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唯一途径

克里斯托弗·雅各布森
二〇〇二年

初次发表于法语的《社会主义进行曲!》(第8期,2002年春),随后在加拿大革命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的刊物上发表。

“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毛泽东,《论持久战》

在帝国主义国家, 革命运动内部提出了几个问题。革命战争将如何进行?如何实现共产党的革命政策?从过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吸取到什么教训?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来界定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必须在什么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支撑一个以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党的革命斗争?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客观上说是革命性的历史时期塑造和组织一支革命力量。
我们的组织——加革共(组织委员会)——提出只有通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腐朽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我们的战争不同于那些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战争。它扎根于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并以接管国家权力为目标。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了无产阶级最先进的政治表达,它一直坚持夺取并保有国家权力是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人会声称我们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 我们必须认识到,普罗大众正开始起身反抗,尽管并不总是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工人正抵制那些用来欺骗他们并让他们处于苦难中的旧的政治代替方案。

谁必须承担将群众的怒火转化并使其变成一股革命力量的任务?这项任务应当用什么方案和工具来完成?应当使用什么策略?群众已经以直接、混乱、偶然的方式体验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并通过他们的斗争,瞥见了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先锋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如何把这些新生的群众热潮凝聚、团结、系统化起来,并将它们与让工人们获益并变得更强大的战略结合起来。在谈到军事领导问题时,毛泽东说,它来自一个简单的原则: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论持久战》)。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革命活动。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维护资本主义,而是在斗争的过程中,通过领导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来证明共产主义事业在一切方面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 革命战争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 它们是人民战争和革命战争, 其斗争是正义的, 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的。但是,一个人要希望领导一场革命战争,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必须 “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在综合革命理论与实践并将其应用于加拿大的具体情况,以及通过确认加拿大的革命道路是持久人民战争(PPW)后,我们正采取适当的军事策略,且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秘鲁共产党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 和在欧洲的战斗经验),这将对我们所有的任务以及应当指导共产党工作的战略给予启示。这种战略将对资产阶级产生影响。

这个持久人民战争的概念(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军事方面)允许革命力量反思,学习,准备与组织革命;这很重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力量于世界范围内重塑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迅速高涨与其触目惊心的崩溃表明,许多自认为脱离了修正主义的组织实际上只是脱离了修正主义最明显的方面 (和平共处,议会主义……),而非那些被150年共产主义经验证明无用的组织实践和意识形态观念。

在加深我们对革命及其要求的理解时,我们正在与那些召唤空洞的抽象概念的人作斗争。我们还强烈反对所有想要不做任何改变而机械复制国外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并将其施以己用的人。这些人未将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考虑在内;他们将自己局限于单一形式的斗争,单一战斗的方法,而没有明白革命斗争的工作是极其复杂的。为了获得胜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始终强调考虑一切斗争方法的重要性。列宁总结道 “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且)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主席说,革命的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 而是具体的,物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努力的基础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已经(在2000年冬,我们的刊物《社会主义进行曲!》发表的一篇题为《共产党必须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文章)展示了资产阶级准则(于合法手段范围内斗争,选举,议会政治以及授予工人运动的普遍自由)已经完全解除了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的武装:“无产阶级为服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则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其组织水平薄弱,对斗争的方法和形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足的。总的来说,无产阶级并未做或是做足够的准备以承担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的重大历史性冲突。”

科学共产主义在反对各种使工人运动瘫痪的倾向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使无产阶级处在资产阶级的监护下,将争夺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从其分析与行动中排除了。他们假装自己是未来革命的理论家,(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大都消极被动。他们表面上是“革命政党”,但拒绝在实际中进行革命。他们对无产阶级是无用的,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这些政党得花很大的劲来调和他们的改良派做法 (议会主义、改良主义) 和他们原则上对革命的诉求。

每当工人阶级遵循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则时,帝国主义就毫不犹豫地采取屠杀和大规模镇压(印度尼西亚),政变(智利)以及激怒和分化工人运动来要求他们乖乖听话。正如 (新) 意大利共产党 (组建中) 在其《纲领草案》中写道,“历史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95年所指出的: 面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参与,资产阶级将会首先违反其自己定下的规矩;因此,革命力量的积累不能在合法程序(written procedures)及其许可的框架内进行。”

在理论与实践中,在每一次胜利与失败后,“一分为二”,意味着运动的一部分从获得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并继续进行斗争;另一部分坚持其旧的信条。一方面,新的经验中有益的经验推动着斗争转败为胜;另一方面,组织的其他部分大体保持消极,使他们自己变得气馁,或甚至更糟地,加入敌人的行列。但革命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它克服了一个接一个的障碍, 不断向前迈进 “通过创造了一个最重要的逆反应, 这是唯一让整个工人运动获得更多经验并向前飞跃,概括并验证其经验;……但为了让运动可以发展,成熟,验证其经验并概括它,先锋队必须在前方开路并努力得出正确的结论。” (《帝国主义大城市中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进行曲!!》刊物,第7期,2001夏) 然而,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项工作。

一个暴动的世纪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21世纪将会是一个动荡的世纪,对我们而言则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正如我们在1998年春季刊物上提到的那样,在北约最高领导人有关战略的一场会议上,于20世纪末得出了若干结论。据他们所说,21世纪将会是“一个暴动的世纪”。“迄今为止的时局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如此,一个暴动的世纪已经开始。21世纪的前30年将会是一个革命起义的时期。”

我们所进入的时期对革命力量来说可能是有利,只要他们发展出与当下现实 (客观规律) 相适应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政纲和实践 (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 并产生了一种可以聚集力量,将力量的天平朝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那一边倾斜的活动。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这一时期,并非革命运动中的所有人都本着斗志昂扬的精神,并提出能让无产阶级斗争重组的建设性想法。

