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杂志
二〇一八年

论ICOR的沙文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理论

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理论方面的领导者斯蒂芬·恩格尔，试图用他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理论来“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他已经将此当成了他的使命。并不像他的“思维方式”里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他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面临着来自MLPD领导的“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不同成员的许多反应，他们对自我希望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尽管这很有限。这个观点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提出来的，这是ICOR决定举办第三次世界大会的时间。当所有的观点试图通过列举资产阶级统计数据、制造模糊的解释和混乱的数字组合来扭曲和否定马列主义时，这使得它更令人难以置信。斯特凡·恩格尔在国际客人面前毫不羞耻地解释（有时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理解！）说，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受压迫国家，而是生活在帝国主义国家。然后他继续将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和南非等国家与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相提并论。乍一看，这种比较是与现实脱节，但仔细观察这只不过是诡辩和沙文主义的机会主义，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新”内容提供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主义”或“依附理论”。由于MLPD和（其朋友）ICOR试图将自己表现为“新国际的萌芽”，将其他人视为“国际合作的工具”[1]，由于ICOR希望他们的“观点”被看做是“ 普遍适用的”和得到“承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斯特凡·恩格尔的《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提出一些批评。

“在分析中，德国马列主义党把14个国家确定为新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在国家大小和发展阶段上有差别，也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方面有差别。这些国家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构成的金砖五国（BRICS），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构成的迷雾四国（MIST），还有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伊朗。在一定阶段，这些国家发展出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这与它们最近的社会发展是分不开的。37亿人生活在这14个国家，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一半。在其他一些国家，形成新帝国主义国家的过程也已经很明显了。当然，这还有待于分析。”[2]

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作为起点被缩短并扭曲为斯蒂芬恩格尔的“分析”，他忽视了产生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否定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和每一个科学的观点。恩格尔写道：“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其经济由垄断组织决定的国家；垄断组织越来越使国家政权处于从属地位，并谋求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支配。”[3]但列宁写道：“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4]对于MLPD来说，发展帝国主义垄断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完全无关紧要。这种帝国主义垄断是金融资本，它的核心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将独立市场视为必要条件。在今天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这项建立民族的任务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今天的中帝和俄帝的情况是例外，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表明斯特凡·恩格尔的“分析”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有多么不一致。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5]

通过分析，斯大林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即民族形成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施行是一个时代的一部分，这已经很久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这些不能简单地从外部“应用”，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 理论未能成功做到的事情。随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发展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MLPD可能不会错过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废除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和从而结束了它。列宁将其描述为帝国主义之间世界领土的最终瓜分和资产阶级进步性的彻底丧失，帝国主义在所有方面都趋向反动。由于这一点，资产阶级在新时代变得腐朽无能，无法将受压迫的土地从民族压迫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得出这一结论，斯大林为新时代的无产阶级设定了任务：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6]

斯大林分析说，在新时代，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转向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当帝国主义达到它的顶点（最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资产阶级彻底地失去了历史上的进步性，其利益在于维护帝国主义统治而不是像列宁所指出的解放[7]。因此，民族解放的任务成为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任务。现在，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已经把这项任务放在了肩上。

在过去30年（MLPD假定14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凭空出现）的时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民主革命在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取得胜利。这些都是斯特凡·恩格尔所关注的信息。相反，他试图用粗暴的技巧来欺骗读者。例如，他认为土耳其在凯末尔·阿塔土克[8]的土耳其国家的基础上赶上了民族解放，这为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土耳其共产党人和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TKP / ML）创始人易卜拉欣·凯帕喀亚（Ibrahim Kaypakkaya）在20世纪70年代批评过的论点。凯帕喀亚在分析中指出，阿塔土克并没有解放土耳其，而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并将国家出卖给了他们。与将凯末尔主义描述为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斯特凡·恩格尔相反，凯帕喀亚将凯末尔主义界定为法西斯主义。凯末尔在土耳其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其基础是对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压迫[9]。斯特凡·恩格尔似乎已经找到了土耳其在数字游戏中显然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证据：“在20世纪70年代末，土耳其仍有5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到201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不到20%。” [10]恩格尔先生用土地上的农民和工人的百分比来衡量国家的特征。我们假设MLPD和斯特凡·恩格尔已经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此我们假设他们应该知道数量和性质之间的差异。当列宁写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德国、意大利、法国或奥地利等国人口中的农民数量高于工人数量，或者至少具有重要意义。按照恩格尔的推理，这些国家当时应该算作封建制度，这使他与列宁直接矛盾。今天没有人会认真地说这样的废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出了政治事实不能简单地通过数字游戏来消除。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接受斯特凡·恩格尔任何的数字游戏，我们也不同意单纯地数量增减可能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性质和特征的观点。

