下崩溃。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战略来进行战争的”。

因此,我相信Sonu所说的,“和平行动”期间毛主义民兵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数反而大幅增加。他还指出,“过去更早时候,在1990-1991年和1997 – 1998年,当地的权贵、警察和政府发起“一月觉醒计划”镇压我们时,我们的运动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我问这是否意味着面对目前部署在丹达卡兰亚的约2.5-3万部队,他们希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让人想起总书记关于“蜂巢” 的比喻,如果数百万群众起来反抗,少数的部队的确是无法抵抗的。但是民众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吗?毛主义者干部对此非常乐观,他们认为民众会奋勇战斗,当然他们也承认遭受了很多损失,有大量的领导干部被逮捕,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

那么是什么支撑他们走到今天?他们如何面对挫折? 是什么给了他们信心和勇气坚持下去?是“人民的热爱和信任”。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这种说法也不时出现在他们用于宣传的小册子上。丹达卡兰亚特别委员会为罢工(2010年1月25-27日)制作的宣传册包含了一份给警察和准军事部队的信,希望他们思考为什么政府发起“绿色狩猎行动”。这本小册子首先提醒他们,他们是在为资本家和外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作战,他们是为了钱去杀害民众,接着小册子提醒他们的阶级来源,要求他们不要将枪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另一个主要为人民解放游击军进行招募工作的(从 2009年12月到2010年2月10日) 宣传册,呼吁巴斯塔地区的失业男女不要加入政府的部队。传单上说,当你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虽然你不会得到任何薪水,但食物,衣服,以及你的个人需要将会得到满足,你们的家人会受到游击政权的帮助。你将获得人民的热爱和拥戴。而那些加入政府武装部队虽然有薪水,还有抢劫,杀人和强奸的权利,但会被人民永久唾弃。”另一个传单告诉政府武装部队的人员,他们参加的是外国侵略者针对人民的战争。传单上末尾写着:“政府只把你们当成牲畜和奴隶”。

这种信心和力量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事实上,通过三十年的牺牲、奉献和艰苦的工作,党才将一场少数人的运动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现在在丹达卡兰亚地区,他们的第二代仍然坚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他们主要都是原住民。第二代?一个高级党员微笑着告诉我,“第三代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他进行解释。他说,自去年以来,党已经开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基础培训学校, 对25-30个年龄在12-15岁的孩子进行六个月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会向他们介绍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概念,教授语言(印地语和英语)、数学、社会科学、电脑和一些武器的使用方法,还要加入革命人民委员会进行实践锻炼,然后才能结业。今年他们计划在其他地区引入这个制度。毛主义者也主要是原住民,他们与当地部落人的语言、生活方式无异。当然,也有党员来自其它地区,我也见过他们。据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另一个群体里,他的说话语调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在这里,我很难知道谁是谁,谁是本土人,谁来自外邦,每一个人口音都相似,他们都讲冈德语。除了印地语,我不懂冈德语或其他印度语言,但是我可以听懂一些孟加拉和旁遮普语。这里人们普遍说冈德语。我很少听到人们用泰卢固语交谈,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泰卢固语和印地语在丹达卡兰亚地区都不是一种外来语言。

因此,信心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党的干部是本地人。总书记告诉我们, 外来的党员在丹达卡兰亚地区不容易适应艰苦的生存环境。我回忆Murali告诉我的,在1980年进入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两队人中,只有两个成员,即他和Kosa Usendi依然留了下来,其他人要么被杀,要么放弃,或者适应不了森林里的生活。总书记说,许多来自外面的同志在这工作几个月后就想放弃党内的职务,离开森林。这也意味着,党的主要支柱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当地干部。

有了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党不想公开合法地斗争吗?Murali告诉我说,党的群众组织虽然是非法的,但运作良好,并不妨碍其开展工作。总书记告诉我们,合法斗争可能会使党受到限制,无法夺取政权。后来,当我和一位高级党员谈话时,他的意思是,公开斗争是重要的,但 “除非不得已,否则我们不会走合法斗争道路”。

我问他们是否允许政府在当地发展民生事业。如果允许,这是否会削弱他们在当地努力建立的影响力?答案是,在他们无法对人民提供帮助的地方,他们不反对任何让人民受益的事情,无论是健康,教育,就业保障,等等。然而,在他们控制地区他们自己会进行改革,让人民受益。

我们被告知,毛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任何对人民有利的改革,比如在那些他们无法提供援助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争取实施这些改革。我记得恰尔肯德邦的毛主义者邀请政府的计划委员会来与他们讨论农村的脱贫问题。然而,在他们进行管理的地方,他们自己承担改革工作,那就是“通过鼓励合作运动来加强人民经济”。通过这样的改革,鼓励民众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我想起了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提交的“极端主义影响地区发展的挑战”报告,里面承认:“报告的目的是,帮助政府通过宪法和法律手段消除动乱的根源,重建受影响地区的人民对政府治理的信心”。规划委员会表示,政府往往通过一些暂时性的措施来拉拢民众,而毛主义者则是发动群众,让群众主导自己的命运。这两条道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有人告诉我,虽然他们欢迎改革,但他们意识到政府可以通过“改革”削弱“叛乱”的影响力。首先,政府恐吓民众,让他们开始相信改革是出路,开始相信政府正在做的事情。这也被称为“赢得信心和思想”,在这之下政府正在推出各种方案。因此在一些试点地区,不同项目正在推动。同时政府也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过时的,是失败的意识形态,革命不会胜利。一位资深党员说,很明显印度政府正在宣传自己有必要使用暴力来拯救陷入共产主义危险的人民,根除毛主义者威胁。他说,这是让印度人民去接受政府的暴力。这也发出一个信号,印度政府是非常强大的,摆脱这个“安全威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党把“和平行动”当成政府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

Sonu指出“和平行动”的目的是剿灭毛主义者,“政府认为我们将要完蛋。”他说,早些时候当党使用 “法西斯” 这个词的时候,人们不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但随着“和平行动”展开,人们就理解了。因此“和平行动”毫无疑问成为一个好老师,它帮忙清除了民众的疑惑。当许多党的反对者看到民众流离失所,村庄被焚毁,还伴随着抢劫和强奸,他们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们开始意识到“和平行动”旨在消灭群众运动,把民众的土地移交给企业。看看一个官方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明,农村发展部撰写的“土地关系委员会和土地改革未完成的任务” (2009),解释了“和平行动”运动背后的原因,这和获得采矿权有直接关系:

“征用土地和迁移居民的政策遇到了部落居民的反抗(2000)。政府在激烈的抵制下撤回了计划。如果政府要开发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就得有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来了,就是“和平行动”。“和平行动”由Mahendra Karma领导,成员主要是当地人,有些曾经是印共(毛)的干部和地方领导人,在他们背后是商人,承包商。“和平行动”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塔塔和爱萨公司。“和平行动”的首先攻击的是那些支持印共(毛)的村民们,这变成一场同胞之间的残杀。按官方统计640个村被夷为平地,350000人,即丹德瓦达地区总人口的一半,被强制迁移,妇女被强奸,年轻人被杀害。那些无法逃入丛林的人们被集合到由“和平行动”运行管理的难民营。其他人继续躲在森林里或迁移到附近的马哈拉施特拉,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部落地区。铁矿资源丰富的村庄被政府腾空,交给出价最高的企业。最新流传的信息是,爱萨钢铁和塔塔钢铁都愿意接管这片空地,经营矿山。”

附带伤害

宗教团体“室利罗摩的使命”在巴斯塔地区开办了五所学校,同时在这些地方开办了健康中心和平价商店。截至目前,学校还在运转,但平价商店已经关闭,健康中心现在只提供基本服务。事实上,一位医生过去每个星期三都去健康中心工作,但是自从2005年以来,就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政府声称,毛主义者在使用这个医院,医生在治疗叛乱分子。我问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有没有告诉政府,治病救人并不是犯罪,而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即便某人被指控为极端/恐怖分子,也应该对其提供医疗服务。他苦笑,“这可能是真的,但最高法院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几千公里。”

政府还进行了经济封锁。为了确保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控制,政府把集市从居民区转移到了武装营地,平民进出受到了管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校工作人员告诉我,自2008年9月以来他们进出地区就需要特别通行证,由警察总监签授。在检查站,他们必须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去向和原因,展示携带的物资,然后进行搜查。在营地购买的物资,必须按照名单提供口粮。在营地,警察往往仅凭一两句话就可以殴打,拘捕任何人,只有贿赂后才能被释放。人们告诉我一件事,有两个卖牛乳的商人被逮捕,官员向他们索取2000卢比,才给他们自由。但是他们只有500卢比,于是官员“宽宏大量”的拿了这500卢比后放他们走了,并且警告他们,他们最好做“良民”,不要相信毛主义者。我问村民们他们怎么得到口粮?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喜欢前往营地购买,因为会被骚扰,而且他们能够买的口粮总是远远少于按规定他们有权买到的,因为警察认为他们在为毛主义者购买口粮。要前往营地,他们说,他们必须通过一个只能单人通行的索桥。学校人员也说即便当他们的宗教首领前来访问,也必须从车上下来接受检查。“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我问,他们说“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抗议,他们会说你像毛主义者,让你闭嘴。如果我们坚持抗议,他们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你们与毛主义者的联系,我们会监视你们。不要表现得太聪明等等。”我说:“那毛主义者怎么样,他们会威胁你们吗?”他们说,“当我们受他们牵连时,他们没有麻烦我们。事实上,当我们请求他们不要来,因为我们会被当局指控为毛主义者,他们就不来了。”难道他们没有寻求帮助吗?“没有”,他们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供应已经被削减,健康中心和平价店被关闭。毛主义者告诉我们,他们不会为难我们,只要我们不让警察把营地设在学校里。”