有些人只是从特定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解释;另一些人执意要从每一种新的斗争方法中解释那些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重现的东西。这种理解事物的方法有时用以下文字表达:“列宁这样说过, 但那时是内战时期”,或 “毛泽东发展了持久人民战争, 但中国那时是一个受压迫的国家”。这种推理完全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本质, 使群众无法学习各种让他们更完全地拥抱革命的经验,包括更尖锐的与更革命的经验。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将先锋队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政治宣传和鼓动,让革命实践难以具有正确的作用。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努力克服阻碍正确政治路线发展的障碍。我们必须通过锻造“革命内容和革命活动——声明和行动/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之间必须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统一,但二者是经常分离的”来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分离。(《社会主义进行曲!!》,第5期)

如果我们:(一)不努力把周遭现象与我们的工作联系起来;(二)只是继续考虑这种与更广泛的现象及其整体辩证法性质的联系,而忽略了整个过程的具体性质和发展;(三)认为这一过程是在渐进发展的一系列量变(改良派的论点), 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一个经历飞跃和联系并带来质变的过程(革命者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必须被视为一种循序渐进的运动,它包括简单和其他复杂的事物,属于其发展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事物,这种运动并不是和谐的,而是在对立面(积极与消极、新旧、低级与高级等)的斗争中进行的;(四)不考虑到这个过程所依赖的具体情况,国家与历史背景。那么我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革命。

由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所领导的斗争

列宁写道,要以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革命,就必须把它看作是 “由活跃的社会力量进行的战斗。当这些力量被置于特定的客观条件下时, 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 或多或少成功地应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战斗”。(未查到原文)

在写到革命时, 列宁不是在描述抽象的社会力量, 而是描述客观的物质条件 (军事、经济、政治)。即使工人阶级不能通过超越物质现实来希望获得胜利,但他们能在同样的局限内为胜利而奋斗——小小的胜利使工人运动得以将其经验系统化。因为说到底, 无产阶级的胜利取决于其决定与其现实最适合的斗争类型的主观能力。

当前时期的特点是: 帝国主义国家与受压迫国家人民之间更激烈的经济和军事对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发展;这种关系再次变为敌对; 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其工人阶级之间加剧的剥削和压迫, 前者处于攻势中,正消除后者所取得的胜利;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破坏性追求, 正在摧毁阻碍其自由流通的所有障碍 (无论是对医疗系统、教育、劳动立法、工作保障等的投资)。这些攻势证明资产阶级正面临问题,并且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将其超额利润的残羹冷炙分给工人阶级来维持统治了。

所有这些矛盾削弱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形成了整体革命形势的不平衡发展, 与一战后发生的第一次革命高潮相当。这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的关键时期。群众要么是由先锋队组织起来, 开展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 以夺取国家控制权, 要么是资产阶级赢得胜利并招收群众参加其在国外的掠夺战争。

这些一般的客观条件让我们对先锋队成员和群众提出了某些建议: (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动荡时期;(二)这一时期发生在帝国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历史阶段;(三)无产阶级必须根据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制定夺取权力的战略;(四)持久人民战争——共产主义运动150年斗争的产物——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唯一可行的战略。由于持久人民战争, 无产阶级现在有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策略, 使它能够打败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大都市, 持久人民战争采取了以下形式: 力量的积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 每一个步骤都引出了下一步。武装宣传与这一进程有关。

一、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

如果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想要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它必须对当下的帝国主义矛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它必须确定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是否存在——我们能否立即实现这个目标;可以肯定的是, 它必须确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列宁已经为革命者指派了“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第二国际的破产》)

俄国革命的领袖表明了只有出现革命的形势,革命才有可能,这意味着一场波及全社会的危机。他接着解释说, 先锋队必须能够把握这场危机的发展。因此, 必须在认真考虑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后再计划夺取国家权力。否则,个人的分析就源于唯意志论和主观臆测, 这意味着在虚构的世界里,在不适合斗争的真实条件下,人们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进行一场没有群众参与的革命……事实上,革命运动最大的困难在于确定和采取一种战略方针,使其能够充分利用革命形势,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指出,革命形势是由三样东西组成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列宁还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即“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我们要如何把握列宁的教诲, 主要是如何将其应用到今天的条件下?毛主席一贯强调, 要确定什么是重要的、决定性的, 这应该“不根据一般或抽象的因素,而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归根结底, 每个时代、地点和作战风格的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性质。

在帝国主义国家很常见的是, 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在战争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积累什么经验, 在推进革命战争的实践方面成果寥寥, 革命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对于美国革命共产党来说,只有一种革命形势才能提供发动革命战争的必要动力:“革命战争的发动取决于在全社会爆发的革命性危机”;没有这样的危机, 党必须扎根于 “政治组织构建和群众斗争” 的基础上。对于美革共而言,在目前的“和平”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制造舆论,准备夺取政权的思想,以及组织革命力量”。这个朗朗上口的词句背后,构成它的现实却缺乏一些独创性:美革共的“夺取政权”或多或少地依赖于造反的理论,包含长期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及合法斗争,据此发动起义和内战。

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在应用于具体条件时非常重要。当列宁谈到一个革命的背景时, 他说的是眼前的时期, 是在起义和夺取政权之前发生的时期, 而不是更长时间的力量积累时期。这样来看,美革共认为只有通过特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的积累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的看法是对的, 或者如列宁所说,“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看法若没改变, 革命将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假设在进行“舆论转变”的时期,先锋队的工作必须严格局限于政治宣传和鼓动,而忽视其他所有的斗争形势,而这些斗争使形势正朝革命的方向(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贫穷,上层阶级的矛盾等等)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列宁已谨慎地指出,这种变化不可能仅仅是政治宣传的产物:“对于整个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来说,单靠政治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