在土耳其之后，印度成为斯特凡·恩格尔在“分析”中被列为“新帝国主义”的国家之一。“自从1947年摆脱英国而独立之后，印度这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为工业化和资本商品生产建立了相对全面的基础。”[11]他继续说：“伴随着‘绿色革命’的发生，印度开始了农业的资本主义产业化。”[12]对于斯特凡·恩格尔的这个假设，我们想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分析做出回应，这个分析并不是在德国的办公桌（橡木的？）上得出的，而是在持续了50年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得出的。印度人民战争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革命。

印共（毛）的总书记贾纳帕蒂解释了该党的路线，如下：“1947年8月15日（英译者注：印度独立）之后，我们从未见过印度经济、国防、内部安全、政治、文化和整个国家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融合到如此程度。”[13]根据印共（毛）的分析，印度的“独立”并没有导致印度经济独立发展的加强，相反它加深了帝国主义的渗透。正如斯特凡·恩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绿色革命”推进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是一种甚至连让·齐格勒（ Jean Ziegler ）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全球化批评者”也没有的公开的亲帝国主义立场。它主要加强了封建大地主所有制和帝国主义垄断，并导致印度数十万农民破产。

我们总结一下。随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已经无法担负起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必要条件的民族解放任务。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在被压迫民族中始终领导解放斗争的阶级。列宁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全面的反动，其发展没有丝毫进步性。列宁的这一重要教导是否在MLPD中出错了？或者MLPD是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至于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导只是作为口头上的服务？斯特凡·恩格尔以一种非常不加批判的方式运用资产阶级的统计数据，试图表明帝国主义的“发展”，好像是殖民地和半殖民通过魔法“达到帝国主义）的同等水平”，帝国主义是带来质的发展的帝国主义。斯特凡·恩格尔说，这一切的关键是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MLPD的分析

“在新殖民主义的附庸国家内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的协助下，这些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建立起了大量的工业生产设施。”[14]

“同时，涌向新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洪流，无意中加速了新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出现。”[15]

“从2007年到2014年，新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输出中的比重从10.2%提高到了30.9%。”[16]