事实上,他说,官方对“室利罗摩的使命”的一个指责是:“怎么是你们而不是政府来办学校”。我说,“是的,我也很好奇”。他说,“你看到政府办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其中有些已经不能叫作学校了,大部分教师领了工资,却不在学校教书。”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毛主义者威胁了他们吗?他说,“你会给我惹麻烦的,但我要说的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却领取工资,只是借口毛主义者威胁他们,政府发现这有利于攻击毛主义者,于是声称毛主义者不允许政府学校运作。”但他补充道,“我不会责怪老师”,他说,“因为一些学校只是名义上是学校。”我问,据说在过去的四年中,在巴斯塔有385所寄宿学校被毛主义者摧毁,是真的吗?他笑了,转身离开,“我不知道在巴斯塔有这么多学校”我还是不太明白,但没有再纠缠他了。但我想起了《印度快报》上的一个故事,(2009年12月5日新德里版)里面引用了一位贾坎德邦选举期间部署在选区的政府武装人员的话。他说:“我们曾听说,这个地区是毛主义者的巢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他们。但是我们寄宿的学校里到处都是蚊子。没有饮用水。我们只能把水用泵抽上来煮开。”那些指责毛主义者毁掉学校,或者同情士兵遭遇的人们,应该稍稍想一想那些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学习的孩子们。此外,如果这些学校被用作军事人员的营地,那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从那里回来,我禁不住思考,在战争地区,以当权者的立场来看,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抗他们的意志的。然而,从“室利罗摩的使命”的学校人员谨慎的言论那里我了解到了如此多信息!可以肯定的是,“室利罗摩的使命”是承受着政府巨大的压力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相信神的人们会害怕政府的胁迫,毕竟政府也是由凡人组成的?难道是他们的物质财产,使他们容易受到政府的压力?我的意思是,如果神要求他们“为人们服务”,为什么“室利罗摩的使命”的长老,或者是基督教和其他传教士不抗议在战争地区削减医疗服务和关闭平价商店的行为?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我碰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燃起了我想要了解这场运动起初是如何在这扎根的欲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这30年来取得的成就。自2004年以来,党的势力已超出丹达卡兰亚地区,从老巴斯塔地区(包括恰蒂斯加尔邦的五个地区)和Gadchiroli(马哈拉施特拉邦)扩展到Manpur和曼尼普尔邦的平原地区。为了方便党开展工作,这些地区被分为十个部分:巴斯塔 (包括巴斯塔, 康克尔, 比贾布尔, 丹德瓦达和贾格达尔普尔五个地区)被分为6个分区,而Gadchiroli被分为2分区。这些连同Manpur和 Mainpur,一共组成10个分区。在整个丹达卡兰亚区域, 原住民主要是Koya,Dorla部落,其他还包括Halbi, Batra 和Pradhan部落。这一区域也有相当数量的达利特(贱民)群体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Mahar部族居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原住民群体。Koya和Dorla部落一起被归为冈德人。冈德人总人口约700万,分布于印度中央邦, 恰蒂斯加尔邦, 马哈拉施特拉邦, 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这场运动影响的范围大约有6万平方公里,党控制了的丹达卡兰亚的8个分区,约有4.5-5百万人口。高级领导人Sonu告诉我们,在其整个历史中,这个地区的人民都在为反对剥削,为土地和生计抗争。相对印度其它区域,这个地区保留了相对民主的部落传统。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于压迫,一直在抗争。事实上从1825年到1964年,在不同部落领袖领导下,被官方记录下来的起义有10到11次。大约在党进入这一区域16年之前,1964年,巴斯塔人民在首领的带领下起来反抗政府。“在这之后的15年,我们在1980年进入这一地区”。 1980年两队毛主义成员进入丹达卡兰亚地区。这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开始的。

Murali是1980年代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连队成员。他说“在1978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受挫后,安得拉邦的卡里姆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地区出现了农民运动。于是在1977年,党决定“进入农村”。因此,在1978年,在安得拉邦沿海的特伦甘纳地区,党的干部为“进入农村”运动组织了十天的政治课程。在农村层面,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被提上议程,党制作了各种小册子、海报,组织各种集会来吸引农民。”当时的任务是对该地区进行阶级分析。在Gadchiroli,高利贷剥削并不多,剥削主要自政府的林业部门,主要矛盾的是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在巴斯塔,主是土地问题,矛盾主要存在于森林居民与森林部门之间,这里剥削程度比阿迪拉巴德要轻一些,虽然部落中存在阶级分化,但不如特伦甘纳平原那里那么明显,因为这里虽然已经是阶级社会,但由于部落的传统,首领对部落民的剥削不是很厉害”。语言障碍呢?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的地区,在Bastar以及gadchiroli两侧,泰卢固语是主要语言。然而,作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学习当地人民的语言,例如冈德语是必须的。学习这种语言需要花费一些功夫,但是如Murali说的,如果你渴望在民众中工作和生活,那么你学起语言来很简单。

调查之后,党决定把重点工作放在主要矛盾上,也就是民众和政府林业部门之间的矛盾。Sonu该告诉我们,最初他们为了让当地民众信任党,着实花了一番功夫。那时党做了一件事,第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那就是教会民众烧开水,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50%。于是民众开始愿意倾听党的话。

接下来党如何进一步获得信任?既然当地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和森林产品,那么党在这一地区开展的斗争,主要是针对政府森林部门的。政府林业部拥有大量的土地,还控制了森林产品,例如罗望子,竹子。虽然Sonu说,我们也知道部落首领和民众之间存在矛盾,但人们还不愿反对他们。“民众对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担心党如果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对部落首领的报复,”。因此,在最初的几年,Sonu说,他们把整个部落与森林部的矛盾作为主要问题。而要反对政府,必须动员民众,党最先动员部落中的最贫穷的民众,这些最受压迫的民众不仅最容易动员,而且在运动中往往最积极。党帮助农民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妇女也参加了,但是后来为了解放妇女,建立了单独的妇女组织。在动员民众的时候,党发现当地民众反映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为承包商采集烟叶,砍伐竹子所获得的报酬极低,甚至低于政府规定的报酬。于是,1981年起党开始组织当地民众改变这一情况。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民众看到了在针对森林部门和承包商的运动中的党的干部们所做的工作,于是增加了对党的信心。Murali说,在gadchiroli区域,Ballarpur造纸厂租赁了一片竹林雇佣民众为其砍伐竹子,报酬为每六捆(每捆20支)竹子支付1卢比。他说,过去,实际是公司的代理人将与部落首领会面,然后私下协议决定报酬水平,普通的民众没有发言权。这一直持续到1983年,党开始发动民众把报酬提高到1卢比三捆,然后在1984年是1卢比两捆,现在是7卢比每捆。同样,过去承包商为一捆烟叶(70片叶子一捆)支付3毛,而现在每捆报酬超过一卢比。这些斗争的成功帮助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些行动都具有工资斗争的性质。今天,Murali自豪地说,在这一地区,民众的工资都高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

我问,他们是如何应对公司经理或承包商的?他说,“经理们”花了好几年才确信他们不可能绕过党,来达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协议。于是他们开始行贿。在一次会议上,一个“经纪人”告诉他们,党的干部们已经为部落争取了利益,现在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利益。Murali说,党的干部反过来问经纪人,“你们也只是为你们的雇主工作,为什么你们要对雇主如此忠诚?你们给原住民支付公平的报酬对你们会有什么不好吗?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来向我们行贿,那么你们肯定有足够的钱向民众支付公平的报酬。”在那之后,这些经纪人不再试图贿赂他们。

这些成功为党影响力的巩固和扩张奠定了基础。Sonu指出,当原住民加入他们时,不是单个人一个个的加入,而是整个村庄一起加入,这是部落集体活动的传统。此后人们开始向党声诉他们与部落酋长的矛盾。1984年丹达卡兰亚地区建立了森林联络委员会以指导当地运动。在1987年,一个政府委员会被选出,但由于没有一个中央级别的委员会,它在安得拉邦委员会下工作。在1989年,一个全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土著农民组织——丹达卡兰亚原住民农夫和劳工协会(DAKMS)成立了,今天它拥有超过100000名的成员。在这组织中,民众特别是失地农民为土地权益而抗争,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土著农民不仅要受政府部门的掠夺,还受到他们的部落酋长的压迫,部落首领拥有更多的土地,他们必须先耕种首领的土地,然后他们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农民未能遵守义务,那么他们就要以酒,山羊等支付罚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被驱逐。在那些游耕的部落,情况也是如此。当农民在首领的田地里忙完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当他们耕种自己的田地时,雨季已经过去,这就使得他们的收成受损,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此外,无地和少地的原住农民人数众多,土地的缺乏和低产,迫使许多人沦为农业雇工。他们要么作为“自由劳动力”按季领取的工资,要么成为大地主的附属劳动力,以食物代替工资。此外,除abujmaad,林业部门禁止了游耕,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推动定居农业,许多党的干部向我指出,这导致土地产量低下,并使农民受到奴役。