毛主席提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性质时,说道:“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542页)他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要从事武装冲突;正相反,他指出,就像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之前做的那样,要想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或长或短的“合法”活动时期积累力量,这比“非法”活动有更多余地。毛主席、列宁或恩格斯从未要求工人阶级应该选择这种而非那种斗争方法:他们坚称合法与非法这两种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他们声称合法活动取决于非法活动,我们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 (所有历史时期所有国家的) 普遍特征的分析和对 (一个特定的国家) 的具体情况的分析, 作为准则以确定我们在发展革命力量的行动方针。一旦革命形势来临且革命已经在进行, 要认识到革命局势的存在,就要试图在其具体形式下把握运动的有益之处, 并谴责革命力量对演变中的事件采取的消极行为(尾巴主义)。

毛主席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革命形势是一种延续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展的形势,在这段时期中,各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矛盾而无法站稳脚跟,而这一贡献对秘鲁共产党(PCP)非常有用。在这一时期, 革命只有在革命的主观力量得到正确利用, 行动的每一步都与其客观规律相联系 (同样, 革命的失败源于它对这一原则的背离)的时候才能成功。我们并不是为无产阶级铺平道路,成为“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角色,而是为了无产阶级而努力成为正确的榜样。

二、发达阶段的帝国主义

随着帝国主义的成熟,它给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新的结构和目的,其中包括:合法的国家当局 (镇压性法律);秘密支持和不受任何阻碍的规程;用于各种目的的国家性组织 (秘密部门);被授予自由裁量权和写在不同资产阶级宪法中的支持手段的国家机构 (秘密基金、对外特务机构);最后是准军事及有组织的警察(安全机构、专业反恐团体)。我们还可以在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看到这种变化,即使用常备军而非义务兵役。这些转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能看到。

这些可以用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来解释。反革命势力会自然地寻求阻止无产阶级的任何攻势 (在某些情况下对先前的攻击作出反应)的方法。为发动针对无产阶级的战斗,资产阶级的战略建立在两个轴心之上:一方面是政治 (法律、特别规定、设立专门机构);另一方面则是法庭和武力镇压。法庭和武力镇压这一轴心由先发制人的警察和军事行动组成:渗透、调查、识别、保护目标(建筑物或某些人)、先发制人的逮捕等。搜身、搜查、逮捕、对抗、选择性清除等也有用于防止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或其后果。这些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比作由反动派领导的对共产主义根据地的“围剿运动”。

为了反击,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这种包围,积聚力量。因此,共产党通过“和平”手段聚集力量的传统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共产党人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激起更大的冲突。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演变迫使革命运动改变其构想、政治路线、工作模式和策略。任何对变革的抵制,任何拒绝适应新形势的行为,除其他外,仅诉诸于那些在前帝国主义阶段制定和主导的古老斗争形式,是革命运动在夺取国家政权斗争中失败的根源。

三、无产阶级必须构想出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

在资本主义初期,无产阶级在政治知识方面处于朴素的认知阶段。以摧毁生产机器来作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显示出无产阶级缺乏经验。自发的行为先于自觉的行为。在这一时期, 新出现的斗争形式与在资产阶级革命(反抗贵族的斗争、资产阶级的出现)期间发生的以往的斗争形式并存——恩格斯将这一时期称作一种为少数人服务的革命:“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马克思主义赋予无产阶级一种理论,使它能够从自发的斗争形式走向自觉和有组织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个承认无产阶级是关键的历史行为者的人。他们的工作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不可分割的整体。“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被马克思称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的1848年革命向工人阶级揭示,尽管起义失败了,但废除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出现的剥削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无产阶级本身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幻想之中, 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共和国,一个支持资产阶级利益同样也支持无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国。正是马克思表明了,无产阶级只有在与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中,才能够意识到其自身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指出, 直到在6月被击败后,(无产阶级)才宣布“大胆的革命斗争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8年6月革命失败后,第一国际让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世界工人的信任。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革命理论的出现和革命运动的形成进行了斗争,他们与蒲鲁东和巴枯宁理论的支持者进行的不懈斗争,使科学共产主义渗透到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基本决策中。

1871年3月, 工人区发生暴动,当政府逃往凡尔赛时,巴黎人投票成立了公社:一个自称是革命、爱国和为工人服务的政府。从1871年5月21日至 28日这个被称为“巴黎流血周”的时期,19世纪的最后一次大起义被镇压。巴黎公社虽然被资产阶级击败,但却给工人阶级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做了一个榜样。它还为革命者提供了无价的例子,说明必须用正确的理论来支持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这一经验表明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证明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让我们看看列宁是如何总结公社所犯的基本错误以及他认为的公社最大的功绩:“两个错误都在于攻势不够,对打碎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权的认识和决心不够。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感到高兴的是什么呢?这些巴黎人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自我牺牲精神。(同上)‘冲天的巴黎人’。”(《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1985年,336页)

在俄国,由无产阶级创造的、用来对抗国家政权的权力机构的出现,让共产主义者能够进行革命。苏维埃于1905年出现。它们破坏了资产阶级对权力的垄断。在谈到苏维埃时,列宁说,他们预示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结束,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黎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谨慎地指出:“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298页)

公社的失败也标志着不再有效的斗争形式的消失。我们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密谋,那种将由小团体执行的政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这些从资产阶级革命中继承下来的观念的本质,这些观念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新创造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斗争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为列宁的论点增添了极大的可信度,这一论点表明,起义的成功不能基于密谋,也不能只依靠一个政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起义必须来自人民的革命热潮:“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