斯特凡·恩格尔使用“无意”这个词可能是他诡辩的高峰，它定义了他的“新理论”的整个方法。为了避免解释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如何以有计划和有意识的方式传播发展，以及它们如何战胜帝国主义固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尴尬，这一小小的补充被纳入文本中，这应该足够摆脱困境（好像很容易！）。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被这小的“补充”所欺骗，并且会看到MLPD的论点背后的真正内容：帝国主义内在的进步潜力。“每个国家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是MLPD的座右铭。帝国主义资本越来越深入地渗透殖民地越好。这样，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机会就越大，完全不需要民主革命。很实用不是吗？这一点来自MLPD。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7]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扭曲列宁的论点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输出资本的每个国家都被视为帝国主义。按照这种荒谬的推理，很难找到任何“非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指出，资本输出已经变得“非常重要”，成为主要焦点，这是帝国主义的寄生特征所凸显的。例如，印度虽然向孟加拉国、尼泊尔、苏丹等国输出资本，但主要是在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口货物，资产阶级统计的统计数据甚至也表现出这一点。当我们考虑出口什么样的商品时，这个例子变得更加清晰，因为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出口商品而不仅仅是资本，这一事实应该在德国特别明显。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具有特殊性，主要是生产资料，与原材料、食品、面料等其他出口的商品大不相同。为解决资本输出问题，似乎有必要先澄清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其次要问自己这个资本在哪里积累。关于第一点：卡尔·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存在总是在推动其扩张。基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没有资本不会推动自己扩张，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在被压迫国家。但是，如果有人将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那么帝国主义的性质就会被扭曲，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教导也不会以正确的方式应用。举一个例子，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时代，资本已经出现了扩张的驱动力，如果我们看看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它的存在规模并不小。尽管如此，卡尔·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开始幻想帝国主义的出现。关于第二点：从被压迫国家输出的大多数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传递资本（pass-through capital）”，即通过另一个国家的不同路线流动的外国帝国主义资本。谈到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印度。2006年，德国水泥生产商HeidelbergCement在印度水泥研磨厂Indorama的股票增加了50％以上，成为其主要所有者。Indorama仅在几年后成为印度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在形式上，Indorama仍然是一家传统的印度公司。 Indorama作为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商之一，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还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输出资本。输出的资本是德国的垄断资本，Indorama的收入大多归德国的所有者。这有一些无数与Indorama相似的例子，表明“印度的资本输出”实际上是美国、英国、德国等通过“中间站”印度的资本输出。如果我们转向贾纳帕蒂，我们看到印共（毛）将帝国主义的加强看做印度扩张主义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一重大变化（编者注：美帝国主义加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印度扩张主义者在南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

即使是ICOR的印度成员，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红星[CPI（M-L）-Red Star]也部分地认识到斯特凡·恩格尔作品的欺骗性。他们在公开批评中写道：“更深层次的阶级分析只会表明，与‘资本输出’相关的这个谜语仍然只存在于‘形式’中，而真正的本质存在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关系中。金融资本甚至可以在不使用正规资本输出的情况下从依赖国家掠夺剩余价值。……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和新殖民主义国家之间所谓的统一和密切合作，通过新的工作分配、数字化、金融投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工人和自然的掠夺增加，改变民族基础的制造业，导致国内不同的反对等等，这实际上加深了两者之间的历史鸿沟而不是解决他们的分歧。” [自译] [19]

即使这种批评是合理的，并进一步证明了MLPD的毁灭，它也不得不被视为与印共（毛）的明确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机会主义组织。最后他们写道：“但是，自帝国主义改变以来，忽视新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可能性将是教条主义。”（同上）MLPD“分析”的资产阶级核心也存在于这种批评中，这种批评更为现实，但它也承认了新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的可能性，而且它也指责任何不认可这种可能性的人是教条主义。

在作为“无意”的殖民主义破坏者的帝国主义前面，MLPD的观点公开地站在了金融资本一边，它必须被视为为资产阶级的，因此也是反动的。该观点主要针对被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国家的ICOR成员。该观点削弱和阻止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的斗争。通过这篇论文，MLPD为ICOR中的沙文主义打开了一个额外的门户。它不仅否定了受压迫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而且还否定了被压迫民族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风暴中心的作用，这又反过来否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包含不同类型的革命。MLPD片面地看待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效性的努力，违背了当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发展真正引起他们的关注，那么在这样的“新理论”中，ICOR中没有革命，没有反帝，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对这种领导产生任何兴趣。

否认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要内容以及造成国际鸿沟的努力是这种“新”理论的实质，这种理论以前所有可能的形式和形状都已经被考茨基、赫鲁晓夫或林彪代表过。这一理论来自德国的事实在历史上被认为并不令人惊讶，列宁已经将“德国沙文主义”称为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形式。必须在这里说，在形成意识形态的路线和立场时，我们不相信巧合。因此，必须注意客观要求，特别是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争取欧洲霸权的德国已成为美国在全球主要的联盟伙伴。斯蒂芬·恩格尔的论文试图粉饰美国作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的角色，以及反革命的全球堡垒作用，成为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阻碍。 MLPD不仅为美国，而且为“他们的”帝国主义德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通过简单地使用革命话语来消除。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与南非、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形成对比的俄罗斯和中国确实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这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复辟和恢复，反对建立在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现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普遍适用的、使被压迫民族最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官僚资本主义”理论。