Sonu自豪地说,“当初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争得了300000亩林地。村庄内部的第一次斗争是围绕土地运动展开的。部落首领过去有大量的土地。现在民众获得了这些土地,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在最初的年份里,经常村民有经常吃不饱,现在他们可以一天吃两顿了。因此,反对森林部门的斗争是与反对部落首领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分配土地是一回事,发展农业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在整个Bastar和gadchiroli地区,被灌溉的田地只有2%。于是毛主义者开展运动,组织民众在村庄建造灌溉水渠。与此同时,他们引入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模式。3-4户家庭一起耕种土地,建造房屋或做其他工作。“人民政府”的宪法中提到:“虽然土地是私有的,但政府鼓励集体劳动,鼓励农民在平整土地,耕作,移植,除草、收割,种植蔬菜,种植水果、养鱼、饲养牛及其他农业或与农业有关的工作中开展互助合作。通过发展合作运动,力争提高农业产量,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要。集体土地、集体种植园、集体池塘、养鱼等,以及这类工作都应该在这个(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这些劳动互助组,是按阶级成分组建的。“如果把贫穷农户和富裕的农民组在一起,就意味着当贫农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季风就已经过去了”。合作制度使得农民逐渐有了集体和团结的意识。现在农民有土地了,还有了一些灌溉设施,这样就可以显着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克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另一些地区比较落后,需要党的干部做更多的工作。此外,在一些地区游耕仍然在实行,而有地区已经使用拖拉机用于耕作,还有一些地区缺少耕牛。(伴随我到MAAD的小队中,有两个成员从来没有喝过新鲜牛奶或酸奶,因为他们那里没有牛)。作为发展农业政策的一部分,人民政府给MAAD买了106头水牛,现在死了14头,剩下92头。现在,转向定居农业的村民们被教会如何耕作,也学会了如何利用牲口来耕作。当地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成员Narsingh 和 Kumma,带我看了几个合作农场,告诉我他们发现当地游耕比初级的定居农业更好。游耕的一个优点是,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可以种植多种作物。

女性:反对迷信,父权和政府与土地问题连在一起的,是妇女解放问题。妇女没有土地所有权,结婚后她们也不可以参加典礼或宗教仪式,也不能从一个村庄搬迁到另一个村庄,在月经期间还被迫待在村外,而且不能参与村里的会议。毛主义者鼓励妇女起来反对这些不公。经过六年的不懈宣传,部落内的女性拥有了婚姻自主权,部落首领或富农,以及森林部门和警察人员,再也不能随意欺辱年轻的部落妇女。

一个题外话,我们在MAAD的时候一名士兵问我,“你看到前面那块地了吗。”“是的”,我说,“这是什么呢?”“这片土地被我们清理干净,我们修建了围墙,然后让村民们将它作为一个集体农场耕种。这里适合种水稻。但村民们吓坏了,他们说,这土地是“天神”的,如果他们在上面耕种他们会生病。那么谁耕种了呢?我们做了,现在我们希望,村民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下一次他们能够自己种植水稻。同样,NiTi,一个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党代表说,通常当人们生病时,他们就要去找“ojha”人(婆罗门种姓)治疗我们。我们不阻止他们。我们告诉他们可以去找“ojha”但也带上我们的药片。他们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痊愈归功于“ojha”,我们也无所谓,只要我们能用药物帮助他们就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药物才能治好他们。”

在运动中妇女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的人数增长了很多,但还不到参加运动的民众一半,大致在40%至45%之间。但看到年轻女性成为指挥官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妇女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并不是她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其中一件事是,人民政府的宪法中关于农业的第三条规定“财产以家庭的名义,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共同所有。这遭到民众反对,但他们正在推进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在人民政府(JS)地区旅行的人都会看到妇女在运动中的突出作用。我所有的谈话都不是只与男人进行,也包括妇女。人们在人民政府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进步的思想,在那里人们公开质疑和反对性别歧视和父权制。

还有许多问题我想弄清楚,比如同族群内的爱情婚姻问题,因为我已被告知,党支持这样的婚姻,而这违背了部落的习俗。我还想知道,夫妻是否共同分担家务事。我还需要知道,如果妻子和丈夫都是党员,而妻子要参加会议或做党务工作,丈夫是否帮忙做家务。不幸的是,除此外,我还要去abujmaad看看那里的发展情况,二者只能选一。我选择了后者。

白色恐怖

到80年代末,农民和妇女组织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涵盖许多邦的部落地区,民兵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政府的镇压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农民已经把农会当作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对其充满信心。由于部落的集体传统,每个村民开始参加这个组织。Sonu说“在最初几年,党利用部落的集体活动的老传统来进行革命。现在,他们开始了解组织和党的优势,它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水平,以至于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人民和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所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很清楚了。当党和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部落首领站在了政府的一边,“人民越来越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土地,就必须组织起来战斗。否则,国家和首领们将抓住任何机会重新拿回土地。“这样党就指明了方向,如果你们组织和武装自己,那么你们将能够保护你们。”结果是,党的干部数量急遽增长。

就在那时,中央邦政府在1990-91年发起了“一月觉醒”运动。部落首领失去了土地以及他们的传统地位,农会逐渐取代了他们。“因此自然的,政府和部落首领一起密谋,组织了第一个白色恐怖运动。”1991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Gadchiroli 和安得拉邦的Bastar地区,镇压开始了。在1991-1994年很多党员被杀。来自gadchiroli一个村庄的sukhlal,告诉我,他的村庄被袭击了15次。那时他还是青少年。就在这个时候,Sonu说党决定了要反抗政府。自那时起,党开始对政府军队采取行动。形成游击区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所有村庄的问题都被提交到了农会。无论是传统的部落首领和还是政府村委会都失去了支持。“这是一种以最明确的方式进行的权力转移”。即使城市的税务官也不再来村里征税了。然而,党察觉到了权力的真空,意识到农会无法填补这个空白。于是在1994年,党正式决定要建立人民的政权。在1995年举行了全印度的特别大会,党批准建立权力机关的决定,称为“公社委员会”,由所有18岁以上的村民选举产生,主要专注于农业的发展。

部落首领的传统特权和政府的农村机构开始失去影响,他们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碰撞。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政府在1997年再次发动了“白色恐怖”运动,称为“一月觉醒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当地的同志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烧毁,人们被威胁投降。政府在一次集会上公开杀害一名同志,以此创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党发展了小股军事力量并展开行动了吗?是的。一个村的首领据说是一个残忍而臭名昭著的人,他被当成人民的敌人消灭。陆续的这样的一些人被找出来杀掉。这个阶段持续了6-8个月。然而于2005年6月5日开始的,被称为“和平运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上两次运动不同。上两次运动基本上是当地政府组织的,而这次运动则是当地政府,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协调规划的产物。邦警察和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当地暴徒分子都被派来对付民众,并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自2004年在印共(毛主义)成立以来,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于是他们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而且一个统一的毛主义者党的出现,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制政府对森林土地的掠夺。虽然1998年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立场有些转变,人民党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内政部长L K Advani,仍将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提升为对“国内安全”的威胁。而且,等到2004年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国大党团结进步联盟(UPA)上台后,政府进一步趋向镇压政策。正是在曼莫汉领导的UPA政府下,毛主义党被定性为“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在2004-2005年毛主义者在安得拉邦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党的估计,他们失去了1800名干部。安得拉邦的镇压毛主义者的行动于2004年十月开始,并贯穿了2005一整年。紧接着,就是“和平运动”于2005年六月正式开始,这次运动是政府早有预谋的,目的在于铲除“人民政权”,让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政府和企业签署的发展矿业的的协议得以执行。

从2005年6月5日到12月,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特别是bhairamgarh和比贾布尔是主要的袭击目标,整个过程中至少有644个村庄被摧毁,民众流离失所。“按照政府的记录,35万人失去居所。只有5万6000人占被安置在33个“集中营”或所谓的“救济营”中”,Sonu说道。35000个部落到安得拉邦寻求避难。Sonu 说“大部分民众支持我们”。这个破坏性的运动将人民抛进集中营,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回到村庄的民众也不敢回村,大部分住在森林中,因为政府军警暴徒的抢劫、杀人和强奸仍在持续。

那么党怎么做?

2006年1月,一个具体的反击“和平运动”的计划开始执行了。政府把“和平运动”宣传成一场民众独立的自发的运动,一次民主革命,但是党通过开展反击“和平运动”的行动,揭穿了政府的虚假宣传。这场战斗是为了原住民的生存。党号召群众为了生存参加民兵组织。作为其中的一部分,Koya Bhoomkal民兵组织成立于2006年,于当年2月10日举行仪式,把这与1910 年bhoomkal起义联系起来。根据党的说法,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民兵组织,为他们的生存与“和平运动”开展斗争。“人民,解放军,党,群众组织,各种运动形成了一个总的大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党将此归功于国内的民主力量。他们估计,和平运动在2006年5月-6月停止了。

据Sonu说,“和平运动”是政府发起的,旨在于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随着人民党在2004年执政,到2005年已经签署了几百个协议。例如在恰蒂斯加尔,德克萨斯电力公司已经投资了500亿卢比。在 Lohandiguda,塔塔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在金达莱集团在班西也是如此。最终,这将威胁土著社区的生存,这是过去经验证明的,比如1970年政府引入日本企业开采bailadilla矿山,结果是日本公司获得了利润,而土著群落的生存环境却受到了损害。政府这一掠夺自然资源的政策是萦绕在土著社区的最大威胁。“曼莫汉辛格称毛主义者为最大的威胁,但是真正面临威胁的是原住民”。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民众反抗和平运动。事实上,远到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的民众都在抗议政府将他们的部队部署到这片地区。

2009年十月,政府终于公开声明废止“和平运动”。然而根据党的说法,“和平运动”只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这运动失败了,但是“政府马上开始动员其镇压性力量,对人民掀起了另一波更加强大的攻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狩猎行动”。在“和平运动”期间,政府部署了18000-20000名部队。而今天,有超过二十万部队已被集结来对付毛主义者。所以“绿色狩猎行动”只不过是“和平运动”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这样的运动不仅仅针对丹达卡兰亚地区,也针对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恰尔肯德邦。