公社的经验也标志着使用街垒的战略的终结;并不是说从那一刻起,路障就变得无用了, 而是因为它们的用途是被动的,因此不再是起义理论的核心。完善的装备、对指令的依赖、对军队指挥系统及其整体纪律的独特领导,以及利用铁路迅速转移部队,使得反动派拥有了优势,迫使起义军调整他们的策略,选择进行无掩护的进攻,而不是使用街垒。

列宁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他不必对战争和军事战略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当俄国革命在发展时, 群众的政治斗争掩盖了战争问题, 因为除了在短时间内,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并不是策略的中心。

这个在世纪之交开始并随着十月革命而结束的时期的特点是合法和非法形式斗争的激增。这些斗争造成了非常独特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体现于布尔什维克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努力建立一个有助于进行各种斗争的中央集权的半地下组织。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要打败资产阶级,俄国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无产阶级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这种纪律被加强:“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即使列宁对革命斗争 (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形式) 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起义战略,但这个战略直接和实际的目标是摧毁敌人, 而非革命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因此,这个战略再现了一种和我们(持久人民战争的党派行动是为了积聚力量)截然不同的情况——然而, 它为我们指出了用于支持政治宣传的武装行动的重要性。然而,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迹象,说明了为宣传提供支持的武装行动的重要性。列宁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发表的讲话,使我们很好地认识到党的工作应当同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之后在1906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党承认属于党或在以“目前……容许的并且是适宜的”原则和党站在一边斗争的战斗部队的武装行动;(二)这些行动的性质“应该是同培养起义时期工人群众的领导干部、取得实行进攻和采取突然军事行动的经验的任务相适合的”;(三)最重要、最紧迫的目标必须是破坏政府机构、警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四)夺取敌人的金钱也很重要;以及最后,(五)武装行动必须“置于党的监督之下,以免白白消耗无产阶级的力量”。(《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

列宁在对1905年莫斯科起义和革命斗争的评价中写道,无产阶级使用的斗争形式已经改变:“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种组织的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个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是用极大的牺牲作代价换来的。运动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采取极端的进攻手段的时机大大提前到来。”“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在投入一场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斗争的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列宁选集》,第1卷)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十月革命不仅是群众起义和接管冬宫的产物: 它是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逐步发挥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力量集结过程的最终产物。布尔什维克党早在1903年就开始积聚力量,并在1917年10月的革命中达到顶峰。

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将让他们能领导群众,这要归功于:革命战略的形成 (游击战争、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其他不同,在国家(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层面上,同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斗争;对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分析。“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在他的著名文稿《游击战争》中指出了俄国共产党人是如何面对迅速演变的事件和斗争掌握了新的表现形式的(他的论点现在仍是正确的):“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

然而,很明显,这一切形式的斗争都不是革命形式的暴力。只有群众和先锋队的革命行动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这些行动反对制度化的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它们超出了资产阶级强加给工人阶级的驯化范畴。一旦权力之争变得明显有争议,目标当然是推翻上层阶级对国家的控制,代之以人民对国家的控制。这些便是我们必须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并实施的革命行动,因为“只要国内外的无产阶级斗争不属于一个全面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旨在通过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应用毛主义,废除资本主义和学会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就会变得不可撼动,后者将继续统治无产阶级并阻止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社会主义进行曲!》刊物,第7期)

列宁明确地证明了, 没有革命的环境, 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此,共产党必须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工作与多种斗争, 对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事态的发展有透彻的了解,发挥领导作用。这还包括游击行动、武装斗争、暴动、议会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就是这样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四、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持久人民战争

正是毛泽东给予了无产阶级符合他们需要的军事理论。他通过对游击战的转型,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农民(主要力量)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中国具体情况的分析出发,把游击战略和人民战争的战略转变为一种全面的军事战略——持久人民战争,这种战略是普遍适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与俄国革命相反,所有其他通过常规战争进行的革命战争都导致了革命军的灭亡,就像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的情况一样,共和国一方试图与对手在对等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式作战。这给法西斯分子带来了难以形容的优势。革命力量很快就被压倒了。毛主席在反对对资产阶级军事原则的机械运用和第三国际起义理论的盲目运用(这导致了1927年在上海的革命运动的瓦解)的斗争中,发展了持久人民战争战略。

在他阐述的原则中,我们强调:
•革命暴力对改造社会和深刻改造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必要性;
•把群众的参与作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甚至在完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就开始根据地建设和进行社会改造;
•红军建设和党对军队的领导;
•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
•从革命理论中获得洞见的必要性。

在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客观条件中去是正确的,从而“站在他们(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我们必须组织人民,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认为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游说来解决的人。正如毛所说,一切反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不打,他就不倒。”

1998年12月,22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毛泽东诞辰105周年时聚集一堂,通过了不同的决议,即《人民战争总论(普遍适用)》和《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仅适用于基本生产者中农民群众占多数的国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宣言。通过引入这种区别,各签署方可以声称“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并不适用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人民战争的一般理论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持久人民战争是辩证联系,这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种解释持久人民战争的方法,导致把战术因素纳入战略理论,由具体的东西引出普遍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农村包围城市只有在以农民为主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无产阶级既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这是不适用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

根据上述声明内容,由于武装革命与“漫长的合法斗争”之间的分离,反对右翼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的斗争受到了极大的阻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城市的革命经验清楚地表明,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武装斗争同群众斗争的结合与共产党的鼓动和政治宣传工作,是可以同选票至上主义、议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决裂的。