官僚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教导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斯蒂芬·恩格尔截然相反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并没有在中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相反地打断和限制了它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0]

在中国革命的经历中，毛泽东发展了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他将其定义为不是在胜利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兴起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上的。官僚资本主义以不完全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它以半封建为基础，利用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统治方法的原因。

秘鲁共产党（CPP）根据官僚资本主义的论点分析了秘鲁的情况，并强调了这个理论对受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意义：

“在这个理论的应用中，他（贡萨洛主席）将官僚资本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带到欠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必然会通过封建主义，并且顺从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不是绝大多数人的，而是帝国主义者、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在毛主席的理论的基础上，他指出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五个特点：1）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欠发达国家使用的资本主义。它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大银行和大资产阶级巨头的资本。2）剥削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限制中等资产阶级。3）它经历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联合起来并成为国家垄断的买办资本主义的过程，它在第一阶段发展成为私人垄断的大资本，在第二阶段，与国家权力结合，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当它达到发展的顶峰时就造就了革命的沃土。5）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具有决定性作用。”[21] [编者注：自己的翻译]

斯特凡·恩格尔之所以对资产阶级统计进行“分析”，而完全“放弃”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理论，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正是那些被MLPD定义为“新帝国主义”的国家显示出强大的官僚资本主义，但是MLPD试图利用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作为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据，这再次表明 MLPD为隐藏帝国主义压迫提供“理论”支持。

通过对中国社会及其矛盾的分析，毛泽东发展了以下今天普遍有效的理论：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22]

将共产主义者毛泽东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发展了50多年。这场革命包含成千上万人，并将印度的重要地区变为解放区。由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领导的印度人民战争是“新理论”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但也是印度政府指出的“对印度内部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一个因素。正是这些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的党派在ICOR内部处于重要地位。其中一个党派是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者）- 红星。该党反对人民战争，而不是参加人民战争。这样党派在ICOR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应该让任何诚实的革命者（对该组织）感到怀疑。正是ICOR的一些成员对印度人民战争的无知和公开攻击导致一些组织如挪威组织为人民服务（Tjen Folket）退出。他们对与印共（马列）-红星的合作所找的理由，特别是他们对印度革命的无知，给ICOR腐化的过程添了砖加了瓦。更何况他们还标榜自己是印度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就显得尤为严重。ICOR的领导人公开捍卫帝国主义秩序，反对新的无产阶级秩序。

ICOR会把我们领向何处？

由一个党领导的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国际协调，以其“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清楚地表明其作为帝国主义秩序捍卫者的本质，这种“国际”不会指明国际无产阶级或任何被压迫人民和民族通向解放的道路。相反，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即如果他们的理论得到承认，那作为机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表的ICOR就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希望所有那些对“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产生怀疑的人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其目标是在全球革命运动中揭露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并使其走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道路。   

参考书目：

[1] Initiative für den Aufbau einer Revolutionär-Kommunistischen Partei, Kommunistische Aktion/Marxistisch Leninistisch, Trotz alledem, Bolshevik Partizan, “1917-2017: Die Menschheit braucht neue Oktoberrevolutionen!”, January 2017

[2]斯蒂芬·恩格尔，《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https://irn.proletar.ink/156/）

[3] 同上

[4]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6]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7] “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 （希法亭，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8] 斯蒂芬·恩格尔，《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9] 易卜拉欣·凯帕喀亚，Views on Kemalism

[10] 斯蒂芬·恩格尔，《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11] 同上

[12] 同上

[13] Jan Myrdal and Gautam Navlakha, In Conversation with Ganapathy,

General Secretary of CPI(Maoist)

[14] 斯蒂芬·恩格尔，《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15] 同上

[16] Monika Gärtner-Engel, On Today’s Application of Lenin’s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Imperialist Countries

[1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 Jan Myrdal and Gautam Navlakha, In Conversation with Ganapathy,

General Secretary of CPI(Maoist)      

[19] P J James, CPI (ML) Red Star, Imperialismus heute, Mai 2017

[20]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1] Kommunistische Partei Perus, Demokratische Linie

[2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