Sonu说:“整个原住民地区被矿藏和自然资源环绕着,虽然这片区域被外界称作“红色走廊”,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走廊。他们(政府)感觉受到了崛起的人民力量的威胁,因此,他们正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势。和平运动失败了,现在我们看到绿色狩猎行动又来了。总结一下,白色恐怖开始于1990-1991年,那之后我们决定成立人民政府,紧接着是在1997年第二次白色恐怖。这之后,我们巩固了革命人民委员会会,形成了人民政权的具体形式。然后是和平运动,自那时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各级的政府权力机关,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的规模已经从排级扩充到连级,并正朝着营级的规模发展。”

革命人民委员会(RPC)

2001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主张。经过详细的考虑后,党决定建立游击根据地。用Sonu的话来说:“2001年,经过充分讨论,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建设。人民政权拥有了具体的形式—革命人民委员会(RPC),每个革命人民委员会的辖区根据当地地形和人口进行划分,辖区内有500到3000名村民。人们认识到,没有人民军队,就无法保护人民的权力,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进步的认识,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每个分区有2到3个据点,10-12个据点组成游击根据地。MAAD地区成为中央游击根据地。”

“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并不是只有字面上的区别,还有实际意义的区别。在游击区内一些区域,仍然存在政府的军事力量,这些地方的控制权经常易手,但是游击区内另外一些地区,这些地方被毛主义者武装完全控制,党可以不受干扰的开展工作。这些很难进入和被渗透的地区就是“根据地”,革命人民委员会就设立在这些区域,这可以看作解放区的雏形。

第一步是创建村级的革命人民委员会,最多可以由15个村庄组成。第二步是在每个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ARPC),每个ARPC由3-5 个RPC组成。2004年的12月,他们建立了第一个ARPC,到了2005年2月,第二个ARPC形成了。从2005年开始,直到2008年ARPC覆盖了所有据点。党决定在每个分区建立最少一个ARPC,目前还在建设中。为了加速这一过程,他们建立了分区的政权筹备委员会,第一个分区政府成立于2007年3月。在起步阶段,游击根据地对应的是排级的武装力量。现在,随着分区政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连级规模的武装。随着军队规模的增加,营级的武装正在形成。2009年8月10日他们成立了第一个营。

在村一级政权,每个成年村民都参与管理。在更高层级的RPC,就由各村选取代表参加。同样,ARPC由低一级的RPC选出的代表组成,分区革命人民委员会也是如此。考虑到该地区的部落民对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比较陌生,党在2008年2月举办了一次交流会,党的干部和民众自由的交流经验和观点,据Sonu说这是极富有成效的。另一方面,由于较高级别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党积极号召民众抵制政府的议会选举。比如党号召民众抵制2008年11月的恰蒂斯加尔议会选举,以及在2009年4月的第15次人民院(下议院)选举和2009年10月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所有的RPC在村庄举行公共会议,告诉村们,他们已经选举了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同时再选举另一个政府。

政府的军事部队,在过去选举期间被部署在选区,威胁群众投票,但是现在被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有效地阻止了。在整个游击区只有2-5%的投票率。例如,在gogonda,有700选民,却有1000准军事部队驻扎在那。尽管政府精心安排,但只有10人投票,即使第三次重新投票也是如此。

在吸收人员方面,人民解放游击军从2011年来一直在进行招募活动。不同的是,2005后,招募工作已经移交给RPC。现在人民政府要对人民军队负责了。RPC鼓励人们加入人民军队。我们被告知,例如,在2008年十二月,在Gangalur地区 ARPC在两地举行了两次集会,有10000多村民参加。ARPC的主席Dias号召人民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集会后,有107青年自愿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和党,其中的65人通过筛选被吸收进来。

现在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人民政府的责任了。RPC最初有7个部门,后来增加了工贸部和公共关系部。为了确保妇女参与人民政府,设定的目标是政府女性成员要达到50%,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现在女性干部据说占40%左右。其中一个问题是,和党或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专职工作不同,在政府工作的女性往往还要做家务。除非男性分担这些家务,否则妇女很难承担行政工作。

人民政府开设了流动学校和流动医疗站。令我感兴趣的是政府是如何解决医院和医生缺乏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游击区内举办了培训班,向RPCS的学员提供基本的医疗培训。由于疟疾、霍乱和象皮病是三个当地主要的疾病,医生向学员讲解了这些病的症状,并把相应的药物配发给他们,每种药物都有不同的颜色,这样,受过培训的医疗人员就可以向病人提供一些治疗。“这些“赤脚医生”不会把这些药物混淆吗?”“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或让几个赤脚医生一起诊断来降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流动学校是设在营地里的,每一个地方的学生一次上15到20天课程,这取决于当地局势的紧张程度。每门课90分钟,一天4门课。大概有25-30个学生和3个老师。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一些教学设备,比如在上历史和科学课的时候会播放CD影片,他们通过播放影片的方式展示生物进化,日月食的发生等现象。但在教授科学课程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教授的有关进化论,宇宙,太阳,月亮等等的知识与当地的民间信仰起了冲突。教育部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努力应对教学的挑战。

革命人民委员会是如何运转的?

创建一个政权是一回事,运作它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告诉我,RPCs的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由这些RPCs再选举ARPCs的成员。平均每15个RPC组成一个ARPC。RPC举行全体会议,审查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同样,ARPC举行包括所有RPC的扩大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如果有需要,RPC和ARPC可以召回任何官员。但我想知道ARPC的预算是怎么样的。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有14个RPC,每个RPC有大约160户居民,因此在ARPC大约有3000 +家庭。在ARPC有15个成员。一个女同志NiTi是委员会成员,shivnath是主席,balmati 是副主席。财政部的负责人是Naresh,Sushila是公关部部长和党的地区委员会成员。每个ARPC有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财政部以及武装部的负责人是成员。我要求看2009年的预算。是这个样子:

收入方面,2009年一共收入101000卢比。其中360000卢比是承包商缴纳的税收,500000卢比由上级政府拨派,250000卢比由该地区家庭缴纳。在支出方面,预算显示,他们花了506935卢比,军事,农业的花费一共是140250卢比,卫生事业花费100000卢比,10000卢比用在了教育事业,贸易方面是60000卢比,公共关系是5000卢比。我问,为什么军事支出这么高而教育支出这么少?NiTi解释说,自2004以来,人民政府开始承担为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提供装备(三件制服、油、肥皂、牙膏、肥皂、梳子、火药、弓箭、和食品)的责任。那么教育支出呢,shivnath说支出少只是因为他们这里没有薪水很高“大师”,因此人员费用很低。教学人员都是党的干部,工资很少,开支主要用于维持学校运转。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看一下在农业领域的开支细节。农业支出主要是发展渔业,收购农作物、种子,以及木瓜、芒果、番石榴、柠檬等水果。政府收购农民产品,部分转售出去,部分赈济贫民,政府也购买渔业用具、种子,用于发展养殖业(这个ARPC有四口用于养殖的池塘和7口井),和为买不起种子的农民提供种子。

ARPC的也有司法部门。他们平时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土地纠纷,特别是兄弟之间。过去,弟弟分得的土地比哥哥少,女人也比男人少,现在不这样了。RPC推行平等原则,同时他们也处理一些破除迷信的事情。

司法部门遇到的一件棘手的案件是三名商人被杀害的事件。这三名商人随身带了20000卢比,失踪了。一开始这起失踪的案件被提交到当地政府警察局。但是警察无所作为,于是失踪商人的家人找到了RPC。三个月后,他们的遗体被发现。司法部调查后发现,他们是被抢劫后杀害的,尽管流言说他们是被野兽袭击致死的。嫌犯被带到人民法院审判,有1500人出席,其中115人是遇难者家属。遇难者的家人想杀死罪犯。但经过协商,他们最后要求罪犯赔偿60只牛犊,40只山羊,15头猪,20只鸡,300公斤大米。罪犯最后支付了80000卢比赔偿金,死者的遗骨被交给了受害者的家属,进行了安葬。我问为什么对罪犯如此宽大,有人告诉我,80000卢比在森林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数额,而且罪犯家庭越富有,支付的罚金越高,假如富裕的农民要支付20000卢比,中间阶层就支付15000卢比,而穷人只支付10000卢比。此外,他们说,他们的宪法并不采取以命抵命的原则。

他们的宪法第5条(h)说,“人民法院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根据司法程序进行工作。司法部门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通常并不采用惩罚手段。但是地主,僧侣,统治阶级的党派首领,政府官员、警察、武警、军队、警察、阴谋者、破坏者,骗子,暴徒,盗贼,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类似的人,将被区别对待,进行惩罚,惩罚行为包括没收他们的财产等。要通过群众来遏制犯罪行为。那些犯下反革命罪行的人会被判处死刑,在实施死刑之前,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得到高级法院的许可。除了反革命罪,犯下蓄意谋杀,谋杀未遂,对妇女施暴等罪行的人将被送进劳改营。在这些营地里,他们被强制劳动,还被要求学习政治理论。当然司法部门在进行审决时也会顾及当地的传统风俗。

第五条(I)说:“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由法官进行表决,判决必须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即便只是轻微多数。但是重要的案件的判决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由司法部委员会主席或主审法官宣布判决。他们必须给予必要的解释。”

因此,与批评者认为毛主义者喜欢滥杀相反,他们是只保留了“反革命罪”的死刑。“反革命罪行”是什么意思?从我所了解到的这是一种极严重的罪行,如给政府部队带路,伏击游击部队,导致有人员牺牲,这可以招致死刑。不是每个告密者甚至杀人犯都会判处死刑。我曾多次被告知,死刑是罕见的,在判死刑之前会至少会有好几次警告。即使这样,即便是法律上允许他们判某人死刑,除非得到更高级部门的批准,往往要上到邦或分区一级司法部门的批准,否则仍然不会判决死刑。这是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制衡权力的滥用。