在帝国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制所规定的界限,而是坚持左翼反对派的角色,狂热地从事漫长的政治活动,进行煽动和政治宣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活动只会在极少数情况下超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允许的界限。这种左翼反对派不情愿地表现出它的机会主义性质,因为事实上,“十月之路”的房客们在宣传起义理论的同时,把革命运动的主动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给了他们防止这种起义的一切必要的回旋余地。

在反对这场运动的同时,无产阶级和青年革命者从群众运动中产生,他们的要求提出了国家政权的问题,他们试图创造性地,有时本能地在帝国主义大国中践行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的观念。正如1905年工人们超越了社会民主运动,突破了当时已经毫无用处的经济罢工,开始准备武装起义一样,这些无产阶级和青年革命者们证明了“武装斗争是帝国主义下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其大小和作用将根据它所发生的物质条件而增加或减少。它遵循群众运动的起落。武装斗争并不是在决定性冲突的确切时刻突然出现的,它是为革命的成功准备有利条件的集结力量的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进行曲!》刊物,第7期)

斗争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武装斗争增强了阶级觉悟;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来显示革命主动性的存在,还是作为一种开展战斗和取得胜利的手段(即使是局部的胜利);或者是为了预测和准备革命运动的未来阶段(战略防御,起义)。

在集结力量阶段进行武装宣传的做法,至少就红色旅在其上升时期(1970-1976)的经验而言,表明了武装行动最初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工具(其军事性质是次要的)。此外,如果他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们就可以加强和加快形成夺取政权的主要核心:共产党。武装宣传已经被证明是政治革命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增量。它是通过积极的斗争战胜修正主义,将共产主义事业渗透到无产阶级中的一种手段。武装斗争还通过结束群众的堕落,带来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同样,它也是教育新一代无产阶级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

在欧洲进行的武装斗争,远不是把毛主席的战略强行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机械的复制品,它已被证明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自身的发展。在这方面,在以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名义写的小册子《西欧“武装游击队”的错误路线》中,P.贝克尔坚称:“在‘正常’的非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国家的游击战不能实现它在被压迫国家中所做到的主要事情,而在这种时期,在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游击战,并通过相对少数人来保持孤立的军事攻击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持久人民战争在被压迫国家是普遍适用的道路,而把它移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种种努力则把它歪曲成一种无用的、甚至有害的‘模式’。”这种观点使他疏远了共产主义,并因参与驯化无产阶级而有罪。

与此相反的是,下面这段话引用自秘鲁共产党主席贡萨罗于1988年发表在《每日新闻》上的著名访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至于在欧洲的武装行动,我们看到了持久的武装斗争。它们是客观现实的表现。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他们,而是理解、研究和分析他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表达旧欧洲也存在着革命形势这一事实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拿起了武器,他们明白这是夺取权力的唯一途径。这对修正主义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因为在被认为是其堡垒之一的欧洲,修正主义正开始被抛弃。无论达到什么水平,无论还有什么问题有待解决,这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进展。”(我们的重点)。

“在某些情况下,涉及到民族问题,如爱尔兰。在其他情况下,提出了如何使他们进行革命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认真研究这些斗争。问题是要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受何种政治策略指导,为哪个阶级服务,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关注,特别是当有组织提议重新接纳毛泽东(的思想),或者开始提出建立一个政党的需求,或者仅仅依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是一个新的觉醒,并明白他们可能会犯很多错误,当你开始做的时候,谁不会犯错误呢?但是他们自己会从其错误中总结教训,就如同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他们将会进步,把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并依照其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具体情况形成党和发动人民战争。”

“综上所述,再说一遍,这证明了欧洲也存在着一种发展不平衡的革命局势(我们的重点)。人们厌倦了腐朽的修正主义,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在斗争是复杂和困难的帝国主义的内部,他们正武装起来改变世界,而这是唯一的办法。这提供了更多的希望,并让我们看到,主要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看到欧洲是如何也转向革命的。让我们也认识到,在过去成为先驱之后,他们正在开辟一条道路,并最终带来更多的希望。他们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理解,因为已经有一些关心党(的问题),正在重新学习毛泽东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其完整的作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掌握。同所有的斗争一样,正在欧洲进行的这些斗争也有其局限性和错误,但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是革命势不可挡的发展的表现,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如何走上前来拿起武器推翻现有秩序。他们正在总结经验,正朝着党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前进。”
“对我来说,看到革命开始在欧洲开辟道路是值得高兴的。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对人民和群众抱有信心,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将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武装起来进行革命。他们在那里也会这么做,这就是我们必须想到的。我强调,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角度,长远的眼光,认真研究这些运动,并鼓励一切倾向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事物,锻造党和发展人民战争。”(《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每日新闻》,1988年)

贡萨罗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清楚地明白,尽管不同团体的武装斗争有其矛盾和不足之处,然而他们客观上突出了这样一种事实,即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群众斗争产生了新的斗争形式。这些斗争,例如武装战斗组织的斗争,指明了革命的道路。他们明确表明,把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与领导持久人民战争的必要性。

P.贝克尔的小册子证明了“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游击战争》,列宁)

正是我们所生活的物质条件,其中包括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剧和无产阶级对剥削的反对,创造和产生了新的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不同的性质,成为斗争的主要根源;所有其他形式的斗争都必须遵循它。毛泽东和列宁明确地指出,先锋队的作用实际上是对这些新的斗争形式进行概括、组织并赋予其自觉的特征。列宁对失败的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新斗争方法的总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列宁选集》,第13卷,1987年,371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革命都是以权力斗争为中心的。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直接和间接地为摆脱帝国主义而斗争。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斗争的形式,他们只是构造已经存在的形式。共产党人不指挥群众,他们研究他们的主要斗争形式。共产主义者的作用是进行双重分析。随着政治进程的变化和范围的扩大,夺取政权、消灭资产阶级的目标变得更加迫在眉睫。