战争动员

尽管我很熟悉毛主义者把政治工作当作“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这种“政治性”才清晰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谈话转向了一些由他们完成的令人瞩目的行动。我问了他们在奥里萨邦Nayagarh的行动,总书记说,“军事行动只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有关地区做了8至9个月的政治工作。几个月来,党员在Nayagarh的群众中工作,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组织起来。政治动员是成功的,但是军事上并不太成功的。比如,他们的目的是袭击政府军械库,获得武器,但是他们低估了军械库的武器数量,根据侦查他们原来预计军械库里面有400-500件武器和30000-40000串子弹,而实际上军械库有1200件武器和超过100000串弹药。结果是,预先准备的突袭力量不足以完成任务。同样原先计划是在晚上行动,游击队员必须保持隐蔽。而实际行动的时间较晚,结束时已经到了早上,而且有居民看到了游击队的撤退方向。最后他们只能携带300旧武器和50000串子弹离开。然而,行动总体是成功,那是因为毛主义者成功进行了政治动员,使得其影响力扩展到一个新的地区。这里的关键是,要让每一个军事行动都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工作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其它方面。

当我参观巴斯塔的时候人们告诉我,人民政府开始试验合作农业,这是增强“人民经济”的一个方向。应该记住的是,人民战争不只是军事行动。它最主要的是非军事工作。毛主义者组织民兵进行经济生产,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以及战争补给。因此从事生产活动也是人民战争的内在组成。这是必须仔细理解的,否则人们可能会误解,把人民战争和国家军事化混淆在一起。

如上所述,人民战争也意味着调动资源进行发展经济民生事业,如教育,医疗,给饥寒的民众分发粮食和衣服等。人民政府给民众分发种子,提供农业信贷,还进行了土地改革,我记得2007年7月在《人民的游行》的增刊上记录了在恰蒂斯加尔邦丹德瓦达地区bhairamgarh的土地改革运动,那里是“和平运动”的主要中心,人民政府夺取了地主的768亩土地分给农民,这些村庄分别是:Takilode, Sathva, Dharma, Belnar, Poosal, Neerum, Pidiakot, Pollevaya, Palla, Kodanka, Parkelli, Markapal, Oorsapara and Oothia。因此,党对民众支持自己很有信心,因为经历过土改的民众,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会保卫这个成果,组织起来抵抗政府。巴斯塔地区的农村,经历了五年“和平运动”的破坏,但是毛主义者运动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强了,这就是明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在人民政权区域内引进了合作农场模式,以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比土地改革更高了一个层次。

村民在革命人民委员会提倡下清理出一块属于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土地。村民抽出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然后分享收获。合作农场是一种实践,最终将导向集体农业,这种模式下所有土地将归革命人民委员会所有。村户一起耕种,共同收获。大约两年前MAAD地区就引入了这种制度。在一个这样的合作农场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辣椒,在种植蔬菜的土地上,有四分之一面积种植了辣椒,其余土地上种植了八角、洋葱、茄子、丝瓜、手指饼、花菜、香蕉、玉米、菠菜、西红柿和冬瓜等…我问种植这些需要多少劳动投入。人们回答首先需要28个农民一个工作日来清理土地,然后附近村里的每户人家里都出一个人来播下种子,接着每八天需要有两个人来浇一次水,最后每一天都要有人轮流站岗防止野生动物毁坏农场。

农业专家narsimha向我展示了一块水稻田。那是一块一英亩半的土地。谷物已经成熟,过几天,村民们将要来收割。他认为这可以使他们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政府要给民众提供食物。这样的农场的收成是如何分配的?“收成根据阶层来分配,首先分给贫农,然后其他阶层。”蔬菜是供村民自己消费还是用于在市场交易?“原先我们计划在集市出售部分蔬菜,但市场已经转移到了政府的营地,所以已经无法出售了。所以,菜地可能要改成稻田了。”

让我引用一下2009年MAAD地区某个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农业部门有关作物产量的记录:

水稻:产量共2610公斤,面积三英亩,收获花费60人两个工作日
干豆:15公斤,半英亩。收获花费三人一个工作日。
chavri(蔬菜):30公斤当作种子,100公斤用于消费。
巴尔巴蒂(蔬菜):半英亩,26公斤,收获花费一人一个工作日。
芥末:半亩种植150公斤。收获花费三个工作日,人数不知
油菜:138公斤,三亩土地,花费10个劳动力
芝麻:15公斤,不到半英亩的土地,花费2个人劳动力
南瓜:100公斤,三英亩
红薯:300公斤
番茄:40公斤
黄瓜:200公斤
茄子:20公斤
玉米:870公斤。
赖哈德干豆:10公斤
菠菜:10公斤
甘薯:15公斤

谷物被存储起来以度过夏季,或者分发给穷人。2009年MAAD地区的dumnar革命人民委员会将817.5公斤稻谷发给了10个村的109名村民,这个革命人民委员会在季风期又分发了243公斤谷物。2009年他们还提供了622.5公斤稻谷给 vedammetta 的革命人民委员会。

人民政权区域内有多少这样的农场吗?我无法找到这个数据,但近两年来这样的农场正在在每个村庄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委员会下推广,因此,数量不会少。在MAAD我被告知每个革命人民委员会辖区内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农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多。但是我遇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也肯定有失败的实践吧?答案是,没有一个合作农场是失败的。但我想,几年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势头能否一直保持。不管怎样,这些农场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员在讨论中指出巴斯塔土壤较贫瘠,需要化肥来改良,或许这有助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以满足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现象。

我需要一些答案

我们谈到党反对印度政府的强制迁移居民,掠夺土地的政策,这使我自然的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这里资源丰富,那么毫无疑问采矿业终究要发展起来,因此,如果他们反对企业的土地掠夺行为,那他们是不是也反对工业化呢?

正因为如此,Raju说,我们很快就会出台自己的矿业政策

那么他们的矿业政策的要点是什么?

这得等RPC正式发布才能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度政府现在规定的企业为开采铁矿石所支付的费用太低了,根据品位,开采每吨铁矿石,企业仅支付政府10到50卢比,而在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每吨已超过10000卢比。他提到了一本在恰蒂斯加尔邦出版的小册子,那里面着重指出了政府偏袒外国和国内大企业的不公平政策。他说,印度国营铁矿公司供应日本的铁矿石价格是400卢比每吨,本地制造商购买铁矿石的价格是5800卢比每吨。恰蒂斯加尔邦工厂的工人已经举行过示威游行,要求雇主施压政府改变铁矿石的价格歧视政策,增加工人的工资。

根据Raju的说法,党坚决反对把采矿权租赁给跨国企业,也反对将矿产出口而不是供国内产业使用。他说,采矿业应该进行严格的管制。

那么规模生产,能源节约和生态恢复这些问题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我们党并不反对在当地发展工业。”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党会把矿山租赁给国内私人企业,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企业要遵守什么样的标准,做出什么样的保证?Raju微笑的说,我必须耐心等待细则出台。

虽然我会等待,但是,党已经意识到向公众推出自己的矿业政策的重要性,这就够了。他们似乎已经考虑过这件事。 Raju说,党不反对工业化,但他们坚决反对大工业,他们认为,应优先考虑发展森林制造业如余甘子,竹子、木材等。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党从哪获得财源来满足上述这些所有要求?

他们给了我一份文件,题为“我们的财政政策”,上面这么写道:

“我们主要有三种资源用于满足经济需要。一是党费和人民的捐献,二是没收敌人的财产收入,三是在游击区和根据地按照累进制征收的税收。目前,通过我们自己生产获得的收入还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重点补充)。这只有在根据地建设完成之后才能实现。

我们的收入来源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区域正在扩大。战争的强度正在增加,而运动的地域正在扩大。所以我们的需求和支出也在增加。不同地区的收入不同,因为这些地区的运动发展程度也不同,这是自然的。事实上,我们的收入并没有开支增长的快。因此,我们有必要努力实现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平衡,满足不断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开支,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增加财源,同时规范支出。因此,实行集中的财政政策和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应该纳入统一的计划,财政政策和计划需要各级政府严格执行。

尽管实行了集中的财政政策,但要在印度次大陆这样广阔的地域内进行革命战争,财政上依然捉襟见肘。而要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实现各区域自给自足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上述所说的因素。因此,只有一方面努力让各地区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又能正确地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地满足战争的需要。为此,国家和区域委员会应该在计划、资金筹措和支出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是就党的财政政策,我想知道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是印度政府声称的140亿卢比?Raju笑说如果有这么多,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在和平环境,而且他们能够实现各种建设计划,那有确实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大多数的财政收入来自烟叶,山竹,罗望子等森林产品的专利费。依靠抢劫银行或没收财产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也对一些在“游击区”内的公司或承包商征税。印度官方称这是一种勒索,而他们称之为税。这种争论总没有结果的,他们的收入来自本地而不是外部,因此印度政府也被迫承认。

还值得一提的是,党三十年不断的干预带来了工资的明显变化,最直接的表现是民众采摘/收集烟叶,山竹和罗望子获得的报酬的显著上涨,因此党对民众的征税并不是很重的负担。有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估计他们从鱼类养殖业获得的收入,据说南丹德瓦达的一个革命人民委员会从养殖业获得了500000卢比!这可能意味着其他革命人民委员会也或多会少也有这样的收入?而在我所在的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来自养殖的收入却不到100000卢比,看起来在整个地域内各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收入不是平均分布的,但是肯定都有收入。这和市场流通也有关系。由于战争封锁,许多本来可以在集市上出售获得收入的商品现在只能内部消费,这肯定影响了人民政府的收入。

我被告知,因为购买和运输纸张现在已经比较困难,所以人民政府正在考虑建设一个造纸厂以满足其需要。纸张原料比如竹子和水在这个地区是很丰富的,他们可以不用或者较少使用漂白剂,唯一的困难是电力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确保电力供应或通过建造小水电(技术上不是问题,建设也不困难)发电,这个问题也能克服。他们的这种创新,进取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一次匆忙的会面

当我从MAAD地区返回,我遇到了负责文化工作的lenj 同志和歌舞艺术团的领导成员Chandru。我读过《人民游行》几年前对lenj同志的采访记录,他们现在有一系列活动要参与,因此我们交谈的时间很短暂。我问他自上次采访(2006年8月-9月)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告诉我,自那以后他们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人。他说他们当前一件主要的任务是撰写丹达卡兰亚特区三十年文化事业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涉及文学、艺术、音乐和舞蹈。他们的成员在过去两年里创作了204首歌曲。“Jhankar”杂志是他们自己写的故事。他们既可以在街头,也可以在舞台进行表演。我问他们这些歌曲的主题?主题主要是宣传革命,讽刺政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和平运动”等等,他们采用传统乐器以及其它乐器,还使用“kikirh”,这个乐器类似早期的小提琴。他们自己制作音乐磁带,还有有一个流动的编辑站。但他说,那次采访中他所说的大部分情况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以下摘录有关内容:

“我们培训艺术团的所有成员。从10岁儿童到老人都是艺术团的成员。我们正在尝试教儿童有利于培养科学思维的简单歌曲和舞蹈。但是我们更专注于训练年轻男性和女性。我们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尤其是在gadchiroli(马哈拉施特拉邦),训练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去村庄,动员村民参加艺术团。我们根据人们的工作安排,制定4,5天或2天的计划。我们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工作并给他们培训。我们并不会一口气教他们许多歌曲,舞蹈,乐器。我们每次教一首歌或一个舞蹈或一种乐器。我们根据他们的天赋,兴趣和学习能力来进行教学。这带来了很好的成果。有些时候也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们也教他们写歌。比如在2002年我们在南部巴斯塔举办五天的训练营。我们专注于鼓励他们创作歌曲,这里的人都擅长即兴演唱。

丹达卡兰亚特区的乐器非常古老。他们有18种乐器。现在只有少数还在使用。我们使用这些老乐器和一些现代乐器。乐器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们把各种乐器组合起来,根据表演的需要使用现代和当地的乐器。我们最常用的是“Dappí”(一种打击乐器)和“Melam”(一种管乐器)……..

Jhankar(艺术团杂志)是1994年七八月开办的 ……在杂志上人们使用冈德语、印地语、马拉地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这是Jhankar的一大特点。他们用各种能够表达自己的语言写作。在丹达卡兰亚从事运动的人们,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有原住民、非原住民,孟加拉人、泰卢固人、马拉地人和奥里亚人等。所以Jhankar是一个多语言杂志。我们要让作者不仅出自民众,也出自干部…他们在歌曲中很好的表现了他们面对的问题,情感,痛苦,欢乐…文艺团成员现在也在学习读写。我们正在校对和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足,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专注于新作家的写作,并帮助他们提高……”

但有一件事我强烈的想问他,就是党内讨论的要使用冈德字母的事。我们被告知,目前他们使用梵文字母书写印地语和冈德语。然而,现在他们认为必须单独发明一套字母来表达冈德语。“为什么?”简·缪尔达尔问道,他说自己的母语瑞典语使用罗马字母,只另外增加了三个字母。通过保留通用的字母,有利于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和学习。如果瑞典单独使用一套字母,可能导致孤立隔离。我同意他。但我们被告知,这可能是事实,但是片面的。因为现有的字母无法发出很多冈德语的发音,如“gh”或“sh”。因此,如果人们有自己的一套字母,能够表达出他们语言的语音语调,那么他们会更加容易学习。这会不会使人们无法进行跨文化的沟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外界对毛主义者军事化和暴力化的刻板印像,与那些从事各种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毛主义者的真实形象并不相符。

我相信什么?

我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我怎么看待丹达卡兰亚丛林的毛主义运动?

我相信,这场战争和印度政府在过去63年中所进行的任何其他战争都不同。这场战争将前所未有的考验印度政府的忍耐力。因为民众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他们的土地、森林、水、矿物不被掠夺而战斗,他们深信他们有另一个愿景,不只是为自己,为原住民,也为了整个的印度人民。当某些人感受到命运召唤他们去解放自己,并激励其他人团结在他们周围,效仿他们,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虽然在印度没有哪个运动有这么大影响力,但是有关这场运动的著作却很少,赞扬这场运动的更少,多的只是污蔑中伤。我们这些抱有“平等与自由”理念的人,看到毛主义者带来的令人瞩目的进步以及展现的“为人民服务”的卓越精神,应该由衷的感到欣喜。他们不是圣人,当然更不是罪人,但他们作为凡人,向我们展现了坚韧不拔的努力可以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转变。批评者可以发现并且放大他们的缺点,统治者可以尝试消灭他们,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扎根于民众中,穷苦人相信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政治影响力在扩大。不仅毛主义者在争取民众,民众也在寻找毛主义者,请他们到新的地区,帮助他们进行日常的斗争。

因此,我认为即便他们遭遇了挫折甚至失去根据地,这场运动也不会被消灭。我认为,即便政府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驱逐出去,他们也能够在其他地方扎根。他们不是仅仅关注于当下,而是着眼于50-60年的长期发展。他们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所以,人们不应该贬低他们的成就。当学者和活动家谈论替代发展的模式的时候,毛主义者已经在几百万的印度人中实践了三十年。他们不仅发展农业,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革新社会习俗,还要进行自己的工业化,发展矿业…..是的,考虑到印度的广阔,这只是很小的成就。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取得了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我们在阅读某个材料文件或进行对话时,他们总是谈及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虽然我认为他们是诚实的,但我相信这些缺点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夸张。让我惊讶的是,在其他地方人们往往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但在这里,党取得了很大成就却很谦虚。他们总是不断地谈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我问他们为什么有关他们运动的书面材料比如游记,报道,文献这么少?只有很少几本印地语的书籍,而且是从泰卢固语、旁遮普语翻译过来的,目前虽然已经出版了一本英语和印地语的小册子介绍党在丹达卡兰亚丛林的工作,但仍然不够。PShankar的作品“yeh jungle hamara hai”(这片森林属于我们)需要更新,因为它是1997年用泰卢固语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印地语。不知怎的,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这样做。

为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诋毁者正在利用这点污蔑他们?

在“和平运动”初期,当他们被指责带来“白色恐怖”时,他们曾经加大过宣传。那时候他们被指控阻止原住民采摘烟叶。而真相是,“我们只是反对政府公布的不到50卢比一捆的收购价格,私人承包商的收购价格是其两倍。那时我们意识到一些知识分子不加分辨的听信‘和平运动’者污蔑我们的话,并以此指责我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宣传他们的成就?在这里,他们实践了“替代”发展,促进了土著社会的经济,卫生、教育和语言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字母),保护了部落文化…..他们为什么不多宣传一些他们在这里的工作?除了腼腆的微笑,我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我自己的理解是,丹达卡兰亚丛林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安得拉邦(AP)运动的附属。当它扎根下来,人民政权开始巩固的时候,已经近二十年过去了,直到千年之交,他们才开始邀请作家访问和写作。与此同时的是毛主义者政党的成立和活跃,以及安得拉邦运动的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丹达卡兰亚丛林,党坚定的依靠贫穷的原住民和妇女。紧紧扎根于地方的战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而印度政府对此却长期视而不见。就资源利用效率而言–印度政府每拨一卢比,只有0.12卢比能到达民众手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分钱都服务于人民–党员和游击解放军节俭的生活,团结一致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和决心,使得他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没有调查他们在利用资源时,是否讨论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很明显的,他们强调物尽其用。每一张废纸,每块废料都会被反复利用。生活是清苦的,斯巴达式的。而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的包围和进攻,另一方面人员和物资不断受到损失。

然而,问题是,虽然他们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也夸大了自己的不足。例如,如果读一读党的整改文件,就可以发现这里面他们引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是来自丹达卡兰亚以外的地区,主要是安得拉邦。让我举例说明:

a) 在一些地区,地主的土地被分给农民,但是由于政府的镇压,这些土地闲置了下来;地主想要卖出这些土地,而富农和中农则买入这些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应该动员拥有这些土地的贫农去阻止地主,富农和中农买卖这些土地,而实际情况是几个班的战士自己前去殴打威胁这些买卖土地的富农和中农。

b) 在根除不良习惯例如饮酒的运动中,不懂得教育民众,缺乏长远的意识;在阻止酿造酒类时,不是团结民众尤其是妇女,而是使用武力,滥用肉体惩罚。

c) 当男女之间出现问题,特别是婚姻问题时,做出评判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

d)在各种民众“村务委员会”中,遇到纠纷,往往不是听取双方的意见,从其他村民那了解信息,而是在宗派主义的影响下只听取一方的片面之词,并做出决断。

e)当群众中某些人犯了错误,当他们反对我们的群众组织,或当他们被怀疑是间谍,给予他们的惩罚远远超出合理范围……

就队伍规模而言,排连已经取代了班组,马上要发展到营级。在巴斯塔经历过土改的地区,地主被没收的土地被人民政府分发给贫穷的原住民。这与安得拉邦发生的情况相反。在安得拉邦,没收的土地被闲置,地主试图出售这些土地但是被游击队阻止。事实上在“和平运动”的顶峰时期,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一些土地也是闲置的,但现在土著农民已经开始恢复耕种田地,撂荒的土地少了很多。在巴斯塔,人民政府提供信贷和种子给贫困农民,鼓励他们使用耕牛取代人力。此外,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已经没有商店出售烧酒,不过仍然允许酿造传统酒类。因此,曾经在安得拉邦运动初期动员妇女反对饮用烧酒的方法,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了。发生醉酒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很多。而处罚也不超过人们所犯下的错。事实上,人们都很骄傲,普通的犯罪行为减少了。最后,一个土著同志说,“不像这里,安得拉邦的党员已经有些懒散了。这是真的”,他说在丹达卡兰亚地区,“我们自己做所有的工作,我们自己去集市购买和运输补给。在安得拉邦,他们使用手机下订单,然后物资将由拖拉机或吉普车送达”。他说这样做非常容易暴露。