在帝国主义国家,武装斗争也被证明是革命的主要领导的力量。共产党必须领导这场武装斗争,以激发和组织一场革命斗争,这场革命斗争不仅是和平的、合法的,或军事的、非法的,而是一切现存形式的能动结合。这种武装斗争是由环境、国家和时代所决定的。
除了俄国革命以外,持久人民战争的原则是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和进步的保障。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者需要认真研究持久人民战争。中国的毛泽东、秘鲁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杰出例子。这些革命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通过把人民群众的愤怒转化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建设共产党、红军和反对派的重要性。然而,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项任务需要我们所说的毛主义城市根据地。

一般来说,要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除了在无产阶级内部尽可能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理论外,今天的共产党人还必须致力于:(一)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二)建立起红军的核心力量;(三)集中力量,锻造领导人,加强斗争结构(在斗争中学习),把群众的愤怒转化为革命的强大力量;通过整合所有这些工作(四)为夺取权力而战。只有夺取权力的斗争才能使革命进程的扩大和成功程度具有必要的连续性。正如我们的《纲领草案》所写:“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局限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那一刻。首先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随后是实际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然后是建设新社会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下一步做准备。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史过程,在其中,暴力不仅在特定时期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基本和长久主题的一部分。”

在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持久人民战争,必须根据对统治阶级支配的现有和优势的物质条件(尖端技术,现代化的国家机器)的适当分析加以规划。这场斗争将使我们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武装宣传,也必须从同样和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游击活动。今天,很难想象我们如何能够简单地再现1917年10月的模式,以一场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国的起义运动“出其不意”地打击资产阶级。

革命要走哪条路?与美国革命共产党的讨论

在其新的《(美革共)纲领草案》中,美革共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来说,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中,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和相当一致地加以扩展。包括交通和通讯工具在内的技术水平高度发达。除了在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量的武装力量集中在任何特定甚至许多的地方。”(《(美革共)纲领草案》,附录,第41页)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等到资产阶级最虚弱的时候,才能发动武装起义。根据美革共的说法,在那个时候,美国的革命“将从以城市为中心的大规模起义开始”。“这将导致在尽可能多的领土上建立革命政权,然后发动内战,最终彻底击败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反革命武装力量,并在尽可能大的领土上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有真正的胜利机会时,才能发动这样的战争。这需要三个基本因素:第一,社会和政府出现严重危机;第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人民之间的大规模动乱和造反;第三,一个有能力把大规模动乱和造反转变为有组织的起义,并给予全面领导和指导的先锋政党。”(《(美革共)纲领草案》,第1部分,第27页)

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问题上,这与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美革共是该运动的一部分)采取的立场大致相同:“党的战略,必须建立在控制这种革命势头,发动起义,立即进攻,迅速集中大量兵力向敌人进攻的基础上,以使敌人无法积蓄如一开始那样的远超起义方的军事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胜利,让进攻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为之后的内战作准备。通过这种起义的步骤,可以建立革命政权,从而成为真正的内战红色根据地。然而,与在被压迫国家不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种革命政权不能渐进地建立,而是要集中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随之而来的是全面内战,即新生的革命政权与残余的资产阶级控制地区之间的力量较量。”(P.贝克尔,《西欧“武装游击队”的错误路线》)

流亡法国的美革共主席鲍勃·阿瓦基安在他的著作《恐怖的终结,还是终结的恐怖》(1984年)中强调,在美国,革命将不得不等待时机,直到“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将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初步的群众起义协调成一场全面武装起义,这场起义至少可以在一些主要城市夺取政权,并从最初的突破口迅速推进”。

“话虽如此,同样也要强调的是,你们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所做的一切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一段政治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时期,为革命做好舆论,思想和组织力量的准备,建设党和与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有组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它们意义重大。这样,你才不会真的在革命时一无所有。但就拥有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而言,你基本上是在革命时一无所有。所以有两件事:第一,你不会想要立刻对抗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全部势力;第二,当一个帝国主义政权处于最有利的局面,且没有严重的经济或政治危机时,你不会想去反抗它。”(鲍勃·阿瓦基安,《我们真的能赢吗?》)

美革共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只强调武装行动的军事方面。这是其观点的主要不足之处。它们没有提到武装行动作为政治宣传工具来聚集力量的作用或潜力。这种观点预先限制了其他形式的斗争(即没有进行起义前的武装斗争),使群众目前的意识水平同他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实际斗争之间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国家正在为反击做准备。而实际上,革命共产党对群众说的是“不要拿起武器!”。他们似乎相信,一旦革命形势出现,无产阶级就可以不经过任何事先的军事准备,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军队发动武装进攻。

由于害怕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发生直接的对抗,美革共拒绝参与制定任何形式的革命活动,无论其性质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通过武装宣传来挑战资产阶级的权威。同样,美革共为资产阶级维护统治及其对使用武器和暴力的垄断做了贡献。我们认为,他们对革命暴力和武器用途的理解是错误的。没有战术和组织条件的范围内的任何实际经验(即便是很有限的经验),我们将无法正确地教育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使用革命暴力,因为这可能为最终的胜利铺平道路。我们不能让群众只靠自发的斗争单独进行斗争。

我们的立场与美革共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于后者来说,游击战争和武装斗争总体来说是起义时发生的内战的组成部分;而我们认为,武装斗争是共产党人在积累力量过程中必须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把武装斗争理解为一种必须从历史发展的整体和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阶级斗争的客观物质条件中产生的东西,从而把它纳入革命战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革共所谓的迫使共产党陷入一场长期的合法斗争以准备起义的客观条件,被比作引发武装斗争的条件。

150年的共产主义斗争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在目标(革命)和必须进行斗争的方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分歧。对于一个真正希望革命的共产党来说,在各方面、各领域(包括武装斗争)迅速准备革命群众斗争的全面条件,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先锋队活动的概念是否排除了党的工作、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组织性的任务?不,当然不是。相反,它以这些工作为先决条件并加强了它们;它使先锋队的活动具有更自觉的特点。

声称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系列迅速起义将使建立红色根据地成为可能,是对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建构,这与毛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这也是对俄国和中国第一波革命经验的错误总结。

我们采取1917年10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通过起义来模仿俄国革命的企图,这普遍存在于第三国际的构想中,是不会给其自身带来任何好处,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们是基于对当时历史现实的误解。“事实上, 可以这样说,起义策略要以特殊的条件为前提,就像俄国革命战胜了分裂的敌人(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和议会主义等)一样,这些敌人被危机和战争削弱,最终溃败,等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在布尔什维克起义者的策略中发现了一个适用于全世界所有革命斗争的战略模式时(从1919年的柏林到1927年的广东),它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个将起义(以及随后发生的内战)视为组成部分的战略选择,不允许人们把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此外,它还妨碍了人们掌握那些在现代化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在其发展阶段的性质、社会民主主义的背叛,这些都是迫使革命运动采取长期性战略的因素。这就阻止了共产国际形成正确的路线,忽视了力量积累的任务和从推翻资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的视角。

随着将革命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合法斗争,之后是起义),整个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实践中放弃了起义的准备工作。随着合法斗争越来越有别于与为起义做的准备工作,革命纲领逐渐演变为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合法主义纲领。这条机会主义路线所获得的广泛认可,不但没有使起义更加临近,反而更加推迟了起义的时刻。例如,在德国,红军未组织好夺取政权的正确战略,共产党也没有能力领导一支单独的军队进行自卫。它目睹了人们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庞大人民组织的毁灭,此前当法西斯分子掌权时,它重新组织起了500万选民和10万人的红色阵线。

第三国际各党的彻底崩溃是起义理论错误的代价高昂的证明。资产阶级在各地都从无产阶级群众手中重新夺回了主动权:1922年在意大利(由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向罗马进军),和保加利亚(军事政变),1923年在西班牙(沃尔德马拉斯的独裁统治),1932年在葡萄牙(萨拉查),和德国(纳粹的掌权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破坏),以及1933年在奥地利(1939年以共和国的战败而告终的内战)。(译者注:原为如此,疑录入错误)

“接连的经验表明,起义理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来说,远不是决定性的;恰恰相反,当失败不断积累,帝国主义战争没有迫在眉睫时,资本主义向工人们提供了一些好处。机会主义者利用这一点,在工人组织中推行改良主义、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忽略积累革命力量,回避先锋队通过漫长的过程形成的使命,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地带有意识地把未来国家控制的工具和条件部分押注于人民群众身上——这一过程称为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它以起义的形式出现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进行曲!》,刊物,第7期)

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尽管有了重大的突破,但诞生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却不能确定革命将要发生的新条件(或者他们了解这些条件,但不能把它们转变为适当的政治行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压力是不能把握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不宣而战的长期内战。

具体来说,第三国际在某一时刻分裂成两股潮流。一个是支持列宁起义理论的错误版本,该理论部分由纽伯格(Neuberg)[与共产国际(IC)有关的一个团体的化名]提出;另一个是持久人民战争。一边的代表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另一边则是毛泽东。对起义理论的机械运用,使得共产党重蹈了第二国际党和组织的覆辙,即把合法的工作与非法的工作分离开来。他们被引导进行武装斗争和非法行动,而这些活动一般服从于合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第一阶段(涉及鼓动和政治宣传的长期工作)实际上已不再被认为是第二阶段的一个筹备步骤。

加拿大的持久人民战争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革命战略的总体演变,我们已经考虑到它的不足、大胆、长处和弱点,我们必须改进我们在加拿大社会的革命实践,努力克服它的落后之处。如果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我们将会是糟糕的共产主义者,“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毛泽东,《实践论》)

我们仍然不清楚加拿大的持久人民战争该如何开展;除其他事情外,我们还需要研究原住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我们能够掌握其应用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正如毛主席所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我们制定的战略是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这一过程是在一个不间断的革命过程中逐步进行的。

帝国主义国家的转变,正在造成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的薄弱,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我们的敌人比我们强得多。这种不对等迫使我们增强实力,以克服这种政治失衡。

在他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毛主席研究了定义和描述革命力量弱于反动力量时的各种因素。毛主席并未局限于机械地评估各方力量,没有得出类似:我们的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所以不可能对他发动战争——的结论,毛主席分析了双方(革命一方与反动一方)的一切矛盾,并强调了区分双方和将双方联系起来的方面。“为什么是持久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我们的结论必须“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

加拿大的特征是什么?