这些整改文件中所提到的事是不是都在暗指安得拉邦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醒这里的干部吸取教训?我认为是这样。事实上正是党在丹达卡兰亚的影响力和民众的信任,使得在罗汉迪古答,无论印共(马)的地方领导人如何诋毁毛主义者,威胁支持毛主义者的民众,仍然无法让许多农民向塔塔公司出售他们的土地。这是印共(马)态度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直到最近,印共(马)总书记B Bardhan谈到“绿色狩猎行动”时,还认为这场运动是要“消灭共产主义者”和“所有举着红旗的人”。

从这可以看出,在巴斯塔毛主义者被视为唯一为原住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力量。虽然并没有毛主义者支持率的具体数字,但是在民众眼中,只有他们才是受民众信赖和认可的。从民众的角度看,腐败的政府林业部被赶走,开展提高工资的斗争,进行土地改革,扎根于贫穷和最受压迫的民众尤其是妇女当中,与他们一起斗争…这样就可以意识到为什么毛主义者被原住民视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知识分子对毛主义者的污蔑和中伤,最早来自于部分原住民,他们是过去在他们同胞当中拥有特权的群体,在30年毛主义运动中已经被边缘化。这不是说,原住民被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之间难以抉择,特别是,毛主义者自己也是原住民!所以指责毛主义者是“外来人”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而政府的安全部队,政府官僚,警察,企业老板却都是来自外部…

一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如何把毛主义者运动从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在我们的采访中,总书记说,这“无疑是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但我们有信心,虽然短期内这个目标可能难以达到,但长期来看,我们拥有优势。敌人想要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但我们想延长它,逐渐形成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从这我得出,他们希望迅速扩大这场加诸他们身上的战争。在“一月觉醒”和“和平运动”期间,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能够保护他们的核心组织,那么无论在这里承受多大的损失,他们都能够在其他地区重新发展起来。这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吗?他们在《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中写到,无论各国的革命战争的具体形式如何不同,本质总是一样的,即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但这么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让我解释这点。我认为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我捍卫人民武装反抗政府的权利,因为为了反抗压迫,任何方式都是合理的。我还认为,除非民众有武装,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止统治阶级通过对民众使用暴力而攫取利益。我们应该知道,据国际轻武器网统计,在印度,估计存在4千万件私人武器。[9]难道需要什么复杂的思考才可以得出,这些数千万的武器,大多属于那些拥有权力和特权的阶层?这就是现实,不厌其烦的提倡非暴力的印度政府,无论从装备还是军队数量来看,都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强大的武力和法律的掩护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实施慢性“种族灭绝”政策。刺耳的话,但不一定是错误的,如果你意识到6岁以下的儿童45%患有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但是只要把卡路里摄入标准从2400降到1500-1800,在统计上就可以大幅减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的数量,从而减少成千上万印度人的食品安全保障!这将把我们的民众带入灾难中。[10]那些认为暴力不会发挥作用或者没有价值的观点,是完全错的。这倒不如告诉人民只要耐心等待,果子就会掉到他们的口袋里。这种精神可能令人感动,但经过63年的实践,那些相信这一切的人们已经变得绝望。别忘了,即使政府也不否认,毛主义者代表了“穷人中最贫穷的”。

关键是,只要政府垄断了暴力,他们就将奴役民众。自由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却饱受压迫;一旦他们成功动员了民众,并开始质疑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他们就成为国家压迫的目标。

当政府取缔一个政党,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非法的,不允许他们动员民众,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并动用大量军事力量进行镇压的时候,他们进行武装反抗是理所应当的。1971年,当他们对政府还没有任何威胁的时候,政府就开展了“清除障碍”行动,部署了三个师45000名士兵的军队镇压他们,这表明任何试图将印度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都将受到政府的强力镇压。因此,如果毛主义者没有拿起武器反抗,他们早就会被清除,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更别说哀悼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理,正是毛主义者的存在,使得印度政府内的改革者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拥有一定影响力。

尽管如此,但我不认为在印度任何一个地区推动社会转型都必须使用暴力。事实上在军事上,他们是弱小的,10000游击解放军和50000民兵,只能发挥有限的军事能力。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多的采用政治手段。武器只有在人的手中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印度幅员辽阔,各地区差异很大。一些人口稠密地区的情况和毛主义者影响力较大的那些区域的情况并不相同。因此必须把这些差异考虑在内。

马克思说,革命时“当和平手段是可行的就不使用暴力,但是如果有必要就采取暴力手段”,他也没有意识到,也许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的结合,毛主义者在尼泊尔就成功展示了这种方式。所以和平和暴力,哪个优先取决于具体情况。这也不仅仅取决于毛主义者,而主要取决于取缔毛主义者并要消灭他们的政府。

但要从森林的据点拓展到外面的平原地区,光靠军事胜利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政治。在一个地区适用的工作方法不一定在新的地区适用。因此我仍然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持保留的态度。我还认为,一旦他们接触到印度其它地区的现实情况,他们将改变他们的方法和理论。当然现在争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选择留在体制内斗争,就像其他左翼运动做的那样,是一条不归路,无法取得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对自己运动的评价是,尽管很弱小,但民众却仍然对这场运动抱有希望。他们抱着这种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这场斗争需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成功或失败与否,只有将来才知道,现在是无法确定的。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毛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的社会变革目标。有人开始鼓吹,毛主义者应该和平的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转变,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明印度的政治精英是否允许毛主义者公开的活动,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威胁。同时,和平宣传是否只是一种策略,目的只是要消灭毛主义者,就像在2004-2005年安得拉邦发生的那样?事实上,毛主义者在恶劣的形势下,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巩固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他们的实践,让印度其它左派组织相形见绌。因此,相比于其它左派组织,毛主义者往往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像成功会带来仰慕者,部分的成功却会带来批评者,但是今天的批评者也可以成为明天的仰慕者。

尽管如此,他们将不得不找寻适合印度国情的道路。他们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但革命的胜利最终要在政治战线上取得。而没有民主,就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获得革命的胜利。民主不是一个策略问题,形式民主是不可取的,而实现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所有革命的中心问题。但什么是“新的”民主,仍有待观察,这是毛主义者真正面临的挑战。革命人民委员会是这种新式民主制度的雏形,在这制度下的民众直接进行自我管理。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丹达卡兰亚地区有它的特殊性,几个世纪以来它都被印度政府排除在外。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必须知道,一百多年的斗争为已经为印度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赢得了各种自由和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虽然已经写进了法律中,但是很多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然而,如果毛主义者想要在他们目前还没有影响力的地区赢得这些劳动群众的支持,他们将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那么他们将如何去做呢?印度中产阶级已经习惯了对一切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并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党如何争取他们?当党的总书记说党需要在亿万民众中工作时,他意识到了这些实际情况吗?

因此,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一样,已成为印度的标志。那么,如果让毛主义者领导印度,他们可以接受和尊重政治多元化这个事实吗?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期待改变,期待真正的民主。他们想要另一种民主模式,即毛主义者在自己的根据地展示的那种民主制度。然而,制度的优越性,并不能为他们的滥杀辩护,即便道歉也缺少说服力的。例如,科拉普地区工会领袖托马斯蒙达因为无视毛主义者的罢工要求,就被斩首,这样就很难赢得人们的支持。我知道在一场群众运动中或多或少总会出现一些错误和犯罪行为。然而,对我来说关键是,他们是否愿意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尽快改正他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因为暴力让我恶心,而且这些革命者犯下的罪行会丑化整个运动,让成千上万普通毛主义者干部的无私努力付诸东流,让那些对毛主义者有较高的道德标准的民众不再支持他们。

列宁曾写道,“革命不可能如特快列车般平稳的驶入车站”,但也不可能意味着回到从前。总书记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一般来说,民众和毛主义革命者不希望发生任何暴力行为或武装冲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拿起武器抵御敌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场自卫战争。”是的,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这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有的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战术错误会导致战略失败,而且,尽管印度大批民众反对,但政府对毛主义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因此,决不能把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当成暴力袭击的目标。正是因为革命是为了民众的生存,所以必须用纪律约束暴力。毛主义者通过勇气和无私已经唤起了这么多希望,他们前进的道路不能被这些纪律散漫的行为所阻碍。因此,除非党能够实践民主,解决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他们的理念和实践之间搭建桥梁,并实现从丹达卡兰亚到其他地区的跨越,否则他们通过努力和牺牲所实现的给人民带来希望的社会变革,很可能会破灭。这对他们和印度人民都是极其可悲的。

后记

我醒来时,月光照在我的脸上。这十五天旅程,每晚我们都看到月亮的变化。从新月到满月,两个星期即将结束。今晚将是满月。这是早上3.30点,我睡不着了,因为这是我们返回的日子。我感到沉重,我听到简在我旁边翻了一下身。他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睡不着。我在想我是否能够再见到他们。那时候这些年轻的男女还会在吗?那些和我们进行过坦诚的交谈,讨论和争辩的党员们,那时候还在吗?他说“是的,与他们在一起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我被他们当成长辈看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瑞典的人,这是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听着”,他说,“尽管我因为太老或者不被允许可能无法再回来,但是你还可以回来”。我们坐着小声交谈。但是我的这种沉重感没有消失。所以当在“边界”告别的时候,NiTi走过来对我说“bhai, mujhe bahut bura lag raha hai ki aap log ja rahe ho”(兄弟,今天你们离开,我很难受)。我说,我们也是如此。她说“hum yahi baat kar rahe the ki John sir se kabhi milna nahi hoga. Lekin aap vapas aayoge na??“(我们在谈论,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约翰了,但是你会再次来,是不是?)我告诉她,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努力再回来看他们,我是认真的。如果有一天这些男女都悄无声息的死去,却没有人知晓和理解他们的理想和信念,那将是多么悲哀,所以应该让外面的人们了解,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拿起武器,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因为什么而战斗,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为什么我们要抗议政府对他们(和我们)的生命的摧残。

【致谢:有许多人读过我的书稿,并分享他们的意见。Bernard 和sumanto给出了详细的书评,其他如Sharmila给出了较简略的评价。很多人没有把书稿寄回来,或许因为他们太喜欢它了。我也感谢我的同事以及朋友,我向他们分享我了的感想,他们刨根究底的问题,帮助我整理了思绪。感谢我的孩子Neha和Saral,以及前妻Ingrid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让我没有很多的负担。我向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Sahba,她从始至终和我一起工作,尽管我们政治分歧很尖锐;前几天,我会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出门,当想起什么后又会在半夜回来叫醒她,当我想念那些同志,或是失眠的时候,她都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用说,我个人承担这本著作和我本人“支持毛主义者”所带来的一切责任。】

2009年12月

注释:

[1]政府部队装备有轻型迫击炮、机枪、火箭筒,INSAS步枪、FN 35和格洛克手枪,赫克勒-科赫MP-5机枪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狙击步枪…除此之外,他们有空军提供直升机在战区投送部队、进行空中监视…毛主义者声称他们拥有INSAS步枪,AK 47步枪,自动步枪和许多炸药。印度斯坦时报2009年10月10日。

[2]政府对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的镇压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警方自己承认1970年3月到1971年8月在加尔各答和郊区有1783 名印共(马列)的支持者被杀。单1971年8月21日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伯勒讷格尔,就有1000名年轻人可能在一个地方被屠杀。到1973年,超过32000名印共(马列)的领导人,活动人士和支持者被判入狱。仅在西孟加拉就有17787名囚犯,其中有12016名年轻人,其中1399名在18岁以下。1970-1972年,在监狱内发生了20起枪击纳萨尔派的事件。1970年12月17日Midnapore中央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8个囚犯死亡,60人受伤,1971年2月21日在Berhampore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10名囚犯死亡,62人受伤,这是其中两起最严重的枪击事件。(摘自《低烈度冲突》,印共(毛)内部流通,出版时间地点不详)

[3]“很显然,镇压纳萨尔派的行动正在这些地区展开(East Singhbhum, West Singbhum, Khunti, Gumla, Bokaro, Giridih, Chatra, Latehar, Ramgarh and Hazaribagh)那里的村民反对政府发展钢铁业,采矿业,电力,修建水坝的计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的“绿色狩猎行动”或反纳萨尔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清洗毛主义者,不如说是为了企业的利益掠夺原住民和其他当地居民的土地。看来,政府是打击在毛主义者的名义下为企业攫取利益,政府不是在创造和平,而是增加了国家的动荡。”(摘自《恰尔肯德邦人民阵线给中央内政部长chaidambaram的公开信》,日期2010年3月19日)

[4]是指新德里警方出示2009年9月20日的Kobad Gandhy案件记录,作为2010年2月18日庭审的依据。然而,这案卷记录是不准确,没有说服力,官员只是随意编造罪证,将犯罪意图强加到嫌犯身上。警方指控说,“Gautam Naulakha 先生非常支持印共(毛),Kobad Gandhy被逮捕前在新德里和孟买和他见过很多次面。Gautam Naulakha 在还德里的提哈尔监狱见过他”。“非常支持”和“见过很多次面”就被认为是“非法的”。换句话说,一旦你取缔了一个政党,禁止该政党传播其思想,以及宣布其为非法的恐怖组织,那么你可以将任何正常合法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如果法律说,与一个被取缔的组织成员进行会议,或者只是几个人的会面,都是非法的,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个被取缔组织的成员是罪犯,因此和这些人交往也是非法的。这些法规增加了警察和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放视频那个了他们在收集、处理和使用证据的标准。

[5]让我举两个例子:2010年2月8日最高法院要求Shambho Sodi等12名失踪的原住民于2010年2月15日出庭。这些原住民是2009年10月1日发生gompad村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和证人。但是自2010年1月2日 起shabho SODI就失踪了。在最高法院的命令下,她被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带到德里,任何人包括律师都无法与她见面。等到法院下令她的律师可以在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她见面的时候,她又一次失踪了。针对这一情况,2010年1月29日法院下令,在2010年2月15日前必须将她和其他11个原住民带回到德里。然而,2月9日最高法院获悉,其为了执行其命令,2月8日晚一支300人的警察队伍在特警 Hari Ram 的带领下前往gachchanpalli带回失踪的十二名原住民中的七人。2月9日上午5时警察队伍到了Gurkha村,他们遇到地雷袭击,特警 Hari RAM失去了双腿,还有另一名人员受伤。然后警察遭到毛主义者的射击。在最高法院出示的传真说,gachhanpalli是纳萨尔派的活跃地带。由于没有媒体和社会人士被允许进入“战区”,因此这件事情没有其它途径的消息。然而,一个民权组织的调查小组发现,恰蒂斯加尔邦声称的二月九日两个特警被杀害是不真实的。这个小组在2010年2月13日拜访了gompad村,村民表示,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反而在2月10日,警察和特警袭击了gompad附近的ganchampalli村,逮捕了10名村民,把他们带到多纳帕尔营地。村长pudiam lakshmaiah告诉调查人员,Kadithi Muthaiah(35), Kadithi Venkaiah(25), Kunjam Veeraiah(35), Kunjam Chilakaiah(32), Parisi Venkaiah(25), Parisi Veeraiah(20), Vanjam Dharma(34), Madivi Edima(32), Povasi Edima(30) and Sodi Podiya(45)被特警和警察强行带走,至今没有消息。很明显,恰蒂斯加尔邦当局在内政部和各机构的纵容下竭尽全力阻止真相被揭开。这不是全部。2010年1月6日一群社会活动家被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 Manch成员阻止徒步前往Dantewada,这个活动由Vanvasi Chetna Ashram组织的。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 Manch组织的成员袭击了VCA,把鸡蛋和石头扔向社会活动家,辱骂他们。这件事被媒体报道成原住民对有亲毛主义者倾向的社会活动家的示威。事实上,1月6日对社会活动家的袭击是由soyam mukka领头的,而他是一名涉嫌在2008年3月轮奸原住民少女的逃犯。袭击社会活动家的事件就发生在恰蒂斯加尔邦警察的眼前,而他们声称无法追踪到这八名强奸犯。显而易见,国家机构和媒体宁愿包庇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也不让让真相公诸于众。他们刻意压制其它声音,不允许出现任何独立的观点,另一方面纵容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意图把这场“肮脏的战争”,变成“警察行动”。

[6]南巴斯塔分区:Pituri(起义);西巴斯塔分区:midangur(火种);darbha分区:Moyil Gudrum(闪电);Gadichiroli南北分区:poddhu(太阳);MAAD和北巴斯塔联合分区:bhoomkal(地震);东巴斯塔分区:bhoomkal Sandesh(起义消息)除了janatana Sarkar出版了一本叫做janatana Raj(人民的国家),党也出版自己的杂志叫作的“viyukka ‘,其武装组织的杂志叫“padiyora饭”,还有艺术团的”Jhankar“等。组织民众练习唱歌也很常见。

[7]Jamui屠杀事件指2月17日在比哈尔邦Jamui地区phulwaria korasi村,有12名部落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还有50人受伤,据称是毛主义者所为。据报道这是毛主义者对二月1日八名干部被杀害的报复,这些毛主义者干部被警方逮捕和处决。

[8]2009年11月20日,毛主义者武装人员在西印度的恰尔肯德邦的默诺赫尔布尔火车站附近造成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脱轨,使得两人包括一名二岁儿童死亡,51人受伤。据说这起脱轨事件源于十一月19-20日的罢工,根据当地的毛主义者领导人说,他们要求他们的一个被逮捕的领导人在法庭上出庭。据印共(毛)的比哈尔-恰尔肯德–奥里萨地区委员会秘书Samarji说,这起“失误”是由“过分热心的新兵”造成的。

[9]据估计,在南亚有约7500万的枪支,其中6300万是在平民手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占了绝大部分(各占4000万和2000万),当地也生产枪支,而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还有300万件武器。该地区平民拥有的枪支远远多于军队,警察和武装分子。数据来源于轻武器国际行动网络(IANSA)www.iansa.org/regions/scasia/scasia.htm

[10]自由人民联盟的Dr Binayak Sen在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I G Khan纪念仪式上所做的题为“我们时代的暴力与正义”的演讲。他说,对毛主义者的镇压只会恶化在部落地区民众的营养不良问题。据他说,营养不良问题应该是政府最为迫切关注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就是营养不良。根据国家营养监测局的统计,33%的印度成年人体质指数小于18.5。如果再细分,超过50%部落民众体质指数小于18.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一个社区如果超过40%的人口体质指数未达到18.5,那么它就处于饥荒状态。按这个标准,印度的许多社区都生活在一个饥荒的状态中。奥里萨邦,其百分之40的人口营养不良,也符合这种情况。”

镇压毛主义者和迁移部落的军事行动,他强调,只会使事情更糟。“政府将大量民众强制迁移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而仅仅使用”附带损害“这种措辞,这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