加拿大是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拥有强大的警察部队和军队。加拿大的资产阶级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国外向被压迫的人民发动了战争。它还对本国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原住民发动战争。资产阶级约占人口的5%。它通过经济竞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争斗。这种竞争愈发具有对抗性。

无产阶级人数要多得多,但在组织上却很差,政治化程度不高,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分裂,这些代理人基本上是在驯服的压迫运动中工作的。在无产阶级中,来自移民、青年、原住民无产阶级和受双重压迫的妇女等最受剥削的工人们,是潜在革命力量的坚强核心。他们经受住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冲击。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贫困的报告,贫困率已经持续上升了25年。根据该政府机构的数据,1997年的家庭贫困率(22.4%)要高于1989年、1981年和1973年。这意味着自1973年以来130万户家庭变得更加贫穷。

贫困率在年轻家庭中大大增加。1981年,一个年轻的家庭(年龄最大的成年人在25岁以下)面临着平均21.7%的贫困风险;自1997年以来,这一风险翻了一番,上升至46.1%。下一个年龄段的贫困率也更高:在2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贫困率从1981年的12%上升到1997年的18.9%。至于以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1981年的贫困率为53.3%,在过去十年中,贫困率在55%至60%之间波动。

贫困率最高的是原住民、“显而易见的少数民族”和残疾人。根据1996年的一次人口普查,1995年,43.4%的原住民、35.9%的少数民族和30.8%的残疾人生活贫困。这些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22%)。

活跃人口中贫困率的增加反映了从工作市场获得的收入的的不足。每年至少工作49周的贫困工人人数显著增加,从1981年的14.7%增加到1987年的21.9%。仅考虑收入的话,加拿大活跃人口中有近160万户家庭在1997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不考虑政府转移支出则有110万户。

贫困的范围——一个人的预计收入比贫困线低多少——也在大幅增加。从1981年到1997年,所有贫困家庭的贫富差距几乎翻了一番(86.4%)。仅考虑来自就业市场的收入的话,同期的贫富差距增加了96%。

对于大约40%的加拿大人来说,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些群体更容易受到长期贫困的影响:单亲家庭、明显属于少数民族的人、新来的移民、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以及那些独自生活的人。一个人在贫困中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摆脱贫困。

加拿大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加拿大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决定了双方的军事战略战术,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也预示着革命的最终胜利。目前,在不详述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的细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概念,强调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的某些方面。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需要的三个工具中,党是最重要的一个。没有基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领导,革命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屈服于冒险主义和武装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战争需要的第二个工具是革命军队。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寻机寻乐的冒险家,也不是急于同资产阶级算账的一群人,而是一个不同于党的积极的机构,它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完全承担党给它订下的军事目标。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武装斗争是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或是人民、共产党和革命的胜利。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红军的武装斗争是另一种形式的。首先,武装宣传活动是为了向工人阶级彻底地介绍共产主义纲领的原则;这种形式的活动由旨在实现政治目标(有时是军事目标)的小团体执行的小规模行动组成。在这个阶段,我们不是占领地区,而是发动突然袭击,包括在短时间内集中兵力,也就是完成任何一项既定任务的时间。因此,持久人民战争将经过一个准备阶段,包括革命的共产党的建设、红军的萌芽和群众斗争。这一步(军事战略依赖于军事技术水平:正是恩格斯指明了这一真理)经历一个过渡,进入下一个阶段——战略防御——群众运动的要求和其政治性质以及他们的革命上的政治和战斗活动将自我转变。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是战略上的防御时期,但在战术上是进攻时期。

在发展的另一个阶段,红军将进行歼灭敌人的战斗,同时担负起针对群众的政治宣传任务,培养群众的组织力量,以创造反攻力量。因为红军是一支人民军队,在战争中组织群众也是其目的,党员可以根据党的需要,在这支军队中进行战斗。然而,并非所有的红军战士都是党员。

无产阶级需要的第三把“魔剑”是群众中的统一战线。第一波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表明了在帝国主义的核心建立反攻力量的组织的必要;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共产党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抵抗表明,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展反攻力量是可能的。

党将会有计划地鼓励群众建立真正可靠的、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并建立由人民自主控制和组织的多重网络。这些组织,它们将在需要时自行产生,从一开始就将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核心。党将要求成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委员会,在那里,群众将能够以严格的阶级观点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些组织将共同努力,围绕党和革命军队建立和发展一个完整的网络,一个新政权的雏形将在孕育之中。“正是在这些新组织的名义下,真正的无产阶级,在这些组织中,他们学会了自卫,学会了与敌人作战,但最重要的是,在党的帮助下,确立了对社会的领导地位,群众才会崛起。他们将准备好为保卫自己的组织以及围绕党的庞大网络做出任何牺牲。他们一旦知道资产阶级要消灭他们,就会拿起武器来做这些事。”[摘自革命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的《纲领草案》]

我们必须做什么?向帝国主义宣战?这听起来也许很可笑,但我们正在这里打一场战争,即使没有宣战,但客观上,资产阶级正在领导一场全面的进攻,以防止无产阶级重新集结它的力量。资产阶级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也必须通过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很好地掌握了形势:无产阶级就是从这种弱小的状态开始其斗争的。反动派虽然人数较少,但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可供他们支配;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所捍卫的制度传播着战争、苦难,在性质上是退步的。这一制度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敌人的特点。革命阵营则相反;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它没有国家机器,但斗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它还掌握着一个以正确的理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这个党由最具革命性的和人数众多的阶级——无产阶级支持。

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它的大部分城市占据了其国土的一小部分。持久人民战争将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和城市地区。“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将在那里出现。在这一进程中,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又将是最重要的。这场革命将围绕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庞大地下网络展开。”[革命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纲领草案》]

在战略防御阶段,“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毛泽东,《论持久战》)

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持久人民战争的主要区别,是每一阶段的时间长短和内容的不同。在被压迫国家,游击战会长期停留在战略相持阶段,因为游击战可以建立在稳定的根据地之上。在帝国主义国家,这一阶段包括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集中力量,发动起义,占领一个主要城市,使群众组织能够(在公开的基础上)牢固地、长期地扎根。这一时期标志着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过渡。

起义和夺取一个主要城市之后的时期,是对资产阶级内战的一个新阶段。我们本可以试着从这一点上推测内战将如何进行,但这对革命运动毫无帮助。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尽力去理解和吸收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学说,并把它运用到我们的革